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认为小说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的东西。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说：“凡是不登大雅之堂，凡为士大夫所鄙夷、所不屑注意的文体都是‘俗文学’。”小说正是这样一种俗文学。班固也认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认为小说是末技，是小道小智所为。但小说的生命力极为旺盛，虽然饱经磨难和拒斥，却仍然有强烈的发展势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到唐宋之交，市民阶层兴起，尤其是宋代，生产力发展迅速，市民阶层日益壮大，他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休闲娱乐的呼唤也日益强烈，城市文化越来越盛行，中国的长篇白话小说以此为契机迅速地发展起来。到了明清时代，白话小说步入了它的黄金时代，有了质的飞跃。
一、最初的小说观念
其实，最初的小说在先秦两汉时期就已打下了基础。《庄子·外物篇》里把“小说”和“大达”做一相对比较，而其中“小说”指的是浅薄而不重义理的学说，这个观念和古代文人眼中的小说观念很类似。
但是到了汉代，“小说”这个名词被用来作为古代和当代典籍的总称。所谓的小说，指的应当是乡亲父老、衣食住行等和自己切身有关的话题。
二、小说的起源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小说起源于人们闲暇休息时所讲的神话故事。上古时代的人们，对大自然存着敬畏且恐惧的心，认为一切自然界的现象都听命于神的旨意，而这个“神”无所不在，并在冥冥之中安排了一切。古代神话中的神分为两类：一是英雄神，二是自然神。前者如后羿射日、女娲补天等，后者如雷公电母、风师雨伯。神话在被改造的过程中被后人逐渐加入道德教训、人生哲理和人情世故。
三、先秦小说
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名称一直到汉代才出现，但小说作品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如《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山海经》中包含了很丰富的神话传说，被认为是中国志怪小说的鼻祖。
四、汉代小说
《神异经》成书于汉代，但作者不详。此书是在《山海经》的影响下产生的，加入了神仙方术和儒家思想的观念。《汉武故事》记载了汉武帝一生轶闻，关于他求道成仙的部分尤其详细，把历史和幻想结合在一起，文笔较优雅。《燕丹子》写的是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剧情生动曲折，但距史实较远。
五、魏晋六朝的轶事小说
轶事小说又称志人小说（这是鲁迅根据志怪小说的命名推论而来的），首推《世说新语》。《世说新语》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集其门客所共撰，刘孝标作注，分政事、德行、言语、文学等36篇，记载东汉到东晋的奇闻轶事，其内容琐碎，却真实地表现了魏晋士大夫的思想及生活状况，并且写出了士人消极厌世、放浪形骸的风气，其中许多故事成为后代戏曲小说的题材。
六、魏晋的志怪小说
志怪小说最高的成就是《搜神记》。它以记录鬼怪神仙的故事为主，同时也包括一些野文杂记。作者是晋朝的干宝，他一方面“考先志于载籍”，另一方面“收遗逸于当时”。鲁迅称《搜神记》为“一部半真半假的书籍”。《搜神记》中有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如“干将莫邪”、“东海孝妇”、“董永”等。
七、唐朝五代的小说
唐代传奇，源自魏晋六朝的志怪小说，有《枕中记》、《李娃传》、《莺莺传》和《南柯太守传》等作品。唐代传奇影响最大的作品是《莺莺传》。《莺莺传》的作者是元稹，女主角是位知书达理的才女、名门闺秀。唐代传奇全盛时期的最后一座高峰是蒋防的《霍小玉传》，写了文人名士李益与妓女霍小玉之间的爱情故事。
八、宋元时期的话本
由于宋代的商品经济较前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市民阶层也比前代壮大许多，于是出现了一些供市民娱乐的“说话”。当时的“说话”就是说书人讲故事，最流行的是小说和讲史。当时的小说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讲的短篇小说，而讲史是长篇的，它大多讲述历史上的事和人，后来有人将这“说话”的底本整理成话本，也就是我国长篇小说的滥觞了。
在现存宋元话本中，爱情和公案这两类作品最多，成就也最高。爱情小说的代表作《碾玉观音》，表现出了主人公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追求幸福的坚决。公案小说具有代表性的是《错斩崔宁》，反映了南宋时期官吏问案的轻率、草菅人命，作者对司法弊端提出了疑义、批判。
九、明清小说
明清时代是一个充满进步与守旧、启蒙与顽愚、思想解放与钳制的时代。一方面，个性觉醒，人本意识抬头，不少进步人士张扬个性，追求自由，肯定物欲财利，这反映在小说里就是小说中人性涌动，追求物欲，情爱描写细腻等。另一方面，封建统治者强化统治，中央集权突出，进一步加强思想控制，由此也出现了一些理学观念浓厚、伦理说教明显的小说作品。此外，还有两种思想皆有，禁欲主义和享乐之风并行。明清小说内容丰富，类别繁多。
（一）历史演义小说
宋元时的说话人讲历史故事大多是得心应手的。罗贯中在讲史的基础上广泛采集民间传说和有关三国时期的传闻逸事，“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写出了中国长篇章回体小说的开山之作《三国志通俗演义》（即《三国演义》）。这种历史演义小说采用“七分实，三分虚”的写法，将历史故事与作者的主观理想结合起来，为后代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借鉴。
《三国志通俗演义》小说一出，各种历史演义小说随之兴盛。余邵鱼的《列国志传》和冯梦龙的《新列国志》都是效仿《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以后的创作中，《隋唐演义》穿插秦琼、尉迟恭等草莽英雄的故事，《说唐演义全传》写瓦岗寨好汉的风云聚散，实际已经成为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相结合的小说了。
（二）英雄传奇小说
《水浒传》也是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民间流传后，被一位才华卓越的优秀作家对其进行整理改编和润色之后成书的。《水浒传》保留了《三国演义》“七实三虚”的写作手法，表现了反抗暴政的英雄们的侠肝义胆和替天行道，小说已经染上了浓厚的反传统、反封建的传奇性，为豪侠张本，为英雄立传，所以我们称之为英雄传奇。
俞万春的《荡寇志》还多了一些为统治阶级趣味服务的倾向，以至于编造了一些将领来剿灭造反，以此实现对梁山好汉的克胜。
（三）神魔小说
在作为中国小说三大源头之一的神话故事、后代鬼怪妖魔的民间传说以及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的影响下，明清时期的神魔小说大都内容情节曲折离奇，神仙斗智、鬼怪显灵、因果报应等故事都是荒诞不经又悬念叠生，引人入胜。代表作是《西游记》。小说把人间、天上、地下三界放到同一背景下，展现了一个光怪陆离、神奇灵异的幻想世界。《西游记》一出，妖魔鬼怪的故事也出现了色彩斑斓的局面，社会上形成了一股神魔小说热。
（四）世情小说
经过宋元时期市民经济的蓬勃发展，到了明清时代，衍生出了新的经济因素，商业经济明显繁荣起来，新兴市民阶层中涌动着一种不安和求上进的勃勃生机，逐渐与传统的道德观念相背离，追求及时行乐，这促进了明清时期一些新思想和新观念的产生。这样，以新兴市民阶层为审美对象，迎来了世情小说的蓬勃兴起。
明代世情小说的重要代表是被称为“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这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完成的且最具争议的长篇白话小说。它由《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节演化而来，全书所描绘的世俗人情都是立足于现实社会的一些日常琐事。《金瓶梅》写世情，真正达到了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
清代最杰出的世情小说的代表是《红楼梦》。在明清白话小说中，这部作品最为人称道。小说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渗透着个人的血泪感情，从形形色色的人物关系中，显示出富贵之家的荒谬、虚弱及其离析、败落的趋势，表现出不可回避的人生苦涩和世态的炎凉冷暖。这部小说把中国小说从俗文学提到了雅文学的品位，成为中国小说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
（五）才子佳人小说
这一类小说内容大体一致，即讲才子佳人求偶择婚的故事：才子必定文才非凡，相貌俊朗，佳人则貌美如花，颇有文才，而家长乃至朝廷都要试才选婿，于是出现权豪构陷，小人离间，才子佳人不得不为避难而易名迁徙，使得故事变得曲折生动，而最后总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富贵风雅，一派大团圆结局，代表作为《平山冷燕》、《玉娇梨》、《春柳莺》等。
（六）侠义公案小说
侠义公案小说最鲜明的特点是清官统治侠客，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愿，又适应鼓吹圣明的需要，代表作为《三侠五义》和《儿女英雄传》。其中，后者成为后世京味小说的滥觞，“儿女英雄”的模式就此成立，又为侠义与言情小说的合流推波助澜。
（七）讽刺小说
鲁迅先生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寓讥谈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以读书人为核心，以知识分子的功利观念和言行举止为内容，写了几代儒林士人在科举制度下的命运。《儒林外史》将深刻隽永的讥刺、含蕴犀利的针砭、入木三分的调侃熔为一炉，把中国的讽刺文学推向了高峰。
（八）才学小说
所谓才学小说，就是指作品中有大量作者本身所精通的才华学问，诸如作诗作词、论学说艺、数典谈经等。代表作当数清代李汝珍的《镜花缘》。作者精通音律，长于棋弈，还精于医术，所以此书以奇想见长，以博闻多识取胜，充满了学究气。
（九）谴责小说
清代末年，伴随着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兴起与蓬勃发展，适应求变求新的时代洪流，“小说界革命”勃然兴起，出现了被鲁迅称为“谴责小说”四大名著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这些小说的突出特点是与政治联系密切，无不与救亡图存、改良群治息息相关。
十、现代小说
我国现代小说继承古典小说创作的优良传统，借鉴别国小说创作的宝贵经验，随着五四运动的发生发展而产生发展，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
鲁迅创作出《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14篇小说，编成《呐喊》；接着创作出《祝福》等11篇小说，编成《彷徨》。鲁迅创作小说，“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他的小说，取材广泛，塑造出各种类型的典型性格，揭露出封建社会、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揭示了旧社会的种种病根，具有宽广深刻的社会意义。
茅盾的《蚀》，包含《幻灭》、《动摇》、《追求》三个中篇；《虹》，表现了女主人公冲出家庭牢笼、走向集体主义的道路；《路》、《三人行》，表现了青年学生在严重白色恐怖下逐渐觉醒参加斗争的过程。1932年前后，茅盾先后创作出了杰出的长篇小说《子夜》和著名的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子夜》是茅盾的代表作，深刻地揭示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破产的必然性，暗示他们只有参加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才有真正的出路。
“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是巴金的代表作，表现出封建阶级的顽固腐朽、荒淫残酷，他们和觉醒青年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提示了封建制度必然崩溃的命运。
老舍的作品有《老张的哲学》、《二马》、《离婚》、《月牙儿》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是老舍的两部长篇代表作。老舍的作品，历历如绘地展现出城市下层居民的生活情景，运用北京口语精确流畅，确立了他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位置。
叶圣陶的《潘先生在难中》描写一个卑劣畏怯、毫无原则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多收了三五斗》揭示出旧社会农民丰收成灾的悲惨命运。《夜》描写女儿女婿都被反动派杀害的老妇人的凄惨处境，塑造了一位由恐惧、悲痛到愤怒、觉醒的烈士母亲的形象。叶圣陶的作品具有朴素自然的风格。
赵树理的小说多写解放区农村生活。《小二黑结婚》描写一对青年男女为争取婚姻自由而和恶霸、和家长进行的斗争，反映了农村的变化。《李有才板话》反映了减租减息的曲折过程和复杂的阶级斗争。赵树理的作品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丁玲的代表作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描写桑干河畔暖水屯的土改斗争，反映了土改斗争的尖锐复杂和农村的巨大变革。作品具有浓厚的陕北生活气息。
周立波的代表作是《暴风骤雨》，描写松花江畔元茂屯的土改斗争，反映了土改斗争的尖锐激烈和农村的巨大变革。作品具有浓厚的东北地方色彩。
孙犁的短篇小说以写冀中农民抗日斗争著名。《荷花淀》、《嘱咐》两篇小说塑造了水生嫂的鲜明形象。作品语言优美，情景交融。
我国现代小说密切反映社会现实，各家作品异彩纷呈，从中可以认识各个时期的社会面貌，获得艺术的熏陶。
十一、当代小说
当代小说可以划分为新中国建立十七年（1949—1966年）小说、“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1976年）小说、新时期（1976年至今）小说三个阶段。
（一）新中国建立十七年小说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相继结束，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翻身做了主人的人民欢欣鼓舞、干劲冲天，这样的现实环境决定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小说主要着力于艺术地再现革命斗争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
革命斗争历史题材包括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斗争、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四十年代的解放战争，以及延伸到五十年代的抗美援朝。长篇方面，反映解放战争的小说，有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反映抗日战争的小说，有孙犁的《风云初记》、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冯德英的《苦菜花》、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反映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斗争的小说，有高云览的《小城春秋》、杨沫的《青春之歌》、欧阳山的《三家巷》、梁斌的《红旗谱》；反映抗美援朝斗争的小说，有陆柱国的《上甘岭》、杨朔的《三千里江山》、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短篇方面，有王愿坚的《七根火柴》、《党费》，峻青的《黎明的河边》，茹志鹃的《百合花》，刘真的《长长的流水》等。
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小说，以农村合作化为题材者居多。长篇方面，有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和柳青的《创业史》。短篇方面，较重要的有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李双双小传》，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三年早知道》，王汶石的《新结识的伙伴》等。反映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有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艾芜的《百炼成钢》、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草明的《乘风破浪》等，中篇小说如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
这一时期，有一类重在表现人性、人情、爱情的小说，如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陆文夫的《小巷深处》、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宗璞的《红豆》、丰村的《美丽》等短篇，发掘独特题材，注重语言、细节、心理描写，富有浓郁动人的人道主义和人情味，在艺术上有所创新。这些小说后来都曾遭受不同程度的错误批判。
1956年，文艺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方针的提出，加上受到苏联“干预生活”文学思潮的影响，中国文坛出现了一股“积极参与生活”的创作潮流。一批年轻作家开始大胆地揭露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阴暗面”，试图引起人们的警惕，出现了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李国文的《改选》、李准的《灰色的帆篷》、白危的《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等一批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及其作者在随后到来的“反右”斗争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和不公正的处理。
这一时期有两个从20世纪40年代即已萌芽的比较重要的作家群体值得关注，即以孙犁为代表的所谓“荷花淀派”河北作家群和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所谓“山药蛋派”山西作家群。
当时对工农兵作家的扶持是文坛一大气象。其中较突出的作家是刚刚读完速成写字班就写出短篇小说《半夜鸡叫》的高玉宝。
综观新中国建立十七年的小说，大多带有明显的简单化、公式化、概念化倾向，过于强调“写中心”、塑造英雄人物、表现光明，从而削弱了小说的艺术力量。这种褊狭倾向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便逐渐走向极端。
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一个亮点是历史题材方面，如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第一部）、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黄秋耘的《杜子美还家》等。
（二）“文化大革命”十年小说
“文化大革命”十年，文学进入冬眠期，绝大多数作家遭到批斗，被划为“右派”，关进牛棚，作品被批为“毒草”，受到清洗。全国人民几乎没有任何文学作品可供阅读、欣赏。
“文化大革命”十年，出现了一批遵循“主题先行”、“三突出”（突出正面、主要、英雄人物）、“高大全”原则创作出来的作品，诸如《虹南作战史》、《西沙儿女》、《金钟长鸣》等。这一时期也有一些小说具有可取性，如浩然的《金光大道》等。
1976年，蒋子龙发表《机电局长的一天》，以及张扬的长篇《第二次握手》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地下”流行，开始显露出新的文学转机的萌芽。
（三）新时期小说
当代小说繁荣发展是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
新时期小说比较重要的潮流或现象有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寻根小说、新潮小说、新写实小说、女性小说、新生代小说等。
1977年，刘心武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开山之作。《班主任》展现了“四人帮”对青年一代心灵的伤害，成为“伤痕小说”的发轫之作。伤痕小说的代表作还有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王蒙的《最宝贵的》，冯骥才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铺花的歧路》，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丛维熙描写监狱题材的“大墙文学”《大墙下的红玉兰》，周克芹的长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竹林的《生活的河》，何立伟的《白色鸟》等。这些作品对“文化大革命”及其带给人民肉体与精神上的创作进行了深刻的揭示，感人至深。
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全民性大讨论的开始，有些作家开始透过生活现象，深入历史、现实、人的灵魂，进行挖掘探寻与反思，在“现实主义回归”的口号之下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从而在创作上涌现出“反思小说”的浪潮。反思小说的代表作有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王蒙的《蝴蝶》、《布礼》，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古华的《芙蓉镇》，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李国文的《月食》、《冬天里的春天》，谌容的《人到中年》，张贤亮的《绿化树》、《灵与肉》，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等。
作家们追求小说表现技巧的多样化，出现了意识流写法、蒙太奇技巧、多元叙述方式的广泛应用。王蒙的《春之声》、《夜的眼》对时序颠倒、时空跳跃的意识流手法的率先运用，曾使当年一度出现“王门立雪”的奇观；《剪辑错了的故事》等运用电影剪辑、蒙太奇技巧，将不同时空发生的情节巧妙地串连在一起，带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受。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起步与发展，部分作家转向关注当下现实，从而创作出了以《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的一批“改革小说”，包括张锲的长篇《改革者》，柯云路的《新星》，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炜的《古船》，贾平凹的《浮躁》和中篇《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
一些作家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对本民族灵魂、精神之根的探寻，在对现实与历史的关注之中注入现代意识，同时运用象征、暗示等现代派技巧，创作出了一大批富有文化意蕴的“寻根小说”。代表作有阿城的《棋王》、《遍地风流》，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爸爸爸》，汪曾祺的《受戒》、《大淖纪事》，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金牧场》，张承志的《心灵史》，陈忠实的《白鹿原》等。
邓友梅、陈建功、刘心武、王朔等，则更是从生活的北京这块地域出发，运用北京方言，描述北京历史、现实风物、人情世故，具有鲜明的“京味”特征，被称为“京味小说”。如邓友梅的《那五》、陈建功的《辘轳把胡同9号》、刘心武的《钟鼓楼》等。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出现了所谓的先锋小说，或称实验小说、新潮小说。这些小说大多受到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深刻影响，对意识形态采取回避、消解态度，强调叙述的游戏性、平面化，结构支离破碎，人物趋于符号化，包括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鲜血梅花》，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以及苏童、残雪、格非、孙甘露的一些作品。
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了新写实小说。此类小说作者创作时抱着所谓的“零度情感”，多采用客观叙述，力图表现现实生活“毛茸茸的原生态”，包括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单位》、《官场》，池莉的《烦恼人生》、《太阳出世》、《你是一条狗》、《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方方的《落日》、《祖父在父亲心中》、《风景》，刘恒的《苍河白日梦》、《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叶兆言的《关于厕所》、《挽歌》等。王朔创作的“顽主”系列，如《千万别把我当人》、《我是你爸爸》以及《动物凶猛》、《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等，运用调侃戏谑手法，消解意义、崇高与神圣，成为通俗文学的一支。
20世纪90年代中期，河北的“三驾马车”——何申、关仁山、谈歌的创作掀起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个新高潮。其代表作有何申的《年前年后》、《信访办主任》，谈歌的《大厂》，关仁山的《大雪无痕》等，大多为“主旋律”作品。
女作家的创作在新时期成就非凡。铁凝、张洁、张抗抗、谌容、竹林、宗璞、茹志鹃等都对新时期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群体性别意识的自觉，女性主义话语和私人空间的建构，促使一批典型的女性文学产生。铁凝突破早期小说《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追求艺术的纯净、完美的风格，开始重视揭示女性自身生存状态，写出了短篇《孕妇和牛》，长篇《玫瑰门》、《蝴蝶发笑》、《永远有多远》等一批作品。迟子建、陈染、林白、徐坤、毕淑敏等，都注重女性意识的凸显，或关注女性隐秘的个人化体验，如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或对男权中心的传统与社会提出质疑，发起挑战，如徐坤的《厨房》、《狗日的足球》，或对女性遭遇进行透视，如毕淑敏的《女人之约》、《红处方》。
“新官场小说”在1997年前后开始涌现并受到关注。如李佩甫的《羊的门》、李唯的《腐败分子潘长水》、王跃文的《官场春秋》等。
一批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作家陆续在文坛上崭露头角，这些作家被认为是站在社会的边缘写作，被称为“新生代”，代表人物有毕飞宇、鲁羊、何顿等。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出生的作家也开始登上文坛，并有佳作问世，如丁天的《幼儿园》、郁秀的《花季 雨季》等。
有人认为，21世纪莫言的《檀香刑》、王蒙的《青狐》、贾平凹的《秦腔》、格非的《人面桃花》、阎连科的《受活》、刘醒龙的《圣天门口》、李洱的《花腔》等，均可被视作优秀的带有明显经典意味的长篇小说。我们应该看到，一个文学、小说经典生成的时代正在到来。莫言在2012年10月11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足以永载史册的重要事件。莫言的获奖事实，一方面与他长期以来所取得的突出创作成绩有关，是对他思想艺术成就的一种高度肯定；另一方面也是对于所谓现代汉语写作高原的一个总体性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