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主要领导人物，时务学堂是湖南维新时期的重要新政。时务学堂从筹议到停办，虽然时间很短，却培养了不少进步青年，促使了湖南学风的转变；它又引起了湖南守旧势力的嫉视，围绕着时务学堂的新旧斗争也异常尖锐。熊希龄在1898年夏《上陈右铭中丞书》说：时务学堂创设后，“劳虽未久，怨则居多，或咎龄不应请粤人为分教习，或咎龄不应使学生读《公羊》，或咎龄不应以一人专擅行事”。苏舆《翼教丛编序》说：“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张其师说，一时衣冠之伦罔顾名义，奉为教宗，其言以康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主，而平等民权、孔子纪年诸谬说辅之，伪六籍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其谲悖无待辨，而罪状视刘、蔡万焉。”他们从不同角度提到梁启超和时务学堂。究竟湖南为什么要延聘梁启超？梁启超在时务学堂讲了些什么？为什么湖南守旧势力抵御唯恐不力？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
一
湖南时务学堂是在1897年年初开始筹议的。九月，发布《湖南时务学堂缘起》，说是：“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今事变益急，天子宵旰惮虑，惟广立学校，培植人材，为自强本计。”。
时务学堂既有成议，陈宝箴任熊希龄为提调，主持一切行政事务，决定延聘梁启超、李维格（峄琴）分任中、西文总教习。
时务学堂延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是出于黄遵宪的推介，熊希龄致汪康年书说：
湘学堂中文教习无人，初，各绅议只立分教而缓立总教。及公度到湘，力言总教无逾于梁卓如者。龄等谓卓如乃报馆大局所关，穰兄岂肯轻放？公度云无妨也，卓如在报馆作文每册不过一篇，如来湘中，当可按期寄文，于报馆并无所损，而在湘则益受其益。龄等闻此言无不大喜过望，咸云求之不可得也，遂决聘卓如矣。又恐香帅截留，特将关书送呈卓如，乞兄劝驾。龄等非敢攘夺，实以湘中风气初开，各省皆无与比，亦出弟等意料之外，乘此机而入之，必有大获之一日。兄自谓办报馆非即以报终，迨别有深意也。然则湘其兄共事之所乎！则卓如此来，兄当三思，而不致留难。弟等久知延请卓如将为天下之所侧目，然欲办成此志此局，又非大有气魄之人不足以举重也。卓如到湘尚有无穷应办之事，惟待共商而共成之。兄以时务报馆而开风气之先声，其以湘中为办事发源之实地乎！想兄必首肯也。
熊希龄《上陈右铭中丞书》也说：
查去年初立学堂，延聘梁卓如为教习，发端于公度观察、江建霞、邹沅帆及龄与伯严皆赞成之。继则张雨珊师、王益吾师亦称美焉。
按黄遵宪于6月（五月）补湖南长宝盐法道，次月出都，道经上海，抵湘后，接署湖南按察使，襄助陈宝箴推行新政，力主延请梁启超入湘，他在9月9日（八月十三日）致汪康年书说：
宪甫经到湘，即闻湘中官绅有时务学堂之举，而中西两院长咸属竟于峄琴、任公二君子，此皆报馆中极为切要之人……任公之来，为前议之所未及，然每月作文数篇，付之公布，任父必能兼顾及此，此于报馆，亦似无损碍，并乞公熟虑而允许之。
可知湖南虽先有筹设时务学堂之议，但它的正式成立则在黄遵宪抵湘以后；延请梁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也出于黄遵宪的建议。
黄遵宪为什么主张梁启超来湘任中文总教习？应该出于如下考虑：第一，基于梁启超的变法才能。自从1896年8月《时务报》创刊后，梁启超的《变法通议》等著作陆续发表，当时“新学士子”怵于民族危机的严重，看到梁启超“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黄遵宪是《时务报》创始人之一，来湘以前，又经过上海，和汪、梁都有接触，对汪、梁矛盾是清楚的。他比较同情梁启超，也希望梁的变法才能能进一步施展，从而延聘入湘。第三，基于《时务报》已有规模，而时务学堂则属初创。梁启超入湘，“仍可寄文稿”至《时务报》，加以兼顾，黄遵宪就说：“卓如在报馆作文每册不过一篇，如来湘中，当可按期寄文，于报馆当无所损，而在湘则益受其益。”熊希龄也认为“湘中风气初开，各省皆无与比”，“然欲办成此志此局，又非大有气魄之人不足以举重也”。这样，经过黄遵宪的郑重推荐，湖南决计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
梁启超呢？他看到“湖南新政办有端绪”，便于“展其所长”，又可“遥控”《时务报》，于是欣然应聘，束装就道。
二
梁启超是在1897年11月中旬（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中旬）抵湘的。临行前，对办学方针提出如下意见：
第一，分教习应由总教习自行聘定。梁启超认为广雅书院、两湖书院“分教习与总教习皆不相能，可为殷鉴”。分教习“必自行聘定，乃易臂使”，于是聘任康门同窗韩文举（孔厂）、叶觉迈（湘南）、欧榘甲（云樵）为分教习。
第二，应该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准备“兼学西学者为内课，用学堂之法教之；专学中学、不学西文者为外课，用书院之法行之”。
第三，准备“多成就些人才”。以为“教四五十人与教一二百人，其所用日力心力相去不甚相远，故欲以多为贵”。
梁启超抵达湖南以后，上陈宝箴书论湖南应办之事，说是“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时务学堂之设，就是“湖南官绅有见于民智之为重”。认为学生应分两等：一种是“成就远大，各有专长，各有根柢为主”；一种是“但使于政学之本原略有所闻，中外之情形无所暗蔽”。前者“欲其精”，后者“欲其广”，并“广收外课生”。
时务学堂功课，分为两种：一曰普通学，其目有四：“一曰经学，二曰诸子学，三曰公理学，四曰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之粗浅者。”二曰专门学，其目有三：“一曰公法学，二曰掌故学，三曰格算学。”入学六个月以前读普通学；六个月以后，则各认专门，但普通学仍须兼习。学生所读之书，有涉猎之学，有专精之书。学习时学生须先反复钻研《春秋公羊传》和《孟子》中的微言大义、民权思想，然后择取中外政治法律比较参证，使之明了维新变法的旨意。
时务学堂的上述教学内容和教学宗旨，大都出于梁启超的擘画和拟订，它对《春秋公羊传》和《孟子》特别重视，专门讲授，写有《界说》，成为维新运动时期学堂教学改革的尝试。
三
梁启超在时务学堂讲学时，“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撰有《读春秋界说》、《读孟子界说》、《读西学书法》。在学生的札记和答问中每加批答，也屡引《公羊》、《孟子》。梁启超为什么要“以《公羊》、《孟子》教”？为什么对《公羊》、《孟子》如此重视？为什么湖南守旧势力对此特别反对，甚至有人专门写了《正界篇》？这是因为：
第一，梁启超借用《春秋》、《孟子》，宣扬康有为的改制学说。康有为“托古改制”，从今文学说中汲取可资运用的东西进行议政，他以《春秋》为孔子“微言大义”所在，孟子在经书中，“所得力在《春秋》”。梁启超阐扬师说，揭橥“改制”，从而着力宣传《春秋》、《孟子》。
梁启超在《读春秋界说》中说：“《春秋》为孔子改定制度以教万世之书。”孔子“苟获为邦”，那他对制度必有所因革损益，但终不见用，于是“垂空文以待来者”。但是“改制”是“天子之事”，孔子只是布衣，他考虑到“世乱之不可不救，公理之不可不明”；也考虑到“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虽言之无益也，故必有所假借以张治本，因成行事以加王心”，于是“冒天下之不韪，以救世乱而明公理”，“托王于鲁”，借“鲁史成文”，作《春秋》以“推其义”。所以读《春秋》就要“明其义”，而不必“拘于文”，要“知《春秋》托事明义之旨”，“知《春秋》致治之效”。
至于孟子，他在“六经之中，所得力在《春秋》”。“《春秋》是经世之书”，孟子所说“一切仁政，皆本《春秋》”。孟子是传孔子之“微言”的，他也“以见知自任”。要学孔子，就要“先学孟子”；“孟子之言，即孔子之言”。为了宣传“改制”，从而推重《春秋》、《孟子》。
第二，梁启超发挥今文“三世”说，揭橥变法的必要性。康有为将今文“三统”说阐发为“因革损益”的理论，将今文“三世”说推演为“据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的系统，认为“愈改而愈进”，只有变法，才能使中国富强，才能渐入“大同之域”。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时，对此着力鼓吹，说是“《春秋》损益百王，斟酌圣制，立法以教万世”。“孔子立小康之义，以治二千年以来之天下，在《春秋》亦谓之升平世，亦谓之临一国之言”；“立大同之义以治天下，在《春秋》亦谓之太平，亦谓之临天下之言”。孟子“于《春秋》之中，其所传为大同之义”。孟子所说“无义战”，是“大同之起点”；所说“井田”，是“大同之纲领”；所说性善，是“大同之极致”；所说尧、舜、文王，是“大同之名号”；所说“王霸”，是“大同、小康之辨”。要学孔子，必先学孟子，想望“大同”，就必学《春秋》、《孟子》。
“大同”，并不是“一蹴可几”的，也不能躐等以求。康有为以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是“升平世”（小康），进行变法，才能渐入“大同之域”。梁启超努力发挥，阐明“万物递变递进”，要“进”就要“变”，只有“变”，才能“进”，才能渐入“大同之域”。或者问：世界进化既然是“自然不易之理”，那么让它自然“流转”好了，何必人为地“变”呢？梁启超认为“不能不变者，天理也；变而日进于善者，天理加以人事也”。“变”是“自然不易”的“天理”，但不能“听其流转”，而需“加以人事”，只有“加以人事”，才能“日进于善”。因此，必读孔子之书，明孔子“改制”之义，“以求治天下之理”，才能“递变递进”。孟子“学孔子之实”，发明孔子之道，于《春秋》之中，“所传为大同之义”。那么，要渐入“大同之域”，就应“由孟学以求孔学”，由孟子以求“孔子之言”。
第三，梁启超把资产阶级需要的东西，挂上孔圣人的招牌，把孔子说成“改制教主”，变法维新是遵循孔子的“立法”。康有为早在万木草堂讲学时，就着手编纂《孔子改制考》，梁启超受其熏染，他在后来写的《湖南时务学堂遗编序》中说：“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事实上确是如此。例如他在《读孟子界说》以“保民为孟子经世宗旨”，并予解释：“孟子言民为贵，民事不可缓，此全书所言仁政，所言王政，所言不忍人之故，皆以为民也。泰西诸国今日之政，殆庶近之。”他要学生“当知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他把资产阶级需要的民权、平等、选举、议院等等，都附会到孔子身上，说是孔子所创（详后）。他主变法之议，昌民权之说，使不少深受封建思想桎梏的时务学堂学生，浸淫“改制”学说，呼吸新鲜空气。
照此说来，梁启超在时务学堂讲学时之所以着重讲授《春秋》、《孟子》，正是为了宣传“改制”，推行变法，为他们的维新事业服务。
四
梁启超在时务学堂宣传“改制”，鼓吹维新，发挥今文“三世”学说，以孔子为“改制教主”，遭受到守旧势力的猛烈攻击，上揭苏舆把梁启超的“罪状”，归结为“伪六籍灭圣经”、“托改制乱成宪”、“倡平等堕纲常”、“伸民权无君上”、“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本朝”，也算概括了双方的分歧。今姑就苏舆所驳，进一步透视梁启超在时务学堂讲些什么。
“伪六籍灭圣经”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谓：“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所以叫做“伪经”；刘歆“饰经佐篡，身为新臣”，是新莽一朝之学，所以叫做“新学”。“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它给当时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汉、宋两大学派以根本性的打击。
梁启超继承师说，指斥“伪经”。古文经学派尊奉《左传》、《周礼》，梁启超说：《左传》只是一部“古文”，不是“解经之书”；它只是和《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一样，不过是“当时之记事”，汉儒就“皆言左氏不传《春秋》”。本来，“《春秋》自《春秋》，《左氏》自《左氏》”，“自作伪者合而为一，于是《春秋》与《左氏》皆乱”《左传》、《周礼》都是伪经，是不足信的；它也不能治“千年以后之天下”。
这种“逆乎常纬”的言论，予封建势力视为圣经贤传的经籍以根本摧毁，予保护封建制度的传统思想以大胆冲荡。它在学术意义上是推翻古文经学派的“述而不作”，在政治意义上是打击封建顽固派的“恪守祖训”，为扫除变法维新的绊脚石准备理论条件，自然遭到封建势力的环伺反驳，叶德辉就专门撰文批驳：
康门之士，欲举一切旧学之书大声疾呼而废之；于是人不知有古书，惟知有康学，将来外人用事，尊南海为巨子，奉时务为前驱。
康门之士，蓄意乱法，故合于乱法之言，则曰“其书可用”，不合于乱法之言，则曰“其书可烧”，是非颠倒，黑白淆乱。
他们斥“伪经说”“非士学”，是“欲亡中学”。你说他是“信伪经，篡孔统”，他说你是“伪六籍，灭圣经”；你要扫除变法维新的绊脚石，他要笼一切旧势力而共排之。于是守旧势力斥康有为为“乱民”，梁启超为“诐士”，说什么：“逞一己之私心，侮圣人之制作”。
“托改制乱成宪”康有为撰《孔子改制考》，以为孔子以前的历史，是孔子为救世改制而假托的宣传作品，孔子创立儒经，作六经以为“托古改制”的根据。他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成为变法改制的张本。梁启超在时务学堂讲学时大张其说，《读春秋界说》开宗明义说：“《春秋》为孔子改定制度以救万世之书”，应该先课以《春秋》、《孟子》。他们以为“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土生土长的封建孔子被西书“潜移”了，对这种“狂悖骇俗”，“心怀叵测”，当然要深恶痛绝，用他们的话来说，叫做“人之持异教也愈坚，则人之护圣教也愈力”，叫嚷“翼教”，“护圣”，要“翼”封建孔子之教，要“护”封建孔子之圣。这种改制变法和翼教护圣之争，实际是维资本主义之新还是护封建主义之旧之争，是一场政治斗争、思想斗争。
“倡平等堕纲常”、“伸民权无君上”梁启超讲平等、民权，也依托儒经，说“贵贵是差等，是小康；尊贤是平等，是大同”。
梁启超提倡“平等”，是为了反对专制；鼓吹“民权”，是为资产阶级提高地位，使封建的中国通过改良，逐步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从而他又提出议院和选举，当《札记》中写到“清吏治”而后“始可言议院”时，梁启超批曰：“若中国能立议院之时，亦不患吏治之不清矣。”仍旧依托孔子。
“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本原”康有为在《强学报》上以孔子纪年，又载《孔子纪年说》，“以改朔为合群之道”，引起张之洞的强烈不满，“背盟”电阻。梁启超也讲孔子改制、孔子纪年，自然引起湖南守旧势力的反对，叶德辉在《长兴学记驳义》中，明确用“大清纪年”以示“不得淆乱”。
梁启超发挥康有为的“改制”学说，把资产阶级所希望的，“托”在孔子身上，而且在时务学堂广为传播，其目的是要改清朝封建专制之“制”，“维”资产阶级之“新”。甲午战后，维新思潮掀起，康有为、梁启超等企图“仿照”日本明治维新、俄国大彼得改革那样，通过改革，使封建的中国逐步成为资本主义的中国，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时就说：“大彼得偶一行之，俄遂大强”，抵御唯恐不力。因为这是一场守旧与维新之争，是维护封建专制与变法改制之争。
五
湖南新旧斗争，在维新运动时期异常激烈，这是和梁启超在时务学堂讲学有关的。时务学堂在封建势力的诽谤、攻击下，不断受到摧残，终使梁启超、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等“粤党”先后“辞退”。但是，它的影响，却是深广的。
第一，培养一批新学士子，促使了他们的思想解放。时务学堂“诸生入堂，一面讲学，一面论政”。蔡艮寅于1900年随唐才常归国，自立军失败后去日本，1911年在云南，与同盟会联络，发动新军，响应起义。此外，时务学堂学生还有参加兴中会的。当然，这些志士的走向革新、革命道路，不能完全归功于梁启超，他们还受到谭嗣同、唐才常的思想影响；也不能完全归功于时务学堂，还有其他社会经济的因素。但无可否认，梁启超和时务学堂，在湖南是培养了一批新学士子的，在近代历史上是起过作用的，当年有人论述湖南进步人士和广大人民逐渐觉悟并奋起反抗的历史进程说：
道、咸之间，举世以谈洋务为耻，而魏默深首治之。湘阴郭嵩焘远袭船山，近接魏氏，其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至于真接船山之精神者，尤莫若谭嗣同，无所依榜，浩然独往，不知宇宙之圻埒，何论世法，其爱同胞而綦仇虐，时时迸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已。是何也？曰：独立之根性使然也。故吾湖南人之奴性，虽经十一朝之栽培浸灌，宜若可以根深而固蒂矣；然至于今日，几几乎迸裂爆散，有冲决网罗之势。庚子之役，唐、林、李、蔡之属，诛锄酷烈，萌芽殆尽矣，而今岁乃复有贺金声一事……夫以雄城巨镇、拥旄仗节者之所不能为，而唐、林、李、蔡以徒手为之；唐、林、李、蔡殒身灰骨曾不几日，而贺金声复以徒手而继之。
提到戊戌变法、自立军起义和贺金声起事，指出“冲决网罗”和走向革命。维新时期的思想解放，湖南是“富有朝气”的。
第二，促使湖南各地学校的设立，促使书院制度的改变。陈宝箴、徐仁铸除赞助时务学堂外，又刊发《告示》：“凡我髦士，自当及时砥砺，研求实学，期成远大之器，宏济艰难，庶不失为有志之士。”。
此外，时务学堂学生的课艺和文章还在《湘报》刊发，宣扬维新，激荡舆论，如蔡艮寅有《〈后汉书·党锢传〉书后》（第一九号）、《秦始皇功罪论》（第一六一号），黄颂銮有《诸子学派散见〈论语〉、〈孟子〉考》（第一号）、《〈后汉书·党锢传〉书后》（第一一四号）、《孟子以大事小、以小事大为交涉学之精义》（第一一五号）、《读〈史记·游侠传〉书后》（第一一六号），郑宝坤有《公法律例相为表里》（第一一三号），辜天祐有《公法律例相为表里说》（第一五五号）、《论孟子以小事大、以大事小为交涉学之精意》（第一五八号），张伯良有《问美欲认古巴为独立之国有合于公法否》（第一一六号）、《〈泰西新史揽要〉书后》（第一五六号），杨昌济有《论湖南遵旨设立商务局宜先振兴农工之学》（第一五三号）。这些文章，言古今，谈中外，论旨新颖，自具影响。时务学堂学生还参加南学会活动，如辜天祐问：“公法律例之学，梁卓如先生教从《春秋》入手，次及万国公法等书，敢问公法之书，共有多少种，其精萃以何者为最佳？”，并非虚语；梁启超在时务学堂讲学的业迹，也是值得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