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一 历史与文学概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巨大灾难，欧亚两洲是主战场、重灾区，影响几乎波及所有国家、所有家庭。它给人们留下的不仅是废墟和荒芜，更留下了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
1945年，战争结束后，世界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率领在战争中被红军解放的东欧列国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随后有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加盟。西方，地处两大洋之间的美国在二战中受损最少、受益最多，战后国力更迅速增强，自然成了资本主义列强的领头羊。昔日在战场上称为“盟军”的东西方国家，此时演变为全面对峙的仇敌；两大阵营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激烈对抗，也导致了意识形态领域互不包容的尖锐对立。共同抗击法西斯的“热战”为持续抗衡达数十年的“冷战”所取代，构成了二战后世界的基本特征。两个超级大国争夺霸权的斗争愈演愈烈。
东西两大板块自身的发展也不平衡。印度、巴基斯坦、阿尔及利亚等国的相继独立，激发了各殖民地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削弱了宗主国的经济实力，老牌帝国难以再现昔日辉煌。各资本主义大国内部矛盾重重，反战示威、工人罢工、种族抗议、激进学潮……此起彼伏，社会秩序难以稳定，社会心态不得安宁。苏联在战争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使其在国际上赢得了崇高的威望。而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以及随后波兰、匈牙利事件的爆发，引起了人们对社会主义进程中的功过成败的重新审视。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之交，中苏展开大辩论，社会主义“大家庭”开始分裂。80年代与90年代之交，柏林墙拆除、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统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在欧洲遇到了挫折、暂时停止了它的脚步。两强相争的“冷战”时代宣告结束。各国开始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确立自己的位置，寻求自我发展的道路。世界政治出现多极化趋势。
从原子弹的爆炸、到宇宙飞船的升空，从“克隆羊”的诞生、到互联网的普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成果惊人。发达国家的经济经过二战后的恢复阶段后，获得较快的发展，进入后工业时期。交通、通信、电视、网络等的迅猛发展，使地球越变越小，信息的流通越来越便捷。“信息时代”的到来，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也在不断冲击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战前、战时和战后，无论在侵略国还是在被侵略国，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涌现了一批反对法西斯主义、捍卫和平与正义的优秀作家。他们以现实主义的笔法，愤怒揭露纳粹集团的阴谋和罪行，真实记录抗击侵略的伟大斗争，热情讴歌英勇战斗的民众和英雄，深刻传达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不幸。战争为现实主义文学创造了勃兴的机遇，现实主义文学在战争中展现了强大的战斗力和生命力。
经过上半个世纪的交融发展，二战后的现实主义呈现更为开放的态势。作家们在坚持关注和描摹现实的同时，在继续深入开掘人物内心世界的同时，也更加有意识地吸收现代主义的多种艺术手法，使作品更显丰富多彩。二战后文坛的另一倾向是纪实性文学的兴盛。投入这一行列的不仅有现实主义作家，也有现代派作家，甚至政界的风云人物。自传、回忆录、传记文学、自传性小说等纷纷推出，形成一股有声有色的潮流。真实的人生、真实的事件、真实的情感，引起人们广泛的兴趣。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苏联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化，使作品基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直面社会现实，关注普通人命运，着力再现苏联历史的真实面貌，成为境内外作家共同关心的热点。与此同时，拉美文学异军突起，并相继出现魔幻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等多种称谓，意在强调它们与现实的紧密关系。但就创作方法而论，它们似乎更接近现代主义。以此为例，也说明二者的交融有时已达到难分彼此的地步。
二 现实主义文学在各国的发展
与国情紧密关联的现实主义文学，在二战后东西方各国经历了不尽相同的发展过程，其中尤以俄苏文学的变化引人注目。
◎法国在二战中深受屈辱和创伤。巴黎的沦陷和贝当伪政权的背叛，激起法国民众的极大愤怒。他们抗击侵略者的英勇卓绝的斗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艰苦的抵抗运动，孕育产生了洋溢着战斗精神的抵抗运动文学。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诗歌是最便捷而有力的武器，它们通过诗传单、地下刊物在战士和百姓中传递，戴高乐将军还在伦敦的电台亲自朗诵，极大地鼓舞了法国人民的斗志。老诗人艾吕雅、年轻诗人夏尔（1907—1988）等都写出了许多优秀的诗篇。阿拉贡的诗集《断肠集》（1941）、《爱尔莎的眼睛》（1942）和《法兰西晨号》（1945）等更是抵抗文学中最闪光的佳作。他在1949年至1951年，还发表了长篇巨制《共产党人》，成为对这场伟大斗争的重要艺术记录。
从1918年就开始发表作品的历史学家、小说家安德列·莫洛亚（1885—1967），二战前就曾以为雪莱、拜伦、屠格涅夫、伏尔泰、夏多布里昂等作家作传而闻名，战后又相继推出了普鲁斯特、乔治·桑和“三个仲马”的传记，其中《雨果传》（1954）和《巴尔扎克传》（1965）尤为世人称道。玛格丽特·尤瑟纳尔（1903—1987）是位博学多才的女作家。“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她自幼就开始游历，足迹遍及欧美多国，又具有厚实的古希腊、罗马、印度等古典文化的根基，因而作品显示出丰富的学养和广博的阅历。她在20世纪30年代登上文坛，而真正为她带来赫赫声名的是五六十年代发表的两部历史小说：《亚德里安回忆录》（1951）和《炼金》（1968）。作品虽以历史为题材，却渗透着对人类文明的现代式焦虑。其优美的古典文风，更使她在日益通俗化的文坛上如“鹤立鸡群”。另一位颇具特色的女作家是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1996）。她出生和成长在法国治下的越南，18岁回法国读书工作，20世纪50年代步入文坛，作品多以亚洲为背景，其代表性作品《情人》（1984）等具有明显的自传性。杜拉斯小说的特点在于传统与现代的融会，有故事但并不强化情节，注重开掘人物的深层心理活动而又有迹可循，在常见的悲欢离合中透示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她的叙事技巧受到论者的好评。
◎英国是二战中的战胜国，但战火并未真正烧到本土，因此，它虽也有战争题材的作品，但却未像法国那样形成抵抗文学运动。二战后的英国，由于殖民地的纷纷独立，“日不落帝国”的风光不再，国内经济发展缓慢，社会日渐弥漫起失落、怀疑、焦虑不安的情绪。于是，“愤怒的青年”一派文学便应运而生，成为50年代欧美文坛上一个醒目的现象。这批作家经历过战争时期，又多受过高等教育，人称“新大学才子”。他们塑造了一批愤世嫉俗的“反英雄”形象，个个锋芒毕露，言辞犀利，对社会上种种丑恶现象进行无情的抨击。代表性作家作品有金斯莱·艾米斯（1922—）的小说《幸运的吉姆》（1954）、约翰·奥斯本（1929—1994）的剧本《愤怒的回顾》（1954）等。这一文学运动的否定性指向，对呆滞的社会秩序形成有力的冲击波。
20世纪50年代开始活跃的著名作家是威廉·戈尔丁（1911—1993），处女作《蝇王》使他一举成名。这部寓言体的小说，以一群孩子在荒岛上由共处变为争斗、由善良变为狠毒、由文明变为野蛮的过程，揭示了“人性恶”的题旨，引起强烈反响。随后，他陆续发表《继承人》（1955）和《品彻·马丁》（1956）等，不断深化这一主题。20世纪80年代，他又以《进年仪式》（1980）等一系列作品重振雄风，博得好评，致使他成为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另一位贯穿20世纪下半叶的重要作家是具有强烈女权意识的多丽丝·莱辛（1919—）。她出生在伊朗，1949年才回到英国。1950年，她以《青年在歌唱》跃登文坛，备受青睐。《金色笔记》（1962）更是一部构思精巧、涉及面极广的力作，为她赢得了极大的声誉。20世纪70年代，她又发表了《一个幸存者的回忆录》（1974）等多部优秀作品。对现代社会中妇女命运的关注，始终是她创作关注的焦点。艾莉丝·莫多克（1919—1999）是又一位颇有建树的女作家。她的作品《在网下》（1954）、《钟》（1958）和《黑王子》（1973）等，在多方面对小说艺术的创新进行了探索。
◎德国是战争的策源地，也是遭受战争破坏最惨重的国家。战后，它又被人为地切割为东西两部分，“柏林墙”成为冷战时代的象征。这一段痛苦的历史，造成了德国文学独特的景象。
从希特勒上台到战争的正式爆发，法西斯主义的独裁统治日益猖獗，迫使德国富有正义感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通过各种途径相继逃往国外，形成数量可观的流亡队伍。一大批新老作家在流离颠沛中，仍坚持用笔作武器，运用多种艺术形式，或直笔抨击、或曲笔影射，矛头均指向纳粹的黑暗统治，指向疯狂的战争罪行。他们的作品，林林总总，汇聚成流亡文学的强劲潮流。像托马斯·曼以《德国听众们》为题的数十次广播演讲、亨利希·曼收在《勇气》集（1939）里的政论等，都在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后者还在流亡法国时完成了著名的长篇《亨利四世》（1935—1938），以历史上的开明君主对照希特勒的独裁。其他如海塞、雷马克、奥地利的穆齐尔（1880—1942）等著名作家，都属于这个行列。
二战结束后，德国被分为苏联的东占区和美英法的西占区，1949年，分别建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89年11月，柏林墙拆除；1990年10月，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统一。在这由分而合的40年里，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文学发展呈现了不同的特色。
社会主义的巨大吸引力，使许多流亡作家在战后回国都选择了民主德国。民主德国的文学深受苏联文学创造和观念的影响。二战后的作家们除了继续清算法西斯主义的罪行外，开始着力反映工农群众的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随着苏联“解冻”文学的出现，民主德国文学也有所变化，针砭时弊的内容和艺术手法的探索都有明显的增加。民主德国最有影响的是女作家安娜·西格斯（1900—1983）。她在20年代末就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希特勒上台后，她先后流亡法国和墨西哥。流亡期间，笔耕不辍，始终坚持反法西斯的主题。为西格斯带来国际声誉的是1942年在美国出版的《第七个十字架》。作品通过集中营七个囚犯的逃亡过程，深刻反映了法西斯统治下的社会生活和民众心态。1947年，西格斯回国，后当选为民主德国第一任作家协会主席。
联邦德国战后引人注目的是所谓“废墟文学”。战争使世界变成了废墟，使德国变成了废墟，人们愤怒地控诉，痛苦地思索，深刻地怀疑，但也难以找到重建秩序的出路。稍后的一些作品，还反映了民众对军国主义复活的警惕和担忧。君特·格拉斯（1927—）是联邦德国著名的作家。他以诗歌步入文坛，但使他名声大振的是带有荒诞色彩的长篇小说《铁皮鼓》（1959）。作品通过身体只有三岁而智力却超常的侏儒奥斯卡的奇异经历和视角，展示了从一战后到二战后德国社会这段畸形的历史。格拉斯是位十分多产的作家，对政治活动也很是热心。另一位多产而卓有成就的代表性作家是亨利希·伯尔（1917—1985）。他从“废墟文学”登堂入室，从此一直关注着战争给社会和人类带来的灾难和创伤。他擅长写小人物，擅长透过日常生活表现丰富的社会内涵。他最受人称道的作品是《一个妇女周围的群像》（1971）。作家以拼贴的手法，通过一个女人与她周围形形色色人物的关系，反映了德国社会半个世纪的历史风貌。1972年，伯尔获诺贝尔文学奖。
◎美国是二战中最大的受益国，它不仅未遭到实质性的破坏，反而由此发展为世界第一强国。但是，美国社会并未因此而安定平稳。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20世纪60年代的古巴危机、越南战争等内外政策，以及种族歧视、妇女问题等社会矛盾的激化，使美国在经济迅速走向繁荣的同时，强化了意识形态的统治，竖起了“冷战”的大旗，一时间万马齐喑，形成了文坛上“寂静的50年代”。
海明威（详见本章第二节）是亲历两次世界大战的重要作家。他早在二三十年代已写出多部脍炙人口的作品，二战之后，虽伤痕累累，病痛缠身，仍笔耕不辍，令世人瞩目。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多元文化的格局中，黑人作家和犹太作家的崛起。早在1952年，一部黑人作家拉尔夫·埃利森（1914—1994）的小说《看不见的人》，就对白人世界对黑人的视而不见提出了抗议，强烈呼吁要尊重黑人的独立人格。其后，两位黑人女性作家尤为引人注目：托妮·莫里森（1931—）和艾丽斯·沃克（1944—）。她们的作品不仅把种族问题、妇女问题作为重要的主题，而且能深刻地触及美国社会的普遍性弊端。前者于199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重要作品有《所罗门之歌》（1977）等；后者的主要作品有《玛瑞犹安》（1976）和获普利策奖的《紫色》（1982）等。她们在创作手法和语言运用上也多有创新。犹太作家也有一批在国际文坛上获得了赫赫名声。艾萨克·巴什维·辛格（1904—1991）是最富犹太色彩的作家（他甚至始终使用意第绪语写作），作品深含犹太文化的底蕴。他的著名作品是《卢布林的魔法师》（1960）。1978年，辛格获诺贝尔文学奖。早于他两年获奖的是另一位犹太作家索尔·贝娄（详见本章第五节）。此外，著名的犹太作家还有伯纳德·马拉默德（1914—1986）、戏剧家阿瑟·密勒（1915—2005）等。前者的《魔桶》（1958）和后者的《推销员之死》（1949），均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20世纪50年代，苏联文学出现了明显的转折。1954年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开创了文坛的新局面，活跃了理论批评和文学创作，重新提出“写真实”，并发展为“积极干预生活”的口号，有针对性地破除了“无冲突论”。这些都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同年发表的爱伦堡中篇小说《解冻》，引发了“解冻文学”思潮，一批比较真实地反映现实的作品得以出版。
奥维奇金（1904—1968）的农村特写《区里的日常生活》（1952—1956）、特罗耶波尔斯基的特写《一个农艺师的札记》（1953）、田德里亚科夫的小说《女婿》（1954）以及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1956）等作品，大胆冲破禁区，触及农村存在的迫切问题，如影响农业生产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提出社会主义应该更加关心人等要求。
战争题材的小说，由肖洛霍夫《人的命运》的发表而开始了战争小说的“第二次浪潮”。它从新的角度提出了“人在战争中的命运”，着重表现战争给普通人造成的心灵创伤。这次浪潮尤因一大批亲历过卫国战争的青年作家走上文坛而大为加强。他们以亲历的见闻为素材，用逼真的细节描绘战场特别是前沿阵地的情景，如实地表现士兵和下级军官在战壕中的心理状态，不但表现了英勇顽强的精神，也表现了怯懦和惊慌心理，被视为“战壕真实派”。其代表性的作品是巴克兰诺夫的中篇小说《一寸土》（1959）、贝科夫（1924—2003）的中篇小说《第三颗信号弹》（1959）、邦达列夫（1924—）的中篇小说《营请求火力支援》（1957）和《最后的炮轰》（1959）等。
苏共二十大（1956）和二十二大（1961）先后提出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强调“一切为了人”的口号之后，陆续出现了一批描写劳改营、否定斯大林的作品，如索尔仁尼琴（1918—2008）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和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焦尔金游地府》（1963）等。前者写苏联劳改营的阴森可怖，后者把社会比作“阴曹地府”，影射斯大林是阎王暴君。这类作品引起评论界的争议和批评。与之相反，有的作家反对全面否定苏联社会，便以作品来为社会主义声辩，突出的如柯切托夫的长篇小说《叶尔绍夫兄弟》（1958）和《州委书记》（1961），歌颂普通工人以及基层干部。争论最后导致了以柯切托夫主编的《十月》杂志和以特瓦尔多夫斯基主编的《新世界》杂志的长期对立，互不相让。
围绕“解冻文学”的争议平息下去之后，文学创作转向反映重大事件的长篇巨著，出现一批“全景图”或“史诗性”的作品，如西蒙诺夫在20世纪70年代最终完成的战争题材三部曲《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最后一个夏天》（1957—1971）。它描写1941年6月德军突然袭击、入侵苏联，到1944年夏天苏军最终把德国侵略军赶出国境的全过程。这已不是40年代描写为争夺一条街、一幢楼战役的“日日夜夜”，也不是五六十年代表现前沿阵地为争夺“一寸土”而进行的白刃战，而是从“战壕真实”发展到与“司令部真实”相结合的“全景图”。它不但从时间上包括事件的全过程，而且从空间上包含了从前沿到司令部、从士兵到统帅活动的全景。这类长篇小说还有恰科夫斯基（1913—1994）写列宁格勒抗击德军包围的《围困》（五卷本，1968—1975）以及斯塔德纽克（1920—1994）的《战争》（1970—1980）等。
塑造正面人物形象的作品也有明显的变化。瓦西里耶夫（1924—）的中篇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1969）描写五个感人至深的女兵形象，贝科夫六部战争题材的中篇小说和邦达列夫中篇小说《热的雪》（1969）里的英雄人物，既具有英勇顽强、情操高尚、责任感强的英雄精神，又“富有人性”，充满“人情味”。
进入20世纪70年代，几乎所有题材的作品都贯穿着道德主题，它们提出社会问题，暴露痼疾，旨在引起“疗救的注意”。比较突出的道德题材作品如特里丰诺夫（1925—1981）的中篇小说《滨河街公寓》（1976），揭露新产生的野心家和两面派是如何钻营和向上爬的。利帕托夫的长篇小说《伊戈尔·萨沃维奇》（1977）触及尖锐的社会问题：特权造成了新时代的“多余人”。同时有大批作品揭露人们自私贪婪、不择手段地追求钱财、破坏法制、践踏公共道德准则。如特里丰诺夫的中篇《交换》（1969）、艾特玛托夫（详见本章第四节）的《白轮船》（1970）、顿巴泽的长篇《白旗》（1971）、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1976）和特罗耶波尔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1971）和拉斯普京的《活着，可要记住》（1974）等。
20世纪80年代初还出现了诸如邦达列夫的《选择》（1980）和《人生舞台》（1985）、冈察尔的《你的霞光》（1980）等有影响的作品，但因社会动荡，作家们无心笔耕，新作寥寥。而发表以往遭禁的作品并予以重新评价则成为一个热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帕斯捷尔纳克（详见本章第三节）的《日瓦戈医生》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二者分别于1988和1990年在苏联出版。
1991年苏联宣告解体，苏联文学的历史进程随之终止。俄罗斯文学进入了又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第二节 海明威
厄纳斯特·米勒尔·海明威（1899—1961）是美国富有传奇色彩和独特个性的杰出作家，人们通常把他称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但这一界定并不十分全面。
海明威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附近的橡树园镇。父亲是当地的一名著名医生，业余时间喜欢带孩子外出狩猎、运动、垂钓，以培养他们的“男子汉”兴趣和性格；而母亲则喜爱音乐和绘画，希望把海明威培养成循规蹈矩、有文化教养的上流社会中的一分子。在父母之间的这场争夺战中，多半是父亲一方获胜，但从海明威的一生来看，母亲所赋予他的一些艺术素质在他身上也有明显的痕迹。然而他性格中从小有许多方面已超越了父母，如勇敢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倾心于在大自然中悠然独处，愿干出大力流大汗富于刺激的事，特别爱吃捕获的猎物，等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第三年，美国宣布参战，海明威立即报名志愿入伍，但因眼疾未被接受。海明威以优异成绩中学毕业后，拂逆父意，未去上大学，而去了《堪萨斯城明星报》当见习记者。报社对文体风格的要求很严，有110条明文规定，首要的一条是“要简短明快”，“避免使用形容词，特别是过分的形容词”。这种训练使海明威在日后的文学创作中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明快风格。
战争始终吸引着海明威。他虚报年龄终于在1918年5月领到红十字会救护队发给的军装，并被授予中尉衔到意大利前线担任救护车队司机。有一次海明威因冒着枪林弹雨去抢救一位伤员，自己也负了伤，但他还是背着伤员爬回了战壕，表现出无比的勇敢。但是他的膝盖被打碎了，人昏了过去，被抬到野战医院治疗，前后动过12次手术，取出了237块弹片。在治疗期间，他得到了护士艾格尼斯的精心护理。他苏醒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艾格尼斯那双充满深情和温存的暗紫色的眼睛，这成了他日后创作的长篇小说中的一个感人镜头。康复后他重返战场，不再当司机，而成为一名驰骋疆场、冲锋陷阵的战士，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满足。一战结束后，他于1919年登上故土，带回了意大利政府授予的三枚奖章。但这次战争也使他带回了精神上的深刻创伤和严重的失眠症。他一闭上眼睛，那炮弹的轰鸣声和伤员的痛苦的号叫声就会立即让他尖叫着惊醒过来。他把这一切都凝聚在以一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中。在家住了不长一段时间，他就去了加拿大，担任《多伦多明星周刊》的特写作家。这次他可以自由地选择题材，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出来，外加一些适合于主题的幽默或悲怆。1921年回到美国，继续为一些报刊撰稿，并同哈德莉·理查逊结婚。著名作家安德森与他们是近邻又是好友，他劝他们去欧洲，以就近观察战后欧洲急变的政治风云，并寻求名师的指点和引路。1921年，海明威以《星报周刊》驻欧记者的身份偕妻子去了巴黎，开始了他的“巴黎学艺”时期。
在巴黎，经安德森介绍，他认识了诗人庞德、散文作家斯泰因、爱尔兰作家乔伊斯及其他一些作家、记者和出版商。他们之间的私谊，诚如海明威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流动的宴会》中所说，20年代初巴黎习艺时期无疑是决定他一生的关键中的关键。他们给了他热情的支持和指引，亲自帮他审阅手稿，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和中肯的帮助。流传久远的“迷惘的一代”的称谓，就是这一时期斯泰因对青年海明威说的，后来成了这一派作家的代称，并成为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一书的扉页题词。
1922年，海明威在巴黎主教街74号的寒伧阁楼上给《多伦多明星周刊》写了许多稿子，受到该报编辑勃恩的赞赏和信任。他在瑞士采访时结识了美联社创办人伯德，日后，正是伯德为海明威编辑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1925）。这个集子和翌年发表的《春潮》，以其独特的风格引起评论界的重视。5月份去意大利旅行期间，他会见过墨索里尼，成为最早报道这位黑衫党党魁的通讯记者之一。9月至10月，他又受命去中东和瑞士洛桑采访土希战争和解决土希领土争端的国际和平会议，并同时为国际新闻社和宇宙通讯社撰稿，连续写出不少出色的电讯。后来，他还去过德国，报道过法、德在鲁尔地区的冲突。他一年中行程万里，采访过各类人物，记者生涯无疑一再地挑起了他的猎奇心理，锻造了他的强壮体魄，磨炼了他的简约文风，并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素材。
20世纪20年代是海明威文学创作的早期，他写出了《在我们的时代里》、《春潮》、《没有女人的男人》（1927）和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1926）、《永别了，武器》（1929）等作品。《在我们的时代里》包括13个短篇和16篇夹在故事前的散文小段，其中不少篇描写涅克·阿丹姆斯面对社会生活中的暴力、伤残、死亡现象，所产生的思想、心理、个性诸方面的感受。这些作品表现了暴力世界中孤独的个人。“在我们的时代里”，不会有真正的和平与幸福，有的只是暴力和死亡，人们从幼年起就处在一种恐惧、孤独、迷惘、受伤害的状态中，迷失在“悲观主义的胡同”里。涅克的形象是海明威一系列重要作品中主人公的雏形，而且有作家本人生活经历的影子。
《没有女人的男人》是海明威的第二个短篇小说集，其中名篇有《打不败的人》、《五万大洋》、《杀人者》等，创造了一系列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硬汉性格”，弘扬“务必当个强者”的信念，对美国的通俗文学产生了影响。
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写战后一群流落欧洲的青年的生活情景以及他们精神世界的深刻变化。小说主人公杰克·巴恩斯是一名美国记者，战争毁掉了他的性能力。他爱上了一名英国护士勃瑞特·艾希利，后者也倾心于他，但他们无法结合。另一条线索写一个美国作家罗伯特·柯恩，对生活颇多虚妄与浪漫的幻想，他也爱上了勃瑞特，但她不喜欢他。这一群历尽战争沧桑的青年，战后浪迹欧洲大陆，整日钓鱼、看斗牛、聚饮、争吵或殴斗。战争夺去了他们的亲人，给他们留下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创伤，他们对战争极度厌恶，对公理、传统价值观产生怀疑，对生活感到厌倦、迷惘和懊丧，醉生梦死地度日。小说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谴责了战争，具有反战色彩。小说因写了战后一代人的迷惘而成了“迷惘的一代”文学流派的代表作。
《永别了，武器》（旧译《战地春梦》）是海明威的代表作之一。它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为主题，揭示了“迷惘的一代”出现的历史原因，控诉了战争毁灭人的理想和幸福，戕害人们的心灵，并使千百万无辜生灵涂炭。
小说的主人公亨利·腓特力是一个美国青年，志愿参加意大利军的医疗队，任救护车队司机，领中尉衔。一次休假归来，在部队驻扎的小镇上结识了志愿参战的英国女护士卡萨玲·巴克莱，来往频繁。不久，亨利负伤住进了野战医院，得到了卡萨玲的精心照料和护理，两人终于产生了爱情。后来亨利被转送到米兰的一家美国医院动手术，恰好卡萨玲也被调进这所医院，他们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亨利病愈后告别情人重返前线，这时意军节节败退，亨利在撤退中被意大利宪兵误认为德国间谍。在被押去处决的途中，他跳入河里死里逃生。他认定自己从此已再无义务，决定同战争“单独媾和”。他赶回米兰，但卡萨玲已经走了。经过苦苦寻找，他终于找到了卡萨玲，两人披星戴月逃出意大利，划小船渡过马奏列湖，到了瑞士。他们在瑞士的一处“世外桃源”建造了临时小巢，避开了混乱厮杀的人间，在那里度过了三个月的安宁生活。最后，卡萨玲死于难产，留下孤零零的亨利一人在凄风苦雨中，茫然漠视悲凉的人生。
战争鼓吹者的那些“光荣、勇敢、神圣、爱国”的欺骗宣传，把无数青年召唤到了战场，但他们在战场上看到的是交战双方草菅人命的野蛮屠杀和一片混乱，“看不到任何神圣的东西”。正如亨利所说：“没有什么光荣，所谓牺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宰场，只不过这里屠宰好的肉不是装进罐头，而是掩埋掉罢了。”罪恶的战争不但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毁掉了人们的美好爱情和幸福生活，而且摧毁了人们的理想和传统的价值观念，只留下精神上的一片废墟。在小说里可以看到，从军官、教士到士兵、百姓，都普遍存在着强烈的厌战反战情绪，而理想幻灭后的兵士，只是一群被驱赶到战场上为统治集团卖命的炮灰而已。他们没有进行积极的反抗，只有消极的逃跑和亨利式的“单独媾和”。这清楚地表明作家的反战倾向，以及他对个人与社会、战争与和平、生活与战斗、生与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作家发出了“人生是一场孤独的战争”、“胜者无所获”的悲叹。
《永别了，武器》显露了海明威小说风格的基本特色和“现代叙事艺术”。作品故事情节简单，意境纯一，语言质朴无华，句子短小凝练，写实、象征、意识流、点染等手法得到综合运用，环境描写达到情景交融，叙事中间有幽默。作品具有较高的艺术性。这与作家创作的严谨作风也分不开，据他自己说，就像创作《老人与海》曾修改过200遍一样，《永别了，武器》的结尾“改写了39遍才感到满意”。
1927年海明威离开欧洲回国，后迁往古巴。他常去各处狩猎，并经常出海捕鱼。20世纪30年代他还去非洲围猎，两次飞机失事使他受了重伤。他根据非洲的见闻和印象写了游记《非洲的青山》（1935）和《乞力马扎罗的雪》（1936）。后者以现实与幻想交织的意识流手法描写作家临死前的反省，颇具艺术特色。
1936年，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在德、意法西斯的直接参与下发动内战。海明威积极参加了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声援运动，并捐款购买救护车等支援共和政府。1937年他亲任西班牙共和国美国友人组织医疗部救护车队委员会主席，并以北美报业联盟记者名义先后四次奔赴西班牙内战前线，报道西班牙人民的英勇业绩，并拿起武器参加了战斗。1938年他为影片《西班牙大地》撰写解说词，并写了赞扬共和战士的剧本《第五纵队》。西班牙抵抗运动失败后，他同最后一批国际纵队人员一起撤离西班牙，于1939年回到古巴。
《死在午后》（1932，又译《午后之死》）是海明威描写西班牙斗牛的专著。他在书中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提出了“冰山原则”：只表现事物的八分之一，而让其余的八分之七在水下，使作品内容给人以充实、含蓄与耐人寻味之感。他说“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而读者自会“强烈地感受到他所省略的地方”。他尊奉美国建筑师罗德维希的名言：“越少，就越多。”这一理论不但使作品趋于精练，更重要的是缩短了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使读者能动地阅读和思考。这是现实主义在20世纪的一种新发展。当然，作家还必须具备丰富的生活积累和高超的题材提炼能力。
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1940）也是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是海明威的一部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它写国际纵队的志愿人员罗伯特·乔丹为配合一支游击队的一次炸桥行动而牺牲的感人事迹。罗伯特·乔丹是美国蒙大拿大学的西班牙语教师，他自愿投身于西班牙反法西斯斗争，参加了支援西班牙人民的国际纵队。1937年，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军经过一年抗击法西斯叛乱后，决定于瓜达拉马山脉阿维拉地区进行反攻，国际纵队特派乔丹深入敌后，联络游击队届时炸掉一座有战略意义的桥梁，以阻止敌军增援。这是一项至为艰巨的任务，不但上级规定的在凌晨炸桥的时间不利于任务的执行和人员的撤离，而且因为执行这一任务的游击队长态度消极，从中作梗，加之天气骤变，暴风雪来临，上级人员泄密，使敌人已有准备，诸种情况使得执行这一任务的困难大大加剧。小说写出了乔丹在准备执行这一任务的短短三天内所进行的各种艰苦工作：做争取游击队员的思想工作、鼓舞他们的士气、联络友军的支援和配合、观察地形、检查爆破器材和采取措施修补被游击队长破坏的器材、向上级报告敌情并提出撤销原来进攻方案的建议等。然而，此时进攻信号已打响，乔丹和游击队员们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了炸桥任务。乔丹不幸身负重伤，但他仍坚持一人留在山坡上掩护游击队员们撤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充满必胜的信念：“即使这次进攻不成，还会有下一次的，总有一次能成功。”乔丹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克服和摆脱了《太阳照常升起》中的杰克和《永别了，武器》中的亨利身上的那种孤独、迷惘与悲戚的情绪，把个人（个人主义的英雄）融入社会（社会责任）中，认识到自己是为人类理想而战，因而表现出为正义事业而献身的崇高精神。这部作品是海明威中期创作中思想性最强的作品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明威任随军记者，并曾亲自赴前线作战。他先后去英国和法国，曾随机轰炸德国，因飞机失事而受重伤。他随美军第四步兵师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并率领一支游击队深入敌后侦察。盟军攻打巴黎时，他先于正规部队入城。他因不顾记者不得参加战斗的禁令而被捕，成为轰动一时的“海明威事件”。后经艾森豪威尔下令获释，重返前线，又两度受伤。因战争功勋，他于1947年获铜星奖章。1941年至1942年间，海明威远访亚洲和中国，发表六篇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文章，赞扬中国是抗击法西斯侵略的重要力量，呼吁美国当局援华。1942年至1944年，他把自己的游艇改装成反潜艇的舰只，在墨西哥湾游弋，监视纳粹潜艇的出没，为美国海军提供情报。海明威以作家、记者、战士三位一体的身份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在炮火纷飞中写出了大量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明威进入创作的晚期，其代表作是中篇小说《老人与海》（1952）。作品写古巴的老渔夫桑提亚哥独自在海上拼搏的故事。一次，他一人出海捕鱼，在海上漂流了84天仍一无所获。但他的“硬汉性格”令他不服输，坚持与命运抗争，第85天终于捕到了一条18英尺长的大马林鱼，经过两昼夜的生死搏斗才降服马林鱼而胜利返航。但在归途中又遇到一大群鲨鱼尾随而来，大口啃食他的捕获物，于是老汉又与鲨鱼展开顽强的搏斗，利用渔叉、刀子、木棍袭击鲨鱼群，终因寡不敌众，力量对比悬殊而失败。当他靠岸时，人们看到的就只有一副巨大的马林鱼骨架了，但仍引起人们的普遍惊羡。作品的主题思想是告诫人们要勇敢地面对失败，在暴力、死亡、失败面前要保持人的尊严和勇气，保持“男子汉的风度”：“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桑提亚哥是一个典型的“硬汉”形象，是海明威二三十年代所塑造的一系列拳击师、斗牛士、猎人、战士等“硬汉”形象的发展与升华。海明威在这个中篇中充分肯定了人，写出了多么了不起的人！浩瀚的海洋、凶猛的马林鱼和凶恶的鲨鱼、恶劣的气候和多舛的命运，都没有把一个孤单而老迈的人征服。作家写出了他在对待失败时观念上的胜利和作为“强者”、“硬汉”的寓意深刻的悲剧性格，所以作品的结尾给予读者的决不是颓丧，而是鼓舞。海明威后来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他在书面受奖词中说：“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每一本书都应该成为他继续探索那些尚未到达的领域的一个起点。”他本人诚可谓这方面的典范，他在《老人与海》中综合运用了写实、象征、意识流手法和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绘画艺术中的点染等手法，并成功地运用了“冰山原则”，使作品色彩瑰丽，意境深邃，韵味隽永。但是，尽管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企图摆脱令他一生苦闷的孤独与悲戚感，但作品还是流露出淡淡的孤独与悲观情绪，使人感到有如一曲“天鹅的绝唱”。
海明威一生脑震荡达十余次之多，肝、腰、下脊椎都有严重的内伤，并患高血压、糖尿病、视觉重叠症和罕见的“铁质代谢紊乱症”。至1960年，他几乎形同“没有主意的小学生”。由于不堪忍受多种疾病的折磨，加之长期受悲观的人生观影响，他于1961年7月2日用猎枪自杀身亡。身后他的妻子发表了他的两部遗作：《流动的宴会》（1964）和《海流中的岛屿》（1970）。前者追忆20年代在巴黎的写作生涯以及他与一些作家的来往，后者写画家赫德森生活中的三个片断。
海明威一生的创作在现代世界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以其亲身参加两次世界大战的丰富阅历，描写和谴责了战争，撕下战争鼓吹者的一切假面具，并写出了一代青年的迷惘情绪。他的作品洋溢着对劳动人民的爱，通过描写农人、村民、猎手、渔夫、拳师、斗牛士和记者，塑造和赞美了“硬汉性格”，拓宽了文学创作中孤独、暴力、死亡的主题，探索了暴力的多义性。他探索艺术创作的新途，使现实主义在开放性的兼容并蓄中获得了新的光彩。他是简约有力的散文文体的大师，“把附着于文学的乱毛剪了个干净”，采用简洁、清新、通俗、达意的文字，使作品明晰流畅，引起了一场“文学革命”，影响甚为深远。
第三节 帕斯捷尔纳克
一 生平与创作
苏联作家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出生于莫斯科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教授、画家，曾为托尔斯泰的小说画插图，因此颇有名气。母亲擅长音乐。家庭给予他良好的影响。除了家学的渊源，他曾接触过的当代文学艺术界的多位名家，对他也有深远的影响，包括大作家托尔斯泰、名音乐家斯克里亚宾和奥地利名诗人里尔克。这促使他日后努力学习和写作，成为诗人和作家，同时在文学翻译上大有建树。
他1909年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后转入历史语文系哲学班。1912年赴法国马尔堡大学攻读德国哲学，注重研习新康德主义学说，不久之后回国。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因腿部有残疾而免服兵役，暂在乌拉尔一家工厂任职。1917年二月革命后回到莫斯科，在十月革命后就到教育人民委员会图书馆任职。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他曾于1943年奔赴奥勒尔战场，采访和报道战事，写有不少战地特写和报告文学作品。
帕斯捷尔纳克早期深受俄国象征派和未来派诗歌的影响，曾加入当时的诗歌小组，写了不少诗作。1914年和1917年先后出版诗集《云雾中的双子星座》和《超越障碍》，两部诗集主要写个人对生死、爱恨、天人之间关系的思考和感情。真正为他带来声誉的第三部诗集《生活——我的姐妹》（1922），主要抒发诗人对待生活的看法，表露内心感情，歌颂自然与人生。从中可以看出象征派和未来派的意蕴：一方面是有别于传统诗歌，别开生面，不落俗套；另一方面令人感到比喻奇特，文字晦涩，主题模糊。
此后，他又陆续出版诗集《主题与变奏》（1923）、《崇高的疾病》（1923）和长诗《施密特中尉》（1927）等。但是由于诗歌写法和风格与众不同，他在三四十年代初曾受到批判，被斥为缺乏思想性和人民性、严重脱离生活。诗人只好放下写作，改行去翻译诗歌，包括译出莎士比亚、歌德、席勒等人的诗作，还译过格鲁吉亚的诗歌，在俄国翻译界颇有影响。
在20世纪40年代写出的诗集《在早班列车上》（1943）和《大地的延伸》（1945）已经改变了风格，不再过于雕琢语言，而趋向于用语明朗简洁、形象具体鲜明了。此外，他还写有诗集《雨霁》（1956—1959）、小说《故事集》（1925）、《空中路》（1933）和自传性随笔《人与事》（1956—1957）。作家最重要的作品是在晚年写成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1948—1956）。
二《日瓦戈医生》
《日瓦戈医生》是作者一生诗歌与小说创作的总结。全书包括小说和诗两部分，小说又分上下部，共17章，而（小说）尾声之后的第17章名为主人公的二十多首诗，实是作者长期写下的诗作。
小说头绪繁复，主要以日瓦戈和情人拉拉为线索，串联出一批人物，意在展现其社会和家庭两个主题。日瓦戈在父母双亡后，10岁时被托给一位教授抚养，与教授之女冬尼娅自幼相伴，长大后分别学了医学和法律，大学毕业即结婚生子。
另一位主要人物拉拉，在16岁时曾被母亲的情夫、卑鄙的律师科马罗夫斯基奸污，后与工人家庭出身的优秀知识分子帕沙结婚。但帕沙在听过美丽妻子关于失身的自白后，精神上深受打击。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他参加了军队，实为弃家出走。十月革命后，他参加了红军，当了部队指挥员，忠心耿耿，战功显赫，却因不被信任遭到清洗，绝望中举枪自杀。一战中，日瓦戈作为军医在前线邂逅了拉拉，两人相恋，曾数度同居，几经聚散。他曾在红军游击队中充当军医，系出于被迫，他对红白双方均感厌恶，又在战乱中身不由己，后辗转回到莫斯科，终因妻子与情人双双音讯杳然，未满40岁即心脏病发作而猝死于莫斯科街头。
作者通过十月革命和内战前后十年的经历，塑造了一位诚实、正直，但思想极为矛盾的俄国旧知识分子形象。日瓦戈医生熟谙旧俄的腐败，所以由衷地欢迎十月革命，称之为“从未有过的壮举，历史上的奇迹”。但他对革命后的战乱和困境颇感迷惘，对无论白军还是红军的暴力都表示反对，反映了旧知识分子内心矛盾和曲折经历。作品描写了革命暴力的失误和造成的惨相，较为深入和多方面地表现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革命时期社会付出的沉重代价。写法与以往的这类作品不同，别具一格。
回顾苏联、反映十月革命这段历史的长篇小说，显著者有三部。如果说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属于颂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属于悲歌，那么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则是哀歌了。三者的写法不同，格调各异，共同组成了那个时代的完整画面。无论评价如何不同，却各有明显的价值。
然而，当时正处于东西方“冷战”时期，小说一出版立刻被双方作为政治对抗和互相攻击的一个焦点而加以利用。他们从各自的政治需要出发，无论西方，还是苏联都把它解读为否定十月革命之作。作者写了8年，在1956年解冻的形势下拿出来发表，在苏联国内却遭到《新世界》杂志退稿，被斥为：“小说的精神是仇恨社会主义革命。”手稿传到西方，则被大加宣扬，极力“炒作”。1957年在意大利用意文出版，旋即译成15国文字印行，并立即在1958年被宣布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这更激怒了苏联，《真理报》（1958年10月26日）发表署名文章谴责作者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诬蔑者和苏联人民的诽谤者”。苏联作家协会宣布开除作者，直到帕斯捷尔纳克公开表示拒绝领奖才作罢。而在西方仍不断掀起抗议苏联的声浪，弄得作者倍感尴尬，左右为难。
小说除了很好地表现社会主题外，还细腻地描写了家庭情感问题。书中更为震撼人心的，是日瓦戈和拉拉曲折的爱情故事。其中，不但日瓦戈在社会动荡之中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事业、家庭，直至个人生活都无能自立，更谈不上实现理想。拉拉尽管美貌出众，异常真诚，但在少女时被诱骗，婚后又被弃，并因为帕沙的政治“问题”而受牵连，竭力逃避被抓捕。这样两个具有敏感心灵的人遭遇在一起，两情相悦，互相理解。一个是理想幻灭、有才华却不得施展而厌倦革命和战乱；一个是美丽善良，私生活上却屡遭厄运，为避免受政治株连而躲避革命，恰似“红颜薄命”。他们在乱世中碰在一起，演绎出一幕幕激荡人心、引人同情的爱情场景。小说的这一部分也是历来为论者所称道的爱情“悲喜诗”。
作者的写作方法虽然仍是现实主义，但已不局限于此了，而是加入了许多非现实主义的成分，例如象征、意象、浪漫主义等等。这也是本书在理解上的一个难点，读者须要转换角度，方能体会其中的新意。
帕斯捷尔纳克由发表此书而走红国际，也因此书而备受精神折磨，从此心情郁闷，两年后（1960年）便去世了。死因也是心脏病，与小说的主人公日瓦戈居然同此命运。好在日后又被恢复名誉，1988年在国内出了俄文版，并开办作家纪念馆，人们广泛纪念他，让他备享死后的哀荣。
第四节 艾特玛托夫
钦吉斯·托列库洛维奇·艾特玛托夫（1928—2008）原是苏联时代吉尔吉斯民族作家，苏联解体后为吉尔吉斯斯坦籍，能用吉尔吉斯文和俄文两种文字写作。他出生在农村，世代贫穷。其父早年是共产党员，担任过领导工作，不幸1937年遭到清洗而冤死。母亲抚养四个孩子，在农村艰难度日。艾特玛托夫14岁时德军入侵苏联，迫使他中断学习，直至战后才进入兽医中专和农学院就读。大学毕业后，到畜牧研究所实验站工作，1958年以中篇小说《查密莉雅》成名，即便调入《吉尔吉斯文学》杂志，之后转任莫斯科《真理报》驻吉尔吉斯特派记者。其创作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探索走向成熟（20世纪50—60年代）。
20世纪50年代初曾以若干短篇小说反映吉尔吉斯的山村生活而引起注意，1956年被选送莫斯科苏联作家协会的文学进修班培训，1958年发表成名作《查密莉雅》。小说写反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期间，一个已婚少妇查密莉雅爱上退伍军人丹尼亚尔而私奔的故事。女主人公虽然家境殷实，生活安稳，而退伍军人却因伤跛脚，家中一无所有。为了爱情，她不顾传统的观念和习俗，毅然跟他一起出走，作品以诗意的笔调描写了山村的美景，衬托女主人公的浪漫情怀，突出她对爱情和理想生活的追求，以及她那不落俗套的带点野性的美丽。艺术手法清新优美，使得小说别有一番情趣，这在吉尔吉斯文学中实属罕见，因而引起哈萨克族老作家阿乌埃左夫的兴趣，并加以推荐。
此后，他继续写出《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1961）、《骆驼眼》（1962）、《第一位老师》（1962）三个中篇，均以吉尔吉斯鲜明的民族风情和优美的山村景色为特点，一再显示了他是一位别具一格的民族作家。三个中篇和《查密莉雅》一起结成小说集《群山和草原的故事》，荣获1963年的苏联最高文学奖——列宁奖。
其后，作者继续表现和颂扬吉尔吉斯劳动人民，创作出《母亲——大地》（1963）、《红苹果》（1964）等小说。《永别了，古利萨雷！》（1966）则成了艾特玛托夫60年代创作的顶点。
古利萨雷是吉尔吉斯老牧民塔纳巴伊的一匹爱马的名字，他牵着这匹心爱的老马回家，一边走着夜路，一边回忆着自己悲剧的人生：从血气方刚、锐气十足的“急性子”，疾恶如仇、敢于斗争的“犟骡子”，到遭致横祸、被冤屈开除出党的“坏分子”，再变成“缩手缩脚”、不敢反抗的怯懦者。回想着辛酸往事，塔纳巴依对迫使他落到如此悲惨境地的社会环境极端痛恨，义愤填膺，竟至发心脏病去世。
古利萨雷这匹马是个独立的艺术形象。“马通人性”，它也有像主人一样的辛酸际遇。早年它是膘肥体壮、英姿勃发的千里驹，主人心爱的伴侣，既能为他在赛马中争得头彩，又曾在风灾中替他寻回失散的马群；失意时它成了一匹暴烈的马，绝不让坏心眼的新主人靠近它，继续忠实依恋老主人；但在晚年已经体弱力衰，被塔纳巴伊牵着回家时，走在路上已近乎奄奄一息，瘦弱不堪。老牧人看着它，想着自己的身世，百感交集。最后老马只能拉着破车，在途中倒毙，走完它劳苦而不幸的一生。老马和老牧人一生相似，互相衬托，使二者的悲剧性更加彰显。老马在小说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难怪作者特意用它来为小说命名。
这篇小说标志着艾特玛托夫的创作已经从探索走向成熟。它更为鲜明地表现了吉尔吉斯山村的现代生活，扩大了题材范围，深入揭示了现实中的矛盾，加强了典型环境和细节的描写，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吉尔吉斯的民族典型——老牧民的形象。塔纳巴伊体现了老牧民的优良品质。他一生勤劳，性格耿直，不被贫穷困难的环境所吓倒，更不怕强权压迫，区委特派员的威胁也不能令他弯腰，即便被开除出党，也没失去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他虽然有缺点，也软弱过，曾经考虑过妥协，但是面对当权者的颠倒黑白，他据理抗争，以至忍无可忍，顺手操起一把草叉，追击特派员——“穿着皮大衣的新牧主”，终于惹下大祸，以致按法律被追究刑事责任和开除党籍。一群顶着官员的招牌，随便奴役群众的“新牧主”，实在与过去骑在穷人头上的老牧主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由此，足见这篇小说的揭露性和批判力，作者目光的敏锐和艺术的胆识也得到了体现。
第二阶段，艺术探索的新趋向（20世纪70年代）。
20世纪70年代始，艾特玛托夫开始进行新的艺术探索，由现实主义向写实性与假定性两种手法相结合发展。反映这个倾向的代表作是《白轮船》（1970）。
小说《白轮船》的写实部分，是描述西伯利亚偏远地区的一个护林所三户居民的生活情景。在这里，人和大自然相处，森林、各种动物和人之间关系和谐。但是却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而这个冲突的焦点在于如何对待大自然。护林员莫蒙善良、温顺，把他们所喜爱的长角母鹿视为圣物，予以细心的呵护。而护林所的小头目阿洛斯古尔却是恶的化身，有着掠夺自然、占为私有的本性。他像土霸王似的主宰着那里的人和事，硬是逼着莫蒙杀长角母鹿，否则就要对莫蒙的女儿和外孙下手。莫蒙为了女儿和外孙的安全，不得不屈服于淫威，亲手杀了长角母鹿，恶势力终于得逞。莫蒙悲痛万分，精神彻底崩溃，“像死人一般”躺在地上。善屈服于恶，他虽生犹死。现实人生中善与恶不能两立，被表现得如此鲜明。
小说的假定性部分是引进了神话。吉尔吉斯民间传说中本来就有关于民族起源、长角鹿妈妈的神话，体现了游牧民族崇敬大自然的心理和感情。艾特玛托夫拿来稍加改造，引入小说，并且通过一个七岁孩童的想象，编织成完整的现代神话。
那个孩子自己想象出了白轮船的故事。他幼小的年纪当然对现实的事变无能为力，只能凭着他纯洁的心灵，抗议阿洛斯古尔迫害莫蒙及其实际上也杀害了长角鹿“妈妈”的罪行。但是他别无办法，只能用死来抗议，而这个死亡抗议也来得更剧烈：孩童不能容忍现实中如此残忍的恶，不能和残杀长角母鹿的暴行妥协，自己“宁愿变成一条鱼”，游到他梦幻的世界里去。孩童死了，但虽死犹生，因为他的善比莫蒙更高、更纯粹，他的抗议使善的精神得以永生。这是作者想借助神话故事表达出来的意思。“我在《白轮船》里揭示孩子的死，绝非要使‘恶’凌驾于‘善’之上，我的本意是要用最不可调和的形式来否定恶，通过主人公的死来肯定生活。”
这部虚实结合、真假相伴、半是小说半是童话的作品，意在更为深刻地揭露现实。孩童的爷爷所讲长角母鹿的故事，只是“善”、“恶”观念之所寄；而土霸王阿洛斯古尔为非作歹的行径，才是对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
这个在西伯利亚叶尼塞河边上的小护林所，简直是一个微型社会。当了小头头的阿洛斯古尔竟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敢于口出大言而不惭：“凡是我们领地上跑的、爬的、飞的。从苍蝇到骆驼都是我们的，我们自己知道如何对待自己的东西。”还说：“唉，可我没有更大的权力，否则我也能使他们服从……叫他们在地上爬。”果然，匍匐在他脚下的有莫蒙爷爷、别盖依姨妈、护林工人谢赫马脱等等，他可以用皮鞭抽打80多岁的老岳父莫蒙，对妻子任意作践，容不得半点违忤，活像个新时代的“领主”。
艾特玛托夫代表了当时苏联的一代作家，在创作上虽离开传统的现实主义，转向复杂多样的艺术形式，但他们写尽社会的弊病和罪恶，仍找不出病因，自然也没有疗救痼疾的良方，结果还是复归批判现实主义。
作家的另一部小说《花狗崖》（1977）也是大量运用想象、梦幻、神话等多种艺术手法，写了远东一个少数民族尼福赫人的生活。它淡化时代背景、淡化情节，写了巫师、鬼魂、恶魔、水妖、美人鱼，并将主人公死后神化。此外还有《早来的仙鹤》（1975）、未完成的长篇《候鸟在哭泣》（1972）等。这个时期的倾向是加强主题思想的哲理性和寓意性，加强对现实的批判性，注重写实性与假定性的写作手法相结合，使作品的艺术方法显得复杂和多样。
第三阶段，向多情节、多线索、多种艺术手法的综合型发展（20世纪80—90年代）。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艾特玛托夫的创作有了新变化，代表作品为《一日长于百年》（1980）和《断头台》（1986）。
《一日长于百年》又名《布兰内小站》。小说背景是哈萨克荒漠里的一个错车小站。铁路工人叶吉盖带着六七个人组成的小队伍为老工人卡赞加普送葬，情节就是他在这一天途中所作的回忆和随想。而这种思绪则穿越了时代的风雨，复活了许许多多的人和事，重现了历史的烟云，来往于天上和人间，所以小说的容量极大，正所谓“一日胜似百年”。
这种创作方法综合型的类似作品，还有《断头台》。它是一部多主题、多线索的长篇小说。主要的情节为报纸编辑阿夫季·卡利斯特拉托夫为了披露贩毒集团的罪行和拯救吸毒青年的灵魂，两下中亚草原，混入贩毒团伙之中，最终被发现而被吊在十字架上毒打致死。小说揭露了恶势力的猖狂，即便是主人公诉诸耶稣的神灵，也不能铲除人间的罪恶。
小说更震撼人心的是描写了一对草原狼在连续遭到不幸之后，疯狂向人类报复的故事。中亚草原本来人迹罕见，是羚羊、狼和各种野生动物出没的地方。但大规模围猎、筑铁路、开矿等活动一再破坏草原生态的平衡，还有人专门以猎狼贩卖发财。那对草原狼从草原流落到湖畔，再躲进山谷里，还是未能逃脱厄运。母狼三次下崽，所有狼崽均先后被围猎者打死。母狼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无意中碰上一个两岁的婴儿，孩子的气息引发了狼的母性，误把婴儿当做狼崽叼回去。孩子的父亲为了追索而开枪，误打死自己的孩子。母狼万念俱焚，便带动狼群向人类报复，展开了狼与人的厮杀，从而把“人与自然”矛盾的主题引向极端的深化。同时呼吁消除人间的罪恶，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艾特玛托夫的创作视野开阔，取材广泛，方式和手法多样，很少雷同，尤因其民族特色而受到普遍赞誉。他的中篇作品无一例外被拍成了电影、电视片，有的还被改编成歌剧、小歌剧或芭蕾舞剧。他的绝大部分作品迄今已译成七十多种外文，包括中文。
第五节 索尔·贝娄
索尔·贝娄（1915—2005）是当代美国著名作家，也是美国犹太文学的杰出代表。他的创作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直到世纪末仍在继续。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他出版了10部长篇小说、5部中篇小说、4部短篇小说集，一部戏剧、一部回忆录和一本散文集。他曾经5次获奖：3次国家图书奖、1次普利策奖、1次诺贝尔奖。197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为他带来了世界声誉。他的作品，主人公大都具有犹太背景，往往聚焦于现代人的生存状态，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世界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种种问题。他采用的方法具有明显的传统色彩，而他探讨的问题却主要是现代的。从技巧与形式讲，他与现实主义传统一脉相承；从内容与观念讲，他与现代主义精神多处相合。因此，我们既不能将他简单地归入现实主义传统，也很难说他是一个现代主义作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在现今西方文学中的崇高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在西方现代文学的舞台上，他始终处于显著的位置。
贝娄出生在加拿大魁北克蒙特利尔市郊的拉辛村，父母都是俄国犹太移民，从彼得堡移居蒙特利尔，再移居芝加哥。贝娄在蒙特利尔长到9岁，随后在芝加哥度过了他人生的大部分光阴。蒙特利尔是一个欧洲各国移民杂居、但主要使用法语的城市，芝加哥更是一个多种文化并存的国际性大都市。因此，英美文化、俄国文化、法国文化与他天生的犹太文化交杂在一起，对他产生了挥之不去的影响；芝加哥社会生活的丰富、驳杂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题材和灵感，他笔下的芝加哥像卡夫卡笔下的布拉格一样，成了现代文学中一个典型环境的样板。
贝娄的长篇小说有：《晃来晃去的人》（1944）、《受害者》（1947）、《奥吉·马琪历险记》（1953）、《雨王汉德森》（1959）、《赫佐格》（1964）、《赛姆勒先生的行星》（1970）、《洪堡的礼物》（1975）、《院长的十二月》（1982）、《更多的人死于心碎》（1987）、《拉维尔斯坦》（2000）。中篇小说有：《只争朝夕》（1956）、《真情》（1977）、《偷窃》、《贝拉罗莎暗道》、《今天过得怎么样》（1989）。短篇小说集有：《莫斯比的回忆》（1968）、《满嘴跑马的人》（1984）、《往事如烟》（1991）、《短篇小说集》（2001）。此外，还有戏剧《最后的分析》（1965）、回忆录《耶路撒冷去来》（1976）、杂文集《集腋成裘》（1994）等。
贝娄曾在芝加哥大学和西北大学读本科，后进入威斯康星大学读研究生，攻读人类学与社会学，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波士顿大学等高校执教。他是那种兼有学者气质的作家，拥有渊博的知识与富于思辨的头脑，能够对现代西方社会作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剖析，这就使他的作品获得了相当的深度和复杂性。
贝娄的作品具有多层次的含义。他不仅强调现代人的痛苦，着力写他们空虚、惶惑、崩溃的精神状态，反映当代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机，还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各种关系颠倒错乱的现代世界；他的作品既充满了对理想境界的向往，又在现实与理想不可克服的矛盾中流露出悲观绝望的情绪；既有对形而上问题的沉思，又有存在主义意义上的自由选择与无奈接受。这种多层次的复杂性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两种创作思想和方法交互影响的结果。就哲学根源讲，他既受到人文主义的滋养，又受到存在主义的冲击，传统和革新——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和创作思想在他的创作中相辅相成，使他在当代西方文学中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贝娄的创作可以大体上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早期主要指他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作品。这个时期的作品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为背景，写现代人从物质到精神的苦难，具有鲜明的时代和社会特色。《奥吉·马琪历险记》和《雨王汉德森》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奥吉·马琪历险记》的主人公奥吉·马琪出生在芝加哥一个贫穷的犹太家庭，从小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什么人，母亲终日操劳，维持全家五口人的生计。奥吉12岁就开始打零工，在戏院散发戏报、在旅馆敲钟、到亲戚家帮佣、到车站卖报，后来上了高中，还要到富人家干零活。他还当过店员、到狗俱乐部养过狗、到大学生公寓传电话送信，与人合伙偷车、策划私运移民，在产业工会打过杂，也与富有阶层有过亲密的关系，甚至还和阔女子芬奇尔厮混过。通过奥吉在社会各个层面和角落的流浪，贝娄写出了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美国社会的现实特征。一方面，20年代之前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为许多移民实现“美国梦”提供了现实依据；另一方面，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引发的大萧条又造成了中下层社会许多人的破产和贫困化。小说反映了下层社会生活的艰辛，也描写了富有阶层生活的优裕与舒适。奥吉三兄弟的经历，特别是他的哥哥西蒙的追求和成功，折射出中产阶级对物质主义的崇拜和对富有的渴望。从这些角度说，《奥吉·马琪历险记》具有明显的社会意义。但从本质上看，小说更多地表现了现代人的精神苦难与追求。由于家庭环境的熏染以及与一些中上层人士的交往，奥吉从小便有较高的精神追求，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不同凡响的人物，相信自己有能力在各方面出人头地，但他更注重精神的独立和自由。他拒绝按照任何人的意志来塑造自我，虽然他始终没有明确具体的奋斗目标，然而，总是要说“不”的意志却是十分坚定、贯穿始终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奥吉·马琪的“历险”就绝不仅是一种社会现实层面的“历险”，而更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历险”了。《奥吉·马琪历险记》采用了“流浪汉小说”的形式。奥吉在社会上闯荡，频繁变换工作和角色，他总是在追寻，却总不能如愿，在“追寻”的旅途中，他总是难免干点不尴不尬的事，结果使自己难堪，成了人们的笑料。他去卖报，因为顾客少付钱而遭到解雇；到商店卖圣诞礼品，又在同学的唆使下贪污了钱，最后只好退赔；他在狗俱乐部给狗洗澡，弄得一身臭味，以致没人敢靠近他；就在他由于哥哥的安排马上就要娶到漂亮而富有的女人的时候，他却去帮助一名女工做人流，结果遭到女家的误解，好端端地失去了一个时来运转的重大机遇；在他与芬奇尔厮混时，本来有机会改变命运，但却因自己行为不慎而被对方抛弃。总之，他是那种事事不顺遂的人，而他的挫折和失意从表面看多半是由于他自己行为失当造成的，这就使他的“历险”充满了笑料和喜剧色彩。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这部作品被不折不扣地归入“流浪汉小说”的传统类型中。但是从深一层看，奥吉的挫折与失败又不完全是他个人造成的，而是根源于西方现代社会的物质主义、拜金主义所造成的人们耽于物欲及不择手段地追逐财富的扭曲心态。奥吉总是在追寻，却总是不成功；他总是想进入那个成功的世界，但却总是与它格格不入，甚至失之交臂。这种乖戾和矛盾恰恰表现出某种深刻的社会悲剧性。
《雨王汉德森》把精神追求的主题进一步引向深入。如果说《奥吉·马琪历险记》既写物质现实的追求也写精神追求的话，《雨王汉德森》则只写精神追求了。因为汉德森在开始他的精神之旅之前已经是一个成功的百万富翁，他的物质追求已经完成，他所欠缺的只是一种内在的精神需求，这种精神需求体现在不断发自他内心深处、使他的灵魂躁动不安的“我要，我要”的呐喊中。汉德森有用不完的钱，有两个老婆和一大堆子女。虽已年过五旬，却身强力壮，精力过人。他经营猪场，学拉小提琴，酗酒，脾气暴躁，为人粗鲁，却有一颗向善的心，始终希望能对他人给以救助。他之所以去非洲，就是要以实际行动帮助非洲人摆脱苦难。他在阿尔奈维部落积极帮助土著清除水塘中泛滥成灾的青蛙；在瓦里里部落，他抬起了沉重的行云女神像，为土著祈来了一场好雨，而被尊称为“雨王”；他还不畏艰险，竭尽忠诚，帮助国王达夫猎捕象征其父形象的狮子；对待土著向导，他亲同手足，并立志返美后学医，以便济世救人；在返美的归途中还收留了一名孤儿。汉德森身上不乏优秀的品格，但他仍在孜孜不倦地追求，他要追求的正是美好的人性和崇高的精神。正是在这一形象的塑造中，贝娄把精神追求的主题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贝娄创作的中期，也是他创作中收获最丰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3部长篇都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和更大的影响。如果说，四五十年代他创作的主题主要是现代人的精神追求，并通过这种追求揭示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的话，那么，这一时期他创作的主题则是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苦难，并由此展示现代社会的扭曲和现代人荒谬的存在状态。
《赫佐格》中的主人公赫佐格是一个已过中年的大学教授，他出生在一个从俄国来到加拿大的犹太移民家庭中，从小受母亲溺爱，只知读书，不谙世事，后来从大学读到博士生，专攻思想史，对浪漫主义时期的西方哲学颇有研究。赫佐格曾经有两次婚姻，第一任妻子戴茜曾陪伴他苦读，给他的生活带来过温馨，后来他结识了生性放荡浮躁的玛德琳，从此便不得安宁。玛德琳和他结婚后，逐渐与他感情不和，开始与人私通，因而使他痛苦不堪。赫佐格经历了家庭生活的失败，目睹了社会的种种邪恶，对个人的痛苦和不幸遭遇他无力抗争，只能在内心深处反复思索，他的思索外化在他随手记载的各种纸头上的只言片语以及后来无休止地写下的大量书信中。赫佐格的思索是异常深刻的、广阔的：从自我的本质到人生的意义、从政府的政策到社会的罪恶、从个人的苦难到社会的责任。他对许多问题都从哲学的高度加以思索，往往能够一针见血地揭示事物的本质。例如，关于“真理”，他认为真理只有在带给人更多的屈辱和厌烦时才是真实的；关于“传统的道德观念”，他认为，在这个非理性的世界上，宽恕、怜悯、慈善等一切宝贵的东西都遭到了一代又一代怀疑主义者的破坏、非难与攻击；关于“公道”，他认为，多少世纪以来，数十亿人像牲畜一样受苦受难，被奴役、被窒息、被弄死，哪里有过半点公道？
《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的赛姆勒是一个年过七旬的哲学家。作为一个犹太人，他曾在纳粹的集中营饱受苦难，在遭到毒打后，左眼失明。战争结束前，德国法西斯枪杀集中营的犹太人，他奇迹般地从死尸堆里爬出来，躲进一个坟墓中逃过了死劫，活了下来，如今生活留给他的只有这死生的体验。当他用那一只幸存的眼睛观察世界、观察现代社会的时候，那种恍若隔世的感觉便异常强烈。在他看来，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年轻人，譬如他的女儿舒拉、他的甥孙华莱士·格鲁纳之辈，都是一些没有根基、没有目的、没有方向的现代人，他们不尊重传统，好高骛远，思想偏激，行为极端，缺乏道德感、责任心，没有尊严，也没有廉耻。当父亲以利亚弥留之际，华莱士不是在病榻旁守候，而是在家中到处挖掘，寻找父亲遗留的钱财；以利亚的女儿安吉拉过着极其混乱的性生活，她与即将订婚的男友在墨西哥居然和另一对年轻人玩交换性伴侣的把戏。在思想深沉的赛姆勒先生看来，现代世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现代的年轻人已经完全没有了根基。当华莱士把象征传统的根与土壤说成是一钱不值的农民意识的时候，赛姆勒思考的，或者说要召回的正是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美好的人类精神。
《赫佐格》与《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在形式与内容上具有更多的现代意味。就形式而言，两者都没有情节，也没有前因后果的行动，一些事件和人物关系只是在主人公的思索和评说中显示出来。赫佐格不断地给人写信，给亲友、给熟人、给报社，甚至给不认识的或者死亡的名人，他的行为已近乎疯狂，甚至连精神也似乎有些异样了；赛姆勒自始至终在思索、分析、比较、评论，他仿佛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理念、一个幻象，甚至是劫后余生的一个象征。因此，在形式上，我们与其说它们是小说，不如说前者主要是书信集，后者主要是思想录。就观念而言，主人公们的精神苦难绝对是现代意义上的，其中充满了焦虑、惶恐、自我本质的丧失、历史感的丧失、信仰的丧失、无根感、无归属感等等。
1975年的《洪堡的礼物》为贝娄赢得了翌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部作品在主题上继续探讨现代人的精神问题，在形式上却回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小说以两代作家的人生际遇与创作历程为主线，展示了艺术与艺术家在金钱至上、道德沦丧的当代社会中的悲剧命运。洪堡的父辈原是匈牙利的犹太人，后来移居美国。洪堡青年时代开始创作浪漫主义的抒情诗歌，得到了社会的好评。他钟情艺术，幻想用艺术改造人生和社会。西特林也是一个出身于俄裔美国犹太家庭的知识分子。当洪堡名声大噪的年代，西特林正在威斯康星大学读书，洪堡的作品对他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以致使他决定放弃学业，专程到纽约拜谒他仰慕的宗师。洪堡对他侃侃而谈，举凡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历史，无不涉猎，西特林如闻圣乐，如获至宝，从此拜在洪堡门下，二人不仅成为师生，也成为密友。后来他以洪堡为原型写了一部戏，但为了出名，却听任导演对剧本胡编乱改，从而引起洪堡恼怒，两人自此反目，断绝往来。西特林后来专写通俗作品，名利双收。就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洪堡却因创作观念和作品过时而没落，这位昔日的大师如今遭到冷遇，甚至连一份像样的教职都找不到。洪堡身心大受打击，精神分裂，以致穷愁潦倒，流落街头。西特林成功以后，忘乎所以，大肆挥霍，加上前妻、情妇和流氓无赖等都来诱骗敲诈他的钱财，因而很快破产。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得到了洪堡遗赠的两个剧本提纲，用这个“礼物”换来了一笔钱，摆脱了困境，想到恩师对自己的栽培和关爱，想到自己许多对不起恩师的行为，西特林不禁愧疚。他用这笔钱重葬了洪堡，决心到欧洲去开始一种“不同以往的生活”。像贝娄的许多小说一样，《洪堡的礼物》的主人公西特林也是叙述者。西特林通过自己人生和艺术道路上的起落以及与情妇蕾娜塔、前妻丹妮斯、骗子坎特毕利的纠葛，揭示了在一切以利益为驱动的现代社会中，艺术实在是无足轻重，也说明了在物性膨胀的商品社会中，人性不断遭到挑战和不断萎缩的可悲处境，从而提出艺术家、文人和知识分子以及一切现代人如何抗拒物质主义的腐蚀，以维护良知和一方精神净土的问题。
获得诺贝尔奖之后，贝娄的创作进入了晚期。
在20世纪在80年代初写出《院长的十二月》之后，他把较多的精力投入了中短篇作品的创作，但在近20年之后，他又写出了一部颇有分量的长篇小说《拉维尔斯坦》，这就破除了不少人认为他晚年江郎才尽、写不出长篇的推断。贝娄的创作始终有一条贯穿的主线，那就是在现代社会从物质到精神的种种缺失与弊端的大背景下，写现代人的精神苦难与追求：他把精神世界与现实的物质世界十分巧妙地编织在一起。如果说，第一个时期二者的分量大致相当的话；第二个时期的重心则多少有些向精神世界倾斜；而到第三个时期，重心又多少有些向现实世界回归。当然，对社会问题的探讨，不论在哪个时期，不论其分量如何，总是在那些知识分子主人公的内心世界里展开。
《院长的十二月》写的是芝加哥一所大学的院长艾伯特·考德携妻子敏娜在一个寒冷的十二月回布加勒斯特去看望病危的岳母瓦蕾莉娅的故事。瓦蕾莉娅曾经是罗马尼亚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因女儿移居西方而遭到了政治迫害；考德则因为撰文为被杀害的学生辩护并抨击社会弊端而惹来了麻烦。当他面对垂死的岳母，想到她戏剧性的起落、悲惨的一生以及自己未卜的前程时，不禁感慨丛生。在他的脑海里，个人的命运与大量阴郁的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这些社会问题涉及了东欧集团的专制和腐败，芝加哥社会的种种罪恶——凶杀、娼妓、黑人社会的低劣、传媒世界的虚假、监狱改革的失败、大学教育的没落乃至环境污染的严重等等。这部作品像《赫佐格》与《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一样，没有多少情节与行动，人物与事件大多在主人公考德的内心世界展开。
《拉维尔斯坦》中主人公拉维尔斯坦是美国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他的专业是政治哲学，研究和教学的范围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历史等各个层面。他培养了大批高级人才，他的学生和崇拜者遍及美国政界、传媒、思想文化界，其中许多人都是精英和重要人物，这些人形成了一个交往密切的集团，并和他保持着频繁的接触。因而他熟悉西方政要的高级机密和内部情报。由于他这种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他常常是里根、撒切尔夫人等人的座上宾。他在大学的老朋友奇克是一个作家。奇克建议他把课堂讲授的内容写成一本通俗读物发表，他接受了奇克的建议，他的书出版后，迅速畅销，使他很快成名，从以往常靠借贷度日的穷酸文人一变而为百万富翁。拉维尔斯坦则建议奇克为他写一本回忆录或者传记。拉维尔斯坦生活奢华，和一个来自新加坡的年轻人尼基搞同性恋，后来死于艾滋病。奇克也因偶食带毒的鱼而几乎丧命。正是因为有了这一九死一生的体验，奇克才为已经谢世的老友写出了这本题名为《拉维尔斯坦》的回忆录。就形式而言，这部作品依旧是没有什么情节和行动的。《拉维尔斯坦》承续的依然是《赫佐格》和《赛姆勒先生的行星》的模式。
索尔·贝娄是一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曾明确表示要做“社会的历史家”。所谓社会的历史家，按照他自己的解释，就是作家虽然不可能不受社会历史的限制，但却要尽可能深刻地、本质地反映自己所处的时代风貌。正因为他有清醒的社会意识和历史感，因此，他的作品才能在较深广的层面上反映现代西方世界的社会现实。综观他半个世纪的创作历程，尽管在创作的早期曾经受到存在主义等现代潮流的影响，但他创作的主流却是现实主义、人文主义。他的作品广泛涉及西方现代社会以及现代人精神世界的种种问题，正如诺贝尔授奖辞所说的那样：“对当代文化作出了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微的分析。”
“本章思考题”
1.50年代后苏联文学发生了什么新变化？
2.从《老人与海》看“硬汉形象”和“海明威风格”。
3.试比较《日瓦戈医生》和《静静的顿河》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风格。
4.艾特玛托夫对俄苏现实主义文学作了哪些发展？
5.索尔·贝娄的创作如何体现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相结合的特点？
老人与海
他是个独自在湾流里一只小船上打鱼的老头儿，他到那儿接连去了八十四天，一条鱼也没有捉到。头四十天上，有一个孩子跟他在一起，可是，过了四十天没有捉到一条鱼，孩子的爸妈就对他说，老头儿现在一定“背运”了（那是形容倒霉的一个最坏的字眼）。他们吩咐孩子搭上另一只小船到海里去，在那只船上，头一个星期就捉到了三条好鱼。孩子看见老头儿每天划着空荡荡的小船回来，心里非常难过，他总要走下岸去，帮他去拿卷起的钓丝，或者鱼钩，渔叉，以及绕在桅杆上的帆。那一面帆上补了一些面粉袋，收起来的时候，看去真像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帜。
老头儿后颈上凝聚了深刻的皱纹，显得又瘦又憔悴。两边脸上长着褐色的疙瘩，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的反光晒成的肉瘤。疙瘩顺着脸的两边蔓延下去。因为老在用绳拉大鱼的缘故，两只手上都留下了皱痕很深的伤疤，但是没有一块疤是新的。那些疤痕年深月久，变得像没有鱼的沙漠里腐蚀的地方一样了。
他身上的每一部分都显得老迈，除了那一双眼睛。那双眼啊，跟海水一样蓝，是愉快的，毫不沮丧的。
他不久就睡去，梦见了他儿童时代所看到的非洲，迤长的金黄色的海滩和白得刺眼的海滩，高耸的海岬和褐色的大山……他不再梦见风涛，不再梦见女人，不再梦见惊人的遭遇，不再梦见大鱼、搏斗、角力，也不再梦见他的老婆。他现在只是梦见一些地方和海滩上的狮子。它们像小猫一样在幽暗的黄昏中嬉戏，他爱它们像爱那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