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地方。前面就是腾格里大沙漠了。
上
一次过沙漠的痛苦教训是不能忘记的，我们再不敢轻敌了，决定在此地暂时住下，做好过腾格里沙漠的准备。
这是沙漠边缘的几个小村子，老百姓穷得丁当响，国民党军队及其走狗很少“光顾”这里。
我和萧永银同志两个外地来的讨饭人，开始并没有引起老乡们的注意。由于我们能干活，肯出力，他们认为我们是和他们共命运的穷苦人，所以尽可能多地给我们一些稀粥和麦麸。慢慢的他们觉得我们见多识广，并能帮穷哥们写写算算，还能说出他们受苦受难的根源，对我们就有几分敬意了。通过近一个月和群众的接触，他们终于知道我们就是那杀富济贫的红军了。
这时他们对我们可亲热了，有的送麦面，有的送炒面，可一听说我们要过沙漠去中卫，老乡们便连连摇头，说沙漠是无论如何过不去的，只有宁夏的商人骑着骆驼才能通过。可是不走沙漠能行吗？从凉州到兰州，大路是有的，但国民党的军队活动猖獗，而这沙漠，虽然困难重重，极为艰难，但它偏僻，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见我们执意要走，而且充满信心，老乡们便主动给我们介绍沙漠的情况，一个老乡还特意送给我们两个葫芦，留着过沙漠时盛水用。
无边无际的腾格里沙漠，白天被烈日烤炙着，热浪升腾，银沙耀眼，使人心颤，令人目眩，难以忍受。但是，太阳落山了，大沙漠的热量也随之迅速消失，由热变凉，由凉变冷，彻骨的冷，透心的凉哟！那白天被人笑话的棉衣，在这沙漠之夜，却变得宝贵！我们紧裹着，还是冷；蜷缩着，还冷。想把那破棉衣扯大些拉长些，遮盖全身，那棉袄的破洞越拉越大，我们也就越来越冷。起风了，狂风卷着黄沙打着我们的面孔，刺割着我们的皮肉。远远的几声狼嚎，是那样地凄惨悲切。
走，是不行的，昏天黑地，没有了月亮，没有了星星，该朝哪里走？坐，会冻死！睡，一倒就着，说不定一阵飞沙就把你埋了！真的要被这沙漠吞没吗？不，要活着出去，要革命到底！这就是我们的信念。天无绝人之路，我们终于想出办法，我把脚伸进了老萧的裤腿，老萧把脚也伸进我的裤管。几乎没有一点热量的脚，慢慢地感觉到对方微微的体温。
沙漠是凉的，但“有衣有寒，没衣没寒，叫花子在青石板上照样睡三年”，这乡间俚语说出了一个哲理。人总是能适应环境的，我们干脆倒在沙地上，身上盖些沙子，这样可以抵御一点风寒。为了防止睡着被沙埋没，我们彼此把打狗棍抵着对方的鼻子，一会儿动一下。可这种办法大概只起了几分钟的作用，我们便酣然大睡了。真幸运，当我们第二天被太阳晒醒的时候，虽然两人的脸上都积了一层厚厚的沙子，但毕竟没有被沙子埋掉。可是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却多出了一个沙丘。
我们抖落身上的沙土，准备继续前进，可是，糟糕，我们前进的向导——骆驼队的足迹不见了，被夜间的风沙埋没了。我和老萧正不知所措，突然我高兴地发现：一个、二个、三个……沙漠上一个一个铜钱大的沙窝窝均匀地向前延伸去。啊！那正是老乡们说的骆驼足迹，巨大的驼迹被风吹过后，只留下这么一点小窝窝。
我们寻迹追踪，终于在第三天，远远地听到了驼铃的响声，追上了一帮商队。看到我们，他们是那样的惊讶，我们两个人没有骆驼，没有向导，竟然闯到了大沙漠的中心，在他们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当我告诉他们，是他们骆驼队的足迹，给我们指引了这条沙路，他们高兴地笑了，笑声中充满了对我们的钦佩和同情。夜晚，骆驼队的商客们客气地请我们喝了一顿小米粥，并让我们与他们同睡在一张羊皮毡上。
为了赶路，第二天清晨，我们就告别了执意要陪我们同行的这个骆驼队，循着前面的骆驼足迹前行了。当我和老萧离开他们的时候，一个商人亲切地说：“红军同志，来，把葫芦加满水！”说话间那人便一边把他们骆驼带的饮用水朝我们的葫芦里灌，一边对我们说：“你们昨晚一说话，我们就知道你们是红军。”我们问：“怎知道的？”他说：“听口音嘛！再说除了红军，还有谁敢来闯这大沙漠？！你们肯定是红军，真是好样的！”说着，他向我们竖起了大拇指。
（四）
多么难熬，又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七天七夜！我们终于战胜了腾格里大沙漠，来到了中卫县黄河边的一个小渡口。岸边，一个两鬓斑白的老乡看到我们焦急的神色，便悄悄地走进茅屋，扛出一个羊皮筏子，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高兴极了，抓着他那铁钳一样的手，使劲地摇着，摇着，眼里浸满了泪水。
汹涌的黄河水，并不为我们的到来而改变它那粗犷而豪放的性格，变得平和些。它依然是那样巨浪滚滚，迅猛向前，势如破竹，声似雷鸣。筏子在这滔滔的河水之中，是那样轻盈、渺小，像一片树叶，一会儿被掀上浪峰，一会儿被推入谷底。我们紧抓着筏子的两个绳扣，随着筏子颠簸着、跳跃着，向河东岸驶去。
到了河对面，我和萧永银同志已是气喘吁吁，而那驾筏子的老乡却面不改色，无事一般。告别时，我把身上仅有的一块银圆送给他，可他怎么也不要，后来我请他留着做个纪念，他才双手接去，抹了抹上面的水渍，珍重地放进内衣的口袋。
过了黄河，就基本上脱离了敌人的防区。现在，我们可以大胆地在通向陇东的大道上迅跑了。过了同心城，有关援西军的消息便随时可闻了。记得在离开豫旺堡的第二天上午，我们来到环县三岔镇三岔镇位于镇原县北部，与环县相邻，不属环县。 ，这是个不大的镇子，虽然街道上尽是些断壁残垣，老百姓的穿戴也是破衣烂衫，但人们的脸上却都洋溢着一种欢乐的微笑，表现出一种昂扬的神色。一打听，原来红军在这里刚刚建立了区政府。
我和萧永银同志一股劲跑到区政府，迎接我们的是一位女同志，她看到我们两个年轻的要饭人，便知道是回来的红军，就很爽快地自我介绍说，她是这个区的妇联主任，是长征过来的川北通江籍女战士。她大方地和我们握手，并热情地说：“同志，欢迎你们，你们回来了，我真高兴。”同志，多么亲切的称呼！天天生活在同志之中，这两个字似乎很平常，而现在它是那样的亲切，那样的神圣。
接着，那位大姐又告诉我们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说是刘伯承总指挥率领的援西军司令部，就驻在镇原县城。听到这一消息，我们就想拔腿往外跑。“不行，不行！”大姐着急了，“这里到镇原还有几十里路，你们又这么累，还是休息一下明天再走。今天你们回到这里也就是到家了。”
是的，我们到家了，但我们还要去见最亲最亲的人，是他，亲自动员我去红大学习，并亲自给我们讲课；是他，在任红军总谋参长时，手把手地教我识图用图、削铅笔；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我们是那样地愉快、顺利。他现在怎么样？听到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他一定很难过，他一定在期待着我们的回归……我们要赶快回去，回到敬爱的刘伯承同志身边。
我们执意要走，可那位大姐却又盛情挽留。她硬是把我们按到板凳上坐下，马上去淘米做饭。虽然我们几个月来没有吃过一顿小米干饭，但由于我们急如星火的心情，恨不得马上离开这里，一下扑到刘伯承司令员的怀抱，便三扒两咽地匆匆吃完饭，告别了那位热心的大姐，向镇原方向跑去。
镇原县城，家家灯火，炊烟袅袅，一片安居乐业的和平景象。在一位同志的指引下，我和老萧来到援西军司令部。刘伯承同志得知我们回来了，便很快走出办公室接见。他亲切而热情地握着我们的手，慈祥地打量着我们两人的面孔，连声说：“你们回来了，总算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明义同志，分别不到一年，我都快认不出你来了，人都变样了，你们吃大苦了，太辛苦了！”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飞鸟回巢了，游子归家了！我们终于回到了亲人的怀抱，回到了我们日思夜想的刘伯承首长身边。我们有多少心里话要对首长讲，可这时已泣不成声，无法表达了。
首长叫我们坐下，把热茶送到我们手上，对我们两个又是安慰，又是鼓励。他说，徐向前同志回来后，毛主席说：“只要母鸡在，不怕不下蛋。”现在你们回来了，这是很值得高兴的。他又说，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遇到的失败是暂时的，但革命终究一定会胜利。
说话间，刘伯承同志见我们俩人头上直冒汗水，六月天穿着一身虱子的破棉衣，马上叫管理处长方堃同志拿新衣服给我们换。我和萧永银同志穿上全新的单衣和鞋袜，扎上腰带，向刘伯承同志敬了一个庄重的军礼。首长笑了：“多精神的小伙子！去招待所好好休息，养精蓄锐，准备迎接新的任务！”不久，我们就开赴太行山，奔向抗日的新战场。
原载《艰苦的历程》。作者陈明义同志，河南商城人，生于1917年，1930年参加革命，1931年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排长、副连长、营政委、手枪队长，时任西路军总部作战参谋。后历任太行军区司令部作战科长，旅参谋长，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冀南军区参谋长，第十八军参谋长，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成都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