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5岁时被父亲送入几英里外的蒙特卡罗，在本尼迪克丁修道院住读。他在那里度过的童年谈不上欢乐与自由，因而在14岁离开时，他已经成为一位禁锢的学者和苦行僧。在那不勒斯大学继续5年学业之后，他成为一个多明我僧人，这使他的家人大为失望，因为他们曾希望他成为声望甚高的蒙特卡罗修道院院长，而不是生活在贫穷之中的托钵僧。在母亲的唆使下——他的父亲已经去世——阿奎那的兄弟们绑架了他，在自家的城堡里将他关押一年，希望他改变主意。他非但没有改变，反而以圣者的平静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在囚室里继续自己的研习。
然而，他的确发过脾气，因为他的兄弟为引诱他脱离苦行生活，曾把一名妖艳的美女悄悄送入囚室。阿奎那一看到她就惊惶失措，捡起一根燃烧的火棍满屋追打，把房门上的十字架也烧着了。此举使他的兄弟们再也不敢给他赠送美女。最终，阿奎那的虔诚感动了母亲，她帮助他逃离出去。1245年，他恢复了正常生活，成为巴黎多明我教会的一个神父，师从亚里士多德的拥护者，阿尔伯塔斯·马格那斯，学习神学。
他是位了不起的学生。31岁时，他经教皇特准，被授予神学博士头衔，比允许授予该学位的规定提早了3年。他有非凡的集中思想的能力，能够在极为烦扰的情况下沉思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有一次，在国王路易九世的宫廷宴会上，阿奎那深思起如何辩驳摩尼教邪说的办法，对周围的盛况、珠宝、大人物和机巧的谈话全然不知。突然，他拍案而起，一声猛喝：“这下可以搞定摩尼人了！”直吓得周遭的人士大惊失色。
这些并不是说他是一个难以亲近的人。他说话慢条斯理，轻言细语，非常健谈，生性乐观，头脑里面总是思想着高深的东西，也总有着太多的事情要做。从醒来到睡觉，他的每一天都被研究、写作、教学和礼拜占满。他参加所有的祈祷，每天要么说一次弥撒，或听两次弥撒，讲课或坐下写作前都要进行祈祷。
他从事如此多的宗教活动，可奇怪的是，1274年他于49岁离世前，竟能干出那么多的事情。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他一边在巴黎和意大利的一些大学里讲课，一边还写出为数众多的布道辞、宗教小册子、赞歌和祈祷辞，对早期哲学家的著作也做了大量冗长的评论，同时写下四卷本的《反异教大全》（Summa CorttraGentiles）和卷帙浩繁的《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21卷）。
《反异教大全》旨在劝说不信教的哲学家们，因为他们的理性阻断了他们的信仰。阿奎那使用了完全不同于圣奥古斯丁毫无热情的神秘主义的途径来引导他们走入信仰：他向他们提供了由理智引导信仰的生动的逻辑哲学的论辩。他在一份小册子中对一群反对者写道：“请注意，我们会纠正（你们的）错误。它不以信仰的说教为基础，而是建立在哲学家们自己的推理和声明之上。”
《神学大全》旨在对神学学生进行说教，它详细解释了整个天主教的教义，并对其进行辩护。里面共有38份关于不同主题的论文，包括纯粹哲学、伦理学、法律和心理学，涉及631个“问题”或论题，并就这些问题提供了近一万种反驳或答案。阿奎那自始至终地利用辩证法进行一步一步的推理，以检查每一个问题。结果是，该书并不比逻辑教科书好到哪里去，但作为议论条理的伟大著作，它却是无与伦比的。
也许是操劳过度的原因，1273年12月的一天早晨，他在做弥撒时突然产生一种奇怪的感受。自此以后，他无法再行写作《大全》了。“我再也干不下去了，”他说，“我已经感到，我所写下的这些东西几乎一钱不值，我等待着自己生命的终结。”3个月后，他溘然长逝。此后不到50年，他被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封为圣徒。
在阿奎那的观点里，其神学和纯粹哲学与我们关系并不太大，不过他却使神学和纯粹哲学与心理学和谐地相处在一起。他做到这点依靠的是《神学大全》里的三篇文章：《人类论》、《人类行为论》和《习性论》。他在这三篇文章里所阐述的观点其实也没有什么新颖之处，因为他并不是一位开路人，只是一位基督教教理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调和人。他的心理学大部分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之上（不过却被埋伏在阿奎那的那些艰涩深奥的术语里），同时还零星地夹杂着加伦、圣奥古斯丁和其他少数人的思想。他把很多明显和实在的东西，一些在早期的教父作品里遗失的东西，恢复入心理学之中。然而，他却把这门学科冻结在他的古典的思辨和诡论之中，并将基督教信仰中的一些关键要素输入其中，比如肉体与灵魂或精神的二元论等，使心理学蒙上一层阴影。这层阴影直到今天才得以消散。
在《神学大全》论及心理时，尽管阿奎那式的措辞为我们蒙上了一层浓雾，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许多熟悉的话题。
在论及感觉时，阿奎那讨论了早期作者们所熟悉的五种外部感官，再加上“共同”感觉——这是亚里士多德的概念——我们知道，同一个物体的信息可以通过不同的感官同时感觉出来。
他以多少带有亚里士多德风格的方式细分了心灵的各种功能，把它们分为“植物性”（自主的身体功能），“感知性”（知觉、食欲、运动）和“理念性”（记忆、想像和推理或智力）几个层次。然而，他极度地夸大了“哲学家”（他经常这样称呼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一个草率建议。该建议认为，人类共有两种智力：第一种“可能智力”，其功能是理解、判断，并就我们的认知进行推理；第二种“代理智力”，其功能是从我们的认知中提取思想或“概念”，并通过信仰来了解其他真理，比如，无法通过推理得知的三位一体的神秘性。
阿奎那没有提供经验证据来证明两种不同的智力的存在。他的结论是由逻辑和教理合并而成的，这是因为，不管灵魂里面有什么东西，它都要关系到身体的感觉、知觉和情绪——不管是什么，只要它是灵魂一肉体在生命存在期间的一个部分——它就不可能在死后仍然存在。然而灵魂却是存在的，因为教理这么说过。那么，它一定就是灵魂一肉体这个单元传递至更高和永恒知识的那一部分，因此它是永生的。这就是代理智力。
阿奎那以这种方式调和了亚里士多德的心理学和基督教的教理，因为亚里士多德心理学并不允许个人死后还有生命存在的说法，而基督教的教理却坚持认为这是铁定的事实。为使容易消逝的“可能智力”成为一种能够创造思想的机制，他从自己的心理学中排斥走了神秘柏拉图主义关于天生思想的说教。他跟亚里士多德站在一起，认为婴儿的思想是白纸一张，但它具有从经验中提取思想的能力。天生思想的教条将在以后的世纪里毒害心理学的发展，可它并非阿奎那所为。
不过，他的确区分开从肉欲中产生的欲望和从暴躁性情中产生的欲望这一对概念。他是从加伦处搬来这两种概念的，而加伦又是从柏拉图那里借来的。阿奎那比先辈们更为细致地发展了它，并通过定义、演绎和常识对材料进行了重组。他的观点可概括如下：当肉欲因一件好事而起时，我们会感到诸如爱、想要和欢乐之类情绪；而当其因一件邪恶的事情而起时，则我们会感到仇恨、厌恶和悲伤。在性情上的欲望不易做到的好事唤起时，我们将感到希望或绝望；而当其给一件邪恶的事情唤起时，则会感受到勇气、恐惧或愤怒。
对情绪的这种分类，在今天看来，尽管它好像过于做作，很有点假道学的味道，可它的确较为系统一些，也比以前任何一位哲学家的观点远为透彻。更为重要的是，阿奎那以近乎现代人的口吻强调了快乐和痛苦是情绪的基本构成材料。就此而言，他应该得到赞扬。
在就意志这个话题的讨论中，阿奎那按照教理的要求强调，意志的自由的确存在。不过，他这句话的前提是从亚里士多德的心理学中得到的。首先，他就理智的本质比意志“更为神圣和崇高”这个论断进行了深奥难懂的形而上推理。而后，他更为直露地说，理智决定什么是善，意志是为了寻求欲望的满足。我们情不自禁地奢求欲望所需要的目标，在为这些欲求做什么的时候是自由的；可是，意志从属于智慧，而正是智慧决定什么应该去追求，什么应该去避开。（如果我们决意去做一件恶行，那是因为还缺少真正的理解。）然而，在一种情况下，意志是一位比理智更好的裁判：
我们是通过理智理解灵魂本质的，如果所欲求的目标比灵魂崇高，那么，意志则要比理智崇高一些……热爱上帝要比仅仅知道上帝好上许多；反过来说，仅仅理解有形的物体要比熟爱有形的东西好上许多……通过爱，我们紧靠者以卓越的形式升起在灵魂之上的上帝。在这种情况下，意志优于理智。
这一点又一次证明了阿奎那在信仰和理智之间所做的调和。他的目标是利用自然的理智来证明天主教信仰的真理，可是，如三位一体、化身、最后审判及上帝的本质等的神秘性，并不能通过感官或理智的证据进行演绎，只有通过信仰进行认知。因此，他设法建立了一个二重的认识论：我们通过经验和理智认知一些事物，而其他事物却只有通过启示做到。这种自然主义心理学与基督教迷信思想的混合物在对后世的信仰者带来安慰的同时，对科学心理学的发展却造成了长期的阻碍。
因此，阿奎那对心理学的影响既是积极的，也是消极的。在他把感觉和理智描述成我们借以获取知识的途径时，他也提供了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心理学总有一天将获得一种实验的、科学的世界观。
然而，他把更高级的智慧功能描述成永生不死的东西，坚持认为某些知识只能通过信仰获取。这种做法使超自然主义得以更长久地对心理学进行控制。至少在天主教徒之中，他的权威牢不可撼。在20世纪——甚至晚至1945年——的天主教徒所写的两本心理学史认为，心理学在阿奎那之后就走入了迷途。
§§§第六节黎明前的黑暗
在阿奎那于1724年离世之后的好几个世纪中，心理学又一次陷入停滞状态。这位圣人和哲学家合并起来的权威使其僵化，而少数一些写过心理学方面著作的牧师又几乎没有新的东西可说。时代对知识的探索也不尽适宜。14世纪的百年战争和黑死病，外加其他流行病，使社会秩序陷入一场大混乱之中。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不会有人有动力以科学和哲学的态度来探索人类的心灵。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大多在绝望之中转入占星术、迷信和魔鬼信仰的研究之中。一些在稍稍稳定的时间里有可能写出更多评论古典著作和教父哲学的牧师们，反过来开始研究并写作关于女巫的行为，以及审讯官使用何种方法来证明被告与谬误做伴，为虎作伥。
人们大都相信妄想和幻觉是由于恶鬼成群魔出现，一些精神病行为被解释成恶魔通过梦附体于病人或恶魔自己上身。天使或圣母玛丽亚或耶稣的声音、光辉、影子，通常被认为是实际的降临或沟通。对意识和情绪的理解，至少在欧洲又回到其几千年以前的模样。
然而，在15世纪末期，社会的一些变化为心理学迈开自希腊时代以来最大的一步提供了基础。火药被引入欧洲之后，城墙和个人用的盔甲顿时成为废物，封建制度也显得过时。随着文艺复兴的黎明的到来，非僧侣因而也不受正统说教限制的学者人数激增。发生在1450年左右的印刷术的发明，使他们更能在教会控制的大学之外进行研究。重新发现往日的知识将把人们的思想从中世纪思想的禁锢之中彻底解放出来。
在16世纪到17世纪之间，科学家们在多个领域第一次取得了一千多年间真正重大的进步。维萨里纠正了加伦的解剖学错误；哥白尼证明了太阳系的日心说；伽利略发现了月球上有山，银河系是由各个单独的恒星组成的；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此外，阿格里科拉对矿物学，帕雷对外科医学，墨卡托对制图学，泰科和开普勒对天文学，哥伦布与麦哲伦对地理学等，都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
对心理学的兴趣也趋向复活，但在开始时并没有取得进步。在16世纪，有好几百本著作相继问世，但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亚里士多德、德奥弗拉斯多斯、加伦和其他一些哲人的心理学论述的一般性评论，或把圣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就自由意志和灵魂本质所说的一些言论重新包装一番。一些思想家，其中有马基雅弗利、帕拉切尔苏斯和梅兰希顿等，在其著作中进行了这种或那种精明的心理学观察，可没有哪一位以任何系统的方法推动过这门科学。
不过，在我们跳入现代心理学的黎明之前，有三位作者仍然值得我们顺带一提。
第一位是一个名叫马鲁利奇的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作家。他一生里默默无闻，但第一次在写作时间约为1520年的一份手稿中使用了“心理学”（psychologia）这个术语。该词当时并没有流行，尽管此后还有一两位作者也使用过它。1590年，日耳曼百科全书里一位名叫鲁道夫·哥依克尔（拉丁语是哥克尼里亚斯）的编者，在一本书的书名上再次使用该词：Psychologia Hoc Est，de Hominis Perfectio—ne（《心理学：论人的改善》）。在接下来的那个世纪里，该词便渐渐成为这门学科中确定的用语。
第三位是朱安·刘易斯·比韦斯，16世纪的一位犹太裔西班牙天主教哲学家。他给英国亨利八世的大女儿玛丽公主当家庭教师，尔后因为反对亨利与阿拉贡的卡萨琳离婚而在监狱里蹲过一段时间，再后就潜心写作了。他的作品之一是一本名叫《灵魂与生命》（De Anima et vita）的长篇大论，基本上是对亚里士多德和圣奥古斯丁思想的概述。它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因为一件事情：比韦斯编辑了一个比他的前辈们要长得多的列表，里面记载了意象和思维可以通过心理联想进行联结的多种方法。即使他不是最早产生这个想法的人，也可成为17世纪联结主义的先驱者。因而，20世纪的一位联结主义学者甚至带着一种理论家的夸张，称他为现代心理学之父。
然而，现代心理学与任何有生命的动物并不一样，它有许多父亲。
§§§第三章原始心理学家
§§§第一节第三次造访
弗朗西斯·培根在《学术的进展》一书中总结了他所处时代的知识状态——在1605年，人们仍有可能这么做——并做出了大胆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