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信并不一定是呆笨的同义词，相反，人太有想象力，才是最容易轻信的，因为对他们来说，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大跃进中的“亩产超万斤”“蚂蚁啃骨头，茶壶煮大牛，没有机器也造火车头”，会轻信这种话的人一定不是老实巴交，整天在地里和工厂埋头干活的农夫、工人，而是善于想入非非的政客和知识人士。同样，张悟本的“茄子疗法”“绿豆疗法”（《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出书的是正儿八经的人民日报出版社。重庆的“唱红打黑”更是受到不少教授名流（包括在海外当教授的）的追捧，他们自己轻信不说，还用“为什么选择重庆”一类的“学术”来诱导别人也跟着轻信。
可见，人是否轻信与文化程度高低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只要按照各类人等的不同期待和愿望，布下他们喜欢的诱饵，便都能收到请君入瓮的效果。不管是什么诱饵，起作用的内因都是人们在学校所受的无脑教育和社会生活中的缺乏理性。
法国启蒙运动哲学家、17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的怀疑论者贝勒（PierreBayle）曾指出，缺乏理性教育使人轻信“启示”，也就是那种基于盲信而缺乏怀疑精神的知识，而启示与理性是不能相容的。贝勒的哲学怀疑对象是宗教神学，他认为，传道士宣扬的基督教教义中充满了神秘的启示和奇迹，包含着无数的矛盾，是靠盲目的信仰和对异教的迫害支撑着。奇迹之所以是奇迹，是因为它是荒唐的、不可理解的。它其实经不住上帝播撒于人心中的理性的批判。
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著名物理学家谢尔盖·卡皮扎（SergejKapitza）发表了一篇揭露苏联非理性科学的文章。“非理性科学”听起来像是一个自相矛盾，不可能存在的事物，但却是苏联许多人思维心态的一个缩影。法国历史文化学家韦尔南（Jean-PierreVernant）指出，像李森科生物学这样的非理性科学，能在苏联存在是有特别原因的，“那里实施的，是整个社会生活都被控制，全部智力、艺术、精神活动都被领导的一种制度”。他引用一位苏联哲学家的话说：“这种制度的真正功能就是‘妨碍思想’。……因为一切都已由它预先思想好了，包括你自己。你用不着去问你到底是什么。……这样，凭着一个如此的制度，当想法出现的时候，它就在奔向实际上十分非理性的方向。”
在一个社会里，如果轻信不再是个别人的偶尔上当受骗，而是成为一种普遍的集体现象，不断以不同形式反复出现，那么这个社会中就一定已经出现了某种思维方式的反常。集体的轻信需要许多人都共同拥有一些特别容易为欺骗者和蛊惑者所利用的思维方式、心理定势、道德偏差、心智弱点。这些认知和心理因素是长期无脑教育的结果，这样的教育就像是耕地，而欺骗和蛊惑就像是播种，不能不先耕地就播种。这种无脑教育一直在持续地悄悄进行，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欺骗和蛊惑所需要的那种几乎全无自我防护能力的猎物。
这样的教育总是发生在一个知识和思考被简单化和教条化的环境之中，它使得许多人丧失了应有的怀疑精神和提问能力。这样的社会环境排斥个人的思考努力、批评态度、独立判断和精神自觉性。这种环境对人们有思维方式定型的作用，被定型者会把某些十分干瘪的、与现实并无关系的教条和假大空原则当作“科学真理”“先进科学”甚至“宇宙真理”，不仅自己确信无疑，而且还不准别人提出疑问。
在这种环境中，连科学家们都会放弃自己作为社会理性教育者的责任，这加深了真正的科学与大众媒介传播的科学之间存在着鸿沟。如韦尔南所说，公众所知道的科学，已经不再是科学，“通过大众传媒（比如电视）传播的科学是某种跟魔术并无太大区别的东西；当人们坐在沙发上，从电视中看到宇航员穿着太空服行走在月亮上，或者听到大爆炸（BigBang），没有任何东西能把这一类科学成果跟一个星象学家或随便哪一个伪科学家能讲述的故事区别开来”。中国气功大师们的许多特异功能也属于这类“科学”。
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人是轻信的动物，人必须相信一些什么。在没有好的理由可以相信的时候，人便满足于相信糟糕的理由。”我们不能改变人性，但我们至少可以用理性来为自己辨别什么才是值得相信的好的理由。
11轻信与偏执
人为什么会在缺乏自己的经验证据，或者完全没有这种经验证据的情况下，对某些话深信不疑，以为就是真理呢？心理学家往往将此归咎于人的“轻信”，但社会学家则认为这是因为“偏执”。二者都有道理，并不互相排斥，因为“轻信”是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就轻易相信，而“偏执”则是一旦相信了，便再难改变想法。
早在2009年，云南省委宣传部就发出通知，要求新闻媒体在报道类似突发公共事件时，禁用“刁民”“恶势力”等称谓，不得随意给群众贴“不明真相”“别有用心”“一小撮”等标签。但是，时至今日，我们仍然经常听到类似“恶势力”“敌对势力”的说法，有些人对此深信不疑，可以算得上是一种既轻信又偏执的情况。“恶势力”“敌对势力”就像“文革”时的“阶级斗争”，是一个人无法用自己的经验来证实的抽象概念，要相信这个“势力”的存在，就必须把经验搁到一边，完全借助“信”的力量。而且，一旦相信以后，由于不可能有推翻它的经验例证，它便又必然成为一个真理。
20世纪的奥地利小说家罗伯特·穆齐尔（RobertMusil）曾语带讽刺地说：“真理的声音里存在着一股可疑的暗流。”也就是说，真理的大门一直是向证伪敞开着的。但是，对于既轻信又偏执的人，这扇门是关着的。而且，外面的人越叫他打开这门，他就会把门关得越紧。
世界知名的社会学家彼得·伯格和安东·泽德瓦尔德在他们合著的《疑之颂》里讲了一件越叫开门，门关得越紧的事情。这是社会心理学家米尔顿·罗克奇（MiltonRokeach）做的一个实验。有三个精神病人，他们每一个人都相信自己是耶稣基督。罗克奇认为，如果把他们安置在同一所精神病院，让他们有机会相互讨论，或许能治好他们的妄想症。他设计的这个办法叫“认知失调疗法”，也就是，让这三个精神病人有机会相互证伪，促使他们对自己坚信不疑的想法（自己是耶稣基督）发生认知失调，把失调了的认知纠正过来。
但是，完全出乎罗克奇意外的是，这三个精神病人在一起讨论过一阵以后，非但没有得到预期的治疗，反而更加相信自己是耶稣基督了，其中罗克奇曾一度以为是最清醒的一位相信得最为偏执。那个人说，按照他的看法，“其他两个人肯定是彻底疯了，他们居然相信自己是耶稣基督”。他还解释说：“这真是荒唐，因为很显然只能有一个人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不可能是另外两个，因此一定是他自己。同样，谁要是反驳“敌对势力”，不仅驳不倒，连他自己也会被看成是敌对势力。
牛津大学教授凯瑟琳·泰勒（KathleenTaylor）在《洗脑：思想控制的科学》（Brainwashing：TheScienceofThoughtControl，2004）中指出，人轻信而偏执的想法大多是外来灌注，而自己又缺乏思考的结果。这种轻信而偏执的想法就是奥威尔在《1984》中描述的“捷径思维”（routethinking）：思维顺着一条走熟的路，机械地自动推进。意识形态的语言往往会创造一些听上去富有刺激力和推进力的“新鲜”说法，对平时不习惯思考的人们，这些说法显得特别深刻、高屋建瓴或高瞻远瞩、很有水平，“恶势力”“敌对势力”就属于这一类语言。由于他们无法确切明白这类说法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指什么或是指谁，所以无法怀疑，也不会怀疑。这些人不惯于思考，平时不思考，结果不是没有想法，而是迷信别人替他准备好的任何想法。这就像一个人没有信仰，他不是什么都不相信，而是变得随便什么都可以相信，而且相信了就是迷信。
一些给人强烈印象的语言词汇被不断地重复，而且由越来越多的人重复，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就会在许多人的头脑里变成一种类似条件反射的“自动想法”。这也就是心理学所说的人的思维被“程序化”（programmed），想法因此变得僵化、刻板、偏执。偏执的想法往往带有歧视、排斥、恐惧等情绪因素。偏执一般不会因别人的劝说或说理而有所改变，恰恰相反，越是劝说和说理，可能越加偏执。美国著名作家，被誉为美国19世纪最佳诗人之一的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OliverWendellHolmes，Sr·）说：“偏执的头脑就像是人眼睛的瞳孔，你越是用光去照它，它就收缩得越小。”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对偏执的“夷夏之防”说提出了一种破除其“自动想法”的解读。他在《春秋中国夷狄辨序》（1897）中用今文经学派的观点阅读孔子，他提出：“孔子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国也；治万世也，非治一时也。”因此，儒学的要义不是遵循某种不变的传统，而是要不断变革。变革是梁启超阅读、解释和运用孔子学术的指导性目的，要变革就不能固守所谓的华夷之辨、夷夏之辨或夷夏之防。夷狄是落后、野蛮、不开化、不文明的意思，什么群体或国家不变革，它就会成为落后、野蛮、不开化、不文明的夷狄。
梁启超写道：“何谓夷狄之行？《春秋》之治天下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禁攻寝兵，勤政爱民，劝商惠工，土地辟，田野治，学校昌，人伦明，道路修，游民少，废疾养，盗贼息。自乎此者，谓之中国；反乎此者，谓之夷狄。痛乎哉！《（公羊）传》之言也，曰：‘然则曷为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亦新夷狄也。’”他主张，有夷狄之行者，虽为中国人，也仍以夷狄视之，而无夷狄之行者，虽为夷狄，也应号为君子。按这种文化标准的严格判断，许多中国人必须努力奋斗才能免除“夷狄”这一轻蔑称呼。既然如此，中国人怎么可以指责外国人是夷狄呢？梁启超的“夷狄”放到今天的中西之辨、中西之防和中西对立中，仍然是一个具有现实公共意义的论证，那就是，不接受世界文明和普世价值的，不能在价值观上有所变革、不能与时俱进的“中国”其实是“夷狄”！
偏执的思想固执而不能变通，梁启超在20世纪初所做的思想启蒙就已经在敦促国人要多多变通，这样才能思想开阔、心胸广大，不要对外部世界抱有敌意的成见，要多看到别人新的和好的事物，善加学习和利用。需要变通的不仅仅是那些过时的僵化观念，即使我们认为是具有真理性的思想，也是需要变通的。正如泰戈尔所说，“偏执把真理抓在手里，把它活活掐死”。
偏执是一种极端的教条思维，教条后面一定有某种教义，教条是教义的具体表述。说起“教义”，人们也许首先会想到宗教。宗教里的教义（Dogma）由宗教概念及宗教经验两部分组成，教义作为宗教三元素中的最基本部分，是宗教行为（教仪）的内在根据，也是宗教组织（教团）的骨架，没有教义就无法产生教仪及教团。其实，世俗生活中也有教义，世俗意义上的“教义”指的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原则”，《简明牛津宗教词典》（TheConciseOxfordDictionaryofWorldReligions，2000）对此的解释是，这种原则可以是由某个权威设定的，也可以是人们普遍认为“就该如此”的一些观念。
“夷夏之防”便是这样一种教义，它的教条可以不断变化、翻陈出新，但万变不离其宗，所谓的“宗”，就是教义。夷夏之防是一种“敌情观念”的教义：我是中心，但却是一个四面环敌的中心。“境内外敌对势力”不过是这种敌情观念的最新翻版。如果一个人头脑里只有“敌情观念”，那么他满眼看见的便都是敌人（“阶级斗争”就是这样的）。这也就是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H·Maslow）在《关于人类的心理学》（TowardPsychologyofBeing，1968）中所说的，“如果你有的只是一个锤子，那么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像一个钉子”。
在世界已经走入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再提“夷夏之防”“华夷之辨”未免透出一股腐朽、没落的气息，但是，“夷夏之防”的教义还在，因此还会不断出现种种翻新的教条表述，从“后殖民主义”的西方文化渗透和侵略论，到“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再到“境内外敌对势力”，种种“跟上时代步伐”的新说法都能给人带来“夷夏之防”所没有的新奇感。那些看上去新奇、有思想深度、有论说力度、有高度概括性的语言对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吸引力，口号往往就是借助这样的语言，口号需要不断翻新也是因为这个道理。但是，正如政策口号不应该代替政治思考一样，现成的说法也不应该代替我们自己对每个具体问题的思考。轻信并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轻信不只是你自己不成熟，而且可能是在支持一个误导所有人的不实想法。
12“涨工资”提升的是怎样的幸福感
据报道，《小康》杂志和清华大学联合发布“2011—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显示，收入依然是最影响公众幸福感的因素，“提高工资水平成为提升公众幸福感最有效的方式”。这里所说的“公众”当然是被称为“小老百姓”的普通人，然而，对他们来说，涨工资提升的又是怎样一种“幸福感”呢？
首先当然是，谁涨了工资便意味着他的购买力得到提高，购买力与满足人的基本欲望直接相关，而满足欲望正是一般人对“幸福”最本能的推理。这种推理带给人的其实是一种无奈的幸福幻觉。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涨工资是发生在涨物价之后的，如果涨工资增进幸福感，那么涨物价就是破坏幸福感。网上有人写道：“昨天去西单地下广场那个豆花庄吃小吃，以前10块钱一碗的凉面竟然涨到了13块钱一碗，鸭血粉丝汤也涨到了7块钱一碗，可是那量是一点也没多。我旁边一个满头华发的老太太端着一碗豆花喃喃自语，怎么什么都涨价啊，前儿吃还7块钱呢。”由于公共信息的缺失，一般老百姓很难弄清涨工资和涨物价之间的真正消长关系。
其次，谁涨了工资都会觉得自己很“幸运”和“运气”，而这种感觉比多买一碗凉面或鸭血粉丝汤更能让人觉得幸福。心理学家考斯米德斯（LedaCosmides）和托比（JohnTooby）在《情绪手册》（HandbookofEmotions，2000）中指出，“幸福来自某种意外的好事”。涨工资便是这样一种被视为“运气”的意外好事。涨工资并非人人都涨或一样地涨，有的人涨，有的人不涨，有的涨得多，有的涨得少。这是有幸涨工资者觉得幸福的一个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