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流亡日本，创办《清议报》旬刊，当1901年12月21日出版第一百册时，他写了《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多次提到《时务报》，录如下：
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分，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趣之，如饮狂泉。作者当时，承乏斯役。虽然，今日检阅其旧论，辄欲作呕，覆勘其体例，未尝不汗流浃背也。夫以作者今日之学识、思想、经历，其固陋浅薄，不足以当东西通人之一指趾，甚明也。则数年前之庸滥愚谬，更何待论。而举国士夫，乃啧啧然目之曰：此新说也，此名著也。呜呼伤哉！吾中国人之文明程度，何低下之至于此极也。《时务报》后，澳门《知新报》继之，尔后一年间，沿海各都会，继轨而作者，风起云涌，骤十余家，大率面目体裁，采访《时务》，若惟恐不肖者然。其间惟天津《国闻汇编》成于硕学之手，精深完粹，夐乎尚矣。然仅出五期，便已戛然。此外余子，等诸自桧。及戊戌政变，《时务》云亡，而所谓此十余家者，亦如西山残阳，倏忽匿影，风吹落叶，余片无存。由此观之，其当初设报之心，果何在乎？不待鞫矣。（第三《中国报馆之沿革及其价值》）
他谈到《时务报》风行及其影响，谈海内各报的仿效《时务报》，是事实，只要看当时所出的报刊，很多连版式都和《时务报》类似。至于他推荐《国闻汇编》，则因此报为严复在天津所创，他翻译西方著作，如《斯宾塞尔劝学篇》，发表《欧洲政治略论》等，特别是《天演论》在《国闻汇编》陆续刊登，曰《天演论悬疏》，署“英赫胥黎造论，侯官严复达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频敲危亡之警钟，遂得风行于国内，所以梁启超特为介绍。又，《国闻汇编》共出六册，梁氏可能记错或未曾看到最后一册。
又梁启超在《报馆之势力及其责任》中说：
故报馆者，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西谚云：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
又说：
校报章之良否，其率何为？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确而速，若是者良，反是则劣。
这也可说是梁启超办报的体会和今后办报的旨意，故一并录此，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