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著名学者程代熙一席谈1999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从《文艺报》上得知，著名学者程代熙在京病逝。仔细读完报纸，我仍感到意外。程先生虽然享年72岁，可在我所采访的“向阳湖文化人”中，他和今年以来先后去世的萧乾、冰心、傅振伦等九旬以上老人比起来，应该说还算“年轻”。因此，我为这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早逝”而惋惜，马上向他的夫人发去了唁电。尚可宽慰的是，在程先生生前，我同他作过一次促膝长谈……
那个初秋的晚上，月朗风清。我顺利找到朝阳区西坝河东里45楼，走进了程先生舒适、典雅的书斋。他满面红光，身穿一件豆沙色夹克衫，全然看不出已过古稀之年。才弄明白我的来意，程先生便操着一口重庆乡音，深情地强调说：“向阳湖，是永远值得我怀念的地方！”
程代熙生前忆干校我开始还有些纳闷，心想，对“五七”战士来说，干校生活并不是那么愉快的，程先生为何反倒“怀念”？我请他略作解释。程先生沉思片刻，摆开“龙门阵”，把我的思绪渐渐带进了昔日峥嵘岁月：“下放干校时，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正受审查。1969年9月随大队人马到了向阳湖，被分配在十四连一排二班当战士。当年我一家三代六口人，却分居五地。在一机部教书的妻子下放别处，大女儿上东北兵团插队，儿子在河南当工人，母亲和小女儿留在北京。因为我的‘问题’迟迟没有结案，竟有3年时间不让回京探亲。我为此曾在一首七律中写道：‘最是难堪身家事，月夜思亲五处忧。’直到1972年以后，政策才有所松动。唉，一晃过去20多年了。”
作者和程代熙程先生的干校遭遇固然不堪回首，而他的心路历程却是值得怀想的。因我是从咸宁远道而来，他如同班荆道故，继续讲述道：“你问我为什么在逆境中精神还没有垮？我可以重点谈谈干校后期，是李贺伴我度过一段难熬的时光。本来我是搞外国文学研究的，对古诗很少欣赏。1973年，我和周绍良（古典文学专家）同屋，有次他探亲返校，从北京带来一套石版印刷的《全唐诗》。我没书读了，便向他借了其中李贺的一函。之所以单挑李贺诗，是为了应付军宣队检查。因为毛主席喜欢‘二李’（还有一位是李白），可以搪塞。李贺诗一共5卷，我花了不少时间抄写一遍，并打上标点，一共232首。多年后我找出文学和中华版的本子对照，我的手抄本最全。我抄写时最突出的感受是，李贺诗色彩斑斓，生活在他的笔下都很绚丽，即使不相干的事物，他也要用色彩来形容，如最有名的‘黑云压城城欲摧’，给人印象极深。干校生活太枯燥了，吃饭、睡觉、劳动，即使春天能看见耀眼的油菜花，但心中的色彩仍是单调的。对比可以产生联想，我读了李贺的诗，精神生活可以说是十分丰富的。另外，他的诗作大都写自己坎坷的人生，和我的生活境遇颇有相似之处，从中能得到一种安慰。所以，多年来我珍藏着这个手抄本，时常翻翻。”
我一直专心倾听，没有多插话。程先生接着开心地说：“有人向我建议，现在这个本子可以拿出来拍卖了！”笑过之后，他又向我详细介绍了干校的一桩雅事——随着十四连的同事有的去了丹江，有的调回北京，向阳湖的留守者所剩无几。程代熙和舒芜、牛汉、绿原等四个未作结论的人被“挂”起来。他们闲来无事，便在连队的一条土路旁设了个简陋的“向阳茶馆”，每每吃过晚饭，都相约去那儿聊天。因为都是搞文学的，谈得最多的是《红楼梦》，如说起第六十三回“群芳开夜宴”中行酒令，大家手头无书，互相回忆书中写谁接的令，座次是谁挨着谁，最后绿原推出座次而夺魁；又如品评第四十二回，大家讨论宝玉面对着黛玉和宝钗两个人选择谁，分析最多的是宝钗。程代熙发表高见说，曹雪芹写这个人物并不是用文字直接贬损她，而是通过刻画她的举动，她总是顺着你，然后驾驭你，真是写得妙！作者一方面写宝钗有心计，一方面也写黛玉的单纯。通过人物对话，把两人的心理世界和思想境界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再如从第九十八回论述高鹗续书的价值：大家一致认为，写宝玉成婚之时黛玉去世，强烈的对比将悲剧气氛渲染到顶点，后来宝玉出家，宝钗失去了他这个人，却赢得了夫人的身份，她争的是地位，远不及黛玉争的是宝玉的心！
程先生生动地讲述着，似乎完全沉浸于浪漫的往事之中。作为忠实听众，我的情绪自然也受到了感染。我在思考，他们几个落魄文人有家不能归，有苦无处诉，却并没有消沉、失望，而是从文学名著中寻找余兴，耐心等待着光明重现。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不正是向阳湖文化人最可宝贵的品格之一吗？
程代熙题词见我若有所思，程先生的话题由回忆转到现实中来，他习惯性地将刚戴上的眼镜又取下，然后以一个理论家敏锐的眼光，肯定地说：“你现在从事的事业，是很有意义的。开发干校文化很可能时间越长，越能显示出它的价值。因为这段历史是在向阳湖呆过的人都不会忘记的。要讲经验教训，我大致说两点：其一，‘文革’是毛主席最大的失误，实实在在是革了文化的命，把国家的命脉也差点革掉了，老人家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把中国的事办好，但结果适得其反，这一点，中央的《决议》已作详述；其二，‘文革’冷落知识分子，对国家、对民族是重大损失。如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下去的人，从领导到编辑，在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等领域都有独到的贡献，应该说是一支很强的队伍。如今这些同志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年老退休，今后很难再培养出像王利器、顾学颉那样博学的专门家了！”
老前辈们的学问堪称高山仰止，程先生自己的成就亦令人瞩目。他从咸宁回京以后，曾以诗明志：“向阳湖畔度春秋，劫后余生未敢休”，为弥补荒废的岁月，潜心钻研学术，从不懈怠，陆续出版了《文艺问题论稿》、《马克思主义与美学中的现实主义》、《艺术家的眼睛》、《海棠集》、《理论风云录》等论著及大量译作，并即将汇编成洋洋十大卷文集。1983年，程先生从人文社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任调研员，稍后担任《文艺理论与批评》主编长达10多年；同时，他还主持完成了国家“八五”社科重点课题《新时期文艺新潮评析》，受到专家和读者的广泛赞誉。
时至今日，我提起上述的一切，心中充满懊悔。如果知道程先生得了癌症，我是无论如何会放下手头其他专访，先完成这一篇的。呜呼！正如程先生对向阳湖的感情一般，我对他只剩下追思与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