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话则短，转眼到了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徐阶接获国子监生员的问候信，信中提到朝廷发生了弑君大案，当今皇上差点儿龙驭宾天。这一吓非同小可，细读书信才明白事情的原委。
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十月二十一日夜，嘉靖在宠妃端妃宫中，云雨过后，打发端妃另睡一室，独自熟睡。此时，宫婢（低级宫女）杨金英等十人，走到东间，解下仪仗上的花绳，搓成一条大绳子，做好准备。到凌晨两三点钟，宫婢们一齐拥入，来到嘉靖身边，托起嘉靖的脑袋，将绳套套在他脖子上，又怕皇帝发声，用一块黄绫抹布蒙在他脸上。宫婢们掐脖的掐脖，按身子的按身子，揿左右手的揿左右手，按腿的按腿，拽绳的拽绳，拼着全力要将嘉靖勒死。其时，被蒙着脸的嘉靖深睡着，喉间疼痛和呼吸受阻，只能发出唔唔的声音。
谁知两个宫婢直拉得香汗淋漓，娇喘微微，只把嘉靖勒得半死不活，却总是勒不死，绳套再也无法收紧，宫婢们一时慌了神。
也是嘉靖命不该绝，宫婢之一张金莲害了怕，突然想起谋弑皇帝的后果，她一个激灵，拔腿飞跑到方皇后宫中，报告了此事。方皇后气急败坏，衣冠不整地叫上贴身宫女随张金莲赶到端妃宫，刚进嘉靖卧室，就挨了一拳；又有人把灯吹灭，顿时一片漆黑！方皇后命随身宫女点灯，又被打灭，那宫女跑出端妃宫，叫来了管事太监，这才将杨金英等十人拿下，解下嘉靖脖子上的绳套，但嘉靖已被折腾得神志不清，连惊带怕说不出话来。
嘉靖神志不清，方皇后见机就假传圣旨，将杨金英等十人，连同她忌恨的端妃、王宁嫔迅速“凌迟处死”。
嘉靖被勒半死，气息甚微，御医们畏惧，不敢下药，太医院的头领许绅冒死调药医治，服药后许久，嘉靖忽大口喷血，吓得许绅伏地称“罪该万死”。延了半个时辰，总算缓过气来。嘉靖虽活了过来，可怜那许绅却因紧张，大受惊吓，回家不久就呜呼哀哉了！
待嘉靖神智恢复，见所爱端妃已被凌迟，心痛不已。他既感方皇后及时解救之恩，又恨她嫉杀端妃之酷，最后还是恨胜于恩，五年后宫中失火，嘉靖被陆炳救出，太监禀万皇后还在宫中，请下旨援救，嘉靖竟无动于衷，不施援手，致方皇后被活活烧死，为端妃报了一箭之仇。嘉靖此人的刻薄寡恩由此可见。
自此以后，嘉靖不敢在内宫歇息，说是常闻闹鬼，移居西苑，直到驾崩。
杨金英等谋弑皇帝，史称嘉靖宫变。然而，这些年方二八的低级宫女，手无缚鸡之力，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这等惊天动地事来呢？她们作案的动机是什么呢？
原来嘉靖为求长生，崇信道教，宠幸方士，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起，就在乾清宫、坤宁宫各处建坛斋醮（所谓斋醮，即道教的一种设坛祷天神的仪式，求福消灾求长生），宠幸的道士有邵元节、吴尚礼。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内宫中佛殿一律撤除，在佛殿旧址建慈庆、慈宁两宫。邵元节授礼部尚书，赐“阐教辅国”玉印。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邵元节死，以伯爵礼葬之。嗣后又宠幸方士陶仲文，封陶仲文为“忠孝秉一真人”，加少保、礼部尚书。大臣进谏，非死即罢。如杨最，下狱瘐死；杨爵，下诏狱长系，罗洪先等纷纷罢黜。
嘉靖既欲长生，御女是一种途径，御女太多，精力不济，方士就炼丹供嘉靖服用。方士炼的丹药，其中就有春药。而春药的配方有一味天葵，即处女的经血，这些经血的来源，自然是宫女。天天炼丹，哪来那么多经血。方士们就强迫宫女服药催生经血，而取经血的手段，也十分残忍。由此被折磨致死的宫女，自然不在少数。相传嘉靖曾驾临后宫僻宅，看到一群骨瘦如柴，头发蓬乱，两目闪闪，非人非鬼的活物，惊问是什么东西。身旁的方士答曰“药渣”，大批红颜被折磨成非人非鬼的“药渣”，委实惨无人道。当年审理此案的刑部主事张合，致仕后著书《宙记》，说宫女们密谋弑帝时有语云：“咱们下手吧，总比死在皇帝手里好！”可见杨金英等宫婢之所以弑帝，乃因不堪忍受摧残，被逼无奈。
然昏庸的嘉靖，并未从中吸取教训，反倒以为自己的幸免于难，是“赖天地洪恩”，于是变本加厉从事斋醮，在朝天宫连续斋了七天。而方士们偷偷把预先逮来的白鹤四十余只放飞天空。嘉靖不知有诈，以为祥瑞降临，愈加深信不疑。
由此可见，嘉靖不敢住内宫，有鬼是假，真正的原因是害怕宫内弱女子的再次复仇。
对这桩震惊朝野的弑君案，徐阶是站在嘉靖皇帝这一边的。他服膺的四书五经、阳明心学，无疑都充斥着忠君的思想，他怎会站到弑君的宫女一边，况且他也无法了解宫女们受到的非人摧残。所以守制期间，心系皇上，时不时地祈祷龙体安康。
守制期满，徐阶起复。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授官礼部右侍郎，由四品升任正三品。没有两年，改官吏部右侍郎。六部以吏部为首，吏部相当于今之组织部，掌铨选（考核选拔官员）之权，右侍郎则相当于组织部副部长，掌“佐铨”，也就是协助选拔人才之权，而当年徐阶四十二岁，所以朝中官员都夸他“早达”，年纪很轻，手中权大。
在吏部，徐阶得到了尚书熊浃的信任。在熊浃看来，徐阶是个人才，驳难张璁，不畏上；崛起南荒，有能力；治监有方，有政绩；而且讲求阳明心学，有知名度，与自己也有共同语言，这种正人君子不信任，信任谁呢？
供职吏部变风气声名扬结交清流选贤才羽翼丰
熊浃对徐阶托以心腹，凡事总与徐阶相商，徐阶呢，自然是不负所托，知无不言，把公务处理得井井有条。
徐阶官居右侍郎，自然身价百倍。吏部在全国十三行省都设有清吏司，分管行省的文选、验封、稽勋、考功。文选，即掌握行省官员的提升、调动；验封则考核官员的褒赠、封爵；稽勋则是掌管行省官员的功勋级别、名籍、丧养；考功是考核官员的政绩，确定提拔抑或贬黜。十三行省的清吏司中，首长是郎中，正五品；员外郎为从五品，主事正六品。行省清吏司定期到吏部禀报公事，已成常规。惯例是来京以后要等待吏部大员会见，常常是一等几天，以示吏部的身份，会见之时，先是寒暄，后谈正事，谈毕走人。因此，吏部的人难见，事难办，话难说，脸难看早已名声在外。
徐阶首次接见的是陕西清吏司的主事姚丰，这姚丰到吏部之前，吩咐随从待在客栈别走，一个时辰以后准保回来，届时一起去逛集市，购买些东西。凭老经验，他知道不去个两次三次，是见不着吏部大员面的。
姚丰来到吏部，报上姓名，就等待一句“某大人公务繁忙，改日再来”。殊不料胥吏进去禀报以后，竟和颜悦色地说：“主事请随我来，大人有请。”这可是奇了怪了。姚丰走进屋子，却见一人迎来口称：主事“远来不易，快快请进！”进屋以后，那人笑请“看座”，接着又喊“奉茶”。在姚丰看来，似乎一切都乱套了，于是赶紧说：“不敢动问，尊官如何称呼？”那人笑说：“本官徐阶，备位侍郎。”姚丰赶紧起身，欲行晋见大礼。徐阶赶忙扶住说：“不消不消，坐下说话。”姚丰身上感到一股暖流，怎么吏部的规矩变了？便细细打量，但见这位侍郎身高六尺左右，年纪四十出头，皮肤白皙，圆脸略方。徐阶讲起话来，不紧不慢，神闲气定，于是姚丰绷紧的神经松弛下来，便入正题，官员的政绩如何，谁谁的令尊该敕封，谁谁的妻子应封赠，边说边交上文书。徐阶一一问明，呼本部清吏司的郎中来签收公文。姚丰想，看来该走人了。正想站起，只听得徐阶说：“主事且请安坐，本官还要请教。”接着，徐阶请教了一连串的问题，陕西的民俗如何？百姓的生活怎样？出色的官员是谁？何处适宜屯兵？哪里易受攻击……不厌其烦。这倒是姚丰没有料到的。姚丰便把自己知道的一一详细述说，不了解的只能回答不知。
徐阶一边听，一边记，然后抬起头来说：“主事不知无妨，如果有便回去问个明白，再告诉本官如何？”姚丰自然答应。送别时徐阶说：“主事奔波不易，公事已完，不妨在京再住几日，稍事休息。如有难处，可说与吏部以便安排。”不说姚丰讶异，他那随从在客栈里左等右等也十分的焦躁。听了姚丰的讲述，随从也觉此位侍郎的官风与旁人不同。徐阶对各地来京官员，皆是如此。原因有二，一是徐阶本人以前到吏部办事，也有人难见，事难办，话难说，脸难看的体会，决定做些改变；二是他的见解，与往日的吏部官员不同。因为吏部的位高，以往接见下僚，讲究的是严冷，脸拉得老长，且不苟言笑，似乎只有这样，才显示出威风。徐阶曾请教过同僚，何故如此，同僚的回答是：“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只有板脸，才有威信。在徐阶看来这些诸公误解了孔子的原意，“不重”之“重”非指该板脸，乃是自重之意，君子不自重，口讲廉洁，转身纳贿；高谈道义，背后招妓，标榜奉公，实则结党营私，如此不知自重，何来威？至于一脸的正经，不苟言笑，生的不是威，倒是畏，谁人对你说真话呢？徐阶以为，这些庶官进京不易，住在京城费用也高，不能慢待，所以接见从速。接见时和颜悦色，不摆谱，谈话则温言善语，给人以亲近感。徐阶向地方官虚心请教，这些庶官遍布全国，回去以后纷纷传扬，徐阶的名声自然较好。同时，徐阶对全国十三行省各州府的状态、官员的品格，也做到了心中有数。对官员的提拔、对抵御敌寇的入侵，有了话语权，应对嘉靖的垂询，自然就游刃有余。更为有趣的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徐阶由此与一批庶官成了莫逆之交，随时能得知大量信息，从此耳聪目明，非一般官员所能及。
嘉靖朝的官场是个大染缸，正直的官儿也难当。到了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十一月，大学士许缵、吏部尚书熊浃都被罢官。许缵因揭发严嵩兼本人也有受贿行径，被严嵩抓到把柄。熊浃则因敢于直言，劝谏嘉靖勿热衷于乩仙，被削职为民。所谓乩仙，乃求神降示的一种法术。其法是设一沙盘，上悬一个丁字形木架，两人扶木架在沙盘之上，神仙降临时，会借两人执木架之手在沙盘上画字，可解人疑难，治人疾病，预示吉凶。军国大事由乩仙决疑，岂非儿戏？熊浃为朝廷为万民，挺身劝谏，竟被嘉靖削职为民，去过他田舍翁的生活了。
熊浃的削职为民，徐阶的命中贵人夏言是做了手脚的。夏言看到熊浃与严嵩关系密切，心疑是严嵩的党羽，才决定整治熊浃。因为夏言、严嵩这两位江西老乡，已经针尖对麦芒，叫上劲了。夏、严两人，原来关系尚可，夏言还多次推荐过严嵩，对严嵩可谓有恩，怎么又交恶而且叫起真来了呢？那就说来话长了。
夏言，字公谨，号桂册，江西贵溪（今属江西）人。小严嵩两岁，而且中进士也比严嵩晚了整整十二年。严嵩在朝中原地踏步，夏言却已经跑步前进了。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由于追随议礼新贵张璁、桂萼等屡受挫折，严嵩的官职就止步不前，而夏言则由吏科都给事中拔为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可谓平步青云。同为江西老乡，严嵩不得不低声下气讨好夏言，取得夏言的好感以后，得夏言关照。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夏言担任内阁首辅，就让严嵩接替了自己礼部尚书的职位，官升二品。
但是，严嵩付出的代价也很大，那就是自己的尊严、人格。史称夏言对严嵩以门客蓄之，所以严嵩心头，有一种憋屈感，一旦条件具备，他就想出一出胸中这口恶气。
登上礼部尚书之位，严嵩已六十二岁，而夏言则位极人臣，当上了内阁首辅，这两人的关系日益微妙。在徐阶看来，夏言确实不同凡响，他身材高大，眉目疏朗，须髯飘拂，活脱又一个“美髯公”，说话并无江西口音，倒是一口京音，吐音洪亮。要才有才，要貌有貌，而且比较正直、廉洁，朝廷能有夏言，实乃幸事。至于严嵩，自然也不同凡响，在家乡钤山读书八年，一部《钤山堂集》足见风雅，且二人同乡，携手效力朝廷，必有作为。但其中内情徐阶不知，那就是权力对人性的侵蚀。夏言在变，严嵩也在变。夏言的变化在于位极人臣之后，同僚们投来的是敬畏的目光，耳壁厢听的是一口一声的“阁老”，吹喇叭、抬轿子不乏其人，而且都是好身手。本就恃才傲物的他就愈发的刚愎自用，对下属少了体恤，多了严厉。而严嵩呢？当了尚书，有了接近嘉靖的机会，就产生了入阁的强烈欲望，相信自己必能大器晚成，不在事功上下工夫，却在谄谀上使力气，与夏言一道，绞尽脑汁为嘉靖斋醮撰写青词，企图以此作为向上爬的阶梯，爬上内阁的位置。人性有个弱点，热衷于向上爬，必然不择手段，损人利己，何况面对夏言，他还有一种耻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