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有召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
—荀子
荀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荀子自幼聪慧，学问很好，有“神童”的美誉。
据说他曾到齐国稷下游学，在稷下学风的熏陶下勤奋学习研究。后因战事离齐去楚，被楚国春申君任为“兰陵令”。在他晚年时期，许多学者都前往齐国讲学，加上齐国以藏书丰富而出名，所以荀子又回到齐国。荀子知识渊博，很受齐王尊敬，被赐封为“列大夫”，又因年龄较大，三度被众人推选担任“祭酒”一职。
战国末期，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均已出现，并趋于成熟，这使得荀子能广集百家之长，为己所用。在他的思想体系里，不仅有儒家思想的枝叶，还有法家思想的萌芽，其中还间杂一些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
荀子继承了儒家“为政以德”的传统，宣扬儒家的王道思想，主张以德服人，反对用强力来压人，认为治国就应当“平政爱民”。他曾游经秦国，拜见秦昭王，并对其宣扬自己的学说。可惜，当时的秦昭王正在和范雎设计“远交近攻”的阴谋，以求攻伐天下，对他的大道理一点兴趣都没有。荀子只好悻悻地去了赵国。
到了赵国，荀子见到了赵孝成王，得以和楚将临武君辩论军事问题。荀子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权谋诡计、士卒兵刃，而是百姓的趋向；用兵的目的不是为了“争夺”，而是为了“禁暴除害”。如果战争得不到百姓的支持，那么，即使是齐国的“技击”，魏国的“武卒”，秦国的“锐士”，也终归要失败。
最后，荀子说：“兵要在乎善附民。”认为争取民心才是用兵之道的关键。这正与他“王道”思想的具体内容即礼义和仁政相契合。他还作了个比喻：君主就好比行驶在水中的“舟”，庶民就好比“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即提醒君主，如果对庶民施以暴政，那便会遭到覆舟的危险。
荀子与孟子同是儒家，但二人沿着不同的方向，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所创立的儒家伦理思想。孟子主张性善论，认为人有“四端”。荀子则相反，提出了一种以性恶论为基础，以礼为核心，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伦理学说。
荀子从人的自然欲望上寻找道德的根源，认为人性本“恶”。他还摆脱了天命论的影响，强调“制天命而用之”、“人定胜天”、“行贵于知”等观点。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他认定人性生来本“恶”，就是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就是好利、嫉妒、喜欢声色。这是先天而生、不学而能的。只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才可以为善。否则，顺着人性发展，就会出现暴乱。
因此，荀子主张“礼义师法”，增益身心；若不能如此，便不足为学。他说：“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这也揭示了荀子教育学说是趋向“积善”的。
荀子认为，天有固定不变的规律，地也有固定不变的法则，这些并不因为人的好恶而有所改变，这也就意味着，天不能干预人事，自然界的规律也不会决定社会的变化。从而强调了自然规律的客观性。
同时，荀子明确指出，社会国家的治乱兴废，与天无关，与时无关，与地无关。他还举例说：天、时、地等自然界的条件，在禹的时代和桀的时代是相同的，并没有因为一治一乱而发生改变。
继孔子推行“仁”，孟子推行“义”之后，荀子提出了“礼”。他认为礼在调节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中起重要作用。
所谓“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即“礼”是社会上自然形成的公共法则，是每个人都得遵守，不能选择，不许怀疑的。
他还认为“礼治”与“法治”应相互结合，这样才能使社会上每个人在贵贱、长幼、贫富中有恰当的地位。
荀子是先秦哲学的总结者，他提出了“人定胜天”的思想，达到了先秦哲学的最高峰，对以后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汉代的王充、唐代的柳宗元、刘禹锡等都继承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
荀子晚年积极从事教学和著述，主要思想都反映在《荀子》一书中。
《荀子》的文章论题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有很强的逻辑性，对后世说理文章有一定影响。其中五篇短赋，开创了以赋为名的文学体裁，对汉赋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因为荀子是第一个使用赋的名称和用问答体写赋的人，所以，后人将他和屈原一起尊称为“辞赋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