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盼望已久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终于由中华书局排印出版了。
梁启超逝世不久，丁文江（在君）就着手向梁氏亲友征集资料，据胡适《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说：“当时征求到的任公先生遗札、加上他的家信，总计大概有近一万封之多。”“他请了一位青年学者赵丰田先生做他的助手，帮助他整理编写他在那几年里搜集的资料。”“在君死后，他的朋友翁咏霓把这部没有经过最后整理修改的初稿本油印了几十部，分送给任公先生的家属和朋友，请他们仔细审查一遍，附加评注，然后寄回。”“油印本”题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每部十二册。
我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经顾廷龙先生推介，在他主持的合众图书馆看到这部上有陈叔通等批注的“油印本”的（今归上海图书馆）。1959年，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准备编辑《辛亥革命在上海》资料，曾再次阅读这部“油印本”，并借得一部油印残本，将其中1911年至1912年部分请人打印成册，选择其中《致袁世凯电》以及盛先觉、罗惇曧、麦孟华等写给梁启超的信札九件录入《辛亥革命在上海》第七部分。心想，梁氏《年谱长编》如能早日出版，那该多好！
没有多久，听说台湾已将《年谱长编》出版，经多方设法，通过旅居台湾的亲戚从香港寄来一部，这就是1962年由台湾世界书局排印、作为“增订中国史学名著第一辑”、中有胡适《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和丁文渊所写“前言”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购置不易，沿用至今。
据胡适序：台湾世界书局出版此书，“费了大力量把这部清抄本重抄了一部，用抄本排印流传，这件大工作费了两年的时间”。传抄失误，校点疏漏，自所难免，但错字确实很多。中华书局将《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出版后，有人校勘“家书”，订正之处就达154条之多。
二
2004年11月，岛田虔次主持译注的《梁启超年谱长编》由日本岩波书店出版了，精装五册。第一册前有《凡例》、《编辑说明》，后有《中国人名表》一（别称、本名）、二（本名、别称），《外国人名表》一（日本人以外）、二（日本人）以及《文献目录》。
岛田虔次是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学士院会员，精通中文，英文、法文也好。我和他在1981年相识。1983年11月，我应国际交流基金会之邀到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讲学和研究，也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作过报告，在岛田的家中参观了他的藏书。他和我谈起梁启超留亡日本多年，主编报刊多种，日本存有他的档卷和函札，考虑注释《年谱长编》。我听了当然高兴。此后多次通信，交流学术。
由于《梁启超年谱长编》“油印本”太少，京都大学多方寻求，也只购得残卷，这样就只能采用上海人民出版社所出之本。
不幸的是，岛田教授于2000年3月逝世，狭间直树、小野信尔、森时彦等继续译注，终告完成，并将译本五巨册寄赠给我。岛田教授的遗著《中国的传统思想》也于2001年1月出版后，由岛田夫人寄给了我。
“日译本”可贵之处在于参校了部分“油印本”，核阅了报刊、《饮冰室合集》等，写出大量校注，考核有据，功力很深。它不仅写有译注，还附有人名索引。大量来往书信，是年谱长编的特色，但其中有本名、字号、别称、代号，查核不易。“日译本”却分列“别称、本名”、“本名、别称”两表，给读者带来方便。如“公度”，不仅是黄遵宪，胡孚辰也叫“公度”。康有为的别称除大家熟知的祖诒、长素、南海外，还有夏大森、榎木森。介石，除蒋介石外，吴恒炜也叫介石（吴是《知新报》撰述）。这些，对读者是很有用的。
“日译本”在“注”中，也增补了梁启超的佚文、散札，如1899年5月的演说，是从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编号440084中录入的。
“日译本”之所以具有如此学术水平，是因为岛田先生和参加译注的狭间直树、小野和子、森时彦等教授，都是学有专长的“中国通”；京都大学又是以学风严谨闻名于世的高等学校。
“日译本”的出版，使我更加渴望依据“油印本”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早日在国内问世。
三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下简称“新版”），终于由中华书局出版了。
“新版”《整理说明》说：此书是“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油印本’为底本，参校台湾世界书局的‘初稿本’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长编本’，并在此基础上又作了新的修订，修订的原则是：一、保持原稿内容不变；二、主要是对文字刊误；三、对原稿某些引文误植据原作加以校订；四、对‘初稿本’和‘长编本’所出现的文字歧异酌加‘编者注（按）’说明；五、对‘油印本’的某些错误加以‘编者注（按）’订正；六、‘油印本’原有的‘江注’（丁文江注）和其他注释则一仍其旧；七、‘初稿本’‘长编本’所新加的某些‘注’（按）酌情保留；八、书名改题《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九、书后新增‘人名索引’以便检索使用”。
“新版”以“油印本”为底本，从注释中可以看到很多“江按”，即丁文江所写按语。其中有注出人名的，如《与忠、雅两兄书》，注明“忠即唐才常，雅即狄楚青”（96页），《致叶、二麦三兄书》，注明“叶即叶湘南，二麦即麦孺博、麦曼宣兄弟”（108页）。有注明时间的，如《致徐君勉书》，注明“此书发出日期当在本月二十一日先生抵奉天时”（286页）。有注明刊发情况的，除《饮冰室合集·文集》外，还有《梁任公近著》（459页）以至杂志如《庸言》第一卷第七号（356页）。还有报刊，如“致徐书见三月二十六日《申报》”（473页）。这些内容“沪版”照此改了，但没有说明来源是“江注”。这些“江注”，说明丁文江不是挂名的“主编”，而是认真搜集资料、细心编注的。他在延请赵丰田前不仅已经征集大量资料，特别是数量众多的函札，而且加以整理批注。赵丰田是吸收了丁文江编注时写的批注的，可惜上海所出，很多改动，没有注明源自“江注”。
编印年谱长编这类著作，稍有疏漏，是很难避免的，“新版”也不例外。130页引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52页”，应为“52至53页”。“黄孔照”应为“黄孔昭”。胡适《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作为附录，很好，其中“梁先生死后，许多朋友都盼望丁在君担任写任公传记的事。在君自己也有决心写一部新式的《梁启超传记》”，“盼望丁在君”下落“肯”字，“决心”下落“要”字（651页）。引录章太炎挽梁启超联下“编者注”：“‘油印本’原作‘式跃在渊’系笔误，现依《易经》改”（649页）。查此联见《菿汉大师连语》，见《制言》第二十五期。正是“进退上下，或跃在渊”。中华书局出版的《章太炎年谱长编》也是“或跃在渊”（900页）。章太炎《与梁世兄书》也不会有“笔误”。
《整理说明》说：“‘日译本’实具有中文各版所不具有的特殊的文献价值，值得中国学者参考、借鉴。”可惜未见例证。“日译本”注文中增订的未刊稿，也未见注出。
尽管如此，“新版”的出版，还是可贵的。中华书局将引文改为另一字体，利于检阅，精装排校，附有“人名索引”。《梁任公先生谱长编》初稿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系列丛书之一，与《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同时发行，值得庆贺。
新中国建立后，中华书局将《饮冰室合集》重印，并先后影行了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新民丛报》、《国风报》、《庸言》，如今又将《年谱长编》出版，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因草此文，以示喜悦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