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青年作家初论
画画魂灵者的魂灵
“这个人有着怎样苦痛的灵魂……”
——邹忠民《腊叶》
作为伟大的文学家的鲁迅，无疑是伟大的画魂灵者。尽管他自己觉得“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因为，“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鲁迅《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然而，现在却有一个人，而且是年青人，要想画出画魂灵者的魂灵来，这是何等的勇敢。
这勇敢的年轻人，叫邹忠民。
刻画鲁迅这样一位给予历史以伟大深远影响的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巨人，这本身即是作家给自己出的一道极大的难题。而作家选择的，又是从感情生活这样一个角度，去切入一个多以一幅直面人生社会的冷峻面孔传世的伟人的内心世界。这选择就更不能不说带有某种冒险意味了：要不，面对一个如大山般严峻崇高的精神对象一筹莫展，陷入踌躇，终至中道而返；要不，津津于搜寻罗列秘闻隐私，甚至不惜编造离奇粉艳故事，终至流于鄙俗。
然而，不畏艰险的邹忠民却在崎岖道路的攀登中踩出了自己坚实深刻的脚步—那便是由大型文学期刊《黄河》于一九九O年第三期篇首推出的中篇小说《腊叶》。
我读《腊叶》是在去年十月一个昏昏欲睡的中午。在这天上午的会上，我作了一个发言，在场的邹忠民听后不知怎的觉得同我或可作一席谈，便在午饭时告我他住的房间的号码，邀我随往。就在那里，他示我出版不久的《腊叶》。这是我们的第一次交往。这年他大约三十二三岁。我的印象里他不至于如此年轻。
邹忠民给我以最初印象是在一九八九年。那年我受作协江西分会之命参加“谷雨”文学奖的评选工作，分在文论组，首次接触到“邹忠民”这个名字，以及他的《作家学论纲》。
《作家学论纲》在一九八八年第二期《文学评论》新开辟的“当代文艺理论新建设”专栏上发表时，限于篇幅，作了很大的删节，只剩了一个框架。仅这副框架，就如同他的一位朋友调侃所言：“虽然不是凡马空多肉相，但一身铮铮铁骨，也叫人不敢开口。”其所展示的由邹忠民创立的作家学—这门“跨设在文艺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目的是使原来对创作主体的研究本体化、整体化、系统化和科学化”、“它的最终指向，是使文学和‘人学’研究结合，通过作家‘这一个’人的研究步入人类学的领域”、“以现代科学的形态构成的新学科”，其规模，真是洋洋大观。其整体设计、构想包括：本体论—作家是什么？范畴论—八个分支性学科构成其具体范畴：作家精神现象说，作家思维学、作家心理学、作家社会学、作家未来学；方法论—作家学的研究方法；价值论—作家学的意义。如今，这部四十万言的大作已可望付梓。邹忠民也曾因作家学的研究受邀为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学员讲学。
这是怎样大的勇气，又需要怎样深的学养。这勇气虽然显示出一个年轻人的锐利，那学养却似乎不可没有相当的资深。正因此，这位万年师范专科学校的普通教师在我心中始终是一付老学究的面孔。
然而，作学者、理论家，却不是邹忠民最早的志愿。他固然“曾对不少学问之道发过‘神经’，但‘热度’始终还烧在文学这一头；梦想过许多，但唯有文学之梦至今还没有醒”。“作为一种精神漫游和生活历程”，他写过许多东西，“从信笔涂鸦小品，到惨淡经营长篇”。他二十七岁时的处女作是一部二十余万言的长篇小说，小说文字的练达使出版社编辑疑他有七十二岁。处女作无端流产，他并不气馁，仍旧决然的以“迂缓的足迹”“勾头默行”。时而“有少年气盛的白日放歌”，时而“有少年老成的沉重叹息”，流灌于其中的则是“对人类生灵的惊愕，对人类美丽而模糊的真谛的领略”，“始终有一盏圣灯般的神明之火缭绕眼前，它时而逼近而清晰，时而退远而朦胧”。
邹忠民正是以他的“少年气盛”和“少年老成”奋然而又踏实地在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双轨上日见精进。足够的勇气和足够的学养，使他显示出一种不急不躁、沉着稳健、自信裕如，从容不迫的大家气度。
以这样的气度来刻画鲁迅，其成功就不是难于想象的了。
鲁迅在《两地书》的序言中写道：“我们以这一本书为自己纪念，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并且留赠我们的孩子，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其实大致是如此的。”
邹忠民现在做的工作则是，以艺术的形象，将这半个多世纪前的“真相”再现出来。
“鸦背驮去夕阳”，古老的北京城溶入了苍茫的暮色中。
“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这是一座冷清的小四合院，但是老式的北京屋子，瓦顶砖地，纸糊顶棚，夏天门上挂青黄竹帘，冬天屋里生红火的炉子。在屋中躺在铺上，夏天可以听见悠长的知了声，胡同中卖冰镇酸梅汤的清脆的冰盏声；冬天可以听见犬吠深巷，如粉如沙的雪洒窗边，午夜远处卖‘半空儿——多给’的市声；春天半夜里可以听见大黄风撼屋声；秋天可以听见落叶打窗，雨声嘀嗒，墙根的小虫低吟浅唱。而在这早春二月的黄昏，小院是寂静的……”
毫无矫揉造作，毫不卖乖弄巧。文字和语调同那样时代的境况和氛围，那样时代人物的个性和气质的特征，贴切得浑若天成。对一颗伟大魂灵的探索和表现，就这样沉稳而潇洒、冷静而绚烂的叙述中进行。
我午时成癖的睡意为之顿扫。此后的许多日子，这老辣精致的叙述语调一直扰动着我，使我在应该睡眠的时候异常清醒。
接下来是早年不幸的婚姻造成的凄清的家庭生活画面，鲁迅的孤独冷漠，小脚的朱氏夫人畏葸如囚犯，母亲的令人不愉快的爱抚。然后，在“似乎可以听见微如游丝、弱若鼻息的咽气声”的寂静中，“飘然一动”，“从词感敏锐的笔致中率直地走出”了极力要挣脱“狭的笼”的新女性许广平。鲁迅则以哲人和长者的睿智和洞察立刻就感觉到“这并非某些女性‘花泪痕’式的低吟微诉”，而是“一颗烧着的心”。然而鲁迅终究是对所有青年都满怀热忱的师长。他给许广平回了长信，也同许广平之外的文学青年笑吟吟地“谈到东方发白”。
然后是许广平层层涌起的“心澜”；然后是对鲁迅感情世界的勇敢深入——“探检”“秘密居”，以及鲁迅的外冷内热，“心房似猛被阳光复苏、茁壮，充溢着绿色汁斑的植物，有点轻微的胀痛”；然后是鲁迅的地火的终于迸发；然后是“灵犀”的终于“相通”；然后是嫉妒和伤害；然后是作为思想斗士却又几欲自伐的“苦痛的灵魂”对失败的悲叹，自我贬抑以及“它那神秘而可怕的性质”；然后是忍受了长期无爱痛苦之后激起爱情的更大痛苦；然后是“鲁迅站起来，但是无言……可以听见血液的交流……夜气的磅礴”；然后是石破天惊的宣布：我可以爱！我必须爱！不羁的精灵，终于上天入地，敢有歌吟，“不做黑暗的附属物”，愿“为光明而灭亡”。
一切都那么入情入理，丝丝入扣；一切又都那么令人回肠荡气，忧深思长。
作家解剖人的灵魂的笔力是相当遒劲相当犀利相当透辟的。以鲁迅这样一位对世界忧愤深广且又充满爱心的极富人性的伟人，他之最终从不幸家庭藩篱中的出走，无疑是最难于描画的一幕。邹忠民却一点没有回避的意思，反而取了坚决的正面突破：当朱氏夫人已经知道了鲁迅的决定，“猛的催发出压抑在心里的求告般的呻吟”时，“他神情陡变，用从来没有的目光厌厌地看着她，像是看着一个好端端的妇人中了巫术似的。尔后，目光转冷，似乎对这也不感兴趣了，好像那是与己无关的一个人的什么事”。至此，作家并不手软，进而诘问：“莫非，负着因袭的重担，肩起黑暗的闸门，顶起石头的英雄也会被石化为石头心肠？”作家对鲁迅性格冷酷一面的揭示也许目的并不在于对其灵魂的拷问。然而，同为旧文化造成的悲剧中人，鲁迅得以解脱，而朱氏夫人则无疑沦入万劫不复的悲境。作家更为深刻且深切的笔触也正在于没有忽视对这个被弃下的悲苦“影子”的勾勒。作为一个旧文化的麻木的牺牲、一个被命运的死结“所扣索了的幽怨的灵魂”，朱氏夫人一直到孑然一身的最后，还怀了那么深重的罪感和恐惧隐忍了命运的践踏。正是在这里，作家把对制造了并且还在制造着无数深重罪孽的旧文化的诅咒，极其有力地推至了令人寒悚彻骨的深刻。
《腊叶》的发表，甚至使许多鲁迅专家深感惊异，认为对于鲁迅研究学界，《腊叶》也不失为一篇有价值的“值得一读”的作品。对现代知识者的灵魂加以探索，鲁迅只是邹忠民的第一个目标。在鲁迅之后，还有一长串名单。邹忠民的“野心”是通过这漫长而艰巨的精神跋涉，以一个个或光明或黑暗、或纯洁或浑浊、或美丽或丑陋、或可悲或可恶或光明与黑暗、纯洁与浑浊、美丽与丑陋、可悲与可恶并存的灵魂，对中国知识分子整体人格给予反思，进而对整个民族的国民文化心理性格加以烛照。有友人提醒他，这或许是件寂寞的工作。他回答说，他一点也不在乎寂寞，一点也没有浮躁感。一个“一声不响”地向着明确的目标坚忍前行的人无疑是最可畏的了。这样的人既不会“一哄而起”，也决不会“一哄而散”，正是他们，“后来却成为中坚”。
并且，知识者并不是邹忠民唯一的描写对象。他也写过农民（参见《小说选刊》一九八七年第八期）并且还将继续写农民和其他的种种人。他是写实的，但并不排除他会做别的表现法的试验。他“练笔很多，发表还不多”，但这个貌似平凡实则奇诡的人一如他要么沉默不言要么语惊四座一样，谁知道他在“不飞则已”之后会做出怎样的冲天之举来！
我们且拭目以待。
令人震栗的红
“……似乎是一个人用低哑的声音诉说一个遥远的没人知道的故事。”
——熊正良：《红河》
一切都是红的：浊红的河；红石河岸；红土地；红炭般的芭茅；红狸子；湿红的奶头；玉红的眼；褐红的牯牛；粘满红泥的腿；玲珑剔透犹如两块红玉的牛角；猩红色的日光；绛红色的蜻蜓；淡淡的染上一层紫红的茅花；红蚂蚁；鲜红的雾……在红河边的苇草深处，一个叫野狸子的女人“被水浸乏软了，就仰在水里，露出水面的那一张脸被霞光照得红亮”。然后，走来了一位两只脚“沾满了红色尘埃”的油倌。然后“红河沸滚的水倾覆下来，苇草在燃烧”。然后，“那一片芭茅越来越茂盛，蔓延了一大块红土地”。
这当然不是熊正良向我们讲述的《红河》（《收获》一九八九年第二期篇首）故事的全部。活动在红河上的，还有“提着一根被黄鼠狼血浸得通红的柞木棍”的“像大肚子红萝卜一样的短腿男人”细仁子，他干“斩尽杀绝”的事情“是红土地上头一条好汉”，他“把我娘大腿缝里的毛一根根拔出来”；还有那个“红着两只燃烧着酒精的像通红的煤球的眼睛”、“专干杀牛勾当”的“不能算男人”的莽长，他的“那两个红球球早已在牛角雄壮的碰撞下变成了齑粉”，因而他也使“所有的牛见了他都避瘟神一样躲得远远的”。他们很凶残，他们也很悲惨。细仁子的前妻竟然生出一个“像一串红珍珠似的怪胎”，莽长无法让自己名义上的女人“熬着活”而“别再跟他（油倌）到芭茅里去”。细仁子因为杀戮的疯狂而被自己的炸药“变为了三截”，莽长也因为嫉妒疯狂而被自己的黑铁钝斧砸开了脑壳。是凶残而至于悲惨？抑或是悲惨而至于凶残？在这笼罩一切的朦胧的浑红里出现的是怎样的一种循环，怎样的一种轮回？“我娘”和“我真正的爹”瞎子五义因无望的爱情死去，娘“悬在满屋子黯然的红色里”，五义“那把红色的胡琴也浸在血泊里”；卜月娘的肠子和卜月被一块扯下来，血流进红河（这血很容易使我们想起《百年孤独》），使得“一河都是血”；卜月的生育使“我甚至看见红蛇恶毒的火一样伸缩的舌”，“无边的疼痛像一块巨大的紫色的磨石压着她”。她“大约几千年前生过，她也活了几千年”，“我”也一样，“我”也“觉得自己的确确几千年以前在这里生活过”，“我也常常觉得野狸子像我娘”。
无疑的，熊正良在《红河》里向我们讲述的是一部历史，一部无限地循环着、轮回着、重复着的人类生命的历史：激情与仇恨，繁衍与杀戮，希冀与绝望，冲动与压抑，欢爱与争斗，道德与悖逆，恩恩怨怨，“生生死死，幻幻灭灭”。那支反复吟唱、节奏如《诗经》般古朴的歌，暗示的正是生命之流的律动。那个没有禁忌也没有图腾的红狸子的世界，正是人的世界的映照。红狸子和人面对的是同一个命题：生命。那“像染了血的剑戟”一样的芭茅丛发生的事情使“瘦荆两颊上有莹亮的湿迹”，而“瘦荆的心跟我的心是相通的”；野狸子和油倌在芭茅里认识那一群红狸子，“野狸子躺在油倌怀里说，它们多好！油倌说，我们也好”；卜月看见了“两只红狸子亲热地交叠在一起，玉红色的眼里一片湿润”，而“浑身颤栗、心里胀鼓鼓地发疼，血流得很快”，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她钻入了“我的夏布帐子”；红狸子的影子甚至使得去势者莽长“无端地亢奋起来，在这一霎里他似乎觉得自己行了”。自然的，红狸子的世界也并不是没有妒忌没有争斗的无差别境界。两只公狸子的一场撕咬使“偌大的一片芭茅就无形的分成了两边”。是的，生命曾是怎样地辉煌过：它“晃得莽长眼睛发花”；它让细仁子“叫天的时候一泡尿在裤裆里淋淋漓漓地洒”；它让“我这颗衰老而年轻的心被煽起火苗”。生命又终于是多么黯淡：人类和狗类的一次毁灭性杀戮之后，“红土地便很少见到红狸子了”，野狸子的结局只是对着一块红石碑流泪，鬼魂永远地纠缠着她，而我，“就在油倌挑的那个日子里，人们都说我疯了”：
“那一天日头很好，很好的日头下全是耀眼的红色。红色的手扶拖拉机缠满了红绸子，卜月穿着红衣红裤红鞋披着红头巾，像一个涂了猪血的红薯。红色的鼓红色的锣红色的钹红色的唢呐，红色的旗呼呼嗒嗒飘动，红色的爆竹炸开满天红色的花。手扶拖拉机顺着红河走……拖拉机烟管喷出红色的烟，红河一片红亮，两岸的颜色一如红河。狗呀牛呀猪呀人呀草呀树呀坟呀全是红色。红色压迫得我透不过气来，耳廓里发出红色的哐响，额上鼓鼓跳着好多红色的筋……一朵用红绸扎的大红花被抓得稀烂，被我扔到红河里……胸前的皮肉布满了红痕，血水涂得满身都是……我看着一张张熟悉的红色的面孔和一双双红色的手……我挣开人群赤裸着鲜血淋漓的上身在红土地上狂奔……我看见那个红薯一样的卜月像红薯一样地滚动……一群人……犹如一团涌动的红色……我在红色的追逐下失魂落魄地逃窜。红色的鼓红色的锣红色的钹红色的唢呐奏出漫无边际的乱糟糟的红色的声音，将我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红土地像一块无边无涯的红布缦迎面翻卷。我绝望地扑倒在地，十个指头在地上抓着……很快和胸脯一样鲜血淋漓……”
这是怎样的惊心动魄，令人震栗。同电影《红高粱》中的“颠轿”决然迥异，那里笼罩着的一团廉价的所谓民俗化的喜庆的红色调，在这里则成为生命的悲怆呼号、一颗被窒息的心灵血淋淋迸裂的人生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