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像一棵适逢新春的老树，开始发芽抽枝，他要把他的枝丫伸向祖国的任何地方，他要看到祖国春色满园的时刻。
1．夕阳红
钱学森一生得到的荣誉和奖章，他根本就记不得有多少，他的儿子永刚和女儿永真，曾指着放在储藏室里成堆的奖牌戏谑父亲：“爸，你都快成奖杯专业户了！”钱学森听到儿女的话，总会眯起他慈祥的双眼：“这些都是过去的，我不需要。”他还适时地教育孩子：“奖杯只代表一个时期的结束，并不代表现在或者未来。”
这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从来没因过多的光环而稍有停步，他光润的额头总是闪着饱满的亮光，虽然已近古稀之年，但他书房的灯依旧会亮到深夜，从不懈怠。
钱学森一生酷爱读书看报，每天早晨一起床，他总会习惯地坐在窗前的藤椅上，手边放一杯沏好的热茶，兴味十足地把当天的早报浏览一遍，把各条对他来说比较重要的新闻看一看。晚上呢，则躲在他自己的书房中看那些有学术价值的报道或论文。
他家里每年订的报纸杂志多得可以开一个小报亭了，钱学森总是说：“物质生活要适可而止，而精神生活千万不能适可而止啊。”
走进他的书房，不管是什么人，都会被四壁的书柜所吸引，满满的书把房间变成了圆形，这里除了窗户，再没有一处空闲地方了。
成千上万册的书籍占据了钱学森大量的宝贵时间，他除了白天上班之外，其余时间，全部花费在阅读刊物、书籍上。
钱学森又在向另一个新的科学挑战，他叫它———系统工程。
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钱学森就开始注意这种技术了，那时候，在他刚刚离开的美国，这种技术已经开始运用。他们把它运用在北极星导弹核潜艇的研制上面，使生产周期缩短了将近三分之一。
美国人称这种技术叫“计划协调技术”。
可惜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太恶劣，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使他几乎没办法安安静静地坐下来搞学问。
终于，到了1978年，科学的春天再一次光临祖国大地。那一年，钱学森又一次向科学的高峰发起了挑战。
他每天已不是8小时工作制了，他的一生也从来没有按照过这个规定。他每晚工作到深夜，而每天早上，天还没有亮，他就又翻开了书页。
与此同时，他还要参加各种补习班的授课工作，其中一两个补习班离他的住所比较远。骑自行车要半个多小时，钱学森本来可以用公车接送，但由于当时社会条件比较复杂，公车又太少，他总是把车让给别人，自己就骑着那辆很旧的“飞鸽”牌自行车，穿梭于北京的大街小巷。
早上，他以最快的速度起床、洗漱、吃饭，然后就推起他那辆小飞鸽急急忙忙往外赶，有时候，遇上交通堵塞，他会吃力地在人群里挤来挤去，等到了教室里，早已是一头一脸的汗了。
钱学森没有休息一下，擦一把汗，就开始了他的课程。
他的这种生活有两年多，在他的教育下，出现了许多品学兼优的学生，这些学生后来就担任起了教学的任务。
钱学森投入地研究他的系统工程，并写下了大量的论文。
他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张色彩鲜艳的“苹果树”。钱学森经常认真地在“苹果树”上描呀，写呀，原来只有几个枝丫的苹果树，被他画得越来越大。
那是钱学森用于研究的“联系图”，他按技术和组织上的各种时序和逻辑分别标在这棵苹果树上，再运用数学方法进行分析、预测，这样，要想知道的东西就会很清晰地在苹果树上呈现出来了。
钱学森的苹果树，不久就引起了研究所里工作人员的注意，他们纷纷拥向钱学森的办公室，争先恐后地看这棵神奇的苹果树，他们评论着，提问着，钱学森笑微微地站在旁边，看着他的学生们，心里有说不出的快慰。
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他的工程完成了。在部队，他给年轻的战士讲，讲他们的军队系统管理学。战士们笔直地坐着，一行行，一排排。眼睛睁得那么大，耳朵好像都要竖起来了，看着战士们个个威风凛凛，那么专注地听他的课，老人的心里乐开了花。
从部队出来，他又进了工厂，又从工厂到农村，从农村到学校，在他的大力帮助下，许多学校开设了系统工程专业，培养出了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的管理干部。
钱学森想用他的系统工程来帮助农民们发家致富。
他先是作工作报告，到处宣传，说他的这种计划是第六次革命。
人们不懂，不懂没关系，他干脆走进了山区。
在农家小院里，钱学森一边帮老百姓讲科学技术，一边向他们打听身边的困难。山区的农民，每家都穷得很，住的是用木头和草搭的小屋，屋里的家具也是木头的，哪里是家具呀，只不过是几块木头拼钉到一起的桌子或床，钱学森看到农民这样穷，更增强了决心。
看到满山的奇石怪草，他想到了种草植树，看到山下的水塘，他想到了养鱼和虾，看到废弃的木头，他想到了种蘑菇。他满脑子的好主意。
他把他的想法讲给老百姓们听，老百姓都高兴坏了，这些主意怎么以前就没想到呢？
在钱学森的带领下，每个家庭都做了一把又大又奇怪的伞，放在每一家的房顶上，人们用它做饭，烧水，方便极了，钱学森叫它太阳灶。有了太阳灶，人们再也不拼命地在山上砍柴了，所有的梗秸、草、树叶全都加工成饲料，拿去喂马、喂驴，这些牲畜的粪又可以去养蚯蚓，蚯蚓再拿去养鱼……这样一环套一环，形成了完美高效的生态环境。
钱学森对自己的设计比较满意，他骄傲地说：“这样的农业前景，不是彻底地解决了环境污染的问题了吗？”
1984年，他提出了沙产业的概念。他又一次运用自己的系统工程技术，提出了利用沙漠的观点。
“事情总是要有个开头嘛。”
他仍然笑微微地说，言语中透着自信。
他总是那样谦虚地笑着，这种笑，注定要伴随他的一生。
2．真正的幸福
1982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颁奖大会在北京召开，人们都在翘首以待。因为，在这个奖中，有钱学森的著作《工程控制论》。
许多人都想看看这位世界名人，他们激动地等待着。
可是，等读到钱学森的名字时，却迟迟不见钱老的身影！为什么他没有出席？许多人带着疑问失望而归。
此时，钱学森正坐在家中的书房里，安静地在看一本关于培养孩子学习能力的书，他被书中有趣的故事迷住了，他正在研究孩子的教育问题。
当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领奖时，钱老平静地这样回答：“那本书是宋健同志重新编写的，荣誉应该给他，如果一定要署上我的名字，也只能是‘原著：钱学森’。”
谦虚的钱学森，直到老年也是这样，每次参加集会，他朴素的中山装上除了一枚标着他名字的胸卡外，什么也没有。而他的学生们，却个个戴满了勋章。
1989年8月7日，为了奖励钱学森这样的爱国主义科学家，江泽民主席称他是“爱国主义的典范”、“中国人的骄傲”！
同年，国际理工界授予他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称号。
在一次座谈中，有一个人曾问钱学森：
“请问尊敬的钱老，您得到这个国际大奖是否很激动？”
没想到钱学森竟说出了下面的话：“不，我不是特别激动。”接着，他又说：“我的一生中，真正令我激动的事有三个，第一次是在1955年，我被允许回国，当我向我的老师冯·卡门告别时，把手里拿着的两本东西送到老师手里，他翻了翻，很有感慨地跟我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这时我的老师已经74岁了，我一听这句话，激动极了。心想，我这20年的奋斗目标终于实现了，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师，为中国人争了气！这是我第一次激动。
“第二次是1959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天我激动极了，我简直睡不着觉。
“第三次是1991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个人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我非常激动。
“我只是沧海一粟，一切功劳属于人民，一切荣誉归于祖国。”
一位外国记者也提问：“请问您如何看待留学生居留国外这一问题？”听到这个问题，钱学森笑了：“你说的是人才外流现象，这个不用怕，现在我们国家还穷，条件不如发达国家，他们回来也发挥不了作用，等将来我们发达了，他们会回来的，我相信！因为他们就是钱学森嘛，钱学森是会回来的嘛！”
这位为祖国奉献了一生的老科学家，即使是在晚年，也依然如同夕阳中最灿烂的那缕晚霞，散发着独具魅力的光和热。虽然岁月的沧桑留在了他宽宽的额头上，但那红红的脸，温和的笑，依然会使人想到他当年的风采。
太阳出来了，新一天就要开始了，我们可敬可爱的主人公———钱学森，又开始了他一天的工作。
“中国航天事业的成就是全国人民支持，4万人辛勤劳动，党和国家领导的结果，我个人不过是适逢其会，做了一点点的事，自己想来也很内疚，因为做得太少了。”
看，我们的钱老是多么的谦虚，他一生都虚怀若谷，不断向更高更远的目标迈进，直至心脏停止跳动。
2009年10月31日，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钱学森走完了人生之路，但他的科学事业并未完结，更多的年轻学子接过他手中的接力棒，在他的精神感召下，不断攀登科学高峰，使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名字———钱学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