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实求是，人生不可无求；勤勉勤奋，学问源自于勤；戒骄戒躁，淡然得意之事；坦诚坦荡，坦然失意之时。
—葛均波
葛均波，生于 1962年，山东人。1988—1990年上海医科大学研究生院心内科博士研究生； 1990年由上海医科大学派往西德美因兹大学进修学习。1999年回国，现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博士生导师，心导管室主任，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201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心血管病诊断与治疗的临床实践与研究。发现了心肌桥在血管内超声检查时所特有的“半月现象”。主持研制了新型可降解涂层冠状动脉支架，降低了支架内血栓形成发生。创建了冠状动脉慢性闭塞介入治疗的术式“逆行导引钢丝对吻技术”。成功将磁靶向治疗引入心肌梗死的干细胞治疗领域。发现树突状细胞是动脉粥样硬化重要组分泡沫细胞的另一个来源。
曾有人戏谑地说他，“不是在机场，就是在赶往机场的路上。”是啊，对待病人，他尽心尽责，以诚相待，不负生命所托；走在科学大道上，他勇于创新敢挑重担、开拓进取不止步；培养年轻医生，他不仅重才育德，也关怀并帮助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身为全国政协委员，他关注医疗卫生改革，积极参政议政。身兼医者、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数职，并且能够把每个角色都完成得那么出色，那是怎样的一种忙碌呀！
与 上 医 相 知
葛均波生于山东的一户普通人家，小时候他很调皮，不擅长数学，却很喜欢看书。
中学期间的一次小事故改变了葛均波的人生。有一次，刚学会骑自行车的葛均波，偷偷骑上学校刚买的新车，可车是锁着的，他双脚一蹬踏板，后轮无法转动，猛地就从车上摔下来，把左臂摔断了。家里人急急忙忙把他送到医院，接诊的是两位年轻的值班医生，他们根本没有细看，马上凭经验为他接上断骨，绑上石膏。一个月后石膏取下，本应康复的左臂却仍然不能动。就这样过了好几个月，寻了许多偏方，吃了许多草药，就连大补的老母鸡也吃了不少，伤势却始终不见好转。父亲几经辗转打听到附近县里有一位老中医，治骨伤很有名，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父子俩带着礼物 —一袋自家种的花生，来到老中医的家里。那位老中医一把推开花生，抓住葛均波的左臂仔细看了看，又询问了几句，随后只是一捏一推，就让家里人心急如焚了好几个月的“顽疾”一下子就好了！从此以后，“做医生，治病救人”成了葛均波一生的理想。
成功人士少年立志的故事如今听来简单轻松，但一路走来，尤其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葛均波所付出的艰辛与汗水，经历的挫折与成功，又岂是三言两语可以概括的。
在一个革命激情燃烧的特殊年代，初中没怎么上过课、高中又只读了一年的葛均波，在 16岁那年考上了青岛医学院。他笑着说，我数学不怎么好，记忆力总算还不错，诊断学可以从第一页背到最后一页。
那个年代学习外语，没有种类繁多的教科书教辅书，也没有渠道丰富的学习途径和工具，外语学习资源非常贫乏。葛均波为了学好英语，开始背英语词典。刚开始接触英文时，他甚至连 ABCD都看不懂，却勇敢地拿起英语字典，撕一页、背一页、再撕、再背，结果原本装订完好的字典变成了“活页”。在葛均波看来，学习并无窍门秘诀，勤奋苦读才是真经。
就这样一路苦读，直到博士毕业。其实，葛均波最初考博时同时报考了上海的二所医学院校，一所是上医的儿科，上医报考的是心内科。也许是冥冥之中的缘分，他最终选择了上医，选择了心内，就此和上医结下不解之缘。在上医，勤奋的他依然保持着优异的表现。在他读博期间的成绩单上，门门功课均在 90分以上。他曾感慨地说：“我一直不认为会有谁智力特别高，是个天才。同学之间确实可能存在智力上的差别，但我不会觉得这个人比那个人更聪明，我只会觉得这个人比那个人更努力一些。对于自己立下的目标不轻言放弃，为了自己的追求刻苦努力，我觉得这很重要，之后当机遇来临，才能牢牢抓住。”
葛均波的话与同事们的评价高度一致。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位性格坚强、精力充沛、意志坚定、不怕困难、头脑敏锐，具有前瞻性和开拓性眼光的医生。陈灏珠院士一针见血，“葛均波是一个愿意挑战复杂难题的人。”
美国斯坦福大学曾经称谓的“葛氏现象”，就是葛均波发现的心肌桥病人所特有的一种现象，又称“半月现象”。
1997年，葛均波尚在德国读博士后，在一个周末的上午，葛均波如往常一样，利用假期时间来到他所在的埃森大学医学院心内科实验室分析资料。偶然间，细心的葛均波看见一例心肌桥患者血管内超声图像上存在低回声或无回声的半月形暗区。他没有放过这一细节之处，找出了原先所有的资料再次进行分析，结果有了惊人的发现，所有心肌桥患者的血管内超声图像均存在的相类似的“半月现象”！
专业人士都知道，心肌桥造成的冠脉缺血和冠心病造成的心肌缺血在临床表现上非常相似，但两者的治疗方法却截然不同，冠心病的治疗很大程度上依赖硝酸酯类药物，而心肌桥的治疗必须慎用此类药物。因此，如何准确判别这两种疾病，在此之前一直是个难题。葛均波的这项发现对心肌桥的诊断大有裨益，从此，血管内超声图像上的“半月现象”成为心肌桥的特异性诊断标准，进而指导对该病的治疗。
1999年，37岁的葛均波学成回国，当时国内没有人敢进行先天性心脏病室间隔缺损封堵术，但曾从事过 3年儿科心血管的葛均波，凭着一股闯劲韧劲和自信，开了国内先河，亲自操刀进行了历时 5个多小时的封堵术，大获成功。
“我们应当追求的是实事求是、严谨的态度。”葛均波一再强调，“上医就是以严谨著称。”如今他正将这份严谨负责的“财产”传承给上医的年轻医生们。
葛均波非常欢迎学生对自己提出质疑，甚至提出挑战。“我希望我的学生尊重师长，但我不希望他们迷信师长，如果有学生能够在学术上挑战我，我会感到非常非常高兴。”他一直推崇：尽信师，不如无师。
他给学生经常谈及世界上第一例成功的冠状动脉造影的故事。1958年10月30日，儿科心脏病学家Mason Sones在给瓣膜病患者进行主动脉造影时，意外地把造影剂注入了患者的右冠状动脉，他当时很紧张，因为老师先前曾千叮咛万嘱咐他一定要小心，千万不可把造影剂注入冠脉，不然会引起室颤，危害病人的生命安全。不过事后病人竟安然无恙。Sones由此推测，冠状动脉可能耐受得了适量造影剂直接注射。冠状动脉疾病的诊治因此取得了划时代的一步。通过这个案例，他想告诉学生的是，风险始终与医学相伴，但是，风险也是酝酿重大突破的机遇。
2005年 10月 20日，对葛均波来说，注定难忘。这一天，中山医院心内科成为第一个为TCT 会议转播手术的中国医疗中心，经导管心血管治疗（TCT）会议是全世界规模最大、最具有影响力的心血管病介入治疗会议。就在这一天，由葛均波主持进行的中国上海中山医院心导管室的三场手术—室间隔缺损、冠脉支架内再狭窄和左主干慢性完全闭塞病变（CTO）手术—通过卫星向远在美国华盛顿的主会场直播。
3个病例中，尤以 CTO手术难度最大，葛均波甚至坦言自己当时也根本没什么把握，不过他认为即使失败，也没什么丢脸的，可以通过这次转播和美国的同仁们进行探讨。在手术进行的过程中，葛均波试图使用引导钢丝通过左主干闭塞段，但几次尝试，都无法确定钢丝是否在血管真腔内。这时，身旁的一名技术员向葛均波提出一个很“外行”的问题：“逆着做可不可以呢？”起初葛均波一笑而过，也没把这话放在心上，但转念一想，既然没充分的把握成功，何不用新方法尝试一下呢？果然，将一根引导钢丝经过右冠状动脉远端供应左前降支的侧支血管，置入间隔支，随后操作这根引导钢丝逆行向上通过左主干闭塞段，再在这根引导钢丝的定向标记作用下，顺行放入另一引导钢丝通过左主干闭塞处。如此精密细致又构思巧妙的手术令身处主会场的所有观众连连惊叹：“太棒了！太神奇了！”听上去“外行且无知”的问题，却为往后的心血管介入手术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葛均波非常赞赏年轻人的 naive（天真），虽然年轻人在经验、资历等方面不及长者，但 na ive中所包含的无拘无束、义无反顾、不受世俗干扰，这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使得年轻人具有活跃的思维，和独到甚至天马行空的见解，非常有益于他们以后的发展。“搞科研应该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keep yourself naive，naive这个词不是指无知，而是说像一张白纸般，不受任何干扰，没有顾虑，这样才能去探索、创新。”葛均波说。
在谈及上医时，当时老师对学生的关爱令葛均波毕生难忘。“当时我在上医的时候老师对学生都非常好，我念博士的时候工资是 87块，而我的导师每月给我的补贴就有 20块钱，这种帮助我会记一辈子。现在我也努力做到这一点，尽我最大的能力在各方面帮助学生还有年轻的医生，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学习工作不要受到影响。这样他们从我的身上感受到这股好的品质，往后他们也同样会善待自己的学生。”
葛均波在上医期间的博士研究生课题是《超声造影对心肌梗死的应用价值》。无论是实验课题的选定，还是医学文献资料的检索，到整个实验步骤的实施，陈灏珠教授和姜愣教授都一直帮助他，向他传授知识经验，提供技术指导。为了完成课题，葛均波有好几个月都待在中山医院 9号楼的地下室进行动物实验，当时恰逢上海阴冷刺骨的冬天，葛均波就靠着一件旧军大衣度过了那段艰苦的日子。
心血管研究所的同仁们也毫不吝啬地为葛均波提供支持。超声心动图室给他提供检测仪器，心研所中心实验室的姚瑞明老师陪他一起做实验，常常到半夜三更才能回家休息，而姚老师的家远在虹口区。
如今，已成为“知名人士”的葛均波对学生好、对同事好可谓人尽皆知。他不仅仅在学术上给他们提供帮助，在生活上同样如此，无论是谁遇到什么困难，葛均波二话不说，能帮必帮。只要抽得出时间，他很乐意为科室同事主持婚礼；科里谁要生小孩，或者子女要升学考试，他都一一过问，尽可能提供方便；有人家里出了事他不仅准假，还补贴路费；逢年过节，他不忘病房里坚守岗位的医护人员，亲自送去慰问；2005年哈尔滨由于松花江污染而停水，消息传来，远在天津出差的葛均波特地打电话给科里一位来自哈尔滨的进修博士后，询问他是否要将妻儿暂时接来上海。这份细致的温暖常常令人感动不已。
葛均波待病人如亲人一般。曾有一位 80多岁的老太太特地从外地慕名来到中山医院，找葛均波做冠心病的介入手术。葛均波细致地询问了老太太的病史，又进行了全面详尽的检查，他发现老太太的冠心病属于稳定型冠心病，只要不干重体力活，不进行剧烈活动，就不会危及生命。而以老太太的 80岁高龄，这两种情况都完全可以避免。相反，若是现在放了支架，往后就必须长期服用抗血小板药物，这反而会增加脑出血的机会，弊大于利。他把自己的想法一五一十地向老太太和家属详细说明。然而，出于对健康的担忧以及专业知识的贫乏，老太太及其家属还是对葛均波的说法将信将疑。葛均波告诉老人：“假如您是我母亲，我一定不建议您做这个手术。”就这么一句，让老太太倍感温暖，疑惑顿消。在中山医院心内科，在整个中山医院，他从医这么多年来，几乎从未和一位病人“红过脸”。在葛均波看来，这是一种极其重要却正在消失的从医品质，“现在很多医生都非常依赖辅助检查，我认为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好医生，千万不能陷入这种‘技术至上’和‘机器崇拜’的怪圈，更不能草率。做医生最重要的品质是把病人当成自己的家人。做医生不仅仅要挽救生命，更要努力成为病人心灵的按摩师。”
葛均波的事情极多，在同事眼中，平时的他总是风风火火，可是，看病的时候却似换了个人，变成了非常耐心、非常体贴的医生。有时，面对病人的问题，他一讲就是几十分钟。
2010年，一名 10岁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慕名来到中山医院寻求葛均波的帮助。这名小男孩 3年前在其他医院接受了先心病的手术治疗，后来又出现了胸闷气喘的症状，几乎不能活动。在经过全面细致的检查后，葛均波发现小男孩的左侧主冠脉已经非常狭窄，甚至出现了心力衰竭的迹象，随时可能危及生命。有医生主张小男孩进行心脏移植手术，但葛均波在权衡之后，觉得孩子年龄太小，风险太大，并不适宜进行心脏移植手术，何况心脏供体的来源也是个很大的问题。经过慎重的思考衡量，葛均波决定，用微创介入手术打开小男孩严重堵塞的左主冠脉。然而在手术的过程中，对介入手术早已熟透于心的葛均波却遇到了一大难题，由于小男孩生长发育非常缓慢，即使是最小的导管也无法进入他的血管。小男孩甚至在术中一度出现了全麻后呼吸、心跳暂停的危象，虽然经过极力抢救后转危为安，但是此次手术仍以失败告终。
术后，面对小男孩家属的质疑甚至责难，葛均波感到委屈，但他没有放弃，他联系了国内所有的导管生产厂家，仍找不到合适的儿童导管。在联系了日本的心血管界同仁后终于获悉日本有特制的导管。可是小男孩的家属并没有因为这个消息而欣喜若狂，由于家境本就贫寒，又为了孩子的病一直折腾，这个家再也无力承担手术费用了。葛均波在了解情况后，通过交涉，说服了日本的生产厂家免除了一切相关器材费用。就这样，在葛均波精湛的医术和热情细腻的关怀与帮助下，健康和欢笑又回到了孩子的脸上。
其实，高昂的进口支架费用一直都是许多心血管疾病患者的心病，有些患者一次手术就得用上四五个进口支架，动辄十几万的医药费让患者和家属们忧心忡忡，也让葛均波感到揪心与难受。葛均波下定决心要研制出国产的药物涂层支架，一方面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消除进口支架会引起的不良预后。于是葛均波带领整个科研团队找材料、研究药物涂层，即使是休假日也一心扑到这项研究上。终于，由他们研发的“可降解涂层冠脉药物支架”诞生了！这种国产支架不仅价格仅为当时进口支架的四分之一，而且可以大大降低支架血栓不良预后的发生率。
大医有大格局
“年轻人，你们将来走上工作岗位，一定要勇于承担责任。只要坚决认为某件事情对病人、对国家是有意义的，就要坚持不懈地去努力，敢于挑起重担、承担风险。”对于每一位学生，葛均波总是如此教导，在他看来，成大医，要有大格局。
1999年春天，葛均波拒绝了德国导师的极力挽留，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到祖国怀抱。他受命担任中山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心导管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务。虽然在他的主持下，中山医院心导管室工作量直线上升，但心研所的科研工作却陷入了人员断层、举步不前的窘境。不久，葛均波发现其实当时中山医院在心脏移植方面已经做了相当充分的基础工作，动物实验已经成功地开展过，但由于没人敢承担风险，始终未能应用于临床。葛均波看了之后心里很惋惜也很焦急，他拿出自己从德国带回来的厚厚一叠心脏移植的手术资料，写信给当时的中山医院杨秉辉院长和上海医科大学姚泰校长，提议心内与心外合作，由心内科选择病人，心外科主刀，开展心脏移植手术，倘若有什么风险，后果全部由他承担。终于，在他敢为天下先的极力促成下，中山医院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获得圆满成功！如今，中山医院的心脏移植术早已闻名遐迩，走在学科前沿。
有责任、敢担当，是成大业的前提。在这方面，葛均波有数不清的案例。他刚回国时，有一次，病房里的病人生命垂危，急需进行锁骨下静脉穿刺，所有医生极力抢救，并急呼麻醉科医师前来穿刺。葛均波心想，这一等待对于危重病人，很可能就生死两隔。他做了一个重大决定，自己拿起穿刺包，走到病人床前，进行穿刺操作。同事们都非常担心，“这责任，我来担！”葛均波掷地有声的言语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在随后赶来的麻醉医师以及周围所有人惊讶的目光中，葛均波顺利完成穿刺。
“我一直和年轻人说，将来不管从事任何职业，工作能力只是一方面，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passion（激情）。我在美国的时候，早晨在大街上见到清洁工，尽管我们不认识对方，他们仍会很热情地向你打招呼。这正是我所信奉的最基本的工作与生活态度，积极、向上、乐观。这样，哪怕遇到挫折不顺，你的内心仍会觉得很快乐。”
Passion！正是凭着这股对医学事业满腔的热忱与激情，葛均波带领他的团队在心血管疾病临床诊疗与基础科研上创造着一个又一个“上海第一”、“国内第一”—国内第一例例冠状动脉“高频旋磨术”；
国内第一例“带膜支架置入术”治疗斑块破裂；
上海市第一例切割球囊治疗冠心病；
上海市第一例冠状动脉腔内照射治疗技术；
上海市第一例颈动脉支架置入术治疗脑缺血；
……
每一个“第一”都是开创者的智慧、魄力与胆略的结合，凝聚着开拓者的心血和汗水，更是从医者的责任与使命的真切体现。作为心脏病方面的名医，葛均波深知时间对于病人的意义。他说，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在他的努力下，新华东地区第一个 24小时全天候抢救急性心肌梗死病人的“绿色通道”创建了，这个第一，挽救了多少急性心梗病人！
在救人的同时，由于长期身着沉重的隔离防护服站着进行手术，葛均波的腰椎间盘突出病症时常发作。但即使是躺在病床上不能动，他仍坚持指导抢救病人。有几次，他让别人把他抬到导管室，方便他在屏幕下指导手术。紧要关头，他甚至硬撑起来，亲自动手操作。
大医意味着淡泊名利，意味着风险和付出而不谋私利。长期从事心血管系统内科学基础研究的邹云增于 2004年 9月被葛均波从日本引进回国。同为山东人的邹云增这样评价自己的老乡葛均波 —仁义、目光远大。引进邹云增后，葛均波尽可能为其创造与日本同等条件的实验设备和科研环境，让邹云增不必为科研经费这等事费心，可以舒心地工作。2005年3月，回国不满一年，邹云增教授即成为继葛均波之后，中山医院第二位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曾经有人“提醒”过葛均波，“如此极力地引进并为邹云增教授创造工作条件，岂不是会威胁到您的地位？”葛均波淡然一笑，他深知一根筷子与一把筷子的区别。
“我自己好，我也希望别人好，水涨船高，这样学科就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己所欲之，亦施于人。要用一颗平常心正确地对待荣誉。一个人不能吃肉、喝汤却连骨头都不吐，呵呵。”他胸怀的不是个人，而是中山心内科室，乃至中国心内事业。
葛均波相信人的成就取决于个体的人生哲学。他对自己的人生有过深刻的思考，有着清醒的认识：“求实求是，人生不可无求；勤勉勤奋，学问源自于勤；戒骄戒躁，淡然得意之事；坦诚坦荡，坦然失意之时。 ”尽管他忙得没有闲暇时间、没有假期，尽管他所获得的荣誉和嘉奖早已数不胜数，但在他内心深处，追求的仍是那份简单与从容、坦然和幸福、淡泊而宁静。
（采写：陈荪奕李航许莉莉赵昕米文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