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归田录》卷二也曾详记此事，足证孙悰“自爱自惜”之说：“嘉佑二年，余与端明韩子华（绛）、翰长王禹玉（珪）、侍读范景仁（镇）、龙图梅公仪（挚）同知礼部贡举，辟梅圣俞为小试官。凡锁院五十日，六人者相与唱和，为古律歌诗一百七十余篇，集为三卷。”记与王珪唱和云：“禹玉，余为校理时，武成王庙所解进士也，至此新人翰林，与余同院，又同知贡举，故禹玉赠余云：“十五年前出门下，最荣今日预东堂。”余答云“昔时叼入武成宫，曾看挥毫气吐虹。梦寐闲思十年事，笑谈今此一樽同。喜君新赐黄金带，顾我宜为白发翁”也。”记与范镇唱和云：“天圣中，余举进士，国学、南省皆忝第一人荐名，其后景仁相继亦然，故景仁赠余云“淡墨题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继前尘”也。”记与梅尧臣唱和云：“圣俞自天圣中与余为诗友，余尝赠以《蟠桃诗》，有韩、孟之戏，故至此梅赠余云：“犹喜共量天下士，亦胜东野亦胜韩。”最后又云：“而子华（韩绛）笔力豪赡，公仪（梅挚）文思温雅而敏捷，皆劲敌也。前此为南省试官者，多窘束条制，不少放怀。余六人者，欢然相得，群居终日，长篇险韵，众制交作，笔吏疲于写录，僮隶奔走往来，间以滑稽嘲谑，形于讽刺，更相酬酢，往往烘堂绝倒。自谓一时盛事，前此未之有也。”
他们敢于摆脱“窘束条制”，敢于放怀唱酬，招致落第士子的不满和围攻，招致以后“礼闱不复敢作诗”。蔡绦《西清诗话》卷中云：“嘉佑初，欧阳公修、王禹玉珪、梅公仪挚、韩子华绛、范景仁镇，五人名在当世，同掌春闱，有《礼部唱和》传落华夏。时梅圣俞为其属，有阅进士就试云：“万蚁战酣春昼永，五星明处夜堂深。”举子戏曰：“主文自目为星，我辈为蚁，此试官谦德也。”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云：“至和、嘉佑间，场屋举子为文尚奇涩，读或不能成句。欧阳文忠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贡举，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未引试前，唱酬诗极多。文忠“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最为警策。圣俞有“万蚁战时春昼永，五星明处夜堂深”，亦为诸公所称。及放榜，平时有声如刘辉（或作晖）辈，皆不预选，士论颇汹汹。未几，诗传，遂哄哄然，以为主司耽于唱酬，不暇详考校，且言以五星自比，而待吾曹为蚕、蚁，因造为丑语。自是礼闱不复敢作诗，终元丰末几三十年。元佑初虽稍稍为之，要不如前日之盛。然是榜得苏子瞻为第二人，子由与曾子固皆在选中，亦不可谓不得人矣。”
所谓梅圣俞“阅进士就试”指他的《较艺和王禹玉内翰》：“分庭答拜士倾心，却下朱帘绝语音。白蚁战来春日暖，五星明处夜堂深。力搥顽石方逢玉，尽拨寒沙始见金。淡墨牓名何日出，清明池苑可能寻？”所谓“元佑初虽稍稍为之”，指哲宗元佑三年（１０８８）正月二十一日，以翰林学士苏轼权知贡举，吏部侍郎孙觉、中书舍人孔文仲同知贡举（《长编》卷四○八），黄庭坚等检点试卷，张耒为参详官。《瀛奎律髓》卷二收了梅诗，并论及这两次贡举：“承平时省试诸公例有倡和，于考校两不相妨。是年欧阳公知举，王岐公以翰学与圣俞俱在院，得二苏与南丰（曾巩）之年也。元佑三年，东坡为知举，黄山谷、李伯时俱为属，唱和尤盛。
张宛邱集后有同文馆倡和数卷，晁无咎、曹子方、蔡天启、邓忠臣皆与，佳句无算，亦考试时作。南渡以后此风颓落。”所谓“张宛邱集后有同文馆倡和数卷”是指张耒《柯山集》卷二十八至卷三○的《同文唱和诗》。同文馆是接待高丽使者之馆，元佑三年以其地为试院，苏轼权知贡举，相与酬答者有邓忠臣、张耒、晁补之、蔡肇、余乾、耿南仲、商倚、曹辅、柳子文、李公麟、孔武仲等凡十一人。《长编》卷四○八载：“元佑三年春正月……乙丑，命翰林学士苏轼权知礼部贡举，吏部侍郎孙觉、中书舍人孔文仲同知贡举。”
第三节 从嘉佑二年贡举看宋代文学的地域性、家族性
嘉佑二年贡举集中反映了宋代文学的地域性、家族性。权知贡举和同知贡举共五人，只有韩绛一人为北方（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人，其他四人皆为南方人，欧阳修籍贯江西而生于四川，王珪、范镇皆为成都华阳（今四川成都）人，梅挚为成都新繁（今四川新都）人。
《长编》卷一八五注引李复圭《记闻》云：“是春以进士群辱欧阳修之故，殿试并赐及第，不落一人。”礼部奏名之人即御试发榜之人，但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五对“殿试并赐及第”的原因作了另一种解释：“旧制，殿试皆有黜落，临时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经省试取中，屡摈弃于殿试者。故张元以积忿降元昊，大为中国之患，朝廷始囚其家属，未几复纵之，于是群臣建议，归咎于殿试黜落。嘉佑二年三月辛巳，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一叛逆之贼子，为天下后世士子无穷之利也。”二说似当以《长编》所说为是。
魏了翁撰有《跋嘉佑二年进士小录》，可惜此书已佚。嘉佑二年贡举各科共录取八百九十九人，特别是进士科的三百八十八人，多为北宋各个领域的代表人物。但多数人的事迹已湮灭无闻，甚至连姓名都已失传，幸好中国方志往往是对正史的重要补充，有些方志以“章衡榜”领起，记载了此科的进士及第者，可惜不是每种方志都有这类记载，各省《通志》列有嘉佑二年章衡榜进士的也很不全。陆元规，嘉佑二年章衡榜进士，见范成大《吴郡志》卷二八；于锐（籍贯开封），嘉佑二年章衡榜进士，见宋罗濬《宝庆四明志》卷一○，元袁桷《延佑四明志》卷六所载同，陆、于二人皆不见于《浙江通志》。
各省通志所列项目也不尽相同，一般只列进士，但《福建通志》还列有诸科、特奏名。从记有章衡榜进士的方志可看出宋代文化与宋代文学具有明显的地域不平衡性。北方各省仅《陕西通志》卷三○载嘉佑二年章衡榜进士两人：吕大钧（蓝田人，中乙科）、张载（郿人）。《山西通志》卷六五载嘉佑二年进士，仅长治盖拚一人。南方各省则多得多，《江西通志》卷四九嘉佑二年章衡榜所载多达三十三人：
王华（南昌人）、黄孝宽（分宁人）、黄湜（分宁人，茂宗弟）、黄灏（分宁人，茂宗弟）、熊皋（鄱阳人）、程中立（乐平人）、马修辅（乐平人，通山尉）、汪浃（德兴人，吏部郎中）、黄翊（安仁人）、程筠（浮梁人，户部郎中）、陈曦（安仁人）、许昌龄（建昌人）、洪规（建昌人）、皇镇（都昌人）、李宗复（建昌人）、周牧（德化人）、王韶（德安人，观文殿学士，谥襄敏）、吴乾（南城人）、曾巩（南丰人，易占子，直龙图阁，谥文定）、蔡承禧（临川人，元道子）、王正辞（临川人，《安志》讹王为曾，《林志》、《郡志》皆作王，今改正）、曾布（南丰人，易占子）、曾牟（易占子，南城人）、王无咎（南城人）、潘洙（临川人）、蔡元道（临川人，推官）、曾阜（南丰人，巩从弟）、邓考甫（临川人，提点开封府）、章格（庐陵人，《章林志》作张）、郭元通（泰和人）、胡辟（吉水人）、萧汝器（吉水人）、张君卿（永新人）、萧世京（龙泉人，吏部员外，赐金紫）、李鹗（清江人）、傅燮（清江人，少府少监）、李中（清江人）、李浑（兴国人，秘书省校书郎）。
《浙江通志》卷一二三所载嘉佑二年章衡榜多达三十九人：
杨完（钱塘人）、钱大顺（钱塘人）、叶温叟（盐官人）、陈已（临安人）、陆覃（临安人）、黄显（于潜人）、许广渊（新城人，复州刺史）、胡訚（嘉兴人）、吕全（嘉兴人）、莫君陈（归安人）、施硕（归安人）、张修（归安人）、卢隐（鄞人）、项曦（鄞人）、葛良嗣（鄞人）、周师厚（鄞人，转运判官）、刘仲渊（鄞人）、于诜（鄞人）、陈谏（象山人）、陈辅（象山人，安吉令）、陈（象山人）、王渊（山阴人）、褚理（山阴人）、傅传正（山阴人）、唐彀（山阴人）、余京（会稽人）、章蒙（诸暨人，县令）、石深之（新昌人）、石景渊（新昌人）、徐无欲（永康人，郡博士）、张巽（武义人，道州参军）、戴洙（武义人，道州参军）、徐庠（西安人）、郑晋（西安人）、郑旭（西安人）、赵扬（西安人）、景松（常山人）、祝宝（江山人）、方仲谋（淳安人，殿中丞）。
《福建通志》卷三四所载嘉佑二年章衡榜进士多达二十四人，诸科十七人，特奏名三十人，凡七十一人：
进士：闽县张宗闵（建阳令）、李皇臣（知婺州）、侯官县陆长倩（广子，朝请大夫）、陆衍（通判郓州）、曾默（以太子中允为福州运判）、王回（平子，传见人物）、王向（回弟，峡石主簿）、陆宪元（广子，知祥符县）、长乐县林密（慎思曾孙，知潮州）、林棐（高侄，新昌令）、林开（高侄，秘书省校书郎）、古田县陈格（秘书丞）、苏随（子，博罗知县、蔡洵（衮子）、辜肃、陈龙辅（汝奭子）、杨汲（尧昌子）、张纪（汴子）、陈思、陈辟、南安县柯世程（庆文子）、惠安县谢履、陈沼（国录）、崔宋臣（丽则子，金部员外郎）。
诸科：张应、许齐、黄彦、陈弈（县贯俱无考）、莆田县林辅德、陈若宾、林伸（伟弟，传见人物）、顾寀、陈侗（动之子）、林冕、林子春、宋并、方洞（诸王宫教授）、俞则之、黄维翰（华亭簿）、王世卿（俱莆田人）、郑少连（仙游人，有传）。
特奏名：陈锡（晋江人）、李中孚（龙溪人）、剑浦县陈皋谟、吴潜、建安县刘泾、范贶、黄任、魏洙（信州推官）、黄先、陈戬、李弼、瓯宁县彭次云、陈沂、黄翊、杨长聘、陈让贤、邱高、徐昉、黄洙、建阳县陈郛（历官司农丞，未尝私谒政府，迁大府，乞外，元符中以元佑党废。后复朝奉大夫卒）。崇安县翁仲通（传见人物）、浦城县章衡（第一人，集贤院学士）、黄好谦（孝先子，传见人物）、詹枢（汀州户曹）、彭歆（将仕郎，俱崇安人）、杨昭述（浦城人，为池州尉，邑人呼为杨夫子）、邵武县黄通（传见《文苑》）、上官垲（凝子，转运判）、孙迪、光泽县上官基（传见延平《名宦》）。
福建仅福州一地就多达十六人，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二六载，嘉佑二年章衡榜，进士及第者十四人，诸科四人，凡十八人：
进士：林开（高之孙，字道甫，终秘书省校书郎）
陆长倩（广之子，字才仲，终朝散大夫）
曾默（字识之，侯官人，以太子中允为本路运使、建阳令）
张宗闵（字遵道，闽县人，终从政郎）
林密（慎思曾孙，字伯通，终知潮州）
陆衍（广之从弟，字道源，终朝请郎，通判郓州）
林旦（概之子，字次中，历监察御史，终朝议郎，直秘阁、河东运使）
李皇臣（字道夫，闽县人，终朝议大夫，知婺州）
林希（概之子，字子中，别头省试第一人，历同知枢密院事，终资政殿学士、金紫光禄大夫，谥文节）
王向（平之子，字子直，终峡石主簿）
林棐（高之侄，字信甫，终新昌令）
陈格（字元规，古田人，终秘书丞）
王回（平之子，向之兄，字深甫，终忠武军节度推官，知南顿县）
陆宪元（廙之子，字道祖，终知祥符县）
诸科：张应、许齐（并同五经）
黄彦、陈奕（并同学究）
各地方志所载未必没有脱漏，《淳熙三山志》所载的林旦、林希，《福建通志》就失载。但不会相差太远，仅从《陕西通志》与《江西通志》、《浙江通志》、《福建通志》相比较，就不难看出南方及第者远较北方为多。
《四川通志》卷三三未列章衡榜，也未列嘉佑二年进士，而是统列嘉佑进士：“苏轼、盛义史、程进、程之才、杨谘、石良方、王洵、史元、史家、家定、苏惟演、杜溥、苏辙、荣开、宋岳、任贯、杨齐、杨亮、杜敏求、王颛、杨耸、冯敢：上俱嘉佑进士。”其中家定，或为家定国之误。《四川通志》虽未标明嘉佑二年进士及第者，但从苏轼《谢范舍人（镇）书》（卷四九）不难看出，此科蜀人及第者一定很多：
文章之风，惟汉为盛。而贵显暴着者，蜀人为多。盖相如唱其前，而王褒继其后。峨冠曳佩，大车驷马，徜徉乎乡闾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弦歌之声，与邹、鲁比。然而二子者，不闻其能有所荐达。岂其身之富贵而遂忘其徒耶？尝闻之老人，自孟氏入朝，民始息肩，救死扶伤不暇，故数十年间，学校衰息。天圣中，伯父（苏涣）解褐西归，乡人叹嗟，观者塞途。其后执事与诸公相继登于朝，以文章功业闻于天下。于是释耒耜而执笔砚者，十室而九。比之西刘，又以远过。且蜀之郡数十，轼不敢远引其他，盖通义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县，去岁举于礼部者，凡四五十人，而执事与梅公（挚）亲执权衡而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则其他可知矣。
仅仅眉山一县，举于礼部者就多达四五十人，而及第者就有十三人，确实，“则其他可知矣”。
南方各省也很不平衡，如《广东通志》卷三一所载嘉佑二年丁酉章衡榜就只有五人：姚宗卿（南海人）、徐元更（番禺人）、余仲荀（曲江人）、李中复（博罗人，通直郎）、邝靖（潮州人）。《广西通志》卷七○所列嘉佑二年丁酉章衡榜只有四人：黄君奭（平乐人）、黄君卿（平乐人）、李时亮（博白人，封开国伯，详《人物》）、秦怀忠（博白人，知容州，详《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