撞墙回头后，群众运动的思维定式得到一些改变，但这不等于以后就不会形成别的僵化思维定式。墨守成规、思想僵化、体制守旧都会对必要的政治改革造成障碍，导致改革裹足不前，一再丧失良机。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汲取历史上因制度的抱残守缺而走向败亡的教训也就变得格外重要。老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作为历史的旁观者，我们可以看清历史上的种种愚蠢，但对于自己却未必有同样清醒的认识。
求变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知道为什么要求变，求变不只是为了保住谁的权力，而是为了让国家和社会变得更正义、公正，让人民能更自由、平等，更有人的尊严。这就需要特别警惕发生另一种愚蠢：因饥不择食的渴望，为求变而求变。对此，威尔士写道：“愚蠢是一种可能走向两个极端的心理状态，一个是顽固的不变通，另一个是对变革想入非非，形成错误的观念。一般来说，当权者那里的愚蠢是僵化和保守，局外人的愚蠢是想入非非。”
当广大公民被排斥在公共政治之外的时候，他们便成为国事的局外人。他们得不到需要的信息、不容言论、没有责任，也不负责任；反正事不关己，就算关心，也只能满腹狐疑、胡思乱想、随意猜测。国家要有真的变革，就需要广大普通公民虽不是当权者，却不做局外人。迫使广大公民不得不成为局外人的制度，那本身就是一种愚蠢。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成功改革的唯一希望在于让普通公民能够智识独立、道德投入、政治机敏，并成为国家事务的真正主体参与者。一个国家若要避免愚蠢之害，必须培育全体公民的思考能力和政治活力。唯如此，才是从根本上消除国家和集体愚蠢的聪明之举。
24宗教、文学和科学中的“忌妒”
习俗道德把“忌妒”（envy）视为一种缺德、罪过和恶，这主要是受宗教和文学的影响。这种对忌妒的看法在美国的进化心理学里往往被加以修正，于是，忌妒成为一种“有用”的心理功能，道德色彩也因此变得模糊。
基督教的“七宗罪”都是因为对爱的违背所致，分别是饕餮、贪婪、纵欲、懒惰、忌妒、骄傲、愤怒。这成为美国习俗道德的一个基础。在这七宗罪里，忌妒是唯一不能为罪人带来哪怕是短期快乐和满足的，不管忌妒别人的是什么，财富、幸福、地位、成就，忌妒给忌妒者带来的都是内心的痛苦、自我折磨，甚至内心的煎熬。
莎士比亚（他对envy和jealousy并不细加分辨）在《威尼斯商人》中说到“绿眼的忌妒”（green-eyedjealousy），在《奥赛罗》中又称忌妒是“绿眼的魔鬼”，令人想起中国人说的“红眼病”。不管是绿眼还是红眼，都符合过去人们对忌妒与眼睛有关的理解。Envy一词即源自拉丁语invidere，意指不怀好意地看，或是投去“邪恶之眼”（evileye）的一瞥。用绿眼或红眼来说忌妒，都是把忌妒当作一种在本质上是恶的行为。
习俗伦理要求人不要忌妒，往往也是从“对你自己没好处”来规劝的。习俗伦理与宗教的教诲有密切的关系，而宗教的教诲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又借助于各种“故事”（也就是具体的事例）的影响。文学中有许多关于忌妒的故事，讲的也都是忌妒的种种害处或者如何败坏人的品质、造成性格缺陷。例如，14世纪英国诗人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说：“忌妒肯定是一切罪恶中最恶的，因为所有其他的罪恶都只是反对某一种美德，而忌妒反对的是所有的美德和所有好的东西，因为忌妒对别人拥有的一切好东西都心怀仇恨，因此，忌妒与其他的罪恶都不相同。几乎所有其他的罪恶本身都能给人带来某种快乐，唯独忌妒不是这样，忌妒本身就是痛苦和悲惨。”莎士比亚的《奥赛罗》讲的是奥赛罗因忌妒而自毁的故事。普希金诗剧《莫扎特与萨列里》描述了平庸的萨列里因忌妒而毒杀了天才的莫扎特。剧中的莫扎特和萨列里两人之间形成如镜面般“天才与平凡”的对比。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约翰·罗纳德·瑞尔·托尔金的《魔戒》（TheLordoftheRings，又名《指环王》），有关于忌妒内容的作品数不胜数，都是刻画忌妒的恶，没有说忌妒有正面价值的。
然而，进化心理学就不这么看待忌妒了。例如，得克萨斯基督教大学的希尔（SarahE·Hill）和德尔普里奥尔（DanielleJ·DelPriore），及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沃恩（PhillipW·Vaughan）在共同著作的《忌妒的认识作用：注意力、记忆和自我调节的耗竭》（TheCognitiveConsequencesofEnvy：Attention，Memory，andSelf-regulatoryDepletion）中指出，忌妒让人的头脑更高效、敏锐。人对忌妒过的人和事情具有比不忌妒的更深刻的记忆，对当下周围的人和事也更注意，证明了忌妒有增强记忆和注意力的作用。至少，忌妒不是对人一点帮助都没有的，当然，忌妒记忆和关注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值得关注（如别人的外貌、财富、地位），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为了寻找忌妒与进化的关联，希尔教授和她的同事观察实验中男性和女性对同性照片的不同反应。结果显示，女性更有可能会对外形靓丽的同性产生忌妒之心，这符合进化心理学的理论：外表对于女性繁衍后代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古代，男人繁衍后代的重要因素也许是身体强健，而在现代社会中，男人繁衍后代更重要的因素是财富和地位。因此，忌妒别人的财富和地位在心理进化上是可以得到科学解释的。
进化心理学为忌妒提供解释和理解，但是，这并不能代替人们对忌妒所作的伦理和道德评判。人们还是会问，忌妒是好还是不好，是善还是恶？进化心理学本身，或者以“客观分析”为宗旨的其他科学，并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因此，习俗道德观仍然主导着人们对忌妒的评价性看法。忌妒是一种负面的、人应该努力克服的感觉和想法。忌妒是因为害怕被别人取代，害怕会失去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因此，忌妒的人会感到不安、自怜、没有安全感、恐惧、焦虑或愤怒，甚至会对别人的成功感到憎恨、恶心、仇意等。忌妒在竞争者之间所产生的埋怨、怨恨、恶意使人心胸狭隘、猜忌多疑、自卑自闭。
更重要的是，人可能会因为忌妒而说谎、陷害、毁谤、使用诡诈、偷窃、毁坏，甚至杀害他人。“文革”中的种种诬陷，栽赃，告密和明目张胆地迫害、折磨、残酷对待他人，许多都与忌妒有关。傅国涌在《北大才子沈元醉心学问，“文革”中被妒忌者密告致被杀》中提出，1970年，曾是北大右派学生的沈元以“叛国投敌”的反革命罪被夺去32岁的年轻生命，种下祸根却是在1957年。那一年，沈元因一些言论被同学告发，成为右派。几年后，他摘去右派帽子，有机会成为黎澍的助手，黎澍赏识他是因为觉得“他遭难的因由来自人妒其才”。沈元在《历史研究》发表多篇文章，“一次次引起轰动，范文澜说他文章比自己写得好。研究机关和大学都在谈论这位‘右派明星’。历史研究所的人‘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揭发沈元的材料被告发到中宣部乃至毛泽东那里，这才酿成杀身之祸。
沈元之死被归罪于他人因忌妒而加害，但是，因忌妒而害人的人是不会承认自己的忌妒的，忌妒是一种人们羞于对别人，甚至对自己承认的情绪。绝大多数人即便真的感觉到忌妒的冲动，也会在下意识里将它隐藏起来。因此，在历史叙述中的忌妒基本上都是叙述者分析和解释的结果，与在文学可以直接描述的忌妒是不同的。特殊政治环境里发生的诬陷、栽赃、告密和迫害，其忌妒动机要比在文学中来得复杂隐秘，因为它总是混杂着其他动机因素，如对自身安全的焦虑和恐惧，为求自保落井下石，对权威的崇拜、顺从和讨好，对政治风向的揣测和迎合。
忌妒的危害不仅可以从伦理学和心理学，而且也可以从政治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得到解释。奥地利社会学家赫尔穆特·舍克（HelmutSchoeck）在《忌妒：社会行为理论》（Envy：ATheoryofSocialBehaviour）中说，“忌妒过程一旦开始，忌妒者就把他经历的事情极力加以歪曲，使之符合于他的想象力，……以便表明他心怀忌妒总是有道理的”。他还说，“值得注意的倒是在各种语言的口语形式当中，极少有人会直接对别人说：‘你不要做这件事。那样会引起我的忌妒！’人们倒是常讲到抽象的公正，说明某件事情是不能忍受的或是不公正的。”在“革命”的时代里，出于忌妒而做坏事的人，他们讲的当然不是抽象的公正，而是抽象的“革命”和“思想进步”，今天回顾起来，仍然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教训。25忌妒与残忍
2013年5月有报道说，一名未满13岁少女，尚在就读小学六年级，因忌妒同班同学比自己长得漂亮，怀恨在心，将其约至自家杀害，并砍断头颅、手臂装入袋中。这事令人想起不久前的复旦大学学生投毒案，被投毒的和投毒的都学业非常优秀，忌妒成为人们猜测的行凶动机。
忌妒能起杀心，自古便有，《圣经》“创世记”有约瑟与其众兄长的故事。约瑟是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因为雅各给了他一件彩衣，引起众兄长的嫉妒，他们想杀他，但犹大劝他们不要这么做，因此约瑟被卖为奴仆。“撒母耳记上”里说，约拿单是扫罗王的儿子，大卫的好友，扫罗因为大卫受到大家的爱戴而嫉妒他，几次想找机会杀掉大卫，约拿单则多次从扫罗手中保护了大卫。忌妒能起杀心的多，但起杀心的未必都真正会下杀手。因此，虽然心理学有把忌妒视为人类普遍天性的说法，但当有人，尤其是少年儿童或教育良好的大学生或研究生，因忌妒而杀人的事情发生时，社会还是会普遍觉得震惊。
忌妒自然而又平常，是人天性的一部分，因此，哲学家和心理学家都试图将特别有害的“忌妒”与不那么有害的“妒忌”加以区分，以特别强调遏制“忌妒”的必要。但这种区分大多只有词义辨析的作用，并不能真正指导人们的道德行为。例如，亚里士多德说：“妒忌（jealousy）是理性的，也是属于有理性者的。但忌妒（envy）则是卑劣的，为卑劣者所有。妒忌使一个人想要得到好的东西，而忌妒则是不肯让邻人得到好的东西。”“忌妒”又叫“嫉恨”，突出“仇恨”的意思。但是，《圣经》英文翻译中却也有用jealousy一字来指“嫉恨”的。《圣经》“雅歌”中说，“嫉恨如坟墓一般残忍”，用的就是这个字。
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人们对突出“嫉恨”的忌妒的害处会有不同的看法，有的看得比较严重，有的不那么严重。有研究表明，自20世纪60和70年代，美国社会对忌妒的看法比许多别的国家都来得负面，所以出现了不少讨论如何察觉和克服忌妒的大众心理书籍。这些书籍一般并不特别区分忌妒和妒忌的不同。无论是忌妒还是妒忌，都被视为不健康的心理，极可能对一个人自己和对他人造成伤害。心理学家对妒忌提供了多种定义，但可以归纳为两个共同点，第一，有一个被视为敌对的，势不两立的“对手”，第二，那个对手对自己形成了实际的“威胁”。因妒忌而采取的行动成为一种进攻性的自我保护手段，杀人是所有可能行动中最激烈、最极端的。
以大众为读者的心理启蒙教育，它对忌妒或妒忌的讨论显然不同于哲学或心理科学，后者讲究的是概念的明确和清晰，而前者注重的则是在日常和社会中的自我克制和避免伤害。例如，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就认为，妒忌是想要保持自己所有的，而忌妒则是想取得别人所有的。因此，一个小孩会妒忌弟弟妹妹得到父母的爱，而因为邻居小孩有自己没有的脚踏车而忌妒他。美国两位心理学家劳拉·格雷罗（LauraGuerrero）和彼得·安德森（PeterAnderson）合著的《妒忌和忌妒的阴暗一面：欲望、错觉、不择手段和破坏性交际》（TheDarkSideofJealousyandEnvy：Desire，Delusion，Desperation，andDestructiveCommunication）谈到了忌妒或妒忌的不同。他们认为，妒忌的人自认为拥有某种有价值的关系，并认为这一关系受到了威胁，如当妻子的妒忌第三者；而忌妒的人则不拥有这种关系，却千方百计地想得到或占为己有，如第三者忌妒当妻子的。
这些概念辨析不乏学术分析的意义和作用，但一般民众对此并不太在意。这也许是因为，就许多人的经验而言，在心理的或是实际利益的人际恶性竞争中，忌妒和妒忌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而由此而生的种种不良和有害情感，如怨恨、愤怒、贪婪、占有欲、暴力冲动，则更是难解难分、相互混杂。一个人忌妒别人比自己漂亮、富有、优秀，既有受到威胁的感觉，又有想取而代之的欲望，既有消灭对手自己便能成功的错觉，又有恨不得能使出一切手段，加以实现的冲动。而这些都会使人心理阴暗、孤独、猜疑、自卑、充满怨愤和仇恨甚至残忍的念头。朱光潜先生曾在一篇谈恻隐之心的文章里说：“无论如何，在建国事业中的心理建设项下，培养恻隐之心必定是一个重要的节目。”对于中国的心理建设来说，学习遏制忌妒和妒忌难道不也是同样重要吗？
26美国的“洗脑”理论
在美国的洗脑理论里，“洗脑”指的是一种对个人或群体的强制性劝说、思想改造、心灵控制和胁迫改变想法的过程和后果，它普遍被视为是不道德的。它之所以不道德，是因为目的不善（洗脑者要造成他人自我贬抑，迫使他人接受其观点），而且手段也不善（强迫、操纵、欺骗）。因此，“洗脑”是一个贬义词，很少有人会直接为洗脑辩护，称洗脑是一件好事的。但是，避免这个说法不等于不做这件事情，洗脑有不少听上去中性甚至褒义的代替词，如思想改造、端正思想、思想教育、帮助进步，等等。因此，存在着多种不叫洗脑的洗脑。
“洗脑”的说法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是指苏联类型的国家利用宣传和体罚来改变人的思想观念，后来逐渐形成一种社会心理学的理论。20世纪70年代，这种起始于政治观察的理论被用来解释和反对一些被视为“邪教”的“新宗教运动”组织（NewReligiousMovements，NRMs）。反邪教洗脑的研究有两个侧重点。第一是邪教招募组织成员的手段，邪教用这些手段来改变人的正常思维和想法，把他们吸纳到组织中来。第二是邪教留住成员的方法，当人们误入邪教后，防止他们动摇，彻底改变他们的思想，让他们永远留在组织内，充当组织忠贞不渝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