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留学美国:我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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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食宿困难和警车伺候/杨继良

杨继良浙江人,1951—1979年在冶金工业部和企业从事成本管理。1979—1985年任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1985—1989年为柏克莱加州大学访问学者。1992年获得阿拉斯加大学硕士学位。1993—2003年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现退休。

1985年,柏克莱加州大学管理学院邀我为访问学者。那时的自费生,取得亲属的经济担保来到美国后,都靠非法打工谋生。如果做的是照看老人或孩子、做饭、家庭保洁等白人不肯干的工作,移民局是眼开眼闭的。在这段艰难的日子中,一次偶然的事,使我摆脱了食宿困难,还有一次被警车伺候。这两件事常萦萦在念。

摆脱食宿困难

我的经济担保人是姑母。我按中国人的老传统,想姑母住处宽敞,既然做了担保,并说她会来接机,总可以住在她家吧。绝大多数自费生,对寄人篱下都暗暗期盼。在出国前向亲戚辞行时,表妹夫突然问我打算在姑母家住多久,他接着说:“你不可以超过一个星期,顶多十天!”我瞠目不知所对:我的食宿问题怎么办呢?

姑母和我的关系有点特殊。她的前夫对我颇有好感。解放前夕他们全家移居美国后,他曾对姑母说,有朝一日他们家情况好一些,应该帮助我来美国。姑夫去世后,姑母再嫁的一位陈先生,脾气古怪。

大约五天后,姑母找我谈话,说陈天天找碴,不能相处了。正好,马路对面有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独居一栋楼,想找一个像我这样的房客;如果有什么意外,至少有个可以帮助打电话的人。房租200美元。姑母说她愿意付这个房租和我的生活费,支持我半年(学校原先给的访问学者期限)。我当然很感激。表妹夫当初的告诫真是有先见之明。

其实,这样的安排,并不可以完全归罪于陈先生的脾气。这主要是两种文化的差别,加上当年大部分自费生,没有钱,也不能就业,都有相同的期望和经历。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描写担保人的举动,我们当年会觉得太寡情,今天“易位思考”,就觉得合情合理了。

在老太太家住了两个星期,有一天公共汽车上一位老头坐到我旁边,说他住在姑母家对面,也就是那位老太太旁边的小楼内。下车后他邀我到附近的小店吃冰激凌,告诉我说那个老太太收200元,太贵了。他家有空余的客房,条件要好得多,只收150元,坚持让我去看。我想,给姑母省一点,也是好的,就搬了过去。

老头出生于1900年,一战时入伍,战后成了退伍军人。膝下两个女儿,住在邻近的县市。知道我完全依靠姑母补贴,他建议说,以后姑母付给他150元时,他愿意从中扣出50元给我零用,此事“你知我知”。这当然完全出于善意,但我实在不敢收下。我在美国一切全靠姑母,如果让她知道我私下做这样的事,那我就得“卷铺盖”回国了。我只能对姑母据实以告,她付房租时面谢了他的帮助。

过不多久,他过去的老板来访,劝老头说,他有工作和部队双份养老金,又有这样一栋房子,要收我这100元房租干什么呀,有个万一,还指望我相助呢。从此,他不再收房租,给我白住了。

好景不长,大约半年后,他中风去世,是我打电话叫的救护车。他的女儿说,这房子要卖是需要时间的,让我继续白住着,如果卖掉,她会要求在半年后交房子。那时我在柏克莱的访问也结束了,我当然非常高兴。

这段对话的第二天,突然接到一位老太太的电话。她说知道老头死了,他们参加同一个中产阶级的俱乐部,听老头说起过我,她要见我。这位老太太当时已经96岁,和一位近30岁的女管家住一栋豪宅。她家有过两次盗窃,其中一次还面对面强索财物,所以需要一个男人壮胆。她供一套房间,外加伙食(由女管家准备食物),条件是我每天晚上七点回来,和她们共进晚餐。这使我特别感激老头在俱乐部宣传过我这个“年青的中国人”诚实可靠。

我当即欣然接受。搬去一个多星期,老太太的女儿罗伊来访。女儿走后,老太太找我谈话,劈面就说罗伊不同意那个“白吃白住”约定,使我一惊。接着,她笑着说,如果只是“免费”,我不会有责任心,“罗伊说,应该每月付给你200元”。

生活无虞了,使我“访问学者”的身份能延到了三年的极限,最后定居于斯。斗转星移。近年我知道一对上海老夫妻需要一个人住在他们家中,供给独立的房间,只要求做一次饭一起吃,我说可以试着从在学的大学生中找。另有一位从上海考出去留学的,我也居然建议她找一份类似我的“工作”。这都是沿用自己的老经验,被我老婆奚落了一番,说我莫非是“脑子进水”了,说如今的大学生岂肯屈就。

我当年实际上只是做出了“诚实”的牌子,正好提供了老年人需要的服务。这样的服务是白人青年也是如今的中国青年所不屑一顾的。

被警车伺候

我从报纸广告中找到一份帮助一位半瘫痪的老人起床、洗澡的工作。每天三小时,早上六到九点,每小时7美元。实际必要的时间只是一个小时,他们付多了,否则找不到人。多余的时间,帮助浇花、洗汽车等。女主人另外找一个上海姑娘小吴整理她的房间,准备早饭。这样我每个月有600元收入,相当于当年中国公派留学生400元生活费的一倍半。我和老头还有很多讲英语的机会,他对中国的情况,问长问短,相处融洽;女主人则抱居高临下、美国白人当年对有色人种的惯常态度。

突然,有一天我帮助老人起床后,警笛声大作,三辆警车停在门口,下来七八个彪形大汉。两个像是“负责人”的警员进门和女主人联系后,找我谈话。原来是女主人报的警,说她的一些首饰被盗窃,作案人应该就是我了。这简直是晴天霹雳。

现在回忆起来,我当时必定是不做贼心也虚,相当嗫嚅。要知道,我是在面对“专政机构公检法”呀。我不持有工作许可,是不是也算是“非法打工”,如果细究,会不会被遣返呢?惴惴不安。警员表情严肃,问我受过什么教育,有没有合法签证。我拿出柏克莱加州大学管理学院发的身份证,上面写明我被授予“副研究员”的荣誉职称。他给另外一位警员“传阅”,递了个眼色。我还在喋喋不休地解释因为没有资助、听说家庭工并不算违法……他已站起身来,微微欠身说“对不起,打扰了”。谈话不到五分钟就结束,他们找女主人交待后匆匆离去。

当年的中国大陆,“昔非今比”。家里如果丢了东西,矛头自然先指向“操贱业”的我们。警察局对付华人劳工的方式也较粗糙。在两个警员跟我谈话时,小吴为我担心,问女主人会如何处理,她幸灾乐祸,不屑地回答说:“遣返回中国!”

第二天,女主人对我的态度就开始转变,必是来访的警员已有交代,她的报警没有根据。其实,就在那天三辆警车开走后,那位男主人就含泪对我说,此事他不知情,他相信我是无辜的,坚持说要亲笔写一封道歉信。吃过早饭,他抖抖索索地写了那封信,郑重地签上字。

我按从国内带来的传统思维,乍和外国专政机关打交道,继续惶恐了两天。一位早一年移民来的中国青年朋友在电话中再三告诫说,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要定案必须有确凿证据。“这是件死无对证的事。即使真是你拿了,他们没有证据,也奈何你不得。千万不能用国内‘坦白从宽’的观点,假坦白,自己无限上纲但求宽恕呀,千万千万!”我又仔细分析自己的行动细节:我只管伺候老头,他和女主人不但分两个卧室,而且浴室也是分开的。我从来没有进入过她的卧室,她要栽赃也没有证据。女主人似乎也在改变态度,于是逐渐放下心来。

我对女主人当然怀恨在心。有一天我在园子里浇水,趁她开门进入园子时,突然把水龙头对准她走过来的方向射去,浇了她一身,引来“哇哇”大叫。我假意说:“真对不起,对不起。”她进屋对小吴说,这明明是故意的。但她不可能另外找人来替我,更何况老头对我深感抱歉,我俩感情很好。他退休前开一家鞋铺,相当于一个小业主。他死的那天我为他遮上白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