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梁启超其人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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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京师大学堂和译书局

京师大学堂成立,梁启超曾草拟章程,还曾经办译书局,有关这方面的资料,由于《饮冰室合集》未曾辑入,以致论者盖寡。今草拟此文,以供论列。

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前身,是百日维新时期建立的全国最高学府,是戊戌变法的一大贡献。

李端棻奏折既上,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奏:“至所请京师大学堂,系为扩充官书局起见,请饬下该管大臣,察度情形筹办。”《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九,一叶。京师大学堂进入筹办阶段,由孙家鼐负责。

1896年9月,孙家鼐上《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认为“中国京师建立学堂,为各国通商以来仅有之创举”,既不能沿袭旧制,又不能全仿外国,“深知此事定制之难,创始之不易”。立学宗旨,“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虽然提出了六条具体设想,但恭亲王奕和军机大臣刚毅又以经费困难为由,主张缓办,筹办工作被搁置。

1898年6月11日“诏定国是”。在“定国是诏”中,特地提到了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及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一八,一叶。

6月26日又发出上谕:

兹当整饬庶务之际,部院各衙门承办事件,首戒因循。前因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特降谕旨,令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同议奏,即着迅速覆奏,毋稍迟延。《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一九,七叶。

在光绪皇帝的一再令责下,7月3日,总理衙门上《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附呈《京师大学堂章程》,当天,光绪即行颁谕示准。

京师大学堂的创立和《章程》的颁布,是戊戌维新的重大成果,也是戊戌变法仅存的硕果。在此过程中,梁启超做了不少具体工作,《章程》就是他起草的。

《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十一岁”记:

自四月杪大学堂议起,枢垣托吾为草章程,吾时召见无暇,命卓如草稿,酌英、美、日之制为之,甚周密,而以大权归之教习。总署覆奏学堂事,大臣属之章京,章京张元济请吾撰,吾为定四款:一曰预筹巨款,二曰即拨官舍,三曰精选教习,四曰选刻学书。

说是“枢垣”托他“为草章程”,因“召见无暇”,嘱梁启超代拟。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则称:

盖中国向未有学校之举,无成案可稽也。当时军机大臣及总署大臣,咸饬人来属梁启超代草。梁乃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此规则八十余条,至是上之。皇上俞允,而学校之举乃粗定。

尽管他们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但《章程》由梁氏“草拟”却无异议。

《章程》共八章。第一章“总纲”,凡八节。指出“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表率,万国所瞻仰”。“各省学堂皆当归大学堂统辖,一气呵成;一切章程功课,皆当遵依此次所定,务使脉络贯注,纲举目张”,要求各省迅办中小学堂,并编写大、中、小学教科书,规定了京师大学堂的性质和地位。

第二章“学堂功课例”,凡六节。指出“今此次设立学堂之意,乃欲培非常之才,以备他日特达之用”,并“力矫时弊,标举两义:一曰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二曰以西文为学堂之一门,不以西文为学堂之全体,以西文为西学发凡,不以西文为西学究竟”。课程分为普通学十门,即经学、理学、中外掌故、诸子学、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文学、体操学;专门学十门,即高等算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高等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以及外国语言文字学五门,即英、法、俄、德、日。强调“本学堂以实事求是为主,固不得如各省书院之虚应故事,亦非如前者学堂之仅袭皮毛。所定功课,必当严密切实,乃能收效”。还规定了考试的方式。

第三章“学生入学例”,凡八节。认为“学生分为两项:第一项,谕旨所列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上及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之愿入学堂肄业者;第二项,各省中学堂学成、领有文凭咨送来京肄业者”。学生定额为五百人,分“六级递升,宁严毋宽,以昭慎重”。

第四章“学成出身例”,凡五节。规定“由大学卒业领有文凭者,作为进士引见授官。既得举人者,可以充各处学堂教司之职;既得进士者,就其专门,各因所长,授以职事,以佐新政”。

第五章“聘用教习例”,凡五节。强调“必择中国通人,学贯中西,能见其大者为总教习,然后可以崇体制而收实效”。

第六章“设官制”,凡七节。规定“设管学大臣一员,以大学士、尚书、侍郎为之”。设总教习、分教习、总办、提调、供事等职。

第七章“经费”,凡四节。列出常年经费“每年共应开销十八万八千六百三十两之谱”,开办经费预算“约三十五万两”。

第八章“暂章”,凡九节。提出开办以后具体细节,“在办事人各司所职,顺时酌办”。

总理衙门覆奏和《京师大学堂章程》呈上后,光绪皇帝即颁谕批准,肯定《章程》“参用泰西学规,纲举目张,尚属周备,即着所议办理,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办事各员,由该大臣慎选奏派”。指出“所有原设官书局及新设之译书局,均着并入大学堂”,并“赏举人梁启超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一九,十三~十四叶。

京师大学堂的创立和《章程》的颁布,是戊戌维新的重大成果。梁启超草拟《章程》,自有贡献;而在京师大学堂筹备、创立的过程中,也充满新旧斗争。

当宋伯鲁疏请变通科举,改八股为策论时,刚毅即谓“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遂废,请上细思”。京师大学堂明令创办,刚毅又想当管学大臣,经翁同龢抵制,结果由孙家鼐担任。孙家鼐原属帝党,但主缓变,所谓“次第施治,谋定后动”。“诏定国是”不久,翁同龢被黜退,使孙家鼐彷徨不前,他担任京师大学堂管事大臣,看到梁启超草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教权皆属总教习”,感到管学大臣无权,对此已存不满,对康、梁孔子改制说更示反对。总教习一职,当然不会交给康有为,孙家鼐推荐当时还在国外的许景澄担任,在许未到任前,由孙自己“兼办”。他还上书攻击《孔子改制考》等书,说是“康有为必欲以衰周之事,行之今时,窃恐以此为教,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谓素王可作,是学堂之设,本以教育人才,而转以蛊惑民志,是导天下以乱也”,请将康有为书中有关孔子改制称王等字样,“宜明降谕旨,急令删除”孙家鼐:《奏译书局编纂各书请候钦定颁发并严禁悖书疏》,见《皇朝蓄艾文编》,卷七二,五叶。不久,又乘《时务报》改为官报的机会,上折请派康有为到上海暂办官报,“推康出京”。8月9日,在《奏覆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况折》中,又对梁启超起草的《章程》提出重要修改意见,如大学堂毕业生必须由管学大臣“严核品学,请旨采用”,《章程》所列中西学“门类太多”,应予删并等。没有多久,政变发生,而“培养人才之地”的京师大学堂却得以保存。

京师大学堂之所以幸存,是因为早在“百日维新”前即有筹议,兴办学校也为大势所趋,“得不废”。它成为近代教育制度取代传统封建教育制度的最高学府,也是戊戌变法仅存的硕果。

京师大学堂创立谕旨颁发的同时,梁启超受命办理译书局事务。

据梁启超称:“御史杨深秀上书言译书之要,梁启超以是日召见,上令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励,遂有是命。”查杨深秀于1898年6月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上疏:

据《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十一岁”记:“又草《请派近支王公游历折》、《请开局译日本书折》、《请派游学日本折》,皆由杨漪川上之,奉旨允行。”则杨深秀此撰系康有为代拟。折中谈到过去制造局对“政治经济之本”未曾注意。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译书》中也谈道,“中国效西法三十年矣”,“效之愈久,而去之逾远”。就译书来说,要译西文最新之书,而不是陈旧之书,要引进西方最新科技成果,而不是西方“吐弃不屑道”之“旧论”。过去“译出各书,多二十年之旧籍,彼中人才已吐弃不道,且屡经笔吞,每失其意”。又说:“今以西人每年每国新著之书,动数万卷,举吾所译之区区置于其间,其视一蟁一虻不如矣。况所译者未必为彼中之善本也。即善本矣,而彼中群学,日新月异,新法一出,而旧论辄废,其有吾方视为瑰宝,而彼久吐弃不屑道者,比比然也。”过去译书之弊,梁启超是在“召见”时呈报的,自称以上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他所言旧译之弊,《变法通议》早就言及。

梁启超在记录6月13日(四月二十五日)光绪所发上谕“广东举人梁启超,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察看具奏”后,写有“案语”:

国朝成例,四品以上乃能召见,召见大臣,自咸丰后四十余年未有之异数也。启超以布衣召见,尤为本朝数百年所未有,皇上之求才若渴,不拘成格如此。

可知他感恩之深。

杨深秀折稿既上,奕劻于6月28日(五月十日)议覆:

臣等查该御史等所称筹款开馆、翻译洋书,以开民智而造人才,自系当务之急,亟应及时举办,以开风气之先,且令京外各学堂有所肄习。至原奏称所译书馆事务,应否特派大臣管理,抑或由管理书局大臣兼办一节,系为郑重起见。惟是译书一事,与设立学堂互相表里,全在经理得人,不系官职之大小。况所译书籍,既购自外洋,则择地开馆,尤宜审慎周详,庶经费不至虚掷。

兹查有广东举人梁启超究心西学,在上海集赀设立译书局,先译东文,规模已具,而经费未充,殊非经久之道。上海为华洋总汇,所购外洋书籍,甚为利便,刷刊工本,亦较相宜,该举人经理译书事务,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臣等公同酌议,每月拟拨给该局译书经费银二千两,即将该局改为译书官局,官督商办。倘经费仍有不敷,准由该局招集股分,以竟其成。所译之书,应先尽各国政治、法律、史传诸门,观其治乱兴衰之故,沿革得失之迹,俾可参观互证,以决从违。徐及兵制、医学、农矿、工商、天文、地质、声光化电等项,以收实用。译成一种,揭以提要,即寄臣衙门,以备进呈御览。

8月10日(六月二十三日),光绪赏举人梁启超六品卿衔、办理译书局事务“上谕”发布后,奕劻上疏:

兹据梁启超将译书局开办日期及详细章程呈报前来。据称:六月初一日开局,惟购书籍、置机器、建房屋诸端,为开办时决不可少,约需开办费四万两乃可集事。此局既由官设,可否援各官局之例,颁发木质关防一颗等语。臣等查阅所拟译书章程,尚属妥洽,谨照录清单恭呈御览,如蒙俞允,应由臣衙门饬令照办。其请拨开办经费四万两,自应准如所请,俾得克期开办。并咨行南洋大臣暨札饬江海关道就近在出使经费项下,拨给四万两以资应用。至所请援各官局之例,颁发木质关防一节,拟由臣衙门刊刻办理译书局木质关防一颗,发交该举人钤用,以昭信守。《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在刊载此片后,附有编者注:“照录梁启超所拟译书局清单原缺。”《饮冰室合集》也未登载,这样便未见有人专文论列。其实,梁氏《拟译书局章程并沥陈开办情形折》载《京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七日(1898年8月23日),字数不多,录如下:

具呈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举人梁启超,为恭拟《译书局章程》并沥陈开办情形,呈请代奏事:

窃五月十五日奉上谕:新设之译书局由管学大臣督率办理。钦此。同日奉上谕:梁启超着赏给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钦此。旋于五月二十三日奉到总理衙门札开,“将上海译书局改为官督商办,饬将开办日期妥议,详细章程呈送本衙门,核定立案”等语。除将上海官商合办之译书局章程遵报总署立案外,所有京师译书局章程及开办情形,理合呈报,恭请奏明核示,以资办理。谨拟章程十条,开具于后:

一、查原章程第一章,功课分普通、专门两种。开学之始,自当先以译普通之书为最急,其中除体操一门,原章声明不在功课书内无庸编辑外,其余当分门纂译。

一、查原章普通学第一门为经学,原奏亦有将经史等书撮其精华之语。唯六经如日中天,字字皆实,凡在学生,皆当全读,既无糟粕之可言,则全体精华,何劳撮录?可否将经学一门提出,不在编译之列,伏乞圣裁。

一、泰西、日本各种学校皆有修身一科,无非荟萃前言往行,以为薰陶德性之助。今理学门功课书,拟辑宋明诸贤语录文集之名言,分类纂成,使学者读之,以为立身根柢。

一、掌故学拟略依“三通”所分门目而损益之。每一门先编中国历代沿革得失,次及现时各国制度异同,使学者参互比较,开卷瞭然,既无数典忘祖之虞,亦得通变不倦之益。查编纂各种功课书之中,以此门为最繁重,其所分门目容再详列。

一、诸子中与西人今日格致、政治之学相通者不少,功课书即专择此类加以发明,使学者知彼之所长皆我之所有。

一、初级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地学四门,悉译泰西、日本各学校所译之书,其间有未明晰者,自加案语,惟不羼入本文。

一、以上普通学诸书,必一年以后乃能告竣。专门学各书以次续译。

一、编译各书悉依西例,分为每日一课,以备教习按日督课之用。每课之后,用西例附以答问,提絜其最要者,备学生记诵。

一、各书编成译成后,如有余力,可将原书用通俗语编成演义体,务极浅近易晓,俾蒙学有所诵习。

一、各书除备送大学堂应用外,其余各省每学堂按送一分,余则以贱价廉售。

此上章程十条,略具梗概,伏乞圣鉴核示遵行。然开办之始,尚有数事当续陈者,谨胪陈之。

一曰通筹全局请增经费也。凡译专门之书,必须聘请专门之人,无论华士、西士,其通习专门者,声价必昂,每月薪水大约在二百金之谱。依原奏每月千金,不过能聘五人,而局用及纸墨费已无所出。即开办第一年,先译普通学各书,可以缓聘专门之人。然中外掌故学一门极其繁难,非合多人之力不能纂成,尤非得博学高才之人不能胜任。成书既当从速,则分纂必借多人,窃计最少亦当以十人为率。既为博学高才,则聘请自不易易。京官当差有资可职,故薪水尚能从廉。至外聘各人,若太廉,谁肯就者?以每人每月薪水六十金起算,已居原定经费三分之二。至上海、广东,寻常翻译无不每月百金。普通学译文最少亦须得五人。然则印局一切办事人等薪水暨纸墨印工不计,而每月千金已不敷开销远甚矣。可否请加增经费每月二千两,庶可以资办理而免出绌。

二曰请拨给开办经费也。查原章,学堂藏书楼、仪器院皆有办理经费。今译书局开办之始,购买印书机器暨洋人书籍,所费固已不资,而编辑人员功课取材尤当大备。其中掌故一门,所据之书最为繁浩,如二十四史、九通、《资治通鉴》、《续通鉴》、《大清会典》、《大清通礼》、《十朝圣训》、《东华录》、《国朝耆献类征》等书,卷帙甚繁,编辑之时缺一不可。其余取材于群籍书之中者尚多,既例简义赅,岂能因循就简。然则历代要书必须备列,且编纂时必须批评割补,亦不能借藏书楼之本以应之,恐非专购不可。计京师一局购机器、购洋文书籍、中国书籍,三者非得万金不能开办。伏乞请旨饬下户部,归入大学堂开办经费项内,一并筹拨。

三曰经费求速领也。学堂屡奉旨催办,开学必当在今年,而功课各书开学时即便须用,故译书局之开视学堂当尤急。现时学堂尚未开办,户部所筹经费想未移拨。惟译局则相须甚殷,苟未有确款,则无从聘请翻译、分纂等人,必至延误,启超岂能当此重咎。今拟于七月即行开局编译,已向日本东京购得美国学堂初级功课书十数种,次第开译。所有应领每月经费,应请于七月领起,每月领先发给,以备开支薪水局各项之用。所请开办经费,如蒙俞允,亦请于七月以前领给,俾资办理,无任迟延。所有启超筹备译书局情形,伏乞代奏皇上圣鉴。再恭绎原折,有准其来往京沪等语,启超现拟于月杪赴上海购采书籍、延聘译人,合并呈明。谨呈。

折中所呈章程十条,包括“开学之始”以译普通为急,经学不在编译之列,拟译“宋明诸贤语录文集之名言”,掌故学拟仿“三通”书类而损益之,诸子中与西文格致、政治相通者加以发明,初级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地理四门悉译,普通学诸书一年后告竣,以次续译专门学各书,依西例分为每日一课、附以答问,各书编成译成,用通俗语编成演义体,各书送大学堂应用,各省学堂按送一份。

除上列章程十条外,另陈三事:即“通筹全局请增经费”,“请拨给开办经费”和“经费求速领”。

此折既上,奕劻于8月10日(六月二十三日)议覆禀呈,上面已经谈到了。

8月26日(七月初十日),梁启超又禀请“凡一切书籍报章概准免纳厘税”,折称:

再,查泰西各国通例,凡书籍报纸一概免税,所以流通典籍,开广风气,意至美也。中国海关税则,本无书报纳税之条,惟仍须作为纸税完纳;各处厘卡亦然。统计此项税厘,国家每年所入,其数极微,而因此之故,劳费留滞,大碍流通,故山、陕、云、贵、四川各省分士子欲购一书、欲阅一报,殊不易易,因之见闻固陋者多,通知外事者少,此非我皇上作育人才之意也,请援各国通例,饬总理衙门通饬各海关、各厘局,凡一切书籍报章概准免纳厘税,计国帑此项每年所省,不过数百金,而沾溉士林,获益非鲜,谨附片陈明,伏乞代奏,请旨施行。

当日,奉谕:

孙家鼐奏:举人梁启超设立翻译学堂,准予学生出身,并书籍报纸悬免纳税,据呈代奏一折,该举人办理译书事务,拟就上海设立学堂,自为培养译才起见,如果学业有成,考验属实,准其作为学生出身。至书籍报纸,一律免税,均着照所请行。《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二三,十六叶。

梁启超经办译书局,当时就有很多议论,如《户部员外郎恩裕片》云:

夫梁启超以一举人,荷蒙圣恩,付以译书重任,该员自当感奋图强,认真办理。所译各书,务求精核,万不可希图省费,招致非人,借事侵渔,致干参处。傥将来译成各书,或不详备,或多错误,一经查出,该员何以当此重咎。并请严旨谕令孙家鼐,转饬梁启超凛遵照办,毋自蹈于罪戾也。

9月21日(八月初六日),政变发生。29日(十四日)朱笔谕“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狂谬,着一并严拿惩办”《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二七,七叶。10月1日(八月十六日)。梁启超逃亡日本,电寄李盛铎:“如果实在日本,应即妥为设法密查办理。”尽管梁启超流亡国外,再也不能顾及译书局,尽管《京师大学堂章程》和《译书局章程》在《饮冰室合集》中未及收录,但梁启超在戊戌时期的贡献及其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成就,将会永垂史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