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军事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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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章 掩护徐一新同志的经过

屈大成

1937年3月中旬,我赶着毛驴从红湾寺红湾寺:今为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政府所在地。

出发,到高台县新坝去买粮食,在金场河三层台子碰见了一个年轻人,一看他的样子,就知道是失散的红军。我问道:“你到哪里去?”他说:“我到八个家八个家:肃南境内裕固族的一个部落名称,该部落居住地也名“八个家”。去。”我说:“八个家住着马家队伍,我刚从那里来,你不能去呀!”当时正是马步芳的匪军到处搜索红军的时候。我们正说着,后山头上扬起了尘土,我说:“马家队伍来了,快跟我走。”我赶快把他藏在一个长满荒草的沟里。马匪军走后,我把他带到了家里。当时他自称王家成,后又说是李玉成,大家叫他李先生。以后才知道他的真名叫徐一新,是西路军干部团的政治处主任,他从敌人的“围剿”中突围出来,已经在山沟里躲藏了好几天,躲过了敌人的几次追捕。

徐一新同志小腿负伤,我把他藏在坑洞里,我父亲在上面睡觉。因为不安全、不方便,第二天我就把他转移到放柴草的窑洞里,藏了四五天,又转移到山上的一个石窑里。这个石窑原来是喇嘛静坐修炼的地方,已长期不用,没有人去。我对他说:“这个窟洞很僻静,没人知道,你藏下不要随便出来。”当时,敌人搜查红军很紧,谁家藏了红军,就要受到拷打,还要罚很多钱,但我父亲、妻子、妹妹都支持我。

徐一新同志在石窑洞里藏了两个来月,我九岁的妹妹天天给他送饭,在这段时间里,马匪军曾两次到我家来搜查,我父亲挨了两次打,全家人没有暴露半点情况。一次我外出,在路上和马家军相遇,一个匪兵问我:“见到红军没有?”我说:“没有。”一个当官的走过来,手里挥舞着马鞭子,骂道:“日奶奶的问什么都不知道,妈的×。”顺手就朝我脸上抽,我的脸上立刻出现一条血道。敌人又问:“朝新坝怎么走?”我说:“顺路下去向西拐。”另一名穿马靴的军官说:“日奶奶的,问啥呢,押上叫他带路。”不得已,我只好带着他们向山下走去。第二天走到红大坂山嘴,这儿山大坡陡,沟多弯急,刚转过一个急山嘴子,我乘马家军不注意,猛跑两步,顺山崖跳了下去,在草丛里连滚带爬地转了两个弯,就拼命地沿沟崖逃了。天刚黑,我就抄捷路回到了家。

马家军的残暴,使我对他们更加痛恨。

在同徐一新同志的接触中,他多次向我讲“红军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还讲了红军在老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的情况,使我对红军有了更多的了解。徐一新的伤逐渐好起来,我怕他住的时间长了走漏风声,就用卖大黄、羌活等药材的钱,给他缝了一套衣服,又买了一双袜子、一双鞋,然后把他送到古城沟我老婆的兄弟万生荣家,又住了两个月。此后,又到高台新坝我老婆娘家的亲戚家住了一段时间,转眼到了秋天。

1937年10月底,马家军撤到青海和张掖去了,国民党民团搜查红军的事也松多了。这时,徐一新同志在新坝得到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国共统一战线已经建立的消息,决定回延安。我们商定,由我护送他东返。动身之前,我给他缝了一套黑布棉衣,我亲戚王尚敏、赵财宝及我妻弟万生荣等,凑了几十块银元做路费,以8月15的干锅盔做干粮。临别时,徐一新给王尚敏、万生荣、赵财宝几家分别留书致谢。

他写的留言书说:“民国廿六年蒙马难,不幸流落于南山、高台一带,多承王尚敏、赵财宝等老先生救济于危难之中,并慷慨解囊,助资旋里,对吾人表极大之同情心。凡我同志,对该老先生及其家属,应予以优待及保护。”书末署名:“前鄂豫皖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参谋部主任,前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抗日联军西路军干部团政治处主任徐一新。”

离开古城沟那天,王尚敏用毛驴把我们送到了元山子元山子:地名,位于高台县西南部,甘新公路从中通过,今为该县新坝乡属地。。元山子在新坝北面,甘新公路从村中穿过。当时苏联支援中国抗日的物资,都经这条路用汽车运送。徐一新曾在苏联留学,会讲俄语。我们在元山子等了两天,便遇到了苏联的汽车队,他用俄语和汽车队的队长联系,汽车队长同意带我们到兰州。这样,我就和他一起,乘苏联的汽车东去。11月23日,我们到达兰州,找到八路军办事处 ,见到了谢老。谢老对我说:“你是个好同志,把人送到了,只能说你只完成了任务的一半。现在你应该到延安去,学点革命道理,将来在河西作革命的事情。”徐一新同志向谢老报告,准备吸收我入党,谢老表示同意,并与徐一新一起,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2月3日,徐一新和我乘新疆送皮衣的汽车去西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党代表林伯渠同志。我们在那里休息了一天,由办事处用汽车送我们到了延安。到延安后,组织上让我填了一张表,送我到中央党校学习。学习时间原定八个月,后因学习六届六中全会的文件,延长到近一年。在此期间,徐一新同志经常来看我,有时也到党校作报告。

我送徐一新同志走后的第二天,我父亲屈学礼因给红军带过路,并掩埋过红军烈士遗体,就被马匪军吊起来毒打一顿。此后我父亲一病不起,三个月后就去世了。1939年4月,中央有关部门派我回河西开展工作,由上级单线领导,联系人是兰州敬兴和皮坊的刘福生,跟徐一新同志的联系,则由西安西北旅社转。“文化大革命”中审查我的党籍,徐一新同志给肃南县委来信,证明了我的党籍。徐一新的来信说:“肃南县委:屈大成同志是1937年我在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在祁连山区失败后参加革命工作的,1937年冬加入共产党,并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39年由延安派回甘肃河西做地下工作,由兰州八路军兰州办事处负责单线联系,谢觉哉、伍修权同志都知道此事。”由此,我们的党籍得到了确认。

郝成铭整理。屈大成同志又名屈大鹏,甘肃肃南人,生于1911年,193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多,于1939年4月奉派回甘肃河西开展地下工作。

解放后,历任乡长、党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县农牧局副局长、县政协常委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