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有没有日记，很少有人注意。搜集梁氏著作最多的《饮冰室合集》也只在《专集》之二十九收存《双涛阁时事日记》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三月二十一日片段。《专集》之二十二的《新大陆游记》虽有按年月日记录的事迹，也不完全是“日记”。至于《欧游心影录》、《西欧战场形势及战局概论》，也不是“日记”体裁。但是，梁启超论政、论学的大量文章，每每记有史事。古代文献，他口诵笔录，凭臆辑载，是可能的，但有关时事，怎会日期记得如此清楚，是否逐日札录，类似“日记”，还是本有“日记”，已经散佚。这些问题，我多年寻求，迄未解决。
近年，重读梁启超早年主编的《国风报》，看到《双涛阁时事日记》，尽管它后来辑入《合集》，但《合集》将它的“前言”刊落，文字也有增衍；而刊落的“前言”，增衍的篇章，却可使我对梁启超的有无“日记”，了解一些梗概。
《国风报》是梁启超主编的旬刊，《双涛阁时事日记》载《国风报》第一年第五至八号“丛录”栏，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一至三月二十一日出版，当1910年3月31日至4月30日出版，署名“双涛”。包括他在宣统二年正月五日、六日、八日、十日、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十四日、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二月四日、五日、六日、七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的日记。查双涛阁，原为神户华侨麦少彭别墅，地近海滨，松影婆娑，“双涛”即指“海涛”、“松涛”而言。这时，梁启超避居日本，住双涛阁，故名。
《国风报》所载《双涛阁时事日记》，一开始有段“前言”，录如下：
余为日记有年，只以自检束，且便省记，未尝示人也。一二亲知见者，谓取记中时事一部分以入《国风报》，其于输进常识不为无补，辞不获已，乃属熹事小吏，随日写之付诸编辑，而述其例如左方：
一、此为余日记中专涉时事者，他不录。
一、所记时事为每晨读报章时随手记录，故其事间有失实者，亦有一事方在进行中，随记其所经过，而后此结果乃与前相反者，皆过而存之，以供参稽。
一、所记往往附以论评，当一事件中途经过时而预论，其结果误谬固所不免，悉存之以校其观世之识之强弱，前后矛盾者，则以后正前可知。
结合“前言”所云，检阅《国风报》梁氏有关文章，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余为日记有年”，说明在此以前早有日记，然所载日记，“未尝示人”，只是“一二亲知见者”。“谓取记中时事一部分以入《国风报》”，才嘱人“随日写以付诸编辑”。由于取名《双涛阁时事日记》，从而只从“日记中专涉时事者”先行发表。这样《国风报》所载日记，不是每天都有，如一月份即缺一至四日、七日、九日、十五日，二十二至二十七日，二月份缺一至三日、九至十三日、十八日以后。每天所录，也不是全文，只录“专涉时事者”。
第二，《国风报》所录“专涉时事”的日记，有的还“预论”。经查当年《国风报》所载梁氏时事论著，很多源自日记，举例来说：“时事日记”一月十一日言及“闻锦爱铁路，前此拟借美金五千万”。一月十六日又说：“美以要求锦州附近开矿权……此锦爱铁路生出之结果。”他在这年的《国风报》接连发表《锦爱铁路问题》（第三号，二月初一日）、《满洲铁路中立问题》（同上）等时论，在《锦爱铁路问题》第一章《形势及历史》，谓锦齐铁路“延长至爱珲为锦爱铁路，而向此英美联合之仙治洁特借美金五万元为工事之费”。《满洲铁路中立问题》谓“美国此次之提议，即欲列国一变前此之政策，而共同一致以置我于死命也。若其能成，则各国之感情将缘此而渐趋融和，以后盖谋所以分甘绝少而沽嘬我，以满洲为试验场而以次推及全国，则会同干涉财政及至干涉种种内治之事，皆将实现，此实履霜坚冰，无可逃避者也”。上述《锦爱铁路问题》于日记提及仅半月。《满洲铁路中立问题》刊出后，又有日记，这不但可以看到梁氏作文之迅速和视角之锐敏，也可看出日记虽是“随手记录”，但他“观世之识之强”及其爱国心情则可概见。
日记一月六日记：“日本审问前此刺杀伊藤博文之韩人安重根”，引安重根语：“此身一息尚存，要当留以为故国之用，岂肯效匹夫自至于勾渎？且吾正欲使日本之强暴暴于天下耳！”安重根“及闻死刑宣告，颜色不变，虽日人亦为之起敬云。呜呼！可谓奇男子也矣。”这年，日本侵占朝鲜，梁氏在《国风报》上发表多篇“哀韩”诗文，如《日韩合并问题》（第十六号）、《朝鲜哀词五律十二首》（第二十号）、《韩国灭亡之原因》（第二十二号），在日记中，也表达了他对朝鲜志士的歌颂。
英国、帝俄对西藏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日记也屡屡道及，如一月十二日记：“驻藏大臣电告政府，谓达赖喇嘛与俄国订结协约，请政府牒告各国使臣，谓该约非经中国皇帝认可，则作为无效云云。此固属亡羊补牢之一种办法，然其能有新补救与否，实不敢言。盖西藏已曾于数年前与英国结约，而中国竟不能挠”，斥责“肉食者”。一月二十日记：“英公使以西藏事件质我外务部”，说是“窃以为专为说明理由，无须派使往印，英国既宣称严守中立，则其礼待达赖，原可置之不理，无为为此仆仆也”。他在这年的《国风报》上也发表了《西藏戡乱问题》（第四、五号）、《驭藏政策之昨今》（第八号）。
1910年1月16日，国会请愿同志会发动第一次请愿，上书都察院，日记二月四日记：“日本人之论，每谓中国欲行宪政，当废都察院，而我国学子亦多有附和其说者”，“窃谓政治上之监督机关，与其阙也，毋宁稍滥，我国将来若能如英国行完全之政党政治，则都察院洵为无用之长物，若犹是大权政治，则此机关未可轻议废弃也”。这年的《国风报》也发表了他写的《立宪政体与政治道德》（第三号）、《国会期限问题》（同上）和《国会开会期与会计年度开始期》（第三十三号）、《国会与义务》（第三十四号）诸文。
由上可知，《国风报》登出的日记，真如梁启超所说为“专涉时事者”。后来《双涛阁时事日记》收入《饮冰室合集》的《专集》中，中有《国风报》未载者，如写碑卷、为儿辈讲《说文解字》等，虽也有稍涉时事的，但未见就此撰文，或者是他认为不是重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