在厦门，振宁开始了他少年时代正规的学生生活。
开学的第一天，一位和蔼可亲的教师走进教室，自我介绍说，他姓汪，从今天开始，由他来教这个班的所有课程，并对大家说了一番鼓励的话。振宁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位教课认真、耐心细致的汪老师。
在振宁的心目中，汪老师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什么都懂，什么课都会教。振宁的各门功课都学得很好，特别是对数学和国文的兴趣更大。
但对小振宁来说，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他最不喜欢上手工课，因为他的动手能力比较差。每当看到同学的手工受到老师的表扬时，他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这一天又是手工课，汪老师给大家讲了用泥巴捏小动物的方法和要求，并做了示范。一堆烂泥经汪老师的手一捏，就变成了活灵活现的小动物，振宁感到十分新奇。该轮到学生自己动手了，振宁认认真真地捏了一只鸡，自我感觉还不错。放学后，他拿着自己捏成的鸡兴致勃勃地往家跑，没进家门就大声喊了起来：“妈妈爸爸，你们看我捏的是什么？”
满以为会受到夸奖，没想到父母看了后，笑着说：“很好，很好！你捏的这段藕真是太像了！”
在这段时间里，振宁最高兴的事就是到海边去玩。他喜欢和小伙伴们光着脚在柔软的沙滩上跑来跑去，追逐浪花；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海边，看着一艘艘轮船在波涛翻滚的海面上鸣着汽笛驶向远方；他还喜欢和伙伴们一块儿在沙滩上捡贝壳，不过他每次捡回的贝壳都是极小的，但却非常精致，父亲说这是儿子的观察力不同于一般人的表现。
这一天，振宁跟着父母来到了风光秀丽的鼓浪屿。第一次到这个地方来，他觉得一切都很新奇，不停地跑来跑去，父亲怕他出什么意外，狠狠地把他吵了一顿。他马上安静了下来，但心中却老大地不高兴。
父亲按下快门，把他这副不开心的样子拍了下来。30多年以后的1960年，父母要到日内瓦与振宁团聚了，振宁的弟弟翻出了这张照片要他们带去，父亲连连摆着手说：“不要带！不要带！那天我骂了振宁一顿，他很不高兴。”
1929年的秋天，父亲接到了清华大学的聘书，被聘为数学系教授。振宁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自己的小伙伴，告别了亲爱的汪老师，告别了大海，随父母搬到了北京(当时叫北平)，住在清华园的教职工宿舍里。
当时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内忧外患，灾难重重，但清华园的围墙似乎把这些都隔绝开来，校园里是另一番景象。
在一个学习气氛浓厚的小环境中，振宁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学习着。
在这里，除了学习之外，一大群年纪相当的孩子呼朋引伴三五成群在校园里玩耍。校园里有一个很大的土坡，离土坡不远处有一条河，河上有一座用两片木板搭成的小桥，桥上没有栏杆，行人走在上面都有点胆战心惊，但这里却成了孩子们练习骑车的最佳场所。他们骑着自行车从对面土坡上冲下来，在小桥上疾驶而过，引得过路行人大声惊呼，他们却觉得十分过瘾，开心地放声大笑。多少年之后，上了年纪的杨振宁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还十分后怕。清华大学生物系有成排的大金鱼缸，在每两行缸之间有一条用砖砌成的小沟，大约两寸深，六七寸宽。这些鱼缸要定期搬走去清理，每当这时，快乐的孩子们又把这里当成了练车场。他们进行沿沟骑车比赛，振宁的花样最多。当时振宁的弟弟振平只有4岁，他常常把弟弟放在他和车把手之间的小座位上，沿沟快速行驶，不懂事的弟弟高兴得直拍手。可是有一次出事了。这天，振宁带着弟弟刚骑上车，由于车速太快，失去控制，连车带人重重地摔了下来，弟弟的额头撞在了沟沿上，裂开了一个大口子，鲜血直流，振宁带着弟弟飞快地向医院跑去。包扎好后回到家里，振宁从家中找到了一种药，名叫“金钱素”，他哄着弟弟说：“快吃下去就不疼了，这件事千万不要告诉爸爸妈妈！”
弟弟顺从地点点头。可是父母回来后一盘问，弟弟全盘托出，结果是振宁挨了一顿骂。除了骑车之外，振宁和同伴们一起经常在草坪上做游戏，在槐树上荡秋千，在院子里打乒乓、弹弹子、扔瓦片，观察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学习生活。
这段宁静快乐的时光给振宁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几十年之后，杨振宁提起这段生活，还一往情深地回忆说：“清华园的8年在我的回忆中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
“在我的记忆里头，清华园是很漂亮的，我跟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
4．动荡不安的中学时代
1933年初秋，振宁进入位于北平西单绒线胡同的崇德中学学习。这是一所英国人开办的教会中学，教学质量很高。
在这里，振宁接受了正规的中学基础教育。振宁聪明好学，读书对他来说，是件毫不费力的事。他的数、理、化成绩很好，国语和英语也学得很好，经常受到学校的表扬。可是不久，这种平静的学习生活被日寇侵华的炮声打破了。
1931年，深重的灾难降临到了中国人民的头上。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大举入侵东北三省，中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1935年，北平的抗日救亡运动一天比一天高涨。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同胞们！团结起来，打回东北去，收复我国的失土！”
悲壮的歌声、激烈的口号声在北平的上空回荡。祖国在沦丧！民众在流血！国破家亡的惨状，严酷的社会现实，给少年杨振宁以极大的震动，他开始思考许多问题。
1935年12月9日，北平6000多名爱国学生举行大游行，向当局示威，遭到了大批反动军警的残酷镇压。12月10日，崇德中学的学生参加了全市学生的总罢课。12月16日，全市1万多学生和市民再次走上街头，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
在中山公园举行的演讲会上，杨振宁代表崇德中学参加了演讲，演讲的题目是《中学生的责任》。
他满怀激情，慷慨陈词，演讲不时地被一阵阵的掌声所打断。
1937年7月，杨振宁即将升入高中二年级。这是中国人民永世难忘的一个夏天，郊外卢沟桥畔传来了七七事变的枪炮声，日寇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北平的局势更加紧张，清华园里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杨振宁一家又一次卷入“跑反”的队伍中。全家人乘火车，途经天津到了南京，再换乘轮船到芜湖，又换乘汽车日夜兼程回到了故乡合肥。他们住在合肥北油坊巷一幢住宅内，这是杨振宁的叔叔杨力磋替他们买下的。不久，振宁的小弟弟振复在这里出生了。
父亲考虑到振宁的学业，心中非常焦急，经过多方联系，1937年9月，振宁进入合肥大书院的庐州中学(原安徽省立六中)继续读书。可是开学不久，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已飞到了合肥上空，不断地进行轰炸，庐州中学已不能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于是学校迁往90里外的三河镇。然而不久，这里的形势也紧张起来，庐州中学不得不停办了。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攻占南京，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进行了震惊中外的血腥大屠杀。
在短短的6周时间里，日军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居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达30万人以上。消息传到三河镇，人们更加惊恐不安。这时，振宁的父亲远在长沙的一所大学里任教，那是一所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合并而成的临时大学。
在这炮火连天的岁月里，全家人身处两地，振宁的母亲更放心不下的是丈夫，他独身在外，不知他那边的情况怎样。
父亲在长沙，既为国难当头而忧心忡忡，又为全家人身处险境而惴惴不安。正如他的一位学生朱德祥先生所说：“老师在长沙，多次同我们讨论日本和德国法西斯政权侵略成性，中国摆脱帝制不久，国势不强，人民受教育水平低，在日本侵略者面前要吃大亏。”
“老师还担心师母带着五位幼小弟妹留在合肥，师母又是缠足，若有闪失，老师必将抱恨终生。老师日夜思念，几星期后，前额头发就一片斑白了。”
看到老师的情况，学生们都为他担心。
有一天，几位学生来劝他赶快请假回合肥，把全家人接来长沙，但他却摇了摇头说：“临时大学刚成立，教学研究工作很紧张，我这时请假离开不太合适。”
1938年1月，临时大学决定迁往昆明，振宁的父亲才离开长沙回合肥。
在与三河镇相邻的桃溪镇，全家人团聚了。他们匆匆收拾了行李，在这滴水成冰的隆冬季节，启程前往昆明。他们从桃溪镇出发，辗转到了汉口。这时的汉口，已成了难民的集散地，难民所已容纳不下越来越多的难民。人们衣衫不整、污垢满脸在街上流浪、讨饭。这悲惨的场景给振宁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看到汉口的景象，全家人不敢在这里多停留，又开始了长途奔波。他们先乘火车到广州，又到香港，再坐船到越南，沿红河北上，越过老街到了中国云南的河口，乘火车，最后于1938年2月到达昆明。全家人的这一次远行，横跨中国6个省，穿越国界，全程约5000公里。全家人在这漫长的旅途中，历尽了艰辛，吃尽了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