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由于政治原因，“从头开始”活动只是草率启动，根本没有制定出评估其成果的合适办法。在该项活动进行几年之后，国会才要求对其进行评估。接着，研究者就参加与未参加该项目的类似的一、二、三年级学生进行对比，结果令人失望，参加“从头开始”活动的学生在学校的表现并不比其他人强。该项发现引发出一场激烈的争论。赞成该项目的人士认为，两组学生并不是真正对等的——“从头开始”项目所吸引的是那些最需要它的学生，如果没有该项目的帮助，他们做得可能更糟。反对该项目的人士认为，这些活动证明，补偿性的特别教育并不能产生长期效应，因为他们根本无法克服这些孩子们所处的糟糕环境。
然而，后由研究者而不是社会活动者所设计且选择了适当控制组的其他项目，所得出的数据却充满希望。1975年，在此之前设计良好的增强项目的研究结果被汇总在一起，研究者们一起进行纵向的追踪探索。在几年时间里，他们寻找、测试、随访了参加过60年代学龄前儿童增强项目的8～18岁学生，收集了有关其学校操行的数据。1982年，研究者协会报告说，凡参加该项目的孩子，其学习成绩要好于控制组学生。若干年以后，其智商和成就测试的分数更高，谈起自己时也会因为所取得的成绩而更加自豪（比如在工作或学校活动中所取得的成绩）。
心理学还在其他许多方面，在规模更大的程度上应用于教育达几十年之久。我们已看到了大量的案例，因此可以跳过这一部分而直击今天的成果：在全国范围内，成千上万的学校心理学家在对学生进行测试和评估，同时提供短期治疗；约2000多名教育心理学家在用学习理论和研究数据设计更有效的教学方法，同时向师范学院的学生灌输这些理论。
人性工程：20世纪初期，一些设计机械、汽车、电器和其他机械装置的工程师们偶尔也突发奇想，设法使控制钮、仪表、阀门等更适合自然的人类知觉及运动特性。比如，即使在早期的汽车上，方向盘与前轮的连接就显出此种特性。如果想向左转，司机就把方向盘向左打。显然应当是这样设计了，但最早的汽车是通过舵杆改变方向的。如果要向左转，司机就得将舵杆向右拨，反过来也一样。同样，有些设计者也试着在直觉的基础上将收音机、动力工具和工厂机器上的转盘以自然的方式进行操纵。
虽说这些都是工程师们操心的事情——直到二战以前情形一直如此——但大量设备上的部分转盘和控制钮往往很难操作，不容易协调。有些需要非自然或大可不必复杂的人类动作，从而造成错误，甚至事故。其中的案例之一是“英国蚊子”。这是二战时期制造的一种战略轰炸机，当时，心理学家们并没有参与它们的研制。风门在飞行员的左边，着陆控制杆却在右边。结果往往是，起飞时，飞行员只得从风门上腾出手来用左手把握住转向轮，以使自己的右手提升着陆杆。但在他松手时，风门往往会自动回退，从而减少了动力，而此时飞机需要的恰恰就是动力。
战争期间，人们不断地开发着大量新型的复杂军事装备，军事服务机构及其合同签订方开始雇用心理学家，以使其产品更加符合人性的知觉及反应。这就是所谓的人性工程的开始，后来人们称其为工程心理学。于是，心理学家开始重新对这些设备进行设计，以提高其仪表的易读性，使操作员进行更精细的控制，也使必须进行的动作更加自然协调。
杰克·邓拉普（Jack Dunl印）是负责射击培训研究的海军军官，曾任过福汉姆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对射击设备的第一手经验及其对使用这些设备的心理学难度的理解，使他在战后成立了第一家人性工程公司，即邓拉普公司。邓拉普精力充沛，个头矮胖，既有专业知识，又有对应用心理学的宏观远见。“都该烧掉！”1951年，他冲着一位参观者善意地叫道，“什么纯科学，我受不了这些纯学术的马屎。科学若不给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只会一钱不值。”
他的公司可谓是蒸蒸日上。邓拉普于1948年开业时投入2．1万美元，3年后的营业额已近70万美元，客户主要为美国国防部、飞机制造厂、办公机械公司、重型电气设备制造厂、闪光灯制造厂，等等。
邓拉普公司人性工程中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它帮助一家制药厂解决了药丸正确计算的问题（计数过多将减少收入，过少则违反联邦法律，而两个问题药厂总是杜绝不了）。计数的工人并不实际计量，只用一块刻有诸如100个凹槽的铝板插入装药丸的盒子。抽出铝板时，药丸便落在几乎每一个凹槽里，扫一眼即可知道。他只需用手再抓4～5颗药丸放在铝板上，以填补没有药丸凹槽而后进入自动装瓶程序。至少说，这种方式应该可以起作用。但药丸计数者总是出差错。邓拉普公司的一位员工在研究过整个计数过程后得出结论说，铝板与药丸的颜色没有形成鲜明对照。他将每个凹槽底部刷成橘黄色，结果，任何没有落进药丸的凹槽就会像警告灯一样亮起来。于是，精确度立即上升，问题得到了解决。
自50年代开始，人性工程学一直是应用心理学中一个相当出名的分支。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在广大的范围内开展研究，从大型喷气客机到地铁控制中心，从床头收音机到家用电脑。从事人性工程工作的心理学家研究过数十种问题，其中包括，标有刻度的旋转盘通过固定的标记是否比指针围绕着有固定刻度的圆盘更容易读（结果是旋转圆盘较好）；如何使控制手柄更容易辨识（办法之一：通过不同颜色标记；办法之二：以形状显示其用途，不用看就知道是哪一个——比如，将着陆杆的操纵杆头制成圆形，像轮子一样，将副翼控制杆制成片状楔形物）。
到最近为止，美国最有灾难威胁的设备——核电站——在设计中一直未能得到人性工程的益处。1979年，在三里岛核电站事故之后，核能管理委员这才亡羊补牢，认识到在设计并建造美国核电站的公司里，一直缺少人性工程研究的心理学家。这种缺失可以解释三里岛机械系统中人工操作部分的严重缺陷。主要是，本应提醒操作员，让他们注意自动停车系统中一个卡住的阀门的标志却不太显眼；几乎有百分之三十的系统标志均挂得过高，操作员根本无法看到；一些在控制盘上表示正常状态的颜色，在另一些控制盘上却表示故障。这些发现使核能管理委员会当即雇用约30名心理学家，并根据这些心理学家的建议，为全国的核电站重新制订了规章制度和指导手册。
人性工程专家们的近期发现包括：
——设备使用者从类比性的显示器上，比如使用指针指示时间的手表，或航空器的高度指示仪之类，读取数据的速度要快于从直接显示数字的窗口上。所犯错误也更少；
——比起字母、数字式的显示来说，他们更能理解柱形图、饼形图及其他视觉显示；
——如果数据在一台显示设备上只以象征性外形显示，比如边长互不相同的多边形，则他们一眼即可掌握必须同时阅读的信息及多种资料的交互关系。环境心理学：此种现代专业研究主要处理人类使用物理环境的方法及如何受其影响。
三个例子：
——领主：跟大多数动物一样，人类也有控制周围空间的强烈冲动。当一组人感到某个地区属于他们所在的集体时，他们往往在行动时不再匹马单枪，而是为彼此的利益采取集体行动。1972年，著名城市规划者奥斯卡·纽曼（Oscar Newman）在公共住房项目中详细地分析了，犯罪的模式，确认了建筑的布局方式——建筑面向什么景点，环绕或控制什么空间等等——会在其居民中形成什么样的社区感和责任感，从而降低犯罪率。自此之后，一系列环境心理学家开始加大这方面的研究力度。主要探索哪种住房布置会刺激集体的领土感，加强彼此间的关系。
——隐私：在不同的社会和我们这个社会的不同部分，人们对隐私有着不同的需要。但总体上来讲，某种程度的臆私是几乎每个人都需要的。环境心理学家试图通过建筑的方式满足这种需要。比如，在大型办公环境内。使用膈间或墙壁为员工提供一定自由度，而不进行敞开设计，从而使监视者不能直接看到员工。人们发现，这样可以得到更大的工作满意度和更高——而不是更低——的操作水平。
——拥挤：在人口密度甚高的环境里生活和工作。人们往往感到非常压抑。当人口密度无法降低时，环境心理学家便通过建筑样式和视觉操纵以降低其影响。一组环境心理学家对大学宿舍进行了三种稍有不同建筑样式的测试，以观察这些样式将产生何种程度的拥挤感。第一种是一条较长的走道，房间里居住40名学生；第二种是两条较短的走道，走道两边的房间里各隹20名学生；第三种是一条较长的走道，房间里住40名学生，但中间有一间客厅，学生可在里面会面，里面有门可通向走道。尽管最后一种布置的密度与另外两种同样高，但学生感到它不那么局促，不那么拥挤，因而也就更加爱交际一些，更富于社会性。
表现心理学：此专业关注的是如何扩大在学习和其他许多技能性活动中包括运动在内的心理能力和运动技能。
最近几年，一些有名望的心理学家（有些不那么出名）极力推崇某些旨在提高表现的训练办法，其中许多是科学心理学主流之外的“新潮”方法，包括睡眠学习、加速学习、神经语言程序、生物反馈、运动技巧的心理练习、超感知觉、意念移物（仅通过心理努力使客观物体发生移动或改变）等等。
由于人类潜能的发挥在战斗中极有价值，1984年，美国陆军研究院邀请国家科学研究院对这些五花八门的技能培训进行评估。该院成立了“人类表现强化技术委员会”，由14名会员组成。他们主要是（有名望的）心理学家，由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罗伯特·A·布约克（Robert A．Bjork）担任主席。该委员会的委员们走访10所实验室，主要是观察这些技术，听取这些新方法的倡导者和顾问人员的汇报，并查阅大量的文献。他们的结论是两份报告，认为有些是可预测的，有些是令人吃惊的。第一份报告发表于1988年，第二份发表于1991年。下列所列的是比较突出的发现，它们分析了扩大人类潜能的各种非正统方法（稍后，我们将看到有关更不正统的方法的结论）：
培训方法：许多体能训练者和教练强调“大运动量练习”——对某种技能广泛而持久的练习。一个例子是在网球“营”进行的培训，学生在这里一天训练许多小时，连续一周或两周，没有任何中断。委员会报告说，这样的方法的确能在短时间内将表现提高至较高的水平，但其效果消退得也快：
总体来说，在尚待学习的某种技巧的某个部分里，大运动量练习的确能在短时间内（比如在培训期内）收到很好的效果，但就长远来看，其效果反不如间歇培训来得稳固。在某些情况下，大运动量练习所得出的长期效能，要比间歇性练习低一半左右，而两次大运动量练习往往在效果上不如一次学习性练习。
间歇练习效果不仅在运动技巧训练中如此，而且在语言训练中也是一样，特别是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尽管心理学家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知道这一点，但大运动量训练期间所能得到的短期效果往往使一些教练和讲师们难以忘怀，学生们也备受诱惑。委员会的发现和运动心理学家的劝告，可能远远敌不过大运动量培训活动倡导者的推销战术。
运动技巧的心理练习：最近几年，运动心理学家一直在向运动员、音乐演奏者和其他运动技能工作者提出建议，要他们在进行实际操作前先在心里练习。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可以改善实际的表现。一些运动员和其他人证实了这一做法的有效性。比如，杰克·尼克拉斯就曾说过，他在击打高尔夫之前，总是就自己挥杆的线路和球的走向进行心理练习。一位中国钢琴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关押7年，出监狱时其弹奏水平很快就恢复至从前。他的解释是，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在关押期间，他一直在自己的心里演奏着。
传说当然无法证明某个假说。因此，该委员会检查了大量研究数据，发现在有控制组的运动技能研究中，一些在心理进行练习的人的确要比不练习的人做得更好一些。但仅进行生理练习的效果，要好于仅进行心理练习的效果。两者结合在一起，在那些生理训练较困难或花费较高，并在那些不仅需要自动生理反应，而且需要计划和决策的生理练习中，所取得的效果更为明显。这个委员会做出结论说，运动心理学家对于心理练习的益处显然有所夸大。
§§§第三节改善人类与其工作的协调关系
我们已看到心理学家有种方式可以改善人类与机械之间的协调性关系：一是测试人们处理某些具体机械操作的能力，二是设计出适合人类知觉、反应和移动的设备。还有两种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的办法，一是调整工作者的活动，二是改善工作环境。
在20世纪初，那些“效率专家”们手握秒表和卷尺，分析并修改着每一个任务所必需的动作。他们还研究员工的动作，以确定他们的效率，比如在把书包装入纸箱里时，是站着包得快还是坐着包得快，是用一只手快还是用两只手快，书的位置最好是放在纸箱的左边、右边还是前面。但这些修改只注重于增加产出，因而往往使工厂的工作更加繁忙，更加压抑，更易于疲劳，因而工人们开始产生敌意，从而引发出更高的错误率和不合格产品。
二战期间及以后，科技复杂性的增加导致出一种更加宽泛的全新概念，即“操作者一机器系统”。该系统不仅指人类工程学元素的应用，还要求调整工作场地的工作环境，使之更加符合人类的心理能力和需要，比如改善照明，消除噪音，延长休息时间，改善沟通和其他工作条件等，从而减少疲劳，工作满足感增大，员工的参与意识增强，旷工和人员离职现象减少。
工业心理学家开始从工厂慢慢地转移至办公室，对经理职位申请者进行领导素质测试，建议改善工作条件以防止怠工，建议修改命令链和内部的交流方式以改善团队的协作功能和协同解决问题的能力。曾经是工业心理学的内容现在变成二战后的工业／组织（I／O）心理学，即如今约十分之一心理学家所从事的专业。这些心理学家中有一部分试图使自己看上去更像纯粹的科学家，因而花费更多的时间从事理论研究和学习，但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像杰克·邓拉普一样，一些人看起来更像经理级人物。联合品牌公司的让·拉波因特（Jean Lapointe）最近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