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冷静分析，这些激烈的言辞未必公允。这里首先进行一个对比，晋灭吴时孙皓最后采用光禄勋薛莹、中书令胡冲的建议降晋，裴松之在《三国志?孙皓传》末同样引用了一段孙盛的评论：孙皓**放纵，酷虐众生，晋绝其祚，如汤武革命，汉高奋剑，是顺应天意。孙盛这时既没有谴责薛莹和胡冲，也未提亡国复国的事情。孙盛是东晋学者，东晋偏据江东，偏安一隅却自充正统，类似于蜀汉，故其学者的观点不免偏颇。他的话，其实是说给东晋小朝廷听的，因此他以蜀汉类比东晋，“劝”刘禅硬挺却夸孙皓识相。其次，根据《三国志?孙休传》及《三国志?霍戈传》注引《襄阳记》记载，魏发动灭蜀之役后，蜀汉都督巴东的右大将军阎宇被召回，阎宇留二千人命令巴东太守罗宪守永安。蜀向吴告急后，吴将丁奉进攻寿春，丁封、孙异救蜀，留平、施绩驻南郡为机动。后来吴军听说蜀汉投降，以救援之名行袭击罗宪之实，罗宪对这样见利忘义的行径极为愤慨：“趁火打劫，这就是你们的道义？何况你们还能撑几天？我决不做东吴的俘虏！”随后他激励将士坚守顽抗。不久后钟会邓艾相继兵败身死，东吴见到益州出现权力真空而再起吞并西蜀的野心，连身上的羊皮都扔掉后派抚军将军步协西上，直接要攻拔罗宪这个绊脚石。罗宪知道势单力孤，反过来派参军突围向魏国的安东将军陈骞求救，并力战击退东吴的侵略。兵败后的吴人大怒，派出王牌镇军将军陆抗（陆逊子）增兵三万围攻，直到六个月后司马昭派遣荆州刺史胡烈攻西陵救罗宪时吴军才撤走。可见，罗宪守军只有两千，不是重兵，而东吴的盟友关系根本靠不住。这个问题其实好理解，兵败国破的刘禅又凭什么继续和东吴称兄道弟？刘备得益州，就是因为刘璋引狼入室，刘禅求东吴，也好比饮鸩止渴，其最好的结果不过是重蹈刘璋的覆辙。如果继续凭借本身的力量抵抗，姜维从剑阁撤退后无险以据，与蜂拥而上的魏军进行野战凶多吉少。此时蜀汉的安南将军霍戈驻守南中，大概有万余人马，是唯一可以借助的力量。即使姜维与刘禅成功退至南中与霍戈会合，面对外敌和内叛，恐怕也难以支撑。原因很简单，刘禅不像刘备，胸怀大志并且有百折不挠、化险为夷的本事，昏暗无能的刘禅只剩下败落家业、丧权辱国的能耐，而蜀汉群臣中有多少人真能和他同甘苦共患难？更何况一万人的驻军本身就证明那里并不太平。弱国庸主即无法在乱世立足，非等劣到桀纣的地步才会灭亡，没有道理。另一方面，刘禅即使南退南中想当勾践，司马昭也不是夫差；纵使谯周要学申包胥，孙休也不是秦哀公，而是多尔衮并会把其变为吴三桂。刘禅把社稷当儿戏，故他不会死社稷，卿大夫为行将就木死位，除了留下一个烈士的虚名外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由于三国演义的渲染，蜀汉给大家留下了相当好的印象。但从现有的史料中看，这样的印象并没有事实依据。蜀汉的灭亡，实际上是政治经济军事状况恶化的必然结果，并非偶然，不是靠什么人的个人能力能够挽救的。刘禅姜维谯周等不过是这一过程的殉葬品。从魏国的角度看，这次行动计划周密准备充分实力雄厚，邓艾钟会也体现出了相当的军事素养，各自在关键时刻对汉中和阴平的处理都干净漂亮。诸葛绪的表现虽然不算出色，但中规中矩，战役第一阶段时他对阴平一带的威胁直接拖住了蜀汉阳平关方面援军的后腿，其作用不能忽视。最为关键的是，三路大军左右开弓在事实上达成了默契的配合，因此魏军在短时间内取得重大战果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灭蜀的决定性一击是偷渡阴平，这个战役本身确实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回顾整个魏灭蜀的过程，恩格斯的一句名言为这个偶然性的最佳注解，必然性总是通过偶然性来体现的。
注1很大程度上，这是个数学问题。众所周知，军队的主要目的是保卫国家，因此在边境上部署的军队密度高于内地。这里做一个简化的模型，第一，只有边境才需要军队，内地不需要；第二，所需要的军队数量与边境长度成正比；第三，国民的数量与国土的面积成正比。那么，对于大国来讲，它的边境与小国相比是线性增长，而它的面积却是平方增长，因此只需要相对较少的军队，相反小国却必须负担相对较多的军队。某种意义上，蜀汉有相当的先天缺陷。
注2严格地说，邓艾谈论的很可能是“谷”（史书对此记载不明确）而蜀汉的存粮是“米”，二者未必相同。即使如此，根据唐朝杜佑编纂的《通典-食货典》，米与谷的比例大致为二谷相当于一米，这样的粮食储备仍然只能支持蜀汉十万军队五十天，并不能改变蜀汉饿肚子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