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读书，看文献，因为喜欢，所以能够持之以恒。 —林其谁林其谁，1937年生，福建莆田人。1959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此后到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1979—1981年获联邦德国洪堡基金会奖学金在慕尼黑大学物理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1984—1995），中国生物化学会理事长 （1987—1990），亚洲大洋洲生物化学家与分子生物学家联合会秘书长 （1994—1999）与主席（2002—2004）。现任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委员，科技部重点基础研究计划（ “973”）专家顾问组成员，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生命科学》期刊主编。从事的线粒体内膜与辅酶 Q相联系的脱氧酶研究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三等奖各 1项。1996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优秀研究生导师。200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中科院）的生化大楼前，一位年逾古稀、衣着朴素、眉目慈祥的老人站在台阶上，亲自迎候我们采访组的到来。如果不是见过照片，很难把眼前这位神采奕奕、笑容可掬、话语不多却思维敏捷的老人和高高在上的院士形象联系在一起。他是一位充满智慧的科学家，但更像一位亲切的邻家长者。在中科院工作的第53年，当初那份对科学的热爱不但没有消减，反而伴着时光的打磨愈发厚重。从来没有改变过的是他严谨的工作作风、务实的工作态度和勤俭的生活习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便是这位生物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林其谁最好的写照。
医学世家 两代情缘
林其谁与医学的缘分，是从父辈就开始了的。
1937年战火纷飞的冬天，林其谁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医学世家。父亲林兆耆，是我国著名的内科学家、杰出的医学教育家。1931年以第一届、第一名的身份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上海医学院前身，1932年更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下称“上医”），1933年成为庚子赔款奖学金的第一批公费赴英留学生，在那里研修热带病学、消化病学。1936年林兆耆归国，即被上医聘为讲师，次年擢升为副教授，建国后，成为上医的一级教授之一。在林兆耆之前，林家没有学医的前辈，他完全凭借自己的努力，一心一意钻研学问，后来成为我国消化病学的奠基人之一。母亲吴静琛，曾任五官科医院眼科护士长，是一位端庄贤淑的女士，也是一位育人典范。在这样浓厚的医学氛围下，林其谁和长他一岁的姐姐林其珊一起成长，最终都和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林其谁年幼时常常有人到家来问病。父亲对待病人总是认真负责，仔细分析，使病人或家属对病有全面的了解。他那严谨、勤勉的风格从童年开始就深深地影响着林其谁，耳濡目染父亲对病人的关爱与同情，医学的种子在林其谁的心中渐渐发芽，最终指引他踏上了医学之路。
少年时代的林其谁兴趣爱好广泛，喜欢自行车、乒乓球、游泳，会弹钢琴。但这些爱好都不能与读书相比，无论是武侠小说、名人传记还是历史书籍，他都读得津津有味。初中时，林其谁进入了一所教会学校，在那里，他接受了严格的教育，学习自然科学知识，打下了英文基础。
回忆起小时候，最让林其谁念念不忘的就是全家人一起读书的场景。上海的冬天湿冷，夏季潮热。冬天父亲和子女一同坐在火炉旁取暖读书，夏天父亲把电灯接在外面的晒台上，一家人借着夜风乘凉学习，尽管条件有限，但却丝毫不觉得苦。林家在抗战胜利后搬迁到平江路 170弄 6号，住在这个院子里后来不少都是上医的一级教授，包括吴绍青、钱悳、黄家驷、张昌绍、沈克非、陈翠贞等，林其谁对这些教授们很是钦佩，他们克己复礼、宽待他人的品格，深深地印在了林其谁的心里。
17岁中学毕业时，林其谁和姐姐都选择了医学作为自己的志愿。父亲林兆耆对子女说，“学医找不到捷径，你们必须自己奋发图强，勤奋学习，把病人作为自己的亲人，为他们着想。最好的办法是不断读书，多看病例来提高水平。”
上医求学 意气风发
在上医求学的五年，林其谁努力学习，成为同学之中的佼佼者。
翻开 1954年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乙班的同学录，可以看到林其谁和林其珊的名字并排写在一行，在他们的名字旁边，还有一个名字“林其燧”。林其珊提起这段有趣的往事时，说道：“那一年入学，我惊讶地发现，和林其谁成了同班同学，更巧的是，班上还有一个同学叫做林其燧。俄文老师提问的时候，因为发音相似，我们三个人都要紧张一下，然后一同站了起来。老师一下子摸不到头脑了，怎么会有三个‘林其谁’呢？时间一长，老师逐渐发现，个子比较高的男的回答问题又快又好，以后每次就让他回答。”
林其谁在上医时成绩很好。这是死读书达不到的。他有好的学习方法：上课时一边认真听取老师的讲授，一边自己列出提纲。班上有些同学，唯恐漏掉重要内容，每句必记，老师讲得速度快的时候只能干着急。当时，上医用的是苏联的翻译版教材及一些讲义，如何把握课堂重点是个挑战。但是林其谁的思路清楚，条理明晰，看他的笔记经常有醍醐灌顶的感觉。有一晚，姐姐问林其谁借笔记，他却说：“我已借给同学了。 ”姐姐问：“难道你就空着书包回来，也不打算复习？”他说：“我是回来读书的。”打开书包里面是一叠从图书馆借来的参考书。
50年代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是上医的学习环境可算是在全国数一数二的。教师们不谋私利，以教书育人为第一任务，将自己知识、心得倾囊相授。校内学风严谨，人才辈出。上午四节课，下午三节课，晚间还有两个小时的自修时间，学生们常常要将一天的功课温习完才心满意足地回到寝室。图书馆内中外藏书、刊物应有尽有，三人一组的标本、仪器，每人一架显微镜，在良好的学习条件下同学们读书学习都很努力。
为学生们上课的都是知识渊博、极有名望的教授们，他们的风采今天还时时为人称道。内科学教授林兆耆查房时，特别重视病史与全面体检，他要求每一个下级医生都要完全熟悉病史与检查，他随时会提问，包括大便性状、黄疸指数等检查指标，学生对每个所负责的病人的病情都要了然于胸。遇到复杂的病例，林教授听完病史汇报，总能将病情一一分析汇总，听者便恍然大悟，茅塞顿开，都能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医生，而林教授的思维也成为学生间竞相学习的目标。林其谁在这样的环境中，如鱼得水，喜爱思考的他对侧重逻辑思维的科目更感兴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动脑筋总是更有趣一些”。
在上医读书，同样面临诱惑。在功课不紧张的晚上，交谊舞、集体舞是同学们最喜欢参加的课外活动。但是林其谁总是专心于学业。由于家距校较近，上课阶段林其谁一直走读，一回到家就开始专心读书。毕业参加工作以后，每逢出差，他也很少借机会去游玩，平时他的生活，可以用三点一线来概括—家、图书馆、工作单位。
谈起早期科研培养，林其谁坦诚道：“我在上医读书的时候，科研接触是比较少的。大学三年级开始的一段时间提倡向科学进军，老师帮助学生成立兴趣小组，学生提出想法，老师给予初步指导，但由于时间不长，并未形成完整的课题。”相比较而言，现在上医的科研氛围和条件都要比那时好得多了。
五年时光转瞬即逝，一转眼就来到了毕业离别的季节。在填志愿时林其谁在“临床”一栏写下了内科、神经内科两项，“基础”一栏填了生化、药理两科。那时候正值“反右倾”与“大跃进”，几乎每个同学毕业填的志愿都是“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林其谁也是一样，他填了“内蒙古”。
本来一心想当临床医生的林其谁没有料到，命运和他开了一个玩笑。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生化所）到上医招收一名生化方面的研究人员。林其谁就这样接受国家的安排，一毕业就到了生化所。至此，基础科学的大门为林其谁敞开了。
初涉科研 崭露头角
进入生化所后，林其谁立即投入紧张的研究工作中。由于医学出身，生化专业知识很不足，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也不适应，且开始的周末还要去中山医院急诊室陪同学值班。虽然初到生化所的日子非常不容易，但凭借勤奋和努力，林其谁很快就能跟上生化所的日常工作节奏。1960年 5月林其谁参与牛胰岛素人工合成的“大兵团作战”，在 B链合成的团队中边工作、边学习。虽然当时的环境艰苦，材料紧缺，生化所研究技术人员分两班连续工作，年轻人从头天晚上 12点上班到第二天中午。
“但是那时候好像有一种精神支持着我们，全所齐心协力，遇到困难互相帮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利益。如果放到现在，估计会有人为了谁提出了最初的想法而争得不可开交，但在当时，一切都是为了任务、为了集体，大家都心甘情愿。”林其谁这样回忆道。“当时国家对科研的支持力度很大，不论仪器设备更新还是必须进口的试剂即使很贵国家也支持。中国科学院的地位，在那个时候，是相当高的了。”
1961年 5月林其谁参加了生化所举办的第一届全国高级生化训练班，大大提高了他的生化知识水平。接着跟随导师开展：“NADPH氧化的研究”的课题研究。那时候林其谁的导师伍钦荣只有 30多岁，很年轻，冲劲足，常常提出一些新思路、新方法，也非常鼓励林其谁大胆创新。在导师的悉心教导和同事的帮助下，林其谁很快就入了门。25岁的他带着自己的研究成果首次参加学术会议，在上海生化学会做了报告。次年，他在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上发表首篇论文《还氧辅脱氢 II的氧化问题》。随后的研究结果又总结成多篇论文，其中 3篇发表在《中国科学》上的论文英文版被1965、1969年的 Annual Review of Biochemistry所引用。
姐姐林其珊回忆那时的生活：“当时我还羡慕他，我做儿科医生，经常要 24小时值班，一个星期只有半天时间休息在家里，他怎么晚上可以回去？后来才发现，实际上他是非常勤奋的，有的时候实验从早上七点做到晚上九点。而晚上即使回家还要再去。每个人的成功都是 intelligence 与 diligence之和，intelligence只占20%，diligence要占80%。 ”
林其谁非常爱读书。“文革”开始后研究受到影响。但是他的读书习惯却从未停歇。谈起“文革”的艰苦，他一语带过，却打趣地说：“不过那时候我还可以到图书馆看书，当时图书馆是开放的，但里面几乎没有读者。中科院上海分院有非常好的图书馆。有时别人看到我去看书而嘲笑我说‘这个时候还去图书馆看书’。看文献可以跟踪到最新进展。至今我还在跟踪文献。”
“文革”开始后不久的 1967年生化所里成立了针麻组，林其谁被调到该组工作。他说：“我个人觉得针麻研究做生理比较合适，而要求从生化入手就难了。当时也没有真正的动物模型，而对于人体来说，最多只能拿外周血或者尿液做实验，很难做出成果。”
东风厂是 1958年建立的一个生化试剂厂，以解决短缺的生化试剂。工厂很快能够根据研究所的需要生产基本试剂，如酶、辅酶、氨基酸等。研究使用的一些氨基酸、辅酶和 ATP等都来源于这个工厂。1968年生化所兴起“走上海机床厂道路”，54名研究技术人员到东风厂参加生产劳动，林其谁也在那里工作了 3年。这段经历让他对生化试剂的合成与分离提取有了较多的了解。
1971年林其谁从东风厂回到研究所后，研究蟾蜍的毒素、蟾酥的生物活性部分的分离提取及其对钠 -钾 ATP酶的影响。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于 1972年被调去负责新成立的生物膜组从事基础研究工作，1975年被调回重组的针麻组。
1976年毛主席去世，年仅 39岁的他，作为最年轻的专家之一，参与遗体保护工作。起初并没有说遗体要长期保护的，因此一开始的处理比较简单，后来中央提出要将毛主席的遗体进行永久保存，这可给卫生保护组出了一道难题。在毛主席去世的第二天，林其谁赶到北京，参加卫生保护组的工作并且开展一些研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只有因工作需要回上海二次。
心系祖国 远渡重洋
一夜之间，改革开放的春风席卷中国大地。林其谁在 1978年5月参加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联邦德国。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国门，这次出国访问的经历，让他认识了许多著名的生化学家，同时也意识到中国生化发展和国际间的差距。他感慨：“这种切身的经历是远远不能从光读文献中获得的。”
同年，中国政府与联邦德国达成共识，洪堡基金会正式恢复与中国的关系，开展交流合作。洪堡基金会向中国提供奖学金，并亲自派人面试，选出 32人去德国的相关实验室工作。林其谁通过选拔，进入德国慕尼黑大学以博士后身份工作与学习。通常洪堡基金会只向有 Ph。D学位的年轻人提供奖学金，但是当时中国没有学位制度，所以他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
在德国，林其谁先学习了 4个月的德文，德文和英文比起来，要更加难。林其谁在出国之前，没有一点德文基础，白天课程安排得满，晚上还要自己用功，非常辛苦。在进入实验室之前，林其谁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实验室主要的研究方向，主要实验技术的相关文献，研究最新成果的文章、书籍等。这些资料，他都一一查阅并仔细阅读，做好笔记。能够师从著名的学者 Martin Klingenberg，他在兴奋、激动的同时，也感觉到巨大的压力： Klingenberg教授以严厉著称，实验室的人都很怕他。自己从中国来，一切都不熟悉，要重新开始学习，但绝不能被他们瞧不起！
到了实验室，林其谁并没有马上开展实验。他决定先熟悉一下环境。他每天“盯梢”一个技术员或研究生，人家走到那里，做什么他都仔细看。很快实验室的环境、设备、技术方法，他都心中有数。经过与Klingenberg的探讨，林其谁决定把实验方向定为“从仓鼠的棕色脂肪组织中纯化解偶联蛋白”。在那时不少学者已经认识到解偶联蛋白的重要性，但是还没有人能得到它来开展研究。有个法国人想分离该蛋白，他用亲和层析，但只是在亲和洗脱看到有蛋白质被洗下，既没有分离的数据，又没法证明得到了解偶联蛋白。林其谁的有关文章发表后那个法国人到林其谁处学习，从大白鼠上也分离纯化了解偶联蛋白，与林其谁共同署名发表了文章。
研究伊始，困难重重，棕色脂肪组织的解剖在学校里没有教授过，更别说如何在仓鼠上取材、找到棕色脂肪组织了。林其谁翻遍了慕尼黑大学的图书馆，没有找到和棕色脂肪组织解剖学相关的书籍文章，后来辗转打听，他到了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才搞清楚棕色脂肪组织的解剖，才有可能取材。
Klingenberg从事生化学研究多年，他的实验室对线粒体 ADP-ATP运载体非常熟悉。后来知道林其谁希望纯化的解偶联蛋白，与线粒体 ADP-ATP运载体非常相似。首先，两者都存在于线粒体膜上；其次，无论是物理还是化学性质上，两者都很相像：具有相似的疏水行为、相似的分子量、相似的 ADP或 ATP结合能力。因此想从富含丰富ADP-ATP运载体的棕色脂肪组织的线粒体内膜上分离解偶联蛋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但是林其谁并没有被困难所击倒。他反复试验发现，解偶联蛋白在TritonX-100提取液中要比 ADP-ATP运载体稳定。提取液中的 ADP-ATP运载体在室温下很快变性，被羟基磷灰石柱所吸附，而解偶联蛋白在室温下比较稳定，不被羟基磷灰石柱吸附，终于分离成功。这个方法至今尚用于纯化基因工程表达的解偶联蛋白上。这一成果立即得到了同行的重视。最初的两篇论文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在 1980年 3月的 FEBSLetters上，到2000年分别被引用149与61次。1980年，林其谁受邀参加在意大利召开的首届欧洲生物能力学会议，交流解偶联蛋白的工作 ，这也是他首次参加国际会议。在实验室仅仅工作半年多，取得这样的成绩，Klingenberg由此非常看重林其谁，还派了两名技术员协助他的工作，放手让他自行开展研究。谈到这段经历的时候，林其谁非常谦虚：“我出国前有一些生化基础，和没有基础的人比起来，自然会顺利一些。”
1981年初，林其谁结束了在德国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准备回国，用洪堡奖学金的支持，林其谁购置了一些仪器，带回生化所。一同带回来的，还有德国人踏实、严谨的工作作风和敬业精神。旅德两年，林其谁非常欣赏德国人的做事风格：“德国的学风比起英美等国家来，严谨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想我们上医的严谨风格和德国人相比还是比较相像的。‘严谨、求实、团结、创新’，每一个上医人都秉承着这样的传统。”
诲人不倦 桃李芬芳
回国以后，林其谁回到生物膜的研究小组中，继续科研工作，历任研究组长、研究室主任，1984年开始担任生化所所长。在担任所长期间，他的正直、严格是出了名的。经他主持分配的住房上百套，上海分院让他拿一套给自己改善一下，他婉言谢绝。对于学术造假事件，林其谁的态度一直非常坚决，这样的事件一旦发生，无论关系多好，他都会铁面无私。正因为如此，他成了许多人眼里又爱又怕的所长。他正直敢言，坚持自己的原则，说一不二。担任 10年生化所所长期间，所里的科研风气非常清正。
虽然身负行政工作，业务上林其谁也没有放松。他觉得，同时兼顾行政和业务两方面，虽然辛苦，但只有这样，才能在业务上不落后。在担任所长期间，他主要进行了线粒体内膜与辅酶 Q相联系的脱氧酶的研究，并于 1989年与 1992年分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三等奖与二等奖。1987年开始，他先后担任中国生物化学理事会理事长， 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chemistry编委，国际细胞研究组织执行委员，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主编，UNESCO分子细胞生物学网络组织执行委员，亚洲与大洋洲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家联合会秘书长、主席等社会职务。虽然担任诸多社会职务，在他的心里，学术和育人有着更重要的地位。
自从 1979年第一次招收研究生后，从 1982年到 1997年，林其谁平均每年招收一名学生。他对学生的第一条要求便是对科研工作的热爱。
“实验并不总是愉快的事情，不愉快的时间往往占了大多数，真正开心的时刻主要只是在数据结果理想或得到有意义的结果的时候。而接下去又要面对新的问题与挑战。面对重重困难是常态。如果不喜欢，从事科研会是既困难又痛苦的。而且，实验结果必须得到多次重复。掌握了技术方法之后，相当部分都是重复或大同小异的操作，会显得非常枯燥。因此热爱是做科学研究的第一保证。”
公务缠身、事务繁忙的他经常抽出时间和学生讨论课题，给予学生悉心的指导。学生的论文每一篇他都要亲自批改，无论是理论知识还是文法错误，乃至标点符号和错别字，他都要一一指出。“美国的研究生教育是宽进严出，我们的却正好相反。现在有些地方研究生的答辩，答辩老师都不是本专业的，提的问题自然也不会很专业，毕业仿佛很容易。 ”
话语中似乎透露出了些许无奈。严师出高徒，勤勉好学的学生，在他的门下有的学生去了国外，凭借在生化所几年打下的坚实基础以及务实作风的熏陶，孜孜不倦，不断进取，获得终身教授的称号。1996年，林其谁被评为中国科学院优秀研究生导师。
林其谁对他的下属和学生，严厉之中也流露着关爱。“由于他是临床出身，我又是儿科医生，同事的小孩生病，总是第一个想到他。”姐姐林其珊说，“他昨天还发 Email给我，说‘我在香港的一个同事，有一对双胞胎，其中一个生了限制性心肌病，你帮我看看。’等他把病历传过来，我看情况不是特别好，便叫他赶紧告诉同事去找香港心脏病方面的专家。”
终身学习 行为楷模
90年代后期，林其谁为了工作需要，买了一台宏基电脑，主要目的是查阅文献。母亲生病，需要子女轮流照顾，轮到他的时候，他会把手提电脑带在身边，结束了一天的劳累，待母亲入睡之后，他便打开电脑，抓紧时间阅读文献，待到困意来袭，才稍稍打个盹，不几个时辰，又开始第二天的工作。
1995年，5 8岁的林其谁从生化所所长一职卸任。卸下了繁忙的工作重担，本该好好休息、享受天伦之乐的他，却并未放松自己。他想：“现在分子生物学这么重要，我研究了一辈子生化，分子生物学却不熟悉怎么行？”这时林其谁想起了几年前有过结识的德国马普生化所的一位教授，他是胰岛素受体克隆与信号转导方面的专家。林其谁到他实验室学习，得到了实验室同事的热心帮助，每一项实验技术，他都是先看两遍，跟着做一遍，自己再独立做一遍，力图真正掌握。林其谁说教授对他非常照顾，提供试剂、细胞株等供他使用。由于林其谁在国内读过相关的文献，实际操作有过严格的训练，进步很快。“当然，在国内也有这些技术，但是关键是，怎么会有人无偿地耐心地教一个快 60岁的人呢？我非常感谢德国马普生化所这 3个月对我的帮助。这些技术，我在国内可能要花一年的时间才能完全掌握。”林其谁说。
回国之后，除了继续生物膜的研究之外，林其谁将德国所学的分子生物学知识结合到工作中去，开展信号转导的研究。每当问及他如何能十年如一日保持勤奋的读书习惯和不断创新的进取精神，他总是用两个字作答：兴趣。因为兴趣而生爱，因为爱而持之以恒，因为持之以恒而终有所成。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大抵如此吧。
对事业投入如此多心血的他，对于家庭的照顾也尽心尽力。生活俭朴的他，从来不会自己逛街、买衣服，也不大吃大喝，而是把有限的时间都分给了工作和家人。他到现在也没有买房子，还是住在 1983年上海分院分给副研究员的房子里。工作以来几十年，林其谁一直骑自行车上班，“因为可以锻炼身体，我在院子里可以不扶车把骑车呢！”一直到 70岁后在大家的劝阻下，特别是所里有位院士骑车出了车祸，他才乘公共汽车或出租车上下班。
2003年的一天，姐姐林其珊接到儿科医院桂永浩教授的电话。电话另一头高兴地说：“你弟弟选上院士啦，怎么也不告诉我，庆祝一下？ ”
林其珊一愣，说：“我不知道呀，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从广播里听来的，原来你也不知道啊！”林其珊急忙打电话给弟弟，方才确认了此事。
林其谁的风格影响了许多后辈的成长。他的儿子现在从事蛋白质组的质谱研究工作。外甥女本可以保送到上医读临床医学，但是受到舅舅的影响，以当年高考上海市第 8名的成绩考取了复旦大学的生化系，后来出国深造。另一个外甥，是林其谁的小妹妹林其微的儿子，现在在肿瘤医院从事药理研究。林其谁用他对生化的热爱和执著感染了后人，在后辈中，从事基础医学的比从事临床工作的还要多。但无论是否从事和医学相关的行业，他们都继承了林其谁身上严谨、务实、低调的精神，带着林家的传统，书写各自精彩的人生。
如今林其谁刚从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与医学学部主任岗位退下不久，但他还经常参加一些会议，发出自己的声音。“院士只是荣誉称号，我还是和大家一样要做好本职工作”。
（采写：耿瑞璇陈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