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丹麦只是过路。早上从北京出发，当地时间的下午四点多到德国的法兰克福，一个小时后转机飞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然后要到明天傍晚才搭机去这次访问的首站挪威首都奥斯陆。这样，我们在哥本哈根有一整个白天的逗留时间。
行前以为北欧温度一定很低。没想到比我们中国江南还热。过了半夜，屋子里还像只烤箱。糊里糊涂地也不知道睡着没有。起来时，北欧深蓝透明的天空，最远的边缘，晨熹初现，淡淡的玫瑰色的一抹。
哥本哈根还在沉睡。晨熹在城市上空勾勒出一片高低错落的塔楼的剪影。在这片漆黑的剪影中，一点一点地亮着长夜不熄的霓虹灯宝石般的闪光。
这是安徒生的故乡。
依凭着阳台的栏杆，我静静地想。
安徒生是我一生中最早知道的外国作家。对我来说，安徒生和安徒生童话描绘的世界，就是这个“外国”的一切。正因为这样，在谈论文学的时候，我们常常自信地说：文学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至少对我来说，这话毫不夸张。倘没有安徒生童话，我对丹麦便不会有任何深刻的印象。
哥本哈根在不知不觉中渐渐醒来。起先是那些塔尖一个接一个地被正从山峦般的楼群那一面升起的太阳灿烂地点亮。然后是那些宝石般的霓虹灯渐次熄灭。然后是那些高楼的雕花的门窗和被浮雕所拥抱的墙面渐次显露。然后街上有行人的脚步和海鸥的鸣叫响起。
同行的人还在酣睡。我悄悄地下楼，来到大街上。再回到这里，已经是将近三个小时之后。
是一个非常愉快的早晨。无论是在保留着有轨电车的大路上，还是在鹅卵石铺的小巷里，无论是在遮天蔽日的树林里，还是在天鹅徜徉的湖水边，清洁工人、商店的货运员、遛狗的女人、跑得气喘吁吁的老头、带着头盔骑在自行车上飞奔的年青男女，几乎所有劈面而过的人，都会挥起手，向一个异国人道“早上好”。每次横穿马路，停在人行道边等候已经驶近的汽车走过，汽车一见有人要过马路，都会立刻停下来，驾驶室里的司机则会做出很客气的手势，请我先过马路。（我后来知道，这并不只是对外国人的礼貌。北欧几国最近立法，机动车辆必须礼让行人。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我更是看见，过街的指示灯专为行人装了控制键。如你要过路，而红灯太长，你可以揿那个控制键，红灯则会很快切换成绿灯，而交叉方向的绿灯也就变成了红灯，使川流不息的车队停下来。你便可以扬长过路。我想，这样的“人本主义”在人口稀少的北欧行得通，倘在生殖茂盛的我国，则无疑等于取消机动车辆在城市的交通权）
早饭后，使馆的朋友领我们去了离哥本哈根三十公里之外的一个小镇。与繁华的都市相比，这里是世外桃源。我们汽车沿途经过的大路两边是大片的原始树林。到这里忽然出现一片散落在花丛中间或隐或现的屋子。这些屋子最高不过三层楼，小巧而明丽，像是童话。丹麦著名的弗雷德莱克斯博格宫就在这个小镇上。或者可以说，小镇是因为这宫殿才逐渐形成的。宫殿是以十六世纪的一位国王的名字命名的。那是丹麦历史上的一个很强盛的时期。强大的军事贵族们早在这之前的好几个世纪，甚至占领了英格兰的大片地区。所有在芬兰湾进出波罗的海和大西洋的海盗们必须向丹麦统治者进贡。这幢豪华宫殿里，留下了当年丹麦在北欧不可一世的显赫的充分证明。
但对这显赫的展示，今天的丹麦人似乎并不是毫无保留。
宫殿的三层楼上，有一间类似会议室的侧殿，是当年国王接见贵宾的地方。进门后右侧的一角，地上有一个方洞。对这个方洞，这间殿室的专门为游客准备的说明书上说的是：这是当年的国王应急避难的暗道的入口。因为当时海盗甚多，王宫有遭遇海盗袭击的可能。在那个方洞上，还真有一把金丝绒面、靠背和扶手都有金饰的坐椅填充着。表示一旦有事，国王便坐了那把可以升降的椅子遁地去也。令人深信不疑。
在使馆工作多年的一位朋友说，回头下了楼，我让你们去看这个洞的另一个出口。
那个出口在地下室的酒窖里。一个完全可以被硕大的橡木酒桶遮挡的角落，有一个墙体至少六十公分厚的门洞，一道铁栅之后是一扇厚重的铁皮门。不知是不是疏忽，这两重门居然没有锁上（也可能是因为对游客中的好事者估计不足）。推门进去，里面是一间狭小的石室。几个透气口，口的下方刚好是室外的地面。从透气口透入的光线，刚好可以让我们看到室壁上的一条竖立的口子。那个口子高约一米，宽约二十公分。口子的内壁和底部是厚厚的木板。底部从口沿朝墙体外侧的斜上方深入，用手可以摸到它的尽头同一个直立的管道相接。整个口子的内壁都极光滑，底部甚至有凹槽。显然是经年累月的反复的被金属沉重摩擦的结果。
使馆的那位朋友到现在才为如坠五里雾中的我们揭开了谜底：这是一个钱币的出口。一袋一袋的钱币，从三层楼上的那个方洞倾倒下来，就从这个口子哗哗啦啦地滚滚泄出──竟是一个三层楼高的漏斗。那是一个贪婪的国王。在神圣的仪式之后，他让所有进贡者的交纳的金钱全部落到了他的私房，而不是进入国库。
这贪婪的证据如此确凿。当年金币叮当哗然的溅落声，犹可听闻。这发现使我想起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那道光亮如昨的口子像一道不可愈合的伤痕刻在爱惜国家名誉的后人身上，使他们为掩饰先王的丑行而煞费苦心。也使我认识到，为尊者讳，似乎并不是我辈族类的专利。
如果仅仅把这种对国家声誉的爱护看成是一种虚荣心，似乎有些苛刻。我个人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丹麦人对自己的生活的一种珍视。
丹麦人喜欢“管闲事”。这是在丹麦工作多年的朋友一个极深的印象。在公共场所，你的车子没有准确地停进划定的位置，或者你停车后没有及时熄火，从路上走过的任意一个人，或是一直在远处街角的一把长椅上发着呆的一个什么人，便会走到你身边来，请你把车子按规矩停好，或是请你让车子安静下来，停止排气（如果你车子不熄火是为了排除故障，他一定设法帮你把车子牵引到专门修车的地方，让专业人员处理）。你在钓鱼，一些毫不相干的人会走过来。你以为他来给你助兴，他却其实是来看你的渔桶。如果你钓上的鱼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标准，他就会要求你把这些鱼放回到你垂钓的水里去。并且，提出这些要求的时候，他们不只是提醒一下，说说而已，而是一直要在旁边监督着，直到你完全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他们才很欣然地跟你道一声谢谢，然后继续走他们的路或去发他们的呆。邻里之间也更是管得宽。哪家的房子油漆好久没刷了，屋顶上的草发黄了（他们在很豪华的房子的屋顶上盖上厚厚的一层麦秸， 麦秸上再长出一片葱郁的青草），别人就会来敲你的门：“你的房子该修修了，要不要帮忙？”你如果说眼下没有功夫，或是要出门旅行，别人就会帮你请来油漆工或检修工。等你回来，把账单给你，你如数付账就是。
丹麦性开放，同性恋合法，可说自由得不得了。然而一个人倘没有或缺乏维护公共生活准则的自觉，便会处处受制，颇不自由。
丹麦人的“爱管闲事”，让我想起我插队的乡下的一句歇后语：“鄱阳湖打篱笆──管得宽。”而丹麦人“管闲事”的范围比在中国第一大淡水湖打篱笆还要宽得多。丹麦是禁止养鸟的。但丹麦的鸟食市场却又大又兴旺。人们买了鸟食，便悬挂在自己的庭院里，专供自然界的鸟群食用。吃完了，他们又再去买。他们这方面的虔诚，我看超过了佛教的要求。佛教只要求不杀生，他们已经在养生。庄子说过“族与五类同”的话。丹麦人乃至北欧人，对自然的崇尚，对与自然万物达成融洽相处的追求，大约有一点庄子理想的境界的意思。
在丹麦生活了几年的中国人，自然也会受到这风气的影响。中国驻丹麦大使馆，常有一只狐狸来光顾。使馆几位动物爱好者每天为它备好食物。狐狸吃完，抹嘴便走，来亦无影，去亦无踪。有段日子，几位狐狸之友因为出差而未能及时备食，狐狸竟对中国使馆有了意见。悄悄溜到台球室，把台球叨到院子里，掏个洞埋起来。但打台球的人并没有把台球的失踪同狐狸的情绪联系起来，甚至压根就不往狐狸头上想。狐狸看看人们这么缺心眼，意识到自己的恶作剧太过复杂，弯子绕得太大，让人不懂，便重把那些台球从土里刨出来，让它们滚得满院子都是。总算让使馆的人们开了窍，开始用心思，找原因。分析来分析去，终于分析到狐狸头上。在那几位狐狸之友回来之前，恢复了对狐狸的供给。大使馆这才天下太平。
这是一个安宁、和谐的国度，一个富裕、有教养的国度。因为丹麦不是我们这次访问的对象，有关资料我只能回来后再寻找。1985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上，对丹麦现状的记录止于1981年。这一年，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为10，870美元。其识字人口接近百分之百。每千人367份报纸；每2.7人1台电视机；每1.6人1部电话；每512人1名医生；每人每日摄取热量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建议最低量的百分之三十。
尽管并不是没有失业人口（丹麦是高福利国家，读书、医疗都是全民免费的。不只是大锅饭，而是大锅肉。即使失业，也并不意味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安徒生笔下“卖火柴的小女孩”已经是一个很久远的悲伤的梦了。
我们在市政厅广场一家西餐馆用午餐。这是哥本哈根的闹市中心。广场上满是鸽子、海鸟、儿童和老人。广场周围的街道，人群和汽车川流不息。在市政厅一侧，巨大的树荫底下，将近三米高的青铜雕塑的安徒生静静地坐着。这位鞋匠的儿子，贫苦民众的代言人，社会黑暗和金钱罪恶的诅咒者，帝王贵族专横愚昧的辛辣嘲讽家穿着陈旧的上个世纪的礼服，歪着头，侧面大街。眼神里满是挥之不去的忧郁。
一百多年前的社会良心，除了忧郁，还能有什么？安徒生当然难以预见后世的社会生活。倘使他活到今天，面对着他曾经那么憧憬过的世界成为现实，他将何以处之？他是不是就再没有忧郁了？我想不至于。一个作家放弃了社会现实批判，他其实就放弃了一种严肃的责任。除非他自己本来不打算严肃。同样的，任何一个社会只要还不能确认自己已臻完美，它也就没有权力拒绝批评。
事实上，即使是丹麦的现实，也并不是说就绝对没有可以令人忧郁的地方。
我们在离开哥本哈根前，去过在欧洲远近闻名（也有人说是臭名昭著）的“自由城”。就在去机场路上的一个较为僻静的街区。这里住着一大群从文明社会“逃避”出来、完全不受现行法律约束的“化外之民”：同性恋者，乱交者，他们有家庭，但可以随时随意重新组合。这些人中多有崇尚极端自然主义的艺术家。他们自成一个独立的社会。这社会也并不是毫无规范，入住必须申请。里面有一个管理机构，负责审查入住资格并决定是否批准。政府对“自由城”的内部事务不予过问。只是去年因为据说其中发现毒品交易，政府曾派警察进去突击清查，结果被轰了出来。
“自由城”里多是些被遗弃的旧屋、库房、报废的汽车厢，还有他们自己搭建的低矮草棚。尽管破旧，但不像传说的那么肮脏混乱。草坪、灌木丛、小广场和林荫路，收拾得应该说整洁。所有的旧墙壁，都被艺术家们用大红大绿的油漆画满了色彩艳丽的图画。那是一些充满了想象和激情的作品，并非是疯狂无聊的涂鸦。他们有自己的工厂和商店。工厂的主要产品有自行车。一辆车卖到上万克朗。比外面的市场价贵好几倍。他们在这里自成社会，自得其乐，与世俗社会相安无事。把他们同世俗社会隔离开来的标志，只是几处用木栅和船缆做的“寨门”，“寨门”上悬了他们的“城旗”，旗为长条形，红色，中间是三个并排的白色大圆饼。除了颜色和排列的不同，有些像中国的牌九中的人牌。
对这些人作简单的价值判断是很可能陷入偏颇的。丹麦社会已够自由了，自由中的自由，似乎只能是极限放纵。但也有一种很体谅的说法：他们是为躲开舆论才不得已而为之的。传统的家庭还是讨厌乱交，讨厌同性恋。为了不在俗人中挨骂，他们只好物以类聚。
不管这说法是否成立，至少可以看出，尽管政府和法律给予了宽容，不同的道德的谴责还依然是存在的。我们可以亲眼看到的事实就是，“自由城”附近居民不多，多的是学生公寓。因为自觉正派的居民怕受骚扰，避之唯恐不及，远远地搬走了，只有喜好新奇的大学生们无所畏惧。其实“自由城”的居民倒并没有要同社会对抗甚至要侵犯什么人的意愿。只是他们的异端，让人视如怪物，心怀恐惧而已。我在“自由城”走动的时候，也是有一种横下一条心，硬起头皮，好像半夜走在坟地里的感觉。草草晃了一圈，就赶紧出来。那些头发披肩，胸口大敞，坐在屋边的树下，捧着极大的琥珀色玻璃杯喝啤酒的“自由城”居民，不时有人友善地向我们招手，喊“哈娄”。而这非但不能令我感到温暖，反而是背脊上直起鸡皮疙瘩。
毕竟是两个无法沟通的世界。
一直到上了去奥斯陆的飞机，我还在想，安徒生若在，会怎样评价这现象呢？他会忧郁吗？我想应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