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会位于珠江三角洲，在广州西南，离澳门很近。1873年2月23日（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梁启超生于新会凤山之麓的茶坑村。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祖父是举人，父亲是庠生，母亲也知书识礼。他从小聪明好学，深受祖父、父母的钟爱，也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除四书五经外，特别喜欢历史书，将家中仅有的《史记》、《纲鉴易知录》反复阅读，“《史记》之文能成诵八九”。
明清以来，推行科举考试，年仅十七岁的梁启超，就考取了举人，他的试卷，深受主考官李端棻的赏识，李端棻还把自己的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他。
1890年，十八岁的梁启超在广州学海堂肄业。学海堂是嘉庆年间阮元担任两广总督时创设的广东最高学府，他主编的《皇清经解》，就被称为《学海堂经解》。堂内藏书丰富，梁启超遂得左图右史，博览群书。
这时，帝国主义国家不断侵略中国，1885年中法战后，法国侵入中国西南边陲，民族危机严重，康有为于1888年12月10日上书请求变法，指出帝俄蚕食东方的阴谋和法国专力越南以窥中国的企图，要抵御外敌，就必须“内修政事”；要“内修政事”，就必须变更成法。应该“酌古今之宜，求事理之实”，“讲求变法之宜”。这次上书，光绪皇帝没有看到，康有为却声名大著。他回到广州，在安徽会馆晤见了廖平，受其启发，觉察今文经学讲求“变”，正可援以论政，因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经学几千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尊颂，不如利用人们对孔子的迷信，进行改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康有为：《孔子改制考》，267页。
康有为回到广州后，移居广州云衢书屋。在学海堂肄业的高才生陈千秋听到康有为的声名，前往谒见，大为钦佩。1890年秋，陈千秋告诉梁启超：康有为的学问，“乃为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梁启超随同陈千秋进见康有为时，康有为“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对中国几百年来没有用的旧学，一层层驳斥，举出事例，摧陷廓清，梁启超闻所未闻，大为感服，自称：“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甚至“竟夕不能寐”。于是“北面执弟子礼”。自此以后，追随康有为，从事维新变法的宣传鼓动。
康有为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传统的塾师课艺完全不同，梁启超“执弟子礼”后，也感到旧的为了应付科举考试的塾师诵读，不能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必须改变学制，废除科举。要振兴中华，必须培养人才；要培养人才，又必须有新的学校。
二
1894年的中日战争，中国惨败。次年4月17日（三月二十三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瓜分危机迫在眼前，康有为趁着入京应试的机会，联合各省应试举人联名上书请愿。接着，又在北京、上海设立强学会，创刊《万国公报》、《中外纪闻》。作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梁启超积极参加，并于1896年8月9日，主持上海《时务报》笔政，宣传维新，鼓吹变法。
“维新”，是“维”资本主义之“新”，“改”封建主义之“旧”。要“维”资本主义之“新”，就要学习西方，讲求西学。早在1890年，梁启超入京会试返回广东经过上海时，就购买了《瀛寰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在广州，康有为也讲过“西学之梗概，自是决意舍去旧学”，梁启超看的翻译本西书也就多了。等到主持《时务报》，还写了《西学书目表》，说是日本之所以“翻然而悟，奋然而兴”，是由于“既受俄、德、美劫盟之辱，乃忍耻变法，尽取西人之所学而为之，遂有今日”。
然而，洋务运动以来，中国“效西法三十年矣”，却“效之愈久，而去之愈远”，又是为什么？这就不能不引起梁启超的深思。
学习西方，就离不开学校，就不能不改变科举弊政，梁启超在《时务报》连载的《变法通议》中，以较多的篇幅专门写《论学校》，包括《论学校总论》、《科举》、《学会》、《师范学校》、《幼学》、《女学》、《译书》多篇，从《时务报》第五册起，一直连载到第三十六册。
洋务运动时期，也设过学院、学校，也有过同文馆、广方言馆等机构教习西文，也出版过一些翻译本西书，为什么三十年来还是遭受外国的欺侮？为什么西方的工艺不能给衰朽的封建制度催生资本主义，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呢？梁启超认为：“所译之书不尽可用，所用之人不尽有才，所引进的技术又有早为西方吐弃不足道者”，不能什么都学，什么都要。应该“译西方有用之书”，“用西方有用之才”。聘用西人也应聘用专门人才，而不是不学无术之人。至于翻译，也不是仅识“外国之语言”或“稍涉范篱”的人所能胜任。如果译书之人“仅识文字”，自然不能“达意寻旨”。京师译署等虽已译书数百种，但“驳杂迂讹，为天下识者鄙夷而讪笑”。他又认为，要译西方最新之书，而不是“二十年之旧籍”。西方各国也是经历多年才形成一些成果的，他们又不断更新，日新月异，因而只有学习西方最新之书，才能缩短实现近代化的时间进程。
梁启超还说：学习西方，还得注意中国国情。他说：“居今日之天下”，而要参照西法以救中国，不是只懂得西方文字或入籍西方就可以从事的，必须要熟悉中国的经、史，明确中国的律法，懂得天下群国的利害，以及本国所以治理天下的道理，才能得到立法的来源，改革的原因，再考察中国古往今来政治的不同“而会通之，以求其可行”，这才叫做“真知”。事实上，西方各国也有西方各国的地区特点和民族传统。“学习西方”，一方面，要摄取其中的营养，用以发展自身；另一方面，又不能生搬硬套，全盘西化。
《时务报》影响大、销路广，它虽在上海租界发行，但总会受到当局的干预，梁启超和《时务报》经理汪康年又有矛盾，汪康年还受张之洞的胁迫。这样，梁启超就想到离自己家乡很近而清政府难以控制的澳门办报。1896年冬，他到了澳门，在华商何穗田的支持下，筹集资金，开办《广时务报》，以“开风气，广见闻”。定名为《广时务报》，表示“推”《时务报》和广东的《时务报》之意。以为《时务报》“不臧否人物”，对“京师及各省近事，有耳闻目见，不容已于言者”，也“抉择多载”。《广时务报公启》刊登后，汪康年的友僚很有意见，对梁启超“兼领澳报”也有看法：有的说“卓如在澳门大有阴谋”，有的说“不宜与《时务报》相连”。由于澳门报纸主持笔政和写稿的，除梁启超外，何树龄（易一）、韩文举、欧榘甲、徐勤、曹泰，都是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弟子，汪康年“畏祸”，反对“《广时务报》”的名称，终于把报名改为《知新报》。
1897年2月22日（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知新报》在澳门创刊，梁启超写了《叙例》，说明分为“论说”、“上谕”、“近事”、“译录西国政事表”、“译录西国农学、矿政、商务、工艺、格致等报”诸栏。发表了《说群》、《说动》等论文多篇，《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也在《知新报》第五十五册刊出，痛陈“强敌交侵，割地削权，危亡岌岌，人不自保”，都是因为人才乏绝，无以御侮之故。为什么人才乏绝，又都是由于“科举不变致之”。科举取士，不能取得人才，而层层考试，又使学子思想束缚，不明国事，“当时局危急如此，而天下之士为无用之学如彼，岂不可为大忧哉！”他代表应试举人，上书皇帝：“国事危急，由于科举乏才。”
百日维新时期，梁启超还代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今录“学堂功课例”第一节如下：
近年各省所设学堂，虽名为中西兼习，实则为西而无中，且有西文而无西学。盖由两者之学未能贯通，故偶涉西学之人，辄鄙中学为无用。各省学堂既以洋务为主义，即以中学为具文。其所聘中文教习，多属学究帖括之流；其所定中文功课，不过循例吚唔之事。故学生之视此学亦同赘疣，义理之学全不讲究，经史掌故未尝厝心……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且既不讲义理，绝无根柢，则浮慕西学，必无心得，只增习气……今力矫流弊，标举两义：一曰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二曰以西文为学堂之大门，不以西文为学堂之全体，以西文为西学发凡，不以西文为西学究竟。宜昌明此意，颁示各省。
这些是针对洋务运动时期办学的弊端而厘定的。他还在百日维新时期，草拟过《译书局章程》。
由于《知新报》在海外发行，每能登载内地报刊不敢登、没有登的文章和报道，如《保国会演说辞》：“启超窃谓吾中国之亡，不亡于贫，不亡于弱，不亡于外患，不亡于内讧，而实亡于此辈士大夫之议论之心力也。”对当时士大夫的“消遣岁月，甘为游民”严加痛责，这些，内地报刊是不敢登的。
值得注意的是，政变以后，内地宣传维新的报刊先后停办，只有《知新报》仍旧继续发行，与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相互呼应，同为指责慈禧、批评清政府的重要刊物。
梁启超的文字通俗易懂，言论激昂慷慨，说理深入浅出，当时“新学士子”怵于民族危机的严重，看到他“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梁启超的声名大著，《时务报》在他主笔政时，影响日广，数月之间，销行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此后，《知新报》也风行海外，传入内地。这使他感到，要宣传变法，要开发民智，报章的影响，比学校教育更加广泛、深远。
三
维新百日，变法失败，梁启超仍旧追随康有为，展开“勤王求救”。光绪死后，他又鼓吹立宪。在这十多年中，他没有放弃报章宣传，也没有忘记教育鼓动。
1898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流亡日本，首先考虑重建宣传阵地。12月23日（十一月十一日）在横滨发刊《清议报》旬刊。在《〈清议报〉叙例》中，说明要以之“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所列四条宗旨的第一条是“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第二条是“增长支那人之学识”。自己远在海外，只有利用报刊教育国人了。
《清议报》最初几册的论文，着重对发生不久的政变述评，如《论八月之变乃变立而非训政》（第一册）、《上舍位忘身而变法》（第二册）、《政变原因答客难》（第四册）、《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第四册）等。第六册以后，侧重正面阐发其政治主张。《戊戌政变记》也在该报陆续刊布。
《清议报》的主旨是“尊皇”。梁启超认为：“中国之能力与否，全系乎改革不改革”；“能改革与否，又全系乎皇上之有权无权”。“但使皇上有复位之一日，按次第以变法令行禁止，一二年间，积弊可以尽去，一切美政可以尽行。”还幻想“借友邦之力以抵制之”。从而集矢攻击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说是当前“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着力宣传“尊皇”，以光绪皇帝为自古以来未有的圣人，认为中国的安危存亡都系于光绪一身。他专门写了《光绪圣德记》，说他是“舍位忘身而变法”、“爱民忘位”的“圣君”。在社论中也是同样论调，如说：“今日之变，为数千年所未有。皇上之圣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同胞，获此慈父”《尊皇论》，载《清议报》，第一册，署名“哀时客”。
《清议报》“日日言尊皇”，也深刻指出当时民族危机的严重。认为“东西之国”之所以“浡然日兴”，中国之所以日益危机，是因为他们的国民，“以国为己之国，以国事为己事，以国权为己权，以国耻为己耻，以国荣为己荣”，而“我之国民，以国为君相之国，其事其权，其荣其耻，皆视为度外之事”。民和国，本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如果“人人不自有其国”，那是很危险的。
这些言论，比政变以前更加激切，梁启超当时又以“维新志士”流亡海外，所以《清议报》传布很广，在舆论界起过影响。
梁启超在鼓吹“勤王”、“保皇”的同时，也注意到兴设学校。
还在维新运动急剧展开时，维新志士就于1898年3月在横滨开设了大同学校，康有为的弟子徐勤为总教习，“中文、西文、东文三者并进”。梁启超流亡日本后，大同学校“创一志学会，将以尊其所闻，学其所志，集寰宇之知识，拯宗国之危阽”。他特地写了《大同志学会序》，以为“志”是学的基础，“智”又是“志”的基础。人不可以无“志”，而“志”的大小，每“因其智之大小以为差”。“知道学习的可贵，然后求学的志向产生了。知道有京师，然后到京师的志向产生了。知道有天下，然后救天下的志向产生了。知识越扩充，志向也就越浩广；知识越真确，志向也就越坚定。听说这里学生都以古人作为自己的榜样，希望您们既有其言，也有其志。”
接着，梁启超对“立志”又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求所以扩充其志”，一是“求所以实副其志”。怎样能做到这两点？那就是好求学，不学不能增加“智”，不“智”不能坚定“志”，如今“国家之病，殆入膏肓”，内忧外患，日益危机，应该随时关心，“勉求扩充其知，真确其所知”。“志”是不可夺的，“知”是要“先立乎其大者”的。
梁启超以为变法虽然失败，但“新法他日在所必行”，准备“合各同志，悉心研究”，又借大同学校召开政治学会，他作了“中国必先开议院，乃可变法”的演说。说是“议院不可开，地方议会可速开”《记政治学会开会事》，载《清议报》，第二十七册，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十一日。
1899年4月，梁启超又来到神户，与华侨麦少彭商议华侨教育，设立神户华侨同文学校，聘日本前文部大臣犬养毅为名誉校长。5月24日，神户华侨同文学校举办“梁启超先生的欢迎会”，梁启超很激烈地讲述了祖国衰落的原因，并作为结论说了大约以下的话：
所谓一国的舆论，是看其国民有无国家的观念而论，日本国民只不过是中国之十分之一，但能打胜中国，这是日本国民能牺牲生命为国尽忠，但是，我国的国民大多是重视个人的利益，而以营利为重而不顾国家，这原因就是我国和日本国的教育大有不同之故。所以华侨应该重视教育，现在横滨华侨也已设立了教育华侨的学校，校名为“大同学校”，所以神户华侨也有必要设立华侨的学校。
据记载，梁启超这一番演讲，感动了听众，华商麦少彭等热烈支持建立华侨同文学校。
该校章程第一条“立学总议”称：“本校专为教神户华侨子弟及中国内地有志游学之士而设。”这所学校在梁启超离开日本后，一直坚持办学。1984年，我到神户访问，还特地参观了中华同文学校。
梁启超是关心教育的，即使流亡海外，还注意对旅日华侨子弟的教育，教他们“立志”、爱国。
然而，旅日华侨子弟毕竟不多，他们对国内的了解也远不如国内同胞，这样，对国内同胞以至青少年进行教育、介绍世界情况、鼓励立志爱国，还得依靠报纸宣传。
四
1901年12月21日（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清议报》第一百册出版，梁启超发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他总结《清议报》的特色：一是倡民权，二是衍哲理，三是明朝局，四是厉国耻，“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希望《清议报》能使“彼政府采其议以为政策焉，彼国民奉其言以为精神焉”。
就在这一册出版后的第二天，清议报社失火，《清议报》也宣告停刊。1902年2月8日（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一日），梁启超另在日本横滨续创《新民丛报》，每月旧历初一日、十五日发行。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起，改为每月十四日、二十九日发行，历时六年。1904年2月以后，经常不能按期出版，共出九十六号。编辑兼发行人署冯紫珊，实为梁启超负责。刊物中重要文章，大都出自梁氏手笔。
创刊号在章程中提出三条：一是“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二是“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三是“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连续发表《饮冰室自由书》，自创刊号起，一直登到1905年4月出版的第六十七号，《叙言》中称：“每有所触，应时援笔，无体例，无次序，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抄书，或用文言，或用俚语，惟意所之”，“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三大自由，皆备于我焉”。《饮冰室自由书》后来还汇成单行本出版。
《新民丛报》第一号起还连续刊载梁启超的《新民说》，凡二十节，即叙论、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释新民主义、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论公理、论国家思想、论进取冒险、论权利思想、论自由、论自治、论进步、论自尊、论合群、论生利分利、论毅力、论义务思想、论尚武、论私德、论民气、论政治能力。一直登到1906年1月6日出版的第七十二号，历时五年，后又出版单行本。
什么叫做“新民”？他说：“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也就是说：旧有的应创新，本无的应采补。处于当今各国竞争的时代，要救国图强，就不能保守，而应进取，吸收各国之长，“以补我之所未及”。中国文化灿烂，开化在希腊、罗马之前，汉、唐、元、明的文治武功，欧、美各国都加称道。只因近今日渐衰退，“优胜劣败”，国民被外人称为“东亚病夫”。应该“观彼族之所以衰所以弱，此族之所以兴所以强，而一自省焉”。
接着，他从公德、权利、自由、自治、自尊、合群等各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在旧传统的束缚下，国民品格存有亟待提高的问题，如“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益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缺”等等，要在新时代立足，必须与传统道德观念“奋起抗争”。
《新民丛报》自1902年2月8日创刊，到1907年11月20日出版的第九十六号停刊，历时七年。在这七年中，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同盟会的成立，武装起义的展开，革命报刊的出版，清政府的预备立宪，等等。在这风云变幻的社会中，梁启超的文章，有时拉车向前，随潮流而上，有时也会不适应形势甚至逆时代而动。这样，对梁启超和《新民丛报》的评价，也就并不一致。我认为，《新民丛报》和革命派的机关报《民报》有过争论，梁启超也确曾写了一些与当时形势不相适应的文章。但学术讨论中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评价人物，不能“阿其所好”，“为贤者讳”，也不能一笔抹杀，不计其余，应该实事求是，具体分析。这里不发挥私见，只想提下列几点参考意见。
第一，《饮冰室自由书》、《新民说》的社会影响不能低估。
第二，《新民丛报》自创刊号起，就在“学说”栏着力介绍西方学说，如《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二大家”，指培根、笛卡尔，第一号）、《天演论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第三号）、《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第四号起）、《政治学大家法儒卢梭》（第五号），“广罗政学理论”，对开发“智育之本原”，无疑是有益的。
第三，梁启超受康有为的思想影响，人们以“康、梁”并称，但他们的思想也不完全一致，否则康有为就不会叫他“流质善变”。当他主编《清议报》时，屡屡登载康有为的诗文，连康氏早年的哲学著作都加登载。《新民丛报》则不然，举例来说，1902年春，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发表，并合并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发表。《新民丛报》初未刊登，直到1902年9月16日（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十六号，才将《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摘录，把标题也修改了。此后，康有为还在手稿后面加上跋语：“此书当时为教告梁启超、欧榘甲等二人，离索既久，摇于时势，不听我言，谬倡新说以毒天下，吾国人尚慎鉴之，勿甘从印度之后也。”“摇于形势，不听我言”，正说明梁氏这时对中国前途的看法和康有为不合。
第四，《新民丛报》发表了梁启超不少学术论文和专著，特别是史学著作，如《新史学》、《中国史叙论》、《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都是流传久远、至今重印不止之书，这点，下面还将阐述。即哲学方面，也有《子墨子学说》、《德育鉴》。
第五，梁氏之文，通俗易解。为了广泛传播，他还写了小说《劫灰梦传奇》。与此同时，还出版了《新小说》。
《新小说》，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1902年11月14日）创刊，在日本横滨出版，新小说社发行，月刊。编辑兼发行人署赵毓林，实际主持人是梁启超，发行所和印刷所都为横滨市山下町百五十二番新民丛报社活版部。第二期起，改由上海广智书局发行。除小说外，也有文艺理论、剧本、译文、诗与歌谣、笔记等。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1906年1月）停刊，共出二十四号。
《新小说》创刊号在目录前首载《本社谨启》，说是“同人为思想普及起见，故特创为此册”。“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新民”和“新小说”相互联系，而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他以生动的语言，强调小说之作用。他自己也写了《新中国未来记》，在《新小说》第一、二、三、七期连载，绪言中说：要写此书已有五年，因“日无寸暇”，未能如愿。想到这类小说，对中国前途“大有裨助”，于是“夙夜志此不衰”。如今《新小说》出版，故“发愿专为此编”。
《新中国未来记》塑造了一个叫黄克强的人物，说他和好友到美国留学时，他父亲给了他一部《长兴学记》，说是老友“南海康君”发挥老师朱九江“微言大义，来训练后学的”。黄克强等到了上海，遇到谭嗣同，谭正在著《仁学》，“即日抄得一部”，在船上“一路细读”，“把那志气越发涨高几度”。朱九江、南海康君、谭嗣同，实有其人；《长兴学记》、《仁学》实有其书。梁启超服膺康氏，细绎《仁学》，小说中借别人之口，表达他对康、谭的心态。
小说中谓：“我们是中国人做中国事，不能光看外国的前例。”关怀国事，借小说以抒发自己的情怀，说是：“专制政治，这是中国数千年来积痼，却不能把这些怨毒尽归在一姓一人。”“若说嫌他不是同一民族，你想我四万万民族里头，却又那一个有这种资格呢？”“若能有一圣主，几个名臣用着这权，大行干涉政策，风行雷厉，把这民间事业整顿得件件整齐，桩桩发达，这岂不是事半功倍吗？”想望“圣主”、“名臣”，不要“嫌他不是同一民族”，无疑怀念“不是同一民族”的“圣主”光绪。
他说，要写此书，“五年于兹”，从戊戌到此文发表，适值五年。它在《新小说》陆续登载，革命形势却又发展得那么快，他对“新中国未来”也有些茫然，全书未登完，恐怕和他对“未来”找不到出路有关吧！
《新小说》还连载过讽刺官场黑暗的名著，如我佛山人（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痛史》。
梁启超在《新小说》上，还有译文和《小说丛话》，但数量不多。
五
《新民丛报》出版到最后两期，梁启超又在日本创办了《政论》；稍后，又发行了《国风报》。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应考察宪政大臣载泽等奏请，下诏“预备立宪”。梁启超听到这个消息，致函蒋智由：“今夕见号外，知立宪明诏已颁，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次年5月16日，写信给徐佛苏，设想“先组织一报”，“名曰《政论》，其社即名政论社”。提出“此社非如新民社之为出版物营业团体之名称，而为政治上结合团体之名称”，它不像《新民丛报》那样名目繁多，吸取广告，而以“政论”性文篇为主，作为政闻社的机关报。
《政论》创刊号，于1907年10月7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一日）在东京出版。
创刊号首载梁启超所拟《政闻社章程》，表明：“务唤起一般国民政治上之势力，而增长其政治上之兴味”，“以造成正当之舆论，改良中国之政治”。
创刊号还发表梁氏所拟《〈政论〉章程》，说明内容分为论著、译述、批评、记载、杂录、应问、社报诸栏，主要论述国会、政党和地方自治。梁启超对此也抒述了自己的政见，认为“横览天下，从未闻有无国会之立宪国，故吾党所主张，惟在速开国会，以证明立宪之诏非具文”（《政闻社宣言书》）。说是“专制政体与立宪政体之区别”，唯一表现就是“国会之有无”。对政党和地方自治，也表达了他的政见。
1907年11月17日，政闻社开成立会，梁启超发表演说，在革命派冲劫下，“不能终其言以去”。在《政论》第二号《政闻社开会纪事》中，将其演说词登出。他的《中国国会制度私议》，也载《政论》第五号。
1908年8月13日，清政府宣布查禁政闻社，《政论》随之停刊。
1910年2月20日（宣统二年正月十一日），《国风报》在上海发行，编辑兼发行人何国桢，实际主持人是梁启超。
《国风报》本想设在神户，因为“无资本，不得不委诸上海”。梁启超在1910年4月18日写给台湾友人林献堂的信中言其事。
《国风报》，旬刊，出版之初，《申报》登有广告，说该报“内容分谕旨、论说、时评、著译、调查、记事、法令、文牍、谈丛、文苑、小说、图画、问答、附录，凡十四门。议论宏通，记载详确”。
梁启超在《国风报》第一年第一期起发表《说国风》上、中、下，认为“国风之善恶，则国命之兴替所攸系也”，“国家之盛衰兴亡，孰有不从其风者”。它要“灌输世界之常识，以风人之旨”、“忠告政府”、“指导国民”，故以之名报。
当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国会请愿运动展开，《国风报》发表《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立宪派召开国会请愿运动被阻，梁启超又与清政府抗争，说是：
谓今日中国以人民程度不足之故，无一人堪为政府官吏，则吾或无以为难。既有人堪为政府官吏，而独云无人堪为国会议员，此犹谓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天下宁有是理。
他又认为中国要振兴实业，首先要确定立宪政体，谓“盖政治组织诚能改良，则一切应举者自相次毕举”。
《国风报》上，梁启超论述“立宪”以至“币制”等论文很多，是研究梁启超这时政治活动的主要素材。
《国风报》于1911年7月停刊，共出五十二期。
梁启超在政变发生、避居日本后，办报宣传，自《清议报》起，到《新民丛报》、《新小说》、《政论》、《国风报》，都想用报刊教导国人。在这十多年中，他也想利用学校教育人才，但毕竟留学生不多，报刊宣传，还可传播国内，使更多的人了解。寻求他在报刊上刊载的文篇，对梁氏的“海外活动”，将可得到全面的了解。
六
旅日期间，梁启超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除政论外，也有学术专著。这里，只想把他对史学的贡献，作一些窥测。
梁启超在史学方面的撰著：一种是为当时的政治活动服务的；一种则学术性较强，还有一定的开创性。
梁启超最早的史学专著是《戊戌政变记》，这是距离戊戌变法只有三个月、他流亡日本不久即行发表的，最初是1898年12月10日在日本东亚同文会的机关报《东亚时报》半月刊开始登载，连载四号，没有登完，十二天后，《清议报》于12月22日创刊，《戊戌政变记》也在该刊连载，共登十册，因即将出版“单行本”停载。单行本于1899年5月印行。后来，上海广智书局又出铅字排印本。
《戊戌政变记》发表，距离政变只有三个月，时日非遥，记忆犹新，梁启超又耳闻目睹，亲历其事，自有史料价值：它保存了一些原始资料，如康有为的《上清帝书》、梁启超的《上陈宝箴书》，以至《保国会章程》、《保国会演说辞》等，有的还和其他书刊所载不同，如《上清帝第五书》与上海大同译书局印本、《上清帝第六书》与《戊戌奏稿》都有差异，有助于勘复探索。它记载了变法“始末”，也阐述了维新派的看法，在“新政诏书”之后，每每赘以“跋语”。有事实，有议论，这都是它的可贵之处。
但是，梁启超对“西后与皇上积不相能，久蓄废立之志”，都用了很大篇章幅，对光绪皇帝又尽量美化。除历述慈禧罪状外，更写了《光绪圣德记》和《六君子传》，六君子的遇难，显示了慈禧之恶，《圣德记》的专章显示了光绪之“圣”。只要从《圣德记》的十五章目录中就可看出他是怎样美化光绪的。目录是：一、上舍位忘身而变法；二、新政皆无人辅佐而独断；三、群僚士民皆许上书；四、豁达大度；五、日昃勤政；六、求才若渴；七、破格用人；八、明罚敕法；九、用人不惑；十、从善如流；十一、俭德谨行；十二、好学强记；十三、养晦潜藏；十四、特善外交；十五、爱民忘位。把光绪说成古往今来“绝世简出”的“圣主”，一旦光绪复位，变法能成功，中国就有希望。
梁启超这些例证，宣传气氛浓厚，就是他自己也“不敢自承”。他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特举《戊戌政变记》为例，说：“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他之所以将“真迹放大”，正是为了“勤王求救”，扩大影响。
随着旅日时间稍久，接触到西方、日本的史学著作和史学理论，1902年，他在《三十自述》中说：“一年以来，颇竭绵薄，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然荏苒日月，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这时，梁氏确是注意史学，从事《中国通史》撰写的准备，写过《中国近十年史论》、《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在《清议报》、《新民丛报》先后发表过《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作为《中国通史》写作的准备。
梁启超认为新史学和旧史学不同，新史学不是“一人一家之谱牒”，而“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看到“西人之著世界史，常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等名”，不是“以一朝为一史”，从而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时期：自黄帝至秦统一，“为中国之中国”，是“上世史”；自秦至乾隆末，“为亚洲之中国”，是“中世史”；自乾隆末“以至今日”，“为世界之中国”，是“近代史”。打破时代界限，探索运动进化，这种史学分期，当时颇称新颖。
1902年，梁启超又发表《新史学》，批判旧史学“陈陈相因”，以致“能铺叙而不知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呼吁“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
梁启超批判旧史学“陈陈相因”，写出《新史学》，设想“叙述进化之现象”，“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之例”，在当时确是振聋发聩，在学术界起了很大波澜。
七
辛亥革命结束了清朝的统治。梁启超回国后，对袁世凯有过幻想，一旦发觉袁的帝制自为，便即支持蔡锷，支持护国战争。五四以后，也提倡新学，抨击旧学。1920年，旅欧返国，“未尝废书案一度”，发表了很多与史学有关的论著。1921年到1927年的几年中，先后以学术讲演的形式，发表了《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原是梁启超在1921年秋在天津南开大学作的讲演，是根据他多年的治史经历和“所积丛残之稿”就讲稿记录增删而成的。
《中国历代研究法》一开始就对“史之意义”作了概括，认为中国史必注意中华民族和“世界他部分之文化民族”，对国内各种团体、法律、农工商业、经济制度、人口增殖移转、与外国交通等等，校其总成绩以求其因果。评述了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书四种体例，对史书考核、史书批判也予说明。对“自然科学与历史之别”，对“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也进行了剖析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没有多久，梁启超又“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发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其一是“史学应用归纳研究法”，但它的效率只到整理史料而止；其二是对《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有求得其因果关系”一语加以修正；其三是自己一直都认为历史现象是进化的。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1926年10月至次年5月在清华学校所讲，梁启超自称“与几年前所讲的《历史研究法》迥然不同”。过去注重通史，此次讲演则注意专史。
总论第一章是《史的目的》，说是“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在“求得真事实”中，提出了钩沉法、正误法、新注意、搜集排比法、联络法五项，“予以新意义”、“予以新价值”、“供吾人活动之资鉴”等要求，至于“读史的方式”，则有“鸟瞰式”、“解剖式”。
总论第二章是《史家的四长》，所谓四长，即史德、史学、史识、史才。其中还对“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等五种专史“提纲挈领地说一个大概”。
分论一是《人的专史》，对列传、年谱、专传、合传、人表等体裁的位置和作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为“应该作专传或补作列传的人物约有七种”：一是“思想及行为的关系方面很多，可以作时代或学问中心”的；二是“一件事情或一生性格有奇怪处，可以影响当时与后来，或影响不大而值得表彰”的；三是“在旧史中没有记载，或有记载而太过简略”的；四是“从事史家有时因为偏见，或者因为狭嫌，对于一个人的记载完全不是事实”的；五是“皇帝的本纪及政治家的列传有许多过于简略”的；六是“有许多外国人，不管他到过中国与否，只要与中国文化上政治上有密切关系”的；七是“近代的人学术、事功比较伟大”的。但是，也“有许多人虽然伟大奇特，绝对不应作传”：一、“带有神话性的，纵然伟大，不应作传”；二、“资料太缺乏的人，虽然伟大奇特，亦不应当列传”。
接着，考虑“作传的方法”，包括合传、年谱、专传、人表等，对孔子、玄奘的专传更提出了具体、详细的看法。
分论二原拟作《事的专史》，结果略去。
分论三是《文物的专史》，包括政治的专史、经济专史和文物专史三大类。梁启超说，“文化是人类思想的结晶。思想的发展，最初靠语言，次靠神话，又次才靠文字。思想的表现有宗教、哲学、史学、科学、文学、美术等”。就这些方面，“他一件一件的讲下去”。在“学术思想史”中，他侧重于道术史、史学史、自然科学史、社会科学史的说明。
他认为“中国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最有关系的是三个人：一、刘知幾；二、郑樵；三、章学诚。此外，很多史家，在史学方面零零碎碎都讲了些原理原则，把史学的范围意义及文化都各各论定了。但在许多人里边，要找出几个代表时代特色而且催促史学变化与发展的人，就只有这三个”。
至于“文物专史的工作”，他认为“在专史中最为重要，亦最为困难”，应该注意的是：“一、文物专史的时代不能随政治史的时代以画分时代”；二、“文物专史的时代不必具备，普通史上下千古，文物专史则专看这种文物某时代最发达，某时代有变迁，其他时代或没有或无足重轻，可以不叙”；三、“凡做一种专史，要看得出那一部分是他的主系而特别注意，详细叙述”；四、“文物专史又须注重人的关系”；五、“文物专史要注意的多用图表”。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的内容大抵如此。
《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梁启超多年研究历史的治学积累，他自己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中说：“蓄志此业，逾二十年。”如果从1901年《中国史叙例》刊布算起，到此书的发表，也“逾二十年”了。梁启超涉猎东西方史学著作，结合中国史书的过去和现状，系统整理，专门讲演，条分缕析，言简意赅，有理论，有方法，有例证，有判断。《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不愧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名著。其中很多治学经验，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梁启超是维新运动的领袖、著名学者。他的著作，涉及史学、哲学、文学、政治、经济、宗教、语言文学等各个方面。他虽然只活了57岁，却留下了两千万字的著作和讲演记录、来往函札。
梁启超又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早在维新运动时期，就对旧的科举取士教育猛加抨击，提出设学校，为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拟订章程。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海外，支持和筹设东京大同学校、神户同文学校；更在报刊上大力宣传，开发民智，使更多的国内外读者得到教育。
梁启超晚年潜心讲学，很多讲稿至今仍屡印不衰。本文只谈到他对历史学的创新和贡献，其实他的成就何止这些！梁启超的重视教育，办报写书，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身受其益的学生不断写出回忆作品。当然，他对子女的教育也极有特色，《给孩子们的信》，留下了一份重要的教材，他的儿子有三位是院士，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