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做的士司机有整整十年时间了，其间的酸甜苦辣一直只有自己知道，现在有机会让我跟大家说说，我真的是很高兴。
我和妻子早先都是市公交公司的职工，我是修理工，妻子是跑线路的。那时候我们每个人的月工资只有一百多元，没结婚前这点工资两人用用倒是尽够的，但像像样样地组成一个家庭后，经济上就感到有点吃力了。结婚以后，我们每天的日常开支都得算着用，我还专门弄了一个账本，连每天的油盐酱醋都有记录的。（说到这里，阿根站起身来要到里屋去找那个保存了十多年的账本，被阿根的妻子制止了，她说，这种陈年八股的东西你还好意思翻出来给人家看？）但是既然结了婚，我们总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可是按照当时我们的工资水平，根本就无力抚养孩子。于是1991年，我从公司辞职出来去学驾驶。当时只觉得开的士挣钱容易，能改变我们的生活窘境，根本就没想到做的哥会这么艰苦的。
我先是给别人开车，每天按20%提成。老实说，那时候的的士生意还是蛮不错的，我一个月也有三千左右的收入，这在当时已经算是很高的收入了。这样连续替别人开了几年的车，钱是宽裕了一点，日子也比以前好过了一些。但这全是辛苦铜钿，是靠拼命做出来的。我每天要连续工作十二个小时，生意来了连续饿几个钟头都是家常便饭，你想想看我的胃能没有毛病吗？老实说，没有一个的士司机的胃是好的。（这时，阿根的妻子插进来说，的士司机用眼也是高度疲劳的，他的眼睛也落下了病根。经她这么一说，我果然发现阿根的眼睛又红又肿。）
我整天在外面开车，根本照顾不到家里，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靠妻子一人料理，她的身体本身也不太好，单位要忙，家里又要忙，所以怀了两个孩子都掉了。1995年年底，当妻子怀上第三个孩子后，她就格外地小心。家里没人照顾她，她只好住到娘家，整整在床上躺了七个半月后，这才把孩子给保了下来。在这半年多时间里，老实说我都没能好好地看上她几眼。当我每天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时，打开家门看到的是黑漆漆的一片冷清，我都会忍不住一阵的辛酸。这时候就格外地想妻子，真想立即赶到岳父家里，和妻子亲亲热热地在一起吃上一口热饭。可这只是想想而已，我实在太累了，一倒在床上就再也不想动弹了。不过想想自己快要当上爸爸了，又感到非常的欣慰，为了今后的日子得好一点，现在吃点苦也是值得的。
1996年9月11日，妻子终于临产了。那天，我打算陪在妻子身边，不出车了，可她却说：“阿根，200元的费用每天都要交的，我们停不起啊。待会儿我自己会到医院里去的，你就放心地开车去吧。”最终，我还是拗不过妻子。等我接到电话赶到医院的时候，妻子已经进了产房。我听到旁边有人在悄悄地议论：“这个老公这么没感情的，老婆进了产房才赶过来。”其实我何尝不想每时每刻都守在妻子身边，好好地照顾她啊，但是正如妻子说的那样，我们要生活、要吃饭，实在是一天也耽误不起啊。
我白天出车，晚上就赶到医院陪妻子和刚刚出世的女儿。每次赶到医院，和妻子说不上几句话，我就不知不觉地趴在床沿上睡着了。妻子有时要起床，临床的病友见了，就要叫醒我，可妻子总是不让他们叫，她宁愿自己挣扎着爬起来，因为她知道我实在太累了。
我有一位87岁的老外公需要照顾，女儿出生后，妻子只好放弃工作，一门心思在家里照顾老人和孩子。好在凭我开的士的收入，还能撑得起这个家。
二
替别人开车是在打工，哪个人不想给自己干？所以我一直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当上“车老板”。1998年12月，机会终于来了，杭州市第二批出租车营运证进行公开拍卖，当时我手头只有五六万元的积蓄，要参加竞拍远远不够。可是当我厚着脸皮跑遍了所有亲戚家，却一分钱都没能借到。后来，还是一位朋友借给了我十万元，才使我得以参加竞拍。最终，我以16万元的价格从中北客旅买到了一辆的士的营运证，如愿以偿当上了“车老板”。
做了“车老板”后，才知道其实老板也并不好当。我可以算一笔账给你听听：我花了16万元买到这张营运证，一共可以经营十年。在这十年中，车子由公司提供，我每月要向公司上交6550元。另外，我还要承担汽油费、车子的维修费和各种年检、行检等费用，也就是说，我每天必须做到300块，才能有钱可赚。在这种情况下，我根本雇不起人，我只能自己给自己打工，每天早上七点出车，一直做到晚上十点半才收工，可以说是拼了老命在做。到2000年底，我终于把债还清了，这才松了一口气。我请了一位姓谢的年轻人替我做夜班，我自己做白班，这样日子才总算过得有点正常起来。
做的士司机，苦是苦点，但有时候也蛮有乐趣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的士司机，就是一张城市的名片，我们服务热情点儿，乘客对杭州的印象就会好一分，特别是那些外地的乘客，都是很记情的。前几年，有一位祖籍绍兴的香港老人，已经70多岁了，第一次来杭州，不晓得该到哪里去买机票，我把他送到民航售票处后并没有走掉，而是一直等他买好了票，再把他送回住处。老实说，我这样做是很正常的，因为不仅方便了他，也成全了我的生意。可老人却不是这么想的，他认为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杭州人的热情和负责。几天后，我在路边接到一位客人，竟然又是这位香港老人，他当时非常高兴，连说有缘有缘。我也很开心，一路上为他介绍了许多我们杭州的名菜和名胜古迹。老人告诉我，他打算到绍兴老家去看望亲戚，但是只有地址却不知道该怎么走，于是我就推掉了其他生意，一直送他到绍兴，帮助他找到了位置比较偏僻的农村老家。
其实有时候打的并不仅仅只是坐车这么简单，这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交流，投缘的人因此还可能成为朋友。前年夏天，我在汽车东站小商品市场接了一位50多岁的妇女，交谈中得知她是临安人，姓李，是做小生意的，这次是到杭州来进货的。我把李大妈送到汽车西站后，见她大包小包的很不方便，于是就下车帮她一把。这本来是举手之劳，帮忙是应该的，可李大妈很感激，她问我要了电话，说今后来杭州进货都叫我帮她开车。之后，她每次来果然都要通知我，而我只要接到她的电话，一定会把别的生意推了，赶过去接她。你问我为什么这么做？不为别的，就冲李大妈对我的这份信任。如今，李大妈已经成了我们全家的客人，她来杭州如果时间允许，就会到我家坐坐，夏天，她会给我家带一些笋干来，过年的时候，她又是年糕又是冬笋地送过来，老实说，我的亲戚都没有这么记着我的。
三
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乘客都这么理解我们、体谅我们，遇到难弄的乘客，我们也只能吃哑巴亏。有一次我接了一位上海客人，送到目的地后，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操拿娘的，我昨晚坐过这段路的，明明只要23块钱，你怎么要25元？你带我绕圈子啊？”白天和晚上路况不同，差两块钱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我当时真是一肚子的火，但是我晓得发出来是不明智的，于是我只好严肃地说：“朋友，两块钱要不要我都无所谓，但是你这样子说话我就听不下去了。”那上海人看了看我的脸色，闭口不响了。下车后，他扔下一把零钞，我数了数，正好23元。
有时遇到蛮不讲理的乘客也是很头痛的。今年6月的一个晚上，小谢送三个喝了酒的小青年到物华小区，当时计价器上显示的是26元，可三个人扔了10元钱便下了车，其中一个还无缘无故在车门上踢出一个很大的凹槽。小谢下车与他们论理，结果他们反而一拥而上打了小谢耳光，尔后又迅速逃进了小区，小谢想追进去，却被小区保安拦在了外面。最终小谢也只能自认倒霉。
粗心的乘客也蛮多的，我经常在的士上捡到乘客拉下的东西，本来，该如何处理这些东西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但一次次的事情实在让我越来越寒心。比如一次我送一位中年男客到浙二医院下车后，我在他的位置上发现了一部手机，按照当时的价格，这部手机起码值五千来块。我毫不犹豫地停下车子去追那位乘客，这时候他已经走进了直大方伯弄，我追了好长一段路才追上他。可他接过手机后，只顾反复地看自己的手机有没有什么地方不对，看了半天，他把手机揣进口袋，连句谢谢也不说，就管自己走了。当时我真是呆了好一会儿，老实说，我冒出了这样的想法：晓得这个人这样没道理，我还不如把手机随手掼扔掉。还有一次，是1999年春节前夕吧，我在车上捡到一只男式皮包，里面有许多有价证券和发票，还有金卡和身份证。我想既然有身份证应该很容易找到失主的，就将这只皮包交到了公司办公室。当时办公室的人根本没有认真地清点里面的东西，就随手写了一张500元的收条给我，此后，这件事情就再也没了下文。按理说，最终皮包是还到了失主手里呢？还是另外怎么处理了？总应该给我一个反馈吧？后来我听说其他许多的哥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久而久之，大家就都不愿意把拾到的东西交给公司了。
其实，乘客不理解，这还都是小意思，最让我们提心吊胆的还是遇到坏人。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连续不断地听到的哥遇害的消息，每次从报纸上看到这种消息，我的心情都会沉重很长一段时间。（阿根妻子在一旁忍不住说，这十年来，只要他不在身边，我就无法睡踏实。刚买营运证的那两年他自己开车子，我每天都要等到十点半以后，他回来了才睡觉。一次，到了半夜他还没回来，我就一个接一个地打他的手机，手机是通的，却一直没人接，当时我真是急得要死，差点要去报警了。到了后半夜他总算回电话，原来他送客人到外地，跑到了高速公路上，没听见手机响。现在虽然夜车不是阿根在开，但我们也很担心小谢的。只要10点以后电话铃声一响，我们就会心惊肉跳，只怕又出什么事情了。）不过说实话，如果自己警惕点儿，这种危险还是可以预防的。有一个晚上，我就接到过一位小伙子，起先我没觉得他有什么可疑的，可是上了车以后，他要求我改变线路，让我沿着文一路一直往西开，但又说不清明确的目的地，那时候文一西路很冷清的，我就起了疑心。但是拒载客人是要被投诉的，我就将车子开到翠苑人多的地方，故以弄出点人为故障，那小伙子不得不下车离开。现在好了，前几天刚刚又颁布了《杭州市客运出租汽车治安管理办法》，已经明文规定，晚上十点以后，只要我们觉得乘客可疑就有权拒载，我也不用再费心去制造什么“人为故障”了。
平心而论，现在政府对的士司机的人生安全是越来越重视了。但我们的生意却是越来越难做了，因为对我们构成冲击的因素实在太多了，我随便就可以举出五六项来：第一，如今的公交线路都延伸到了居民小区里，坐的士的人自然就减少了；第二，自从取消上牌费以来，私家车和一些小公司的车子增加了许多，不但减少了客源，而且还造成了交通堵塞，过去两公里的车程只要七八分钟，现在要用十五分钟左右；第三，油价上涨，运营成本提高了。过去每升油只要1.9元，现在已经涨到了2.7元，最高的时候还涨到过3元以上；第四，9月份听说市政府还要拍卖500辆蓝鸟和红旗四季星，这批豪华车的起步价与我们的桑塔纳是一样的，乘客自然愿意坐好的车子；第五，现在很多地方都有残疾车在跟我们抢生意，按理说这种残疾车是不允许接客的，但现在并没有人去管。再说，我的车子也已经跑了四年，各种故障越来越多，换个轮胎什么的已经算是小意思了，像空调之类一动就是上千元一笔的修理费也时有发生，可以说压力是越来越大了。
我们一家子都没有劳保，这些年开的士身体越搞越差，以后老了怎么办？既然现在生意这么难做，我想还是找个合适的时机，从这个行当里退出来算了，到时候弄点小生意做做，日子应该也能过得下去的。自从开上的士之后，我和妻子一次也没有外出旅游过。女儿已经7岁了，每次放暑假的时候，她都会要求我带他出去玩，可我有一家人要养啊，总想多赚点钱吧？所以也就只好一次次委屈了孩子。如果转行，也可以好好地陪孩子玩玩，尽尽父亲的义务了。
不过虽然做的士司机很累、很苦，虽然我已经做好了迟早要改行的打算，但从心底里讲，我还是很感谢这部出租车的，因为它养活了我们一家人，使我得以支撑起这个美满幸福的家庭，过上了还算安定和宽裕的日子。所以，即使今后我不开的士了，我都永远不会忘记这段做的哥的岁月的。
（口述人/刘名根，男，35岁，的士司机，浙江杭州人。采访时间：200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