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语
19世纪，光彩夺目、凝重厚实的文学世纪，遍地开花、普遍繁荣的文学世纪。
世纪开篇，是激情洋溢的浪漫主义。诗人辈出，诗情勃发，或激昂高歌，或浅吟低唱，但无论是“激越”的，还是“感伤”的，都以强烈的感情力量冲击着人们的心灵。这是对启蒙运动和动荡欧洲的反响，是对二百年来统治文坛的古典主义的反叛。浪漫主义文学冲破疆界，从西欧到东欧，从欧洲到美洲，完成了跨越传播，增强了各国文学的相互影响和渗透。
19世纪三四十年代，严峻的社会现实击碎了“理性王国”的幻影，迫使文学直面现实，以更冷峻的目光观察和反映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现实主义文学开始不动声色地登上舞台，默默地用一部部厚重的作品记录着时代风云，揭示着历史进程。群星璀璨，佳作迭出，逐渐汇成澎湃壮阔的潮流。“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是现实主义最杰出的成果；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构成丰富多彩的画廊，具有历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欧美文学史上极重要的一页。
世纪末——19世纪最后三十年，是文学发展的拐弯处。主潮式的发展模式开始受到冲击，代之而起的是多元格局的滥觞。现实主义文学仍保持着强势，而其“继承者”自然主义却以绝对“冷静”和“客观”为标准，竭力把写实的风格推向极致；巴黎公社文学以革命功利主义为特色，激情燃烧地介入社会生活；而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等流派，则以超然态度弃绝功利目的，将艺术送进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象牙塔。这一结构性的变化，开启了文学多元化新纪元的大门。
第一节 概述
一 浪漫主义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主要特征
浪漫主义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普遍流行的一种文艺思潮。它是法国大革命、欧洲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的产物。
1789年发生了轰动全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彻底推翻了法国封建专制政权，摧毁了封建经济基础，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1792）。它不仅为法国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而且撼动了欧洲封建统治，推动了欧洲民族独立运动，开辟了资本主义在欧洲广泛发展和取得胜利的新阶段。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遭到了国内外封建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革命后的法国经历了一场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侵略与反侵略的长期斗争。
拿破仑统治时期，为了巩固资本主义制度，保证资本主义自由发展，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政治、经济、宗教和法律措施。对内坚决镇压了王党分子的复辟活动，强化了中央集权；对外，多次粉碎了欧洲封建君主国的反法联盟，从而巩固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但拿破仑所进行的对外战争，代表的是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具有扩张和掠夺的性质。
拿破仑失败后，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1815年，俄、普、奥三国在维也纳会议上缔结了反动的“神圣同盟”，充当欧洲的宪兵，专门镇压法国革命后蓬勃兴起的人民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但是，“神圣同盟”扑灭不了革命的烈火，反而加深了欧洲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促使各国普遍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随着反封建、反民族压迫的解放运动的高涨，在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如英国），工人自发性的罢工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欧洲浪漫主义思潮就是在这种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革命风暴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这一时期流行的德国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与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兴起也有密切的联系。德国古典哲学本身就是哲学领域里的浪漫主义运动，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等哲学家强调天才、灵感和主观能动性，把自我提到高于一切的地位，因而对浪漫主义文学强调主观精神和个人主义倾向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如法国的圣西门和傅立叶以及英国的欧文等，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幻想消灭阶级对立，并对未来社会的发展作过一些预测，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他们从历史唯心主义出发，企图以调和矛盾的空想计划代替社会阶级斗争，以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这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对浪漫主义文学也有不小的影响。
浪漫主义文学是对法国革命和启蒙思想的反响。法国大革命摧毁了封建统治，在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但它所建立起来的“理性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并未真正实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因此，浪漫主义思潮包含着对革命胜利的激情和对革命后现实的失望。浪漫主义文学发展迅速，很快席卷了欧洲大多数国家，一时成为文学的主流。
浪漫主义是对统治文坛二百年之久的古典主义的反拨。古典主义的理性原则日渐成为束缚创作的教条。新一代作家们开启情感的闸门，展开想象的翅膀，向古典主义传统发起了有力的冲击。浓重的感情色彩，自由的理想抒发，强烈的个性张扬，便成为浪漫主义的一个最突出、最基本的特征。在思想上，浪漫主义作家是启蒙运动的继承者。就文学的传承关系而言，英国的墓园派诗歌、哥特式小说和感伤主义文学，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法国卢梭“回归自然”的追求，都直接影响了浪漫主义文学许多特点的形成。
浪漫主义文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对大自然的歌颂。由于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厌恶，对庸俗丑恶现实的反感，雄伟瑰丽的大自然和远方奇异的情景，便成为浪漫主义作家寄托自由理想之所在。在他们的笔下，大自然的美和崇高往往同城市生活的丑恶鄙俗形成强烈的对比，一些非凡的人物往往出没在大自然中间或奇异的和具有异国情调的环境里。
浪漫主义作家重视中世纪的民间文学。在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的活动就是从搜集中世纪民间文学开始的，为此还提出了“回到中世纪”的口号。这是因为中世纪是欧洲各民族和民族语言、文化的形成时期，它为19世纪初各民族独立意识的增长和强化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其时的民间文学尚未受到各种清规戒律的束缚，想象丰富，情感淳朴，表达自由，语言通俗——这更促进了浪漫主义文学风格的形成。
浪漫主义文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最适于感情抒发的诗歌方面，但小说和戏剧创作方面也有相当的成绩。浪漫主义小说和戏剧同样带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因此，大胆地发挥作家的主观想象力，使用夸张手法，多以大自然为背景，情景交融地描写奇异的情节和情感化的人物，便成为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主要特点。其中，有的形象自我陶醉、消极厌世，传达出世纪末的颓唐情绪；有的则意志坚强、激情洋溢，显现出亢奋的叛逆精神。
浪漫主义者常常使用华丽的词语，作品中充满生动的比喻，夸张、对比的手法更为他们所喜用，这些都给读者留下强烈的印象。
二 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和发展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欧洲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也不一样，因而，浪漫主义文学在各国发展的情况就不完全相同。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德国仍然是封建国家，全国分裂为许多封建诸侯小邦，政治、经济都很落后。资产阶级软弱无力，民主运动屡受压制，封建公侯的专制权威压倒一切，费希特、谢林的唯心主义哲学盛行。在重新发现中世纪的研究热潮中，德国最先创建了浪漫主义的理论，兴起了浪漫主义文学的探索。如以奥古斯特·施莱格尔（1767—1845）、弗利德里希·施莱格尔（1772—1828）、诺瓦利斯（1772—1801）、蒂克（1773—1853）为代表的“耶拿派”就是以缅怀过去、歌颂中世纪为其理论和创作的出发点，后两人的作品还带有较重的宗教神秘色彩。霍夫曼（1776—1822）是一个深受浪漫主义影响的作家，他主要是通过奇异和荒诞的故事来反映现实，对现实中的黑暗现象进行讽刺，代表作是《小查克斯》（1819）。沙米梭（1781—1838）是一位抒情诗人兼小说家。他是德国19世纪头20年浪漫主义作家中进步倾向较明显的一个。他的代表作《彼得·史雷米尔奇异的故事》（1814）是德国19世纪最流行的小说之一，小说具有明显的反资本主义倾向。
德国最富批判性的浪漫主义诗人是海涅。亨利希·海涅（1797—1856）是德国19世纪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和政论家。他的早期诗作《歌集》（1827，包括《青春的苦恼》、《抒情插曲》、《还乡集》、《北海集》等组诗）多以个人遭遇与爱情苦恼为主题，反映了封建专制下个性所受到的压抑以及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它们表现出鲜明的浪漫主义风格。1824年至1828年间，海涅游历了国内外许多地方，广泛接触社会，加深了对现实社会的理解，并写有四部旅行札记，包括《哈尔茨山游记》（1826）等意大利游记和《英国断片》（1831）。这四部旅行札记的创作表明，海涅在思想上已成长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创作上开始走向现实主义道路。
海涅的革命倾向，使他受到德国统治者愈来愈烈的迫害。他不得不于1831年5月移居巴黎。在巴黎，他结交了雨果、乔治·桑等作家，受到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他致力于研究法、德两国的社会政治与文学，写了大量的政治与文学论文，这些论文带有前所未有的战斗激情和革命锋芒。其中《论浪漫派》（1833）一文集中体现了海涅的文学观点：主张文学与现实密切结合，热情地歌颂歌德与莱辛。1843年12月，海涅在巴黎认识了马克思，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马克思的影响下，海涅的思想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引起创作思想与创作方法的显著变化，使他的创作在19世纪40年代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海涅写出了他一生最成熟的作品——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和《新诗集》（1844）中的大部分诗作。《西里西亚纺织工人》（1844）是诗人为声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而作的一首著名短诗，语言朴素，节奏铿锵，深受工人群众欢迎。政治抒情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844），是1843年10月海涅在法国流亡12年之后第一次返回德国的产物。相隔12年多，海涅回到日夜眷念的祖国，但他看到的却是一切如旧。对此，海涅极为愤懑。在长诗中，诗人用一切生机都已死灭的萧条冬天来象征德国社会的昏睡与停滞，所以在“童话”之前冠以形容词“冬天的”。现实与幻想相交织，构成了长诗十分独特的风格。在长诗里，诗人写了那么多的梦境与幻想，但这些梦境和幻想却是植根于现实基础上的，从梦境与幻想中可以看到德国的现实与诗人的思想。讽刺的运用，更大大加强了长诗鞭挞、批判封建反动制度的力量，增强了长诗的战斗作用。
1848年革命的失败，使海涅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理想破灭，加以病情恶化，瘫痪在床，从此他脱离了现实的革命斗争，陷入了深沉的苦闷。这时期的抒情诗集《罗曼采罗》（1851）就反映了他在革命失败后的不知所向的彷徨心境。但他的革命精神并未被完全摧毁：“我的心摧毁了，武器没有摧毁，我倒下了，并没有失败。”在他晚年的诗作中，依然保持了对封建反动势力和资产阶级的讽刺与谴责。
◎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最早出现的浪漫主义作家是以华兹华斯（1770—1850）、柯勒律治（1772—1834）和骚塞（1774—1843）为代表的“湖畔派”。他们对资本主义文明及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极为不满，长期寓居西北部湖边，忘情于山水之间，因而得名。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联手，以一本《抒情歌谣集》（1798）宣告了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诞生。华兹华斯先后为诗集写的两篇序言，奠定了浪漫主义诗学的理论基础。他们的诗作，一反古典主义的刻板僵化，以朴素的口语，尽写大自然的秀美，描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纯真情感，开创了新一代的诗风，对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继“湖畔派”诗人而起的是诗人拜伦（详见本章第二节）和雪莱。他们是在英国国内工人斗争和欧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创作在“神圣同盟”时期达到了高峰，鲜明地反映出进步的民主倾向。他们始终同情法国革命，同情民族解放运动和工人运动，与“湖畔派”形成了迥异的激越风格。他们的诗歌对群众很有影响。恩格斯曾指出：“雪莱，天才的预言家雪莱和满腔热情的、辛辣地讽刺现社会的拜伦，他们的读者大多数也是工人。”
波西·比希·雪莱（1792—1822）出身于贵族家庭，从小进入贵族学校学习，但他对教会控制的蒙昧主义教育深感不满。他于1810年入牛津大学学习，这时对自然科学和哲学发生极大的兴趣，广泛阅读了启蒙作家的作品和唯物主义的哲学著作。葛德文的《政治正义性的研究》和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1811年雪莱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无神论的必然性》，后因此被学校开除。他保守的父亲也同他断绝了经济关系。
1812年，雪莱带着自己写的小册子《告爱尔兰人民书》到了爱尔兰，为的是鼓动当地人民起来反对英国的统治和奴役，结果没有成功。他回到英国从事写作，以诗歌为武器和反动派进行斗争。1813年他完成了第一首著名的长诗《麦布女王》。长诗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的态度和他最基本的政治、哲学、美学观点，对理解雪莱的世界观有重要的意义。诗人在诗中不仅批判了封建的专横，谴责了资本主义的种种剥削形式，而且还提出了通过宣传教育以建立美好的自由社会的幻想。这首长诗的出版以及1811年至1813年所发表的政论，引起了英国统治阶级对诗人的极端仇恨。他们以种种借口，造谣中伤，迫使雪莱不得不于1818年永远离开了英国。
在意大利定居初期，雪莱完成了抒情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1819），这是他创作的高峰，是雪莱浪漫主义诗歌的杰作。它描写被困的普罗米修斯拒绝天神朱比特的威胁利诱，坚持了长期不懈的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诗人在剧中不仅描写了被压迫人民的苦难——饥饿、贫困、奴役，而且指出一切暴君的必然下场，预示革命一定会到来，一定会胜利；同时还详细地描写出胜利以后的美好景象——没有阶级、没有压迫，完全由“正义”、“理性”和“爱”统治的社会。最后一幕是整个宇宙欢呼新生和春天再来的颂歌。
1819年英国反动统治者残杀曼彻斯特工人群众的“彼得广场事件”，对雪莱革命思想的发展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一事件不仅加深了他对英国统治集团的仇恨，并且使他相信仅靠文字宣传或打动压迫者的理性是不能改变现有秩序的。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一系列优秀的、充满战斗号召力的政治诗歌。其中最著名的有《给英国人民的歌》、《1819年的英国》、《“虐政”的假面游行》、《写于卡斯尔累执政时期》等。在这些诗歌里，诗人揭露了社会上一切压迫与剥削的形式，揭露统治者的罪恶、法律的不公道、非正义战争的残酷，最后号召被压迫、被剥削者为争取自由而起来斗争。此外，雪莱写的许多抒情短诗在他的创作中也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他把自然景物的描写和革命热情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如《西风歌》（1819）、《云雀》（1820）等都是著名的作品。
1822年7月8日雪莱于渡海途中不幸遇难。在他短促的一生中，他的革命思想和对未来的坚强信念始终如一。他通过诗歌，向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传播了革命的火种。恩格斯称他是“天才的预言家”。马克思也认为，凡是了解雪莱的人都惋惜他在29岁时就夭折，“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而且如果不死，他会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急先锋”。
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人物还有诗人济慈（1795—1821）和历史小说家、诗人司各特（1771—1832）等。司各特创作的《艾凡赫》（1819）等30部历史小说，不仅在英国极负盛名，而且影响波及欧洲各国，司汤达、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许多现实主义大家都曾借鉴他的丰富经验。代表着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的是英国19世纪第一位著名的女作家简·奥斯丁（1775—1817）。她的《傲慢与偏见》（1813），在庸俗的日常生活背景下，以细微的心理刻画，突出了个体的价值和尊严，深受读者欢迎，并在20世纪引起了特别的关注。
◎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早期的代表作家是夏多布里昂和斯达尔夫人。夏多布里昂（1768—1848）政治上比较保守，但对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影响巨大。《基督教真谛》（1802）一书集中反映了他对中世纪的怀恋和以基督教精神来拯救世界的意愿。其中所包含的两个中篇小说《阿达拉》（1801）和《勒内》（1802），无论是异国风光的描写，还是“世纪病”形象的塑造，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斯达尔夫人（1766—1817）以其鲜明的自由主义精神闻名。她的论著《论文学》（1800）和《论德意志》（1810），小说《苔尔芬》（1802）和《柯丽娜》（1807），都是法国早期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成果。在他们之后，维尼（1797—1863）和拉马丁（1790—1869）思想偏于保守，均以恬静、忧郁的抒情诗著称。法国最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家是维克多·雨果（详见本章第三节）。19世纪三四十年代，女作家乔治·桑（1804—1876）和大仲马（1802—1870）分别以其独具风格的多产创作，丰富了浪漫主义的画廊。乔治·桑深受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她那些用以“抚慰人心”的小说，如《安吉堡的磨工》（1845）、《魔沼》（1846）等优秀作品，传达了她对完美人格和平等社会的美好理想。大仲马以过人的想象力创作出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小说，深受读者欢迎。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基督山伯爵》（1844—1845）和《三个火枪手》（1844）。缪塞（1810—1857）则以一部《一个世纪儿的忏悔》（1836），尽写一代青年的孤独苦闷感。
◎在西欧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也在19世纪初发展起来。此前，俄国文学在18世纪曾先后经历了古典主义和感伤主义时期。第一个浪漫主义作家茹科夫斯基（1783—1852）的创作对浪漫主义文学的形成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他思想保守，主张顺从天命，其诗歌创作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俄国浪漫主义的代表是以雷列耶夫（1795—1826）为首的十二月党人诗人和普希金。普希金是俄国杰出的民族诗人。他既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又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详见本章第四节）。从浪漫主义开始，俄国一跃而成为文学大国，整个世纪的辉煌成就，令世界瞩目。
◎跨洋越海，欧洲的浪漫主义也登陆到北美洲。经过长达八年的独立战争（1775—1783）之后，美国于1789年正式建国，国力得到迅速发展。最初的美国文学深受英国及欧洲文学的影响，稍后才逐渐增强了建立民族文学的意识。早期浪漫主义作家华盛顿·欧文（1783—1859）和詹姆斯·费尼奥·库柏（1789—1851），为美国民族文学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纳撒尼尔·霍桑（1804—1864）是著名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作品具有浓郁的神秘色彩和宗教意识。其代表作《红字》（1850）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偷情”者海丝特坦然面对宗教和法律的羞辱性惩罚，显示了向世俗抗争的巨大精神力量，十分震撼人心。赫尔曼·麦尔维尔（1819—1891）与霍桑齐名。他的著名作品《白鲸》（1851）写一位船长与一条巨大的白鲸殊死搏斗的故事，是一部惨烈的英雄主义悲剧。专事强调“刺激”和“效果”的诗人、小说家埃德加·爱伦·坡（1809—1849），被视为现代主义的先驱。真正热情讴歌“美国精神”的是诗人惠特曼（详见本章第五节）。
第二节 拜伦
一 生平与创作
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是英国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他的创作在英国和世界许多国家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拜伦生于伦敦一个古老但已没落了的贵族家庭。10岁时继承了伯祖父的爵位和一些领地，跟随母亲移居诺丁翰郡。青年时期，拜伦在剑桥大学读书时接受了法国的启蒙思想。
大学二年级，拜伦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懒散的时刻》（1807），表达出他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上流社会的鄙视。诗集受到反动评论家的恶意抨击，诗人创作《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1809）一诗进行猛烈反击。
拜伦于1809年大学毕业后，在上议院获得了世袭的议员席位。同年6月间，拜伦去欧洲大陆旅行，游历了南欧各国，使他有机会广泛地认识社会，接触各阶层的人们。他于1811年回国，1812年发表了《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一章和第二章，受到社会的巨大欢迎，从而一举成名。这部以旅途经历为题材的长诗，是拜伦的代表作之一。
拜伦归国以后，正值国内“卢德运动”高涨时期。国会也正在讨论实施对破坏机器的工人处以死刑的法案。拜伦在国会中发表第一次演说，竭力反对以暴力政策对付工人。上议院不顾拜伦的抗议，通过了该血腥法案。但诗人并没有沉默，演说后的第三天，他就在报上发表了一首著名的诗篇《〈制压破坏机器法案〉制定者颂》（1812），愤怒地揭露英国国会反人民的本质，指出立法机关、法院、警察、军队怎样顺从地保卫着大资产阶级利益，同时用鲜明的对照方法，简洁而有力地描绘出立法者的凶残面貌。在诗的结尾，诗人对血腥的法案制定者提出直接的警告：如果英国统治者继续镇压工人，“那些蠢材们自己的颈项一定先被打断”。
距第一次国会演说不到两个月，拜伦在国会中又发表了第二次演说，猛烈地抨击了英国政府对爱尔兰的奴役政策。两次演说，使诗人和英国统治集团之间结下了不解的仇恨。欧洲反动势力的猖獗，法国波旁王朝的复辟，引起拜伦强烈的不满和反抗，同时也陷入了悲观和失望。诗人越来越尖锐地感到自己的孤独，感到自己的努力并无效果。在非常苦闷的情况下，便写了一组“东方”题材的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传奇诗，这就是《东方叙事诗》，包括《异教徒》（1813）、《阿比道斯的新娘》（1813）、《海盗》（1814）、《莱拉》（1814）和《柯林斯的围攻》（1815）等。在这些诗篇中，拜伦塑造了一些孤傲的、反抗一切社会制度的叛逆者的形象，即文学史上有名的“拜伦式英雄”。
拜伦的政治态度以及诗歌中的反抗精神，引起了英国统治阶级的仇恨。1816年反动势力以诗人妻子离开诗人一事为借口，对他进行了疯狂的诽谤，迫使他永远离开了英国。他在瑞士遇到了雪莱，结为挚友。在雪莱的影响下，他写了一些反映革命斗争的著名诗篇，如《锡隆的囚徒》（1816）、《普罗米修斯》（1816）和《卢德分子之歌》（1816）等，后一首诗是英国诗歌史上第一首号召工人斗争的诗歌。与此同时，拜伦还写出了著名诗剧《曼弗雷德》（1816—1817）和《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第三章。
1816年拜伦迁居意大利，参与了秘密组织烧炭党人的革命活动。由于他在意大利期间进一步靠近人民大众，密切注意国际形势的变化，这就把他的创作推上了一个更富有成果的新阶段。除完成《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四章外，他还写了许多优秀作品。如诗剧《马利诺·法利哀洛》（1820）和《该隐》（1821），讽刺诗《别波》（1818）、《审判的幻景》（1822）和《青铜时代》（1822）以及长篇叙事诗《唐璜》（1818—1823）等。在《青铜时代》中，拜伦评议了拿破仑，谈到各地的革命运动，抨击了复辟后的法国，特别有力地揭发了1822年秋在维也纳召开的“神圣同盟”反革命会议，辛辣地讽刺了最反动、最活跃的俄皇亚历山大一世。
意大利烧炭党起义失败以后，拜伦于1823年7月离开意大利，到希腊参加希腊人民反对土耳其压迫的解放斗争，并成为希腊民族独立斗争的领袖之一。不幸，他患了寒热病，医治无效，于1824年4月9日逝世。拜伦说过：“我的一生就是一场斗争。”事实正是如此。
对专制势力的反叛，是拜伦诗作的基调。在《东方叙事诗》的那些传奇色彩极浓的诗篇里，拜伦对暴君即封建强权统治的抗议甚为激烈。诗中出现的一系列人物，都是一些异常孤独、脱离群众的反叛者的形象。他们与罪恶社会势不两立，并且也敢于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他们的共同特征是：顽强、高傲、勇敢和坚定。像《海盗》的主人公康拉特就是一个典型。他有能力做出一番事业，可是罪恶的社会不允许他发挥自己的才能，于是康拉特当了海盗的领袖。他单枪匹马闯入专制魔王的皇宫，顿时使皇宫变成了“流血的海岸和火烧的浪涛”。虽然最后被捕，武装被解除，但他并不示弱，态度严厉而镇定，他的气势使敌人为之慑服。
这种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和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人物，就是所谓的“拜伦式英雄”。这种个人反抗，在哲学诗剧《曼弗雷德》中得到了更充分的表现。剧中主人公曼弗雷德是一个不顾任何危险，不受任何诱惑，始终不肯放弃自己的尊严、自由，意志独立的反抗者。《东方叙事诗》和《曼弗雷德》中的这种高傲不驯的人物，在反动气焰甚嚣尘上的19世纪初的欧洲，曾产生过强烈的影响。
拜伦诗歌中最有力的因素，就是辛辣的社会讽刺。他的创作对欧洲的封建专制和贵族资产阶级强权统治给予了有力的揭露。这种揭露和讽刺，在《唐璜》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唐璜》是一部长篇诗体小说，长诗通过主人公唐璜在西班牙、希腊、土耳其、俄国和英国等不同国家的生活经历，从多方面展现了欧洲的社会历史生活。拜伦通过插叙，把18世纪末叶的欧洲历史状况和19世纪初欧洲的现实生活交错起来。这样，不但丰富了长诗的思想内容，而且可以使诗人突破历史题材的局限，漫谈当代的真人真事。在《唐璜》中，拜伦的讽刺矛头主要指向“神圣同盟”和欧洲的反动势力。诗中强烈地表达了同反动势力的不调和态度。他宣布要同“暴君和谄媚奉承的人”作战，尽管无法预见谁会战胜，也“无碍于我对每个国家中的每种专制政治所抱的这个明白、坚决、彻底的憎恶”；还表示决不向“皇帝的宝座跪拜”，“如果可能，我要教会顽石也要起来反抗人世的暴君”。
拜伦的诗歌创作还热情地表达了诗人热爱自由、渴望自由的思想。拜伦在短诗《耶夫萨的女儿》中刻画了一个为祖国自由而甘愿牺牲的姑娘的形象；在《你的生命完了》一诗中歌颂了一个为人民的自由而献身的英雄；在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和《唐璜》中，诗人对当时各国的卫国战争和欧洲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都给以热情的歌颂和支持。
总之，拜伦诗歌的思想意义是深刻的，既表达了对封建专制的痛恨，又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同时还抒发了对自由的热爱，这在当时都是难能可贵的。他在叙事诗中创造了一系列具有叛逆性格的人物，然而这些人物，正如鲁迅所说：“或以不平而厌世，远离人群，宁与天地为侪偶，如哈洛尔特；或厌世至极，乃希灭亡，如曼弗列特；或被人天之楚毒，至于刻骨，乃咸希破坏，以复仇雠，如康拉德与卢希飞勒；或弃斥德义，蹇视淫游，以嘲弄社会，聊快其意，如堂祥。”在这些以自我为中心孤军作战的人物身上，我们总可以不时地看到诗人拜伦的影子。
二《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以下简称《游记》）是拜伦的代表作之一。这篇四千七百多行的长诗，主要写的是南欧一些国家民族的命运，也穿插着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历史功过的评价；它既是一篇生动热情的旅途抒情日记，也是一首评论当时重大历史事件的长诗。
《游记》共四章，是拜伦两次游历欧洲大陆时的诗体记录。第一、二两章的内容是诗人在第一次出国漫游葡萄牙、西班牙、希腊、阿尔巴尼亚等地的所见所闻；第三、四章的内容是诗人在滑铁卢战役以后，被迫永远离开英国，旅居比利时、瑞士、意大利等地的见闻和感想，这两章分别发表于1816年和1818年。
《游记》有两个主要人物：主人公哈洛尔德和抒情主人公。前者代表了诗人思想的消极方面；后者反映了诗人的民主倾向和革命热情。哈洛尔德游历的路线把长诗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抒情主人公的议论和抒情插叙丰富了长诗的内容，加强了感染力。
哈洛尔德是一个英国贵族青年，对本阶级十分反感，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既不想对上层统治者逢迎拍马，也不愿与人民群众来往，终日陷于痛苦的深渊中。其痛苦的根源，照他自己的话说：“既不是爱情，也不是恨，更非卑微的野心难以实现”，“而是经历、目睹和耳闻所引起的”。
哈洛尔德是一个忧郁、孤独、悲观失望的漂泊者。他厌倦上流社会“酒醉饭饱”、“狂欢无度”的生活，也痛恨英国冷酷的“文明”和腐败的习俗，因为这些都是跟他的自由思想矛盾的。他不愿与丑恶的社会为伍，于是，“他孤独地怀着忧郁的思想，终于下定决心离开他的祖国，而去浪游海外炎热的地方”。
在最初两章里，我们看见这位忧郁的主人公到了葡萄牙、西班牙、阿尔巴尼亚和希腊。可是他对这些国度里的风土人情、美丽的大自然以及各民族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都采取旁观的态度，看到英国掠夺希腊古迹也不介意，经过好多古今战场，他无动于衷，“心是冰冷的”，“眼是漠然的”。哈洛尔德这个形象具有典型意义，他概括了当时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许多资产阶级民主知识分子既不满现实，又找不到新的道路的典型特征。
在《游记》中，抒情主人公却在精神面貌上和哈洛尔德不同，他是一位感情炽烈、精力充沛的观察家和评论家，他对一切面临的问题都作出积极的评论。他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态度十分明确。
《游记》具有明确的政治倾向性：憎恨反动统治，反对侵略，渴望自由，歌颂民族解放斗争，这些构成了长诗的主导思想。
《游记》通过哈洛尔德的游历和抒情主人公的评论，反映了19世纪初期欧洲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描绘了南欧各国人民反抗民族压迫、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既对各种形式的暴政和压迫表示了愤怒，也对争取独立、争取自由的人民给予了赞扬。
对西班牙人民反侵略战争的描写是长诗中最动人的部分。1809年7月拜伦到了西班牙，当时全西班牙都笼罩在战争的气氛中。诗人亲眼看到了西班牙人民顽强抵抗法国侵略者的英勇斗争。拜伦在诗中再现了它的英雄的形象，描写了人民爱国运动的高涨，特别是农民，他们一个个为国家大难临头而感到痛苦，他们忍住了眼泪，英勇地袭击敌军。诗人以生动鲜明的诗句塑造了一个英勇不屈的西班牙姑娘奥古斯丁娜的形象，那是一个参加了萨拉哥撒保卫战（注：萨拉哥撒是西班牙北部要镇，此地居民曾与拿破仑侵略军进行过英勇的战斗）的举世闻名的人民女英雄，并且获得了“萨拉哥撒少女”称号的女游击队员。诗人热情地歌颂了这位女英雄的顽强不屈的战斗精神——坚强，沉着，所向无敌：
爱人战死后，她没有流无用的眼泪，
首领牺牲了，她站上他危险的岗位，
伙伴逃奔了，她阻止这卑贱的行动，
敌人退了，她率领人马去追踪。
在赴希腊的途中，路经阿尔巴尼亚，哈洛尔德参观了独裁者阿里·帕夏的城堡，“他马上厌恶这穷奢极侈的地方”。对于手上沾满鲜血、凶狠好战的暴君阿里更是厌恶之极。在他那里，“没有法律，只有他独断的命令”。他干过许多“伤天害理的罪行”。拜伦预言，这个靠“流血起家的人，到头来须在更惨的血泊里终其一生”。但对阿尔巴尼亚人民，拜伦却是赞美不迭。他说“阿尔巴尼亚人是凶猛的，却不缺乏各种道德，也许比一般更加崇高”，赞美他们“对敌人是多么决绝，对朋友仁义，为了恩义或荣誉，可以把头颅抛掉”。对于勇猛好客的山民苏里人，诗人同样是倍加称赞。
对于在土耳其统治者奴役下的希腊的悲惨命运，诗人特别关切。他在《游记》的第二章中以敬仰的心情回忆了希腊英勇的过去，同时又以愤慨的心情抒写了它屈辱的现在，二者形成鲜明的对照。
当恰尔德·哈洛尔德来到希腊的时候，那里的人们正在土耳其的统治下过着悲惨的生活。诗人目睹此景，不禁非常愤慨。上古建筑的雄伟遗迹，希波战争时代置强敌于死命的英雄以及把守关隘要道全体壮烈牺牲的不朽战士，所有这一切在长诗中都鲜明地再现了出来。可是眼下的希腊人民还在土耳其的奴役下，没有起来为争取自由而斗争。
拜伦对希腊人祈求外国援助以求得民族的解放，感到失望和痛苦。他劝告希腊人民，放弃幼稚的幻想，呼吁希腊人民起来反抗，用自己的力量争取民族解放：
世世代代做奴隶的人们！你们知否，
谁要获得解放，就必须自己动手，
必须举起自己的右手，才能战胜！
高卢人或莫斯科人岂会对你们公正？
对于意大利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诗人也很关心。他在第四章里进行了生动的描绘。诗人从历史的叙述开始。他缅怀意大利古时的光荣和成就，记起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阿里奥斯托、塔索等作家和米开朗基罗、伽利略等艺术家、思想家、学者的名字，提起意大利历史上的许多功绩。另外，诗人也谈到了意大利在奥地利统治下受压迫的痛苦。诗人还在许多诗段里表现了强烈的热爱自由、坚信自由不会被扼杀的思想：
但自由啊，你的旗帜虽破而仍飘扬天空，
招展着，就像雷雨似的迎接狂风；
你的号角虽然中断，余音渐渐低沉，
依然是暴风雨后最嘹亮的声音。
诗人描绘、赞扬和声援南欧各国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是和他反对各种形式的暴政的思想一致的。他反对拿破仑的侵略野心，也斥责“神圣同盟”充当国际宪兵的勾当，更不满英国政府对欧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干涉。拜伦在日内瓦湖边缅怀启蒙运动者伏尔泰和卢梭。他说法国思想家卢梭“把整个世界投入熊熊的火焰，直到所有的王国化为灰烬”。可是19世纪的历史证明，卢梭、伏尔泰的理想成了泡影，因为在法国革命以后，欧洲还是“恢复了跟先前无异的地牢和宫廷”。诗人认为，总有一天人们会继续革命以推翻暴政。
《游记》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它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与社会对立的个人在诗中十分突出，即诗人的主观抒情在诗中占据着突出的位置。《游记》的情节只在表面上与那位站在作品中心的主人公形象（哈洛尔德）发生联系，实质上《游记》情节的全部结构都是为诗人的主观抒情所决定的。诗人的奔放感情和自由思想，海阔天空地任意飞翔，一会儿葡萄牙、西班牙，一会儿阿尔巴尼亚和希腊，一会儿又是瑞士和意大利；时而是上古，时而是近代，时而是当代；时而是波浪起伏的大海，时而又是岿然的群山峻岭；时而是瀑布喧嚣，时而又是暴风雨轰鸣。在这一切叙述中，诗人不断介身其中，时时刻刻表明自己的态度：他有时欢欣鼓舞，有时愤怒，有时悲伤，有时抗议，有时发出号召，总是不断地打断情节的进程，经常使情节的叙述停留下来。这种主观抒情，也是浪漫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在创作方法上最大的不同之处。
在《游记》中诗人拜伦从不消极，从不让人俯首听命于当时的罪恶社会，他一直号召人们向罪恶斗争。诗人从主观幻想出发去描写一些理想的、与周围日常生活现象迥然不同的世界，并以此与他那无法容忍的资本主义现实相对比。这样就决定了这篇《游记》的另一个显著的艺术特点，那就是鲜明的对比方法。拜伦之所以运用对比的描写方法，其目的就是突出表现他所要强调的内容。例如：自然与社会的对比、各民族英雄的过去与屈辱的当代的对比、各被压迫民族的痛苦遭遇与贵族资产阶级英国的所作所为的对比、人民与统治者的对比等。此外，《游记》中有许多对主人公所到之处的自然风景的精彩描写。例如，对勒芒湖（即日内瓦湖）上的波光水影的描写，对阿尔卑斯山的断崖峭壁、冰河和瀑布、暴风和雪崩的描写，以及对阿尔巴尼亚的峻峭山景和希腊的古国风光等等的描写。诗人之所以热衷于对大自然的描写，是为了用大自然的壮美突现出社会现实的丑恶与贫困，表现诗人对现实的鄙视和不满。《游记》的语言也具有特色，不仅丰富、有力，而且生动、简洁、流畅、自然。
第三节 雨果
一 生平与创作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他经历了漫长的生活道路，几乎占了19世纪六分之五的时间。他从复辟王朝时期走上文坛，中间经过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和第二帝国，在第三共和国时期逝世。他的创作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法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下层群众的疾苦。人道主义是雨果创作的最突出特点。这个特点鲜明地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强的一面和弱的一面。
雨果经历了复杂的思想过程。他的政治观点几度改变，反映了他思想上的矛盾，这也是这一时期法国历史的急剧变化和阶级斗争的复杂情况在他身上留下的烙印。
雨果生于贝桑松城。父亲是拿破仑军队的将军，但母亲拥护波旁王室，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雨果从小就处在两种对立的政治观点的冲突中。由于童年时期主要由母亲负责教养，所以在少年时期的雨果思想中，同情保皇党的母亲的影响占了优势。他在那时所写的抒情诗和长诗赞美君主政体和天主教，崇拜夏多布里昂，对资产阶级革命抱敌视态度。
20年代中期，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广泛地展开了自由主义运动，出现了批判政府的报纸杂志。希腊、西班牙、意大利以及俄罗斯等国境内的人民解放运动日益高涨，对法国人民的斗争情绪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在文艺方面，贝朗瑞的诗歌无情地揭露了贵族和教会僧侣的罪恶，猛烈地抨击了波旁王室的反动统治。这些，都教育了雨果，使他和保皇主义逐渐疏远乃至断绝关系：这位共和主义军官的儿子终于站到了进步阵营方面。
雨果为社会进步而斗争，首先是从文学斗争开始的。当时古典主义在法国的影响仍十分巨大。而雨果在文艺上奋起挑战古典主义，就意味着在政治上对君主专制制度展开斗争。1827年他发表了剧本《克伦威尔》，并写了《〈克伦威尔〉序言》。后者是一篇重要文献，被认为是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宣言。在这篇序言里，雨果指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艺术形式，历史上没有永恒不变的艺术，因此，盲目模仿古代是非常荒谬的。雨果主张：新时代的艺术必须冲破古典主义的桎梏。在语言方面，雨果主张使用丰富多彩的人民语言。他认为古典主义者使用文雅、精巧的贵族沙龙语言，使语言变得僵化。
《〈克伦威尔〉序言》发表后，雨果成了浪漫主义的领袖。在与古典主义的斗争中，雨果的思想有了发展，渐渐地离开了保皇主义立场。从20年代末起，许多绚丽多彩的浪漫主义戏剧、诗歌和小说，像潮水一般从他的笔下涌出，显示出作家惊人的创作力。鞭挞封建统治者的罪恶，揭露社会的不平，对受压迫者和贫苦人的同情，是这些作品的基本内容。在182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死囚的末日》里，作家呼吁废除死刑，突出地表现了他的人道主义精神。1829年作家还发表了抒情诗集《东方集》和剧本《马里红·德·洛尔姆》、《欧那尼》。《东方集》表达了作者对20年代希腊人民反抗土耳其统治、争取自由独立斗争的同情，富有东方异国情调。《马里红·德·洛尔姆》中由于把路易十三描写成一个低能的国王而被禁演。1830年《欧那尼》的上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起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决战，结果古典主义者遭到彻底的失败。
剧本写的是16世纪西班牙一个贵族出身的强盗欧那尼反抗国王的故事。雨果赞美这个贵族强盗的侠义和高尚。剧本完全打破了古典主义戏剧的惯例，地点任意转换，根本不遵守时间的整一律，并把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糅合在一起。特别是绿林大盗竟敢教训国王，在古典主义者看来更是不成体统。剧本的演出获得巨大成功，是因为它表达了1830年革命前夕各民主阶层反封建压迫的思想情绪，也因为它具有激情洋溢的传奇风格。
雨果热情欢迎1830年的七月革命。在诗篇《致年轻的法兰西》里，他歌颂革命的参加者。在《赞美诗》里，他为那些在巷战中牺牲的英雄痛哭哀悼。
1831年，雨果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小说极富浪漫主义色彩，情节紧张，变幻莫测，戏剧性很强。事件发生在15世纪的巴黎。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弗罗洛平时道貌岸然，但在看到美丽的吉卜赛女郎爱斯美拉尔达后，便撕下伪装，企图不择手段地占有她。在罪恶的情欲支配下，他的追逐变成了迫害。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卡西莫多相貌奇丑，但他对少女的爱却是高尚的，具有人道和自我牺牲的特点，与弗罗洛的罪恶情欲形成鲜明对比。弗罗洛在罪恶企图不能达到时，便卑鄙地采用嫁祸于人的办法，把爱斯美拉尔达送上绞架。一贯对弗罗洛百般忠实的卡西莫多，被他主人的残暴和无耻所激怒，把弗罗洛从教堂的高塔上推了下来。作者在小说中揭露中世纪教会和贵族统治阶级的罪恶，并不限于个别贵族和教士，而是直指代表整个中世纪宗教的巴黎圣母院和代表政治反动势力的国王路易十一。借古喻今，雨果通过《巴黎圣母院》所要表达的，正是19世纪20年代人民群众反封建、反教会的强烈要求。巴黎的流浪汉和乞丐们对圣母院的攻打，象征着人民群众对教会和国王权力的反抗。
19世纪30年代，雨果在诗歌上的成就也很显著。《秋叶集》（1831）和《暮歌集》（1835）写于革命运动高涨时期，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诗中除关于人的命运的哲理思考外，还有关于诗歌的社会使命以及歌颂人民、鞭挞暴君的主题。在以后发表的《心声集》（1837）和《光与影》（1840）中，虽然也有些社会性较强的诗，但更多的是抒发个人感情、描写家庭的欢乐和自然之美。1838年发表的剧本《吕依·布拉斯》，是一部揭露性较强的作品。30年代前期的几次工人起义和共和党人起义，因政府的镇压而遭到失败，革命运动转入低潮，统治者又不断对雨果进行拉拢——1841年他被选入法兰西学士院，1845年路易·菲力普封他为法兰西贵族世卿，他还当上了贵族院议员。所有这一切导致他与七月王朝一度妥协。1843年写的剧本《卫戍官》充满神秘主义，反映了作家这一时期的思想状态。剧本上演遭到失败。此后雨果沉默了将近十年，直到1848年革命，特别是1851年路易·波拿巴政变后，雨果的创作才又恢复了活力。
1848年的革命粉碎了雨果对君主立宪的幻想，对他的思想和创作的转变起了决定性作用。最初雨果对二月革命不理解，对六月工人起义更缺乏认识。但他也意识到人民的行动是“呼吁自己权利的劳动者的神圣愤怒”。当大多数资产阶级民主派站到了反革命方面，反动派阴谋消灭共和国时，雨果却成了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1851年12月，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将共和改为帝制，雨果参加了共和党人组织的反政变起义。拿破仑三世实行恐怖统治，对反抗者无情镇压，雨果也遭到了迫害，不得不流亡国外，为时达19年之久。
流亡期间，雨果一直坚持对窃国者拿破仑三世的斗争。1852年他发表了揭露拿破仑三世的小册子《小拿破仑》，并写了《一桩罪恶史》（1877年才发表），对篡国者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辛辣的讽刺。1853年，雨果发表了诗集《惩罚集》。这是一部卓越的政治讽刺诗集。诗集的中心内容是揭露和讽刺拿破仑三世及其集团。雨果称他们是强盗和刽子手，说天主教教士是“人民的屠伯和人肉贩子”，作家对那些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暴发户、“搜刮穷人的股票经纪人”、“脑满肠肥的骗子手和财主”以及欧洲各国的反动统治者（他称俄国沙皇是“嗜血成性的暴君”），都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揭露。
1856年雨果完成了诗集《静观集》，1862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悲惨世界》。这两部作品的主要部分都是在流亡前写就的。除《悲惨世界》外，流亡期间雨果还写了长篇小说《海上劳工》（1866）、《笑面人》（1869）。前者描写了诺曼底渔民的悲惨生活，歌颂了劳动人民对大自然的顽强斗争；后者描写了17世纪与18世纪之交英国贵族的残暴和腐化。
1870年普法战争法国惨败。在第二帝国倾覆后，雨果回到了别离多年的祖国。他怀着激愤的心情奔赴国难，大力呼吁法国人民起来保卫祖国，反对德国的野蛮侵略，并用他写的著作和朗诵诗歌所得的报酬买了两尊大炮，表现了崇高的爱国精神。
巴黎公社起义时，雨果未能正确理解这次革命的伟大意义，错误地认为不应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发动起义。但是当公社失败后，凡尔赛分子疯狂镇压公社社员时，雨果又愤怒谴责反动派的暴行，他呼吁赦免公社社员，并在报纸上宣布把自己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住宅提供给流亡的社员做避难所。为此，他的住宅遭到反动暴徒的袭击，雨果险些丧命。比利时政府又把他驱逐出境，但作家一直坚持为巴黎公社社员辩护，多次要求赦免公社社员。
1872年雨果发表诗集《凶年集》，反映了他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时期的思想感情，其中最好的部分，是谴责侵略者、揭露敌人暴行以及保卫巴黎公社社员的那些诗篇。《凶年集》出版后两年，雨果又发表了长篇小说《九三年》。小说描写的是1793年共和国军队镇压旺岱反革命叛乱的故事。革命军年轻而有才能的司令官郭文把反革命头子朗特纳克侯爵从监狱中放走，因为后者是在已经逃走的情况下又重新回来，从大火中救出三个孩子时被捕的。郭文认为，处死这个人不能给革命带来荣誉，所以放走了他。为此，郭文触犯了革命法律，被送上断头台。雨果在暴力和人性的尖锐冲突中进行了痛苦的思考。他热情讴歌革命，认为革命的最高目标应是人道原则的实现，因而在小说中提出了“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的观点——这可以被视为雨果毕生精神求索的思想结晶，也是引起人们长期争议的现代难题。
雨果的创作力历久不衰，1883年又发表了史诗《历代传说》（1859—1883）。作品被认为是法国诗歌和世界文学中最丰富最完美的抒情史诗之一。
雨果一生为民主、人道、正义而斗争，是正义事业的捍卫者和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严辞谴责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中国，烧毁北京圆明园的罪行。他说，圆明园之于东方，等于金字塔之于埃及，竞技场之于罗马，巴特农之于希腊，圣母院之于巴黎，是至高无上化境的体现，是欧洲文明天际外寰宇之旷世伟构。英法联军是野蛮蒙昧之族类，毁坏旷世伟构之罪行，青史昭然，罪无可遁。他更呼吁法兰西应洗涤盗匪秽名，湔雪奇耻，将法军携回法国的圆明园的稀世珍宝悉数归还中国。
雨果死于1885年，送葬者有百万之众。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在报纸上发表宣言，号召公社社员参加伟大作家的葬礼。法国人民为自己伟大的诗人举行国葬。雨果遗体被送到专门安葬伟人的先贤祠。
雨果是法国最伟大的诗人和小说家之一。他的诗不但数量丰富，而且主题多样，形式完美，表现手法细致多彩。他的小说精彩动人，雄浑有力，以五光十色、气势雄伟的画面见长，为浪漫主义小说开辟了广阔的天地。雨果的创作对后来的作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悲惨世界》
《悲惨世界》（1862）是雨果的代表作，是法国文学中最著名的小说之一。雨果从19世纪40年代写起，于1862年发表，前后达20年之久。小说中所描写的事件始于1815年，而结束时已经是七月王朝时期了。但是雨果不断回溯到人物的过去，即1815年以前的生活，回顾了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历史事件。所以，小说实际上反映了整个19世纪前半期法国的社会生活。《悲惨世界》集中地表现了雨果以前作品中已经多次出现的以博爱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想。他的人道主义在《巴黎圣母院》中表现为对天主教黑暗势力和封建统治者的揭露，而在《悲惨世界》中，他的人道主义已经发展为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道德和法律的批判了。在这部小说里，雨果描绘了广阔的生活画面，反映了被压迫群众所遭受的痛苦和凌辱。在叙述过程中，作家同时穿插了各种不同的社会政治事件。受压迫人民的苦难，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直至拿破仑战争和人民群众的革命起义，一幅幅五光十色的动人画面在读者面前展现。
小说的基本情节是冉阿让的悲惨生活史。他原是一个贫农出身的工人，因收入不够家人糊口，有一次偷了面包，被捕入狱，度过了19年牢狱和苦役生活。刑满后又有过偷窃行为，但受仁慈的主教米里哀的感化，转变成一个舍己为人的人。冉阿让化名马德兰，当了企业家，并被推为市长。但不久又因暴露了过去的身份而被捕下狱。逃出后，从一个坏蛋手中救出已故女工芳汀的孤女珂赛特前往巴黎。后来又不断遭到警探的追缉。冉阿让的整个一生充满着坐牢、苦役和颠沛流离的痛苦，这是小说的主要线索。同时作家在小说的第四部和第五部中用许多笔墨描写了1832年共和党人在巴黎举行的革命起义。小说内容十分丰富，但作家注意的中心是那些不幸者的“悲惨世界”。
在小说的作者序里，雨果曾提出当代社会的三个迫切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这是理解小说主题的钥匙。对下层人民痛苦命运的描写，在小说中占主要地位。小说名字的原意是“受苦的人们”。冉阿让、芳汀、珂赛特以及街头流浪儿格夫罗舍，都属于这些不幸的人。他们受尽痛苦，遭遇到无情迫害，被社会所唾弃。雨果在描写他们痛苦的命运时，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尖锐矛盾和贫富悬殊的鸿沟，以及资产阶级法律的实质。一个淳朴的工人，为了饥饿的孩子偷了一块面包，竟服了19年苦役。女工芳汀被人诱骗后沦落到社会的底层，伪善残忍的资产阶级道德和法律剥夺了她工作和生存的权利，最后被迫出卖肉体，致使她在贫病交加中丧生。她的孤女小珂赛特落到了坏蛋德纳第夫妇手中，被迫从事力所不及的沉重劳动，备受摧残，完全失去了童年的快乐。
但是，雨果在揭露贫苦人民所遭受的巨大苦难的同时，又常把一个尖锐的阶级矛盾问题看成是道德问题。他认为，世间存在着两种法律，一种是高级的，一种是低级的。前者的代表是米里哀主教，后者的代表是警察沙威。在米里哀看来，罪恶不能靠惩罚解决，而是应该饶恕。这样，人从灵魂深处得到认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罪恶问题。这才是最完善的法律。现行的法律，单靠刑罚惩治罪行，并不能消灭犯罪，反而使犯罪加深。雨果以冉阿让为例，企图说明世俗法律之无用。统治者以刑罚惩治他，他反而变得凶狠，更加容易犯罪。可是当米里哀主教用仁慈感化他时，他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充满博爱精神的人。从这里我们看到，人道主义是雨果揭露社会罪恶的出发点。在描写冉阿让对待自己的死敌沙威的问题上，同样体现着作家的道德感化思想。沙威是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和冷酷残忍的爪牙。这个铁石心肠的宪警机关的鹰犬，不断地迫害那些贫苦饥饿、无家可归的人。他残酷迫害冉阿让多年，就像影子一样追踪着他。他也是造成芳汀悲惨死亡的直接罪人。在巷战中他被起义战士俘虏，但冉阿让在执行枪决时却把他放走了。这使他的“人性”复活，痛苦地跳河自尽。在雨果看来，他的自杀，就是善对恶的胜利。其实这只是作家虚拟的道德理想的胜利。
小说的感染力还在于它对共和主义英雄们反抗菲力普王朝斗争的生动描写。描写巴黎人民起义的几章，仿佛是一首庄严的颂歌，是《悲惨世界》中激动人心的篇章。那些衣衫褴褛、被资产阶级视为贱民的人，现在都像巨人一样参加战斗。他们忠于共和主义理想，憎恨专制制度，一心为解放人民而斗争，最后在街垒战斗中英勇地牺牲。
总之，雨果在《悲惨世界》里，以极大的艺术力量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下层人民受苦受难的悲惨遭遇以及资产阶级法律与人民为敌的本质。但作家又把“仁慈”、“博爱”当做一种医治社会弊端的灵丹妙药，这充分表明了雨果人道主义的内在矛盾。
《悲惨世界》具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特点，但占优势的还是浪漫主义成分。小说的很多章节，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辉，如冉阿让被迫害的经历、芳汀的悲惨命运以及1832年巴黎的街垒战等，都写得比较真实。而小说对一些人物，如对冉阿让、沙威和德纳第的描写，虽然不乏现实主义因素，但同时又都被写成为不寻常的人物。如冉阿让的超人的体力和惊人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德纳第的许多恶行，都体现着这种特点。这些都是浪漫主义夸张手法的反映。作者的浪漫主义手法，在小说的情节安排上也比较明显。作家力图使情节戏剧化，因此写了不少“非凡的”事件，如冉阿让攀上阿利雍号战舰的极高的横杠去救一个水手而自己投入海中，冉阿让抱着珂赛特被警察追捕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居然能爬高墙进入修道院，而碰到的人恰恰是受过他恩惠的割风爷爷。又如冉阿让躺在棺材里被抬出修道院；他从街垒上救出马里于斯，在巴黎下水道中碰到的人恰恰是德纳第。这些情节都是离奇的。跌宕的情节，紧张的气氛，极度的夸张，大量的巧合，都是为了突出人物形象和作品主题。从整体上看，这是一个非凡的苦役犯一生的奇异故事。
《悲惨世界》在风格上的另一特点，是它的政论性。雨果力图把自己的作品变成社会讲坛，因此不断亲自出来表达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力图在感情上影响读者，使之接受自己的观点。
小说的语言也很有特色：高昂、激动和热情，经常运用多义词，富有隐喻性，有的句子类似成语格言。这些特点使这部小说的叙述具有一种崇高的史诗般的风格。
《悲惨世界》不仅在法国，而且在国外，都受到极高的评价。托尔斯泰认为它是法国当时最优秀的作品。高尔基赞美雨果：像暴风一样轰响在世界上，唤醒人心灵中一切美好的事物。
第四节 普希金
一 生平与创作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1837）是19世纪俄罗斯伟大的民族诗人，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和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赞誉普希金是“俄国文学之始祖”，是“伟大的俄国人民诗人”。
普希金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他小时候被交给农奴出身的奶妈照料，经常听奶妈讲民间故事和传说，从小就受到民间口头创作的熏陶。1811年，他进入贵族子弟学校皇村学校学习，受法国启蒙思想影响，并和十二月党人接近。
普希金从学生时代开始写诗，一生写了八百多首抒情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在青年时代，他为反拿破仑战争的爱国激情所鼓舞，并受十二月党人的思想影响，写了不少反对专制暴政、歌颂自由的政治抒情诗。如《自由颂》（1817）、《童话》（1818）、《致恰达耶夫》（1818）、《致普柳斯科娃》（1818）、《乡村》（1819）等，都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反映了十二月党人的革命理想和决心。在《致普柳斯科娃》一诗中，作者这样写道：
我只愿意歌颂自由，
只向自由奉献诗篇；
我诞生到世上，并不是为了
用羞怯的竖琴讨取帝王的欢心。
在《自由颂》中，诗人则以极大的仇恨谴责暴君：
你专制独裁的暴君，
我憎恨你，憎恨你的宝座！
我以严峻和欢乐的眼光，
看待你的覆灭，你儿孙的死亡。
普希金的政治诗在进步的贵族青年中间广泛流传，对解放运动起了促进作用，引起了沙皇的惊恐。亚历山大一世曾愤恨地说：“应该把普希金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他弄得俄罗斯到处都是煽动性的诗，所有青年都在背诵这些诗。”由于皇村学校一些教师的说情，诗人才免于流放西伯利亚，而被放逐到南俄。从1820年起，他在那里度过了四年放逐的生活。
在南俄期间，他同十二月党人的联系更加密切，结识了“南社”的领导人彼斯杰尔，参加了他们的秘密集会，并写出号召反对农奴制、杀死暴君的著名诗篇《短剑》（1821）。此外，还写了不少浪漫主义的抒情诗，如《囚徒》（1822）、《致大海》（1824）等，和一组叙事长诗：《高加索俘虏》（1821）、《强盗兄弟》（1822）、《巴赫奇萨拉伊的泪泉》（1823）、《茨冈》（1824）。这些诗篇表达了诗人渴望自由的思想感情，反映了进步贵族青年寻求社会出路的情绪，充满对上流社会的愤懑和对淳朴的山民、茨冈人的同情。
长诗《茨冈》是诗人过渡到现实主义创作以前的最后一部浪漫主义叙事诗。它写的是贵族青年阿乐哥同城市“文明”社会发生冲突，因“衙门里要捉他”而出走；到了茨冈游牧人群中间，和他们一起流浪，并同茨冈姑娘真妃儿结为夫妻。但两年以后，却发生了阿乐哥和茨冈人的新冲突。他发现真妃儿另有新欢，于是怀着报复心理杀害了真妃儿和她的情人。阿乐哥由于这种凶残的行径，遭到茨冈人的唾弃，孤零零地留在草原上。长诗大量描写了茨冈人的生活，表现的却是俄国贵族青年寻找出路的主题。诗的前半部写阿乐哥对城市社会的厌恶，“回到自然”，在茨冈游牧群中自由自在地过日子。诗人以浪漫主义的情调把茨冈人的生活理想化，用以对照城市文明的虚伪，增强对当时社会的批判力量，这是浪漫主义文学惯用的方法。但诗人也揭示，一个贵族阶级的知识分子想脱离本阶级，摆脱本阶级的传统影响，是很困难的。诗的后半部暴露了阿乐哥由于贵族阶级的思想习惯所养成的个人主义劣根性。诗人用老茨冈纯朴的原始民族的美德同阿乐哥的利己主义相对照，深刻地揭露了阿乐哥私有欲的贵族阶级本性。长诗展示了阿乐哥性格的复杂和矛盾，他作为19世纪初俄国贵族青年的形象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的。
1824年诗人因和南俄总督发生冲突，被放逐到父亲的领地米哈依洛夫斯克村，过了两年幽禁的生活。这时他钻研俄国历史，搜集民歌、故事和童话，深入接触民间创作，从而大大丰富了创作的内容和民族特点，这对于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有极大的帮助。1825年，现实主义的历史剧《鲍利斯·戈都诺夫》问世。
《鲍利斯·戈都诺夫》取材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俄国的历史事件。大贵族鲍利斯·戈都诺夫杀害了幼小的皇子季米特里，并于1598年登基称皇。这个阴谋事件被一个年轻的僧侣葛里戈里得知，葛里戈里遂僭用季米特里之名投奔波兰，在波兰贵族地主支持下，于1604年起兵进攻莫斯科，推翻了鲍利斯，自立为王。戏剧冲突是在鲍利斯和假皇子之间展开的。鲍利斯厉行苛政，丧失了民心，因得不到人民支持而倒台。假皇子正是利用了人民对鲍利斯的不满情绪而取胜，但他怀着个人野心，引波兰军队入侵，为私欲而背叛祖国，终于被人民看穿，最后人民也不再支持他。当假皇子登基时，人民不是高呼“万岁”而是“沉默着”。这里作者通过历史故事，揭示了沙皇专制制度的反人民本质，指出“人民的公意”才是改朝换代的决定因素。这是作者民主主义观点的鲜明表现。剧本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特征，全剧分23场，地点不断变更，时间达7年之久，出场人物众多，这些都打破了古典主义的格式。剧中有很大的群众场面，这在俄国戏剧里还是第一次出现。普希金写作《鲍利斯·戈都诺夫》的时候正是十二月党起义失败的年代，剧本肯定了人民是决定历史命运的力量，这正是剧本重要意义之所在；而这一点却是十二月党人所缺乏了解的。剧本因为有鲜明的政治倾向而遭到沙皇政府的禁演，一直到诗人死后很久，在1870年才得以首次搬上舞台。
诗人于1826年9月回到莫斯科。那是在1825年12月14日十二月党起义失败以后，刚即位的新皇尼古拉一世为了收买人心而把普希金召回。沙皇曾问普希金，假如起义时他在彼得堡，他将会做什么，诗人明确回答，他会在起义者的行列里。
在莫斯科时期，普希金曾一度对沙皇抱有幻想，希望沙皇对十二月党能采取宽大政策。后来他还是抛弃了幻想，写出《阿里昂》（1827）和《致西伯利亚的囚徒》（1827）等著名诗篇。他在后一首诗中写道：
在西伯利亚矿坑的深处，
望你们坚持着高傲的忍耐的榜样，
你们悲壮的工作和思想的崇高意向，
决不会就那样徒然消亡。
沉重的枷锁会掉下，
阴暗的牢狱会覆亡，
自由会在门口欢快地迎接你们，
弟兄们会把利剑送交你们手上。
这首诗托一个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带到流放地去，在十二月党人中广为传诵，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在流放中的十二月党人奥陀耶夫斯基立即写了一首诗应和，诗中说道：“我们悲惨的工作不会就这样消亡，/请看星星之火即将燃成熊熊的烈焰。”
1830年9月普希金到波尔金诺村住了几个月，这是他创作上有重大收获的季节。在这里他完成了被称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作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还写了《别尔金小说集》、4个小悲剧（《石客》、《吝啬的骑士》、《莫扎特和沙莱里》、《瘟疫流行日的宴会》）和近30首抒情诗等。
《别尔金小说集》（1830）因作者以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为笔名发表而得名，包括五个短篇小说，即《驿站长》、《风雪》、《射击》、《棺材匠》、《村姑小姐》。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驿站长》，它讲述了一个忠厚善良的小人物维林辛酸悲惨的一生。他终日辛劳，为旅客服务，遭到往来官吏的欺凌，在这不宁静的生活中只有单纯美丽的女儿是他唯一的欣慰。可是，女儿被军官明斯基拐走，之后，他怅然若失，想尽办法来到彼得堡，期望找回“迷途的羔羊”——他的女儿杜妮娅。可是狠心的明斯基却将他拒之门外。维林孤苦无靠，回去之后不久就悲愤而死。小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民主主义思想。作者以同情和尊敬的心情描写了小职员的命运，开了俄国文学描写“小人物”的先河。
19世纪30年代普希金继续创作了许多作品，如抒情诗《我又重新造访》（1835）、优美的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1833）、短篇小说《黑桃皇后》（1834）等。此外，还写了一些文学论文。他在1833年写的叙事长诗《青铜骑士》，则与长诗《波尔塔瓦》（1828）等合成一组歌颂彼得大帝的作品。他还在1836年创办了文学杂志《现代人》，该刊后来成了传播进步思想的阵地。
19世纪30年代的黑暗统治使普希金更加注意现实问题，并且通过创作加以反映。除了有反映现实生活的《别尔金小说集》外，还有通过历史题材反映农民问题的小说，如《杜布洛夫斯基》（1835）和《上尉的女儿》（1837）。
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取材于18世纪普加乔夫起义。小说以主人公格利涅夫的个人遭遇为线索，通过他的叙述再现了普加乔夫暴动的历史。小说的意义在于塑造了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的形象。它不像贵族社会那样把普加乔夫描绘成杀人放火的强盗，而是把他写成热爱自由、宁死不屈的英雄。小说描写他英勇机智、坚定乐观、很有气量，到处受到人民的拥戴。
1831年2月18日，普希金和莫斯科一位19岁的少女娜·尼·冈察罗娃结婚，随后迁居彼得堡，重入外交部任职。但家庭生活对他的创作有着不良的影响，诗人去世前几年的生活很不愉快。政府对他的迫害加剧了，后来怂恿法国公使馆流氓丹特士调戏诗人的妻子而引发了一场不可避免的冲突。普希金于1837年2月8日和丹特士决斗，因负重伤而于当月10日逝世。
关于诗人一生的创作，他逝世前一年写的《纪念碑》一诗，好像是预先总结了自己的一生。诗中说：
我所以永远能为人民敬爱
是因为我曾用诗歌，
唤起人们善良的感情，
在这残酷的世纪，
我歌颂过自由，
并且还为那些倒下去了的人们，
祈求过宽恕同情。
所以诗人自豪地宣称：
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所能造的纪念碑……
我的名声将传遍整个伟大的俄罗斯，
它现存的一切语言，都会讲着我的名字。
二《叶甫盖尼·奥涅金》
从1823年4月到1830年，普希金写成了他的代表作《叶甫盖尼·奥涅金》，并于1833年出版。小说是用诗体写成的，这是一个重大的创新。作者很重视这个特点，他在1823年4月11日写给维雅赛姆斯基的信中说：“目前我正在写的并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一部诗体小说——这两者的差别多么大啊。”它是作者对俄国社会长期观察分析的产物，广泛地反映了从首都到外省的社会生活，塑造了19世纪初叶俄国社会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它的发表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确立的标志，别林斯基对它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叶甫盖尼·奥涅金》可以称为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和最富有人民性的作品”。
这部诗体小说的主人公是彼得堡贵族青年叶甫盖尼·奥涅金，他感到贵族社会的社交生活空虚无聊，为继承叔父的财产来到乡下。他与当地女地主拉林娜的女儿达吉亚娜认识，来往一段时间后，达吉亚娜对他表示了热烈诚挚的爱情，却遭到他的拒绝。后又因他恶作剧故意追求达吉亚娜的妹妹奥丽加，导致他同奥丽加的未婚夫连斯基决斗，并杀死了连斯基。连斯基是他的好朋友，在发生了这样的惨剧之后，他只好离开这个地主庄园。他过了一段漂泊的生活后回到彼得堡，又遇见达吉亚娜。这时她已嫁给一个年老的将军，成了社交界的贵妇。奥涅金对她的感情反而热烈起来，不断地追求她。她迫不得已终于当面答复说，她虽然爱他，但不能属于他，理由是：“我嫁了别人，我要永远对他忠实。”
奥涅金是在俄国贵族阶级的典型环境中长大的，他过的是花花公子的浪荡生活，整天周旋于酒宴、舞会和剧场，恋爱占去了他全部的时间。这样的生活对于平庸的贵族青年也许会感到满足，但奥涅金并不满足。作者指出他的特点：
我喜欢他的性格
和爱幻想的天性，
与众不同的怪癖，
辛辣而冷淡的才气。
后来，他对上流社会的花花世界感到厌倦，终日郁郁寡欢，陷入“忧郁病”的状态中。他曾读过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受到过法国启蒙主义者卢梭的著作的影响。他不满现实，对周围世界十分冷淡。他怀疑一切，在精神上高出于一般贵族庸人之上。他也不满意自己，感到缺乏合理的工作和高尚的思想，痛苦地寻求出路。他曾读书、创作，也在自己庄园里实行自由主义的改革，“用较轻的地租代替古老的徭役的重担”。这些都可以看做是当时进步贵族青年的表现。
但是奥涅金和一般贵族又没有本质的区别，贵族教育使他毫无实际工作能力，缺乏毅力和恒心。“辛勤的劳动使他厌恶，他的笔没有写出一点东西”；读书也没有系统，不久便“丢下了书籍”；至于在庄园的农事改革，他并不是想对社会做什么有益的贡献，而“只是为了消磨时光”。他干什么都是半途而废。他也无力摆脱贵族思想和习俗的影响，最终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拒绝了达吉亚娜的诚挚爱情。他后来狂热地追求达吉亚娜，是因为达吉亚娜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没有经验的外省小姐，而是京城上流社会的一个“女神”。他的追求无疑出自一种虚荣心。奥涅金迸发出的“热情”并不说明他的冷漠和怀疑主义的生活态度有了改变。奥涅金的爱情遭到拒绝，在他个人生活上遭到沉重的打击。他注定要继续过那种空虚无益的生活。他虽对现实有一定的批判态度，但他没有从事有意义活动的毅力。奥涅金的形象反映了俄国19世纪20年代部分贵族青年的彷徨苦闷和无力从事社会斗争的缺点。
总之，奥涅金是俄国封建农奴制社会贵族青年的一种典型，他虽然受过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不满于贵族社会的庸碌，自视清高，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但贵族生活方式又使他灵魂空虚，毫无能力，无所作为。这种人正如赫尔岑所说的，“永远不会站在政府方面”，同时也“永远不能够站到人民方面”，只能做一个社会的“多余人”。这样，奥涅金就成为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多余人”的形象。普希金在这里提出了俄国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即贵族知识分子脱离人民的问题。
小说女主人公达吉亚娜是普希金心目中理想的贵族妇女形象。她温柔敦厚，感情丰富而纯真。她不满于外省地主的平庸生活，沉湎于大自然的景色之中，生活在俄国民间传说和童话的幻想世界里。她读理查生和卢梭的著作，受启蒙主义思想的熏染，要求解放个性。她把奥涅金看做贵族青年中的佼佼者，大胆地向他表露爱情，不同于上流社会小姐们的扭捏作态。所有这些都是她的出众之处。但她也未能完全摆脱贵族阶级的传统观念。
这部诗体小说具有现实主义的鲜明特点。它忠实地描写了19世纪20年代俄国地主贵族的社会生活，简洁地描绘了俄罗斯的民族习俗，成功地刻画了主要人物，多方面地展示他们的性格。小说塑造了20年代贵族青年的典型，同时还勾画了各种类型的城乡贵族和地主的形象，使作品在揭露和批判贵族社会的腐败和丑恶方面具有相当的力量。它被誉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作品，对俄国民族文学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
第五节 惠特曼
一 生平与创作
瓦尔特·惠特曼（1819—1892）是美国19世纪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是美国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自由、平等和民主精神的伟大歌手。
从17世纪中期开始，惠特曼家族在纽约长岛的汉汀顿定居。1819年惠特曼生于长岛，他是荷兰人和美国北方人的混血，他的父亲是一位木匠。1823年，惠特曼一家迁居布鲁克林镇，惠特曼在那里上了几年文法学校，1830年因家庭生活拮据而辍学，做了一名印刷学徒。以后又当过律师事务所职员、木匠和乡村教师。他曾在生活回忆录《典型的日子》中说：“沿着岛屿和海岸，我度过了许多春、夏、秋、冬，有时骑马，有时乘船，但一般是徒步；我从田野和海岸，从一次次的航海和海港工人、农民、水手等人物中汲取了养料。”与此同时，惠特曼还阅读了大量文学经典，如《圣经》、荷马史诗、希腊神话、北欧传说、莎士比亚和但丁的作品，以及古代印度的诗歌。按超验主义的代表作家爱默生的话说，惠特曼所使用的词汇，是《薄伽梵歌》（古代印度史诗）与《纽约先驱报》的奇妙结合。
惠特曼十分推崇超验主义的创作理论并深受其影响。爱默生在阐述超验主义观点的重要作品《论自然》（1836）中指出：“我们的先辈正视神和自然界，而我们却要通过他们的眼睛看世界。我们为什么不能跟宇宙建立一种更直接的联系呢？为什么不能有一种直觉而不是依靠传统的诗歌与哲学……我们何必要在故纸堆中搜寻……这里有新的土地、新的人、新的思想。我们要求有我们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法条和自己的宗教。”而此后，惠特曼的创作与生活正是对这种自然观与人生观的成功实践。从他的诗歌作品中，人们随处可以感受到一种充满感情的“直觉”。
1841年到1845年，惠特曼当了新闻记者，1846到1848年1月在《布鲁克林鹰报》担任编辑。作为记者和编辑，惠特曼坚决反对蓄奴制，热烈赞成自由土地运动。1848年他辞去报社编辑职位，并与当时已堕落为代表南部奴隶主利益的民主党决裂，加入了当时的第三党——代表农民与城市劳动者的自由土地派，负责编辑该党的报纸《自由人报》。
1848年，惠特曼去新奥尔良旅行，回来后便离开新闻界去从事体力劳动。1851到1854年，他来往于布鲁克林和纽约之间，继续当一名木匠。在他的旅行笔记中，惠特曼写道：“在教授和资本家中间，我没有感觉到生活；我卷起裤脚，挽起袖管，走向马车夫，走向那些以捕鱼和种地为生的人们。我知道，他们是伟大的。”
1855年，惠特曼将他1838年至1853年间创作的诗歌结集出版，自称“其中汲取了千百万个人和15年的生活”，题为《草叶集》。第一版收入了《自我之歌》、《大路之歌》、《斧头之歌》等南北战争前的一些代表作品共12首。刚出版时没有受到重视，而且遭到一些评论家的诋毁，但却受到了爱默生等人的高度赞扬。1856年《草叶集》再版，1860年三版，到1892年出了第九版，也是最后一版，共收入383首诗。每一次再版，作者都对其中的内容作了修改和增删，诗集的篇幅不断扩充，并在全美国逐渐传播开来。
1862年，惠特曼离开布鲁克林，去纽约寻找在弗莱德瑞克堡战役中失踪的兄弟乔治·惠特曼。这位兄弟后来成了南方军队的俘虏。1863年到1865年间，惠特曼在华盛顿任公务员，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去华盛顿的军队医院看护伤兵，他们都是在为解放黑奴的战斗中负伤的北方军士兵。他总共去了近六百次医院，经他看护的伤兵有一万多人。这段时期由于过度劳累，他的健康受到了损害，但这段经历对他的生活和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医院里伤兵的惨状使他受到强烈的震惊，战士们英勇不屈的牺牲精神给了他巨大的鼓舞，同时更增强了他推翻黑暗的蓄奴制、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志。1867年，《草叶集》第四版收入了他充满战斗性的诗篇《桴鼓集》和《林肯总统纪念集》。从这些诗集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南北战争对诗人的深刻影响。
1871年，惠特曼出版了散文《民主远景》，总结了他的文艺观点和政治观点，对资产阶级的政治腐败和道德堕落进行了揭露和批判。1873年由于积劳成疾，半身瘫痪，但到1879年他还去美国西部和中西部旅行。1882年出版了自传体笔记《典型的日子》。1888年出版诗歌散文集《十一月的枝桠》。惠特曼的最后岁月在新泽西的坎登度过，他终身未婚，1892年3月去世，埋葬在哈莱公墓。
二《草叶集》
正如惠特曼是19世纪美国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草叶集》是美国19世纪最有影响的一部诗集。它不仅倡导了一种清新、质朴、自由奔放的诗风，将美国文学中的浪漫主义诗歌推上了顶峰，同时真实地记录了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新兴的美利坚前进的历史步伐，热情地歌颂了自由、平等和民主精神，赞美了大自然和辛勤劳动、开拓进取的伟大人民。整部诗集包含的内容单纯而又丰富。
在《草叶集》的序言中，诗人谈到这样几个问题：
永恒与信心。惠特曼认为，美国需要这样的诗人：“他的思想是赞美事物的颂歌。与他不在同一水平上的东西，什么灵魂、永恒和上帝，他闭口不谈……他在男人与女人中看到永恒……信心是灵魂的防腐剂——它渗透了普通的人民。”惠特曼意识到信心对人的灵魂及未来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他把永恒与土地，自然与劳动、生活中的人民联系在一起。这是诗人创作与生活的立足点，也是他灵感的源泉。
自然与人。“大地和海洋、走兽、鱼鸟、天空和天体、森林、山川都不是小的主题——可是人们希望诗人表现的，不只是这些不能说话的实物所固有的优美和庄严——他们希望他揭示出沟通现实与他们的灵魂的道路。”这与爱默生所说的“每一种自然现象都是某种精神现象的象征物”存在着默契。当诗人将自己的精神融于自然，或从自然之中发现自身的灵魂，这时自然已不再是原先“不能说话的实物”，灵魂也不再是抽象与空虚的，这两者因美好的诗歌而融为一体，彼此赋予了清新的生命。
人与诗。“一个人虽然不是伟大的艺术家，但可以与伟大的艺术家同样神圣和完美……打猎的人、伐木的人、早起的人、栽培花园和果园的人及种田的人所表现的热烈的意志，健康的女人对男人形体、航海者、骑马者的喜爱，对光明和户外空气的热爱，这一切，历来都是多样地标志着无穷无尽的美感和户外劳动的人们所蕴藏的诗意。”在惠特曼看来，诗意不在文辞的华丽，也不在于“美的有韵律的创造”，过分的典雅、奇异反而是隔开“我和别人的帘幕”；人本身就是诗，就是艺术，“诗的实质是以上这些以及更多的别的事物的生命”。
诗与善。诗不仅依附于人与自然，而且依附于善。在谈到诗与善的关系时，惠特曼甚至给诗人行善规定了具体的内容：“这是你应该做的：爱大地、太阳、动物，藐视财富，救济每一个求你的人，替笨人和弱者说话，把你的收入和劳动献给旁人。憎恨暴君，不去争论关于上帝的事……”
《草叶集》的序言体现了惠特曼的文学观。而《草叶集》的成功更在于《草叶集》中的每一片草叶都注入了鲜活的时代精神，正如诗人的心灵，时时随着时代的脉搏而跳动。而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正处于一个自由、平等和民主精神像草叶一样传遍天下的时期，这不仅对当时的美国意义非凡，而且对整个人类冲破封建观念和专制压迫的双重枷锁，走向民主、自由的光明未来，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草叶集》，首先是一曲“自我”之歌。
我歌唱带电的肉体，
我所喜爱的人们围绕着我，我也围绕着他们，
他们不让我离开，直到我与他们同去，响应了他们。
不让他腐朽，并把他们满满地装上了灵魂。
男人或女人的肉体的美是难以形容的，肉体本身是难以形容的，
男性的肉体是完美的，女性的肉体也是完美的。
——《我歌唱带电的肉体》
这个既有肉体也有灵魂的完美的人，是生活在19世纪后半期的美国的“我”，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人”，“我”随着《草叶集》的展开而将人们带入生活在自然之中的劳动的人群中，体现其中每一个个体充满活力与创造性的生命；“我”是一个人，也是一群人，是一群人中的每一个。最终，这个“自我”就是自由、平等与民主精神的化身，代表了当时的美国精神。
再者，《草叶集》也是劳动之歌与自然之歌。
形状美观的裸露的、青白的武器，
从地母的内脏中伸出头来，
木质的肉，金属的骨，只有一个肢体，只有一片嘴唇，
它有从高热生出的青灰色的叶，
欢迎大地上一切的土地，一一各从其类，
欢迎松树与橡树的土地，
欢迎柠檬与无花果的土地，
欢迎黄金的土地，
欢迎小麦与玉蜀黍的土地，欢迎葡萄藤的土地，
欢迎糖与米的土地……
——《斧头之歌》
在这里，劳动本身便充满了诗意，并将人与自然结合在一起。在自然之中奋力开拓的劳动者，也从自然中享受着自由自在、无穷无尽的乐趣。
《草叶集》中既有欢乐的颂歌，也有深情的哀歌。在《大路之歌》中，诗人唱道：“我轻松愉快地走上大路……从此我不再希求幸福，我自己便是幸福……”对于现实和未来，诗人从来都充满着强大的信心与美好的希望，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当幸福的阳光下突然出现了死亡的阴影，诗人是何等的哀伤——当领导美国人民冲破艰难险阻，解放了黑奴、赢得了辉煌胜利的林肯总统突然遭到刺客暗杀之际，惠特曼挥泪写下《啊，船长，我的船长哟！》：
啊，船长，我的船长哟！我们可怕的航程已经终了，
我们的船渡过了每一个难关，我们追求的锦标已经得到，
港口就在眼前，我已听见钟声，听见了人们的欢呼，
千万只眼睛在望着我们的船，它坚定威严而勇敢，
只是，啊，心哟！心哟！心哟！
啊！鲜红的血滴，
就在那甲板上，我的船长躺下了，
他已浑身冰凉，停止了呼吸。
在另一首《当紫丁香最近在庭园中开放的时候》中，诗人又将林肯总统之死比作巨星陨落；诗人对林肯总统的深深哀悼，与他的其他哀歌一样，既是哀歌，更是对南北战争这段悲壮历史的神圣礼赞。在惠特曼笔下，林肯的精神是永垂不朽的，就像每年开放的紫丁香一样。
在《草叶集》中，最感人、最壮美的诗篇或许是这样一首哀歌：《父亲，赶快从田地里上来》。诗中首先描述了丰收田野的美好情景，在果实累累、一片兴旺的农庄上，一家人正过着祥和、宁静的幸福生活，可突然传来了前线的儿子彼德的消息：“胸前受枪弹”、“骑兵散兵战”、“运动医院”、“目下人很虚弱”、“但不久就会好转”。而这些零碎的语句又不是彼德的笔迹，却有着他的署名——母亲一下便理解了其中可怕的含义：“可怜的孩子，他永不会好转了……”
但母亲却需要能好转，
她瘦弱的身体很快穿上了黑衣，
白天不吃饭，晚上睡不安宁，常常惊醒，
夜半醒着，低泣着，她只有一个渴切的愿望——
啊，她愿能静悄悄地从人世引退，静静地跳开生命自行引退，
去追随，去寻觅，亲爱的已死的儿子，去和他在一起。
在这首诗里，俄亥俄州丰收的田野、成熟的果实和雨后宁静的天空与隐去的前线战士的残酷战斗与可怕的死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母亲的思念与儿子的死亡，形成了强烈的冲突，这种反差与冲突揭示的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不幸，也是一个民族的哀伤——美利坚的土地和人民都在为他们牺牲的儿子而哀恸、呻吟。
从惠特曼的诗歌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其浪漫主义的艺术特征：“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而诞生于美国的浪漫主义同时具有美利坚民族的个性特征：单纯、自然、质朴，甚至有些天真。它的确不如同时代的欧洲浪漫主义诗歌那样成熟，但却更加乐观、年轻，更富于土地、森林和劳动的气息。也正因为如此，《草叶集》在艺术上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过多抽象的感慨和议论；文辞不够凝练，甚至过于冗长。然而，人们最终又会发现，它的缺点反而衬托出它自由奔放的艺术特征。因为它不是在为自己而是在为整个人类说话，于是全世界都听见了它的声音——“我相信一片草叶不亚于星球的运转”、“哪里有土，哪里有水，哪里就长草”、“在宽广和狭窄的地方一样发芽，在黑人和白人中间一样生长”。草叶如此，惠特曼的诗也是如此。
“本章思考题”
1.怎么理解浪漫主义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响”和“对古典主义的反拨”。
2.分析“拜伦式英雄”。
3.雨果如何以“想象和人道主义”描绘了世纪的风云？
4.为什么说普希金是“俄国文学的始祖”？
5.从奥涅金和后来的罗亭等人物看“多余人”形象。
6.请分析《草叶集》中的“美国精神”。
西风颂
像你以森林演奏，请也以我为琴，
哪怕我的叶片也像森林的一样凋谢！
你那非凡和谐的慷慨激越之情，
定能从森林和我同奏出深沉的秋乐，
悲怆却又甘洌。但愿你勇猛的精灵
竟是我的魂魄，我能成为剽悍的你！
请把我枯萎的思绪播送宇宙，
就像你驱遣落叶催促新的生命，
请凭借我这韵文写就的符咒，
就像从未灭的余烬扬出炉灰和火星，
把我的话语传遍天地间万户千家，
通过我的嘴唇，向沉睡未醒的人境，
让预言的号角奏鸣！哦，风啊，
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致大海
再见吧，自由的元素！
最后一次了，在我眼前
你的蓝色的浪头翻滚起伏，
你的骄傲的美闪烁壮观。
仿佛友人的忧郁的絮语，
仿佛他别离一刻的招呼，
最后一次了，我听着你的
喧声呼唤，你的沉郁的吐诉。
我全心渴望的国度呀，大海！
多么常常的，在你的岸上
我静静地，迷惘地徘徊，
苦思着我那珍爱的愿望。
啊，我多么爱听你的回声，
那喑哑的声音，那深渊之歌，
我爱听你黄昏时分的幽静，
和你任性的脾气的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