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在美国第23届总统竞选结果公布当天，候选人本杰明·哈里森十分平静地在等候最终的结果。但是，他的票仓主要设在印第安纳州，而那里宣布竞选结果时已是晚上11点了。后来，有一个朋友打电话祝贺他成功当选，哈里森家中的仆人告诉他，哈里森已经上床睡觉了。
次日上午，那位朋友问他，选举结果快要出来了，他怎么还能睡得着觉。哈里森说：“睡不睡觉并不能改变选举的最终结果，就算当选，我也知道自己前面的路会非常难走。所以，不管结局如何，休息好都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这句话说得很对，“休息好是明智的选择”。不管学习和工作有多么忙碌，我们都应该注意休息，保持好自己的状态，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彼得原理：每个人都想无限晋升
陶兰小姐以前是一名小学老师，很受学生们的爱戴。因为教学成绩优秀，多次获得学校和领导部门的表彰，最近她又被提拔为教学主任。现在，她所要教学的对象不是小朋友，而是一群老师。然而，她仍然采用适用于小学生的教学方法来指导老师。陶兰小姐和老师们说话时，不管面对的是一位或者多位老师，她一律面带着微笑，咬文嚼字，说得十分清楚；用词十分简单，多半只是一两个音节组成的字，并且每一个要点要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好几遍，直到她确定老师们都听懂了为止。
老师们不喜欢陶兰小姐的笑容，认为那是装出来的；同时，他们也不喜欢陶兰小姐高人一等的说话态度。他们产生了强烈的排斥感，因而不但没有遵行她的建议，反而花了许多时间编造借口规避她的建议。
由于陶兰小姐无法和小学老师们沟通，她将没有再晋升的资格，因此她将继续担任教学主任——停止在她不胜任的阶层。
陶兰小姐所遇到的情况证明了一个管理学中的定理——彼得原理。彼得原理是由管理学家劳伦斯·彼得根据千百个有关组织中不能胜任的失败实例的分析而归纳出来的。其具体内容是：在一个等级制度中，每个职员趋向于上升到他所不能胜任的地位。
彼得指出，每一个职员由于在原有职位上工作成绩表现好（胜任），就将被提升到更高一级职位；其后，如果继续胜任则将进一步被提升，直至到达他所不能胜任的职位。陶兰小姐在原来的岗位上表现优秀，所以会得到提升；当担任一个自己不能很好地胜任的岗位时，只能原地踏步了。
彼得由此导出的推论是：“每一个职位最终都将被一个不能胜任其工作的职员所占据，层级组织的工作任务多半是由尚未达到不胜任阶层的员工完成的。”
西蒙是莱姆汽修公司的杰出技师，他对目前的职位相当满意，因为不需要做太多方案工作。因此，当公司有意调升他做行政工作时，他很想予以回绝。
西蒙的妻子是当地妇女协进会的活跃会员，她鼓励先生把握这次升迁的机会。如果西蒙升官，全家的社会地位、经济能力也会各晋一级。如此一来，她就可以出马竞选妇女协进会的主席，也有能力换部新车、添购新装，还可以为儿子买辆迷你摩托车了。
虽然西蒙并不情愿用目前的工作，去换办公室里枯燥乏味的工作；但在妻子的劝服与唠叨之下，他终于屈服了。升任六个月之后，西蒙得了胃溃疡，医生告诫他必须滴酒不沾。
妻子后来开始怀疑西蒙和新来的女秘书有染，并且把失去主席头衔的责任全部推到他身上。西蒙工作时间冗长不堪，但却毫无成就感；回家后还要面对妻子的指责，因此脾气越来越暴躁。由于彼此不停的指责和争吵，西蒙夫妇的婚姻彻底失败了。
在一个不胜任的职位上，西蒙不仅工作不顺心，连婚姻也以失败而告终，这是彼得原理的负面效应在作怪。面对相同的选择，哈里斯就很明智：
哈里斯是西蒙的同事，他也是莱姆公司的优秀技师，而且老板也打算提升他。哈里斯的太太莉莎非常了解先生很喜欢目前的工作，他一定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坐办公室，去做一些枯燥的工作。莉莎没有强迫哈里斯。因此，哈里斯继续当一名技师，将胃溃疡留给西蒙独享。哈里斯一直保持开朗的个性，在社区里是个广受欢迎的人物，工作之余，他还担任社区里青年团体的领袖。住户的车如果需要修理，一定都送到莱姆公司，以回报哈里斯平时对公益事业的热心。哈里斯的老板知道他是公司不可或缺的宝贵资产，所以为他提供了优厚的红利、稳定的工作和一切制度内允许的薪水晋级。于是，哈里斯买了一辆新车，为莉莎添购新装，也为儿子买了一辆自行车和棒球手套。哈里斯一家过着舒适美满的家庭生活，他们夫妇幸福的婚姻令亲朋好友非常羡慕。他们在邻里间享有的美誉，正是西蒙太太梦寐以求的。
每一个职员最终都将达到彼得高地，在该处他的提升商数（PQ）为零。至于如何加速提升到这个高地，有两种方法：其一，是上面的“拉动”，即依靠裙带关系和熟人等从上面拉；其二，是自我的“推动”，即自我训练和进步等，而前者是被普遍采用的。
彼得认为，由于彼得原理的推出，使他“无意间”创设了一门新的科学——层级组织学（Hierarchiolgy）。该科学是解开所有阶层制度之谜的钥匙，因此也是了解整个文明结构的关键所在。
在对层级组织的研究中，彼得还分析归纳出彼得反转原理：一个员工的胜任与否，是由层级组织中的上司判定，而不是外界人士。彼得认为，许多或大多数主管必定已到达他们的不胜任阶层。这些人无法改进现有的状况，因为所有的员工已经竭尽全力了，于是为了再增进效率，他们只好雇用更多的员工。员工的增加或许可以使效率暂时提升，但是这些新进的人员最后将因晋升而到达不胜任阶层，于是唯一改善的方法就是再次增雇员工，再次获得暂时的高效率，然后是另一次逐渐归于低效率。这样就使组织中的人数超过了工作的实际需要。
月曜效应：为什么会出现假期综合征
很多人都曾经遭遇过假期综合征，当尽情尽兴地享受了一个周末后，本以为经过两天的休息能够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工作当中，然而再次开始工作时，反而感觉萎靡不振、无精打采，身与心都无法投入工作当中。在心理学中，这种现象被称为月曜效应——由于周末的休息扰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起居和工作秩序，导致人们工作意志下降、注意分散、精神不振，从而影响了工作的效率。在古代，“月曜”是星期一的另一个称谓，所以月曜效应又叫“星期一效应”。除了周末能带来月曜效应外，这种效应还体现在人们每天早晨开始工作时，当新的工作日来临时，人们总是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才能完全进入状态。
一般而言，当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后，人们本应该以更饱满的状态投入工作，然而月曜效应却颠覆了这一逻辑，为什么会出现月曜效应呢？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1）当休息日来临时，人们常会利用这段时间从事很多悠闲轻松的活动，比如与朋友通宵达旦地聚会、进行短期旅游、彻夜投身电脑游戏等。当周一开始工作时，人们便需要从悠闲状态转换为紧张状态，然而人在重新开始工作或学习时，往往存在一个预热期或启动期，这便导致人们一时之间难以适应，无法实现状态的成功转换。
（2）根据Yerkes-Dodson法则，唤醒与操作之间呈倒U形关系，也就是说过高的唤醒水平与过低的唤醒水平都不利于人们开展工作。一般而言，每当星期一时，人们大多会接到较多的工作任务，这便要求人们需要具备较高的唤醒水平，然而事实上，人们主观上并没有达到这一标准，以致产生月曜效应。
（3）虽然名为“休息日”，但是人们并没有真正地让自己休息下来，反而从事了很多耗费体力与精力的活动，导致周一的工作细胞受到了抑制，出现了精神不振的状态。
认知失调理论：为什么有的人会毕生从事
不喜欢的工作
认知失调理论最早由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于1957年提出，该理论认为当两种认知或认知与行为不协调时，为了保持一致，人们将会改变自己的态度。在费斯廷格看来，所谓的认知失调是指由于做了一项与态度不一致的行为而引发的不舒服的感觉，比如你本来想帮助你的朋友，实际上却帮了倒忙，这便会让你产生内疚的情绪。一般而言，人们的态度与行为是一致的，比如你与你喜欢的人一起从事很多活动，对于那些你不喜欢的人，你则爱理不理。但有时候态度与行为也会出现不一致，比如一个人认为吸烟有害身体，暗暗告诫自己一定不要吸烟，但是有一次，这个吸烟的反对者却与同事一起吸了烟。当态度与行为不一致时，常常会引起个体的心理紧张，为了克服这种由认知失调引起的紧张，为了减少自己内心的不舒服感，这个人便为自己的吸烟行为找了一个“合理”的理由：与同事一起吸烟，有助于让自己得到他们的认同，可以为自己带来和谐的职场关系。
关于认知失调理论，费斯廷格做过一个著名实验，让三组被试从事重复乏味的作业一个小时，然后让第一组被试向其他人说明作业的情况，让第二组和第三组被试把作业说成有趣好玩的，第二组和第三组的唯一区别是，第二组的被试获得了1美元，第三组被试获得了20美元。最后，问这三组被试对作业的态度。
实验结果显示，第一组被试表示出最消极的态度，但是第三组被试比第二组被试表示出更消极的态度，实际上只有第二组被试对作业表示出积极评价。对于第二组和第三组之间所表现出的差别，实验者认为，第二组被试只得到了1美元，他们认为为了1美元的报酬撒谎显然说不过去，这时，第二组被试便出现了认知失调，为了消除这种失调，第二组被试便改变了自己对于作业的态度，对于作业给予了正面的较高的评价。而第三组被试获得了20美元，20元钱的报偿足以诱使被试说出与自己体验相反的话，他们没有感到高度的认知失调，所以他们没有改变自己的评价，仍然认为作业十分枯燥乏味，自己只不过是为了钱而向其他的人撒谎罢了。
在现实的事业选择中，有的人毕生所从事的工作并不是自己喜欢的，甚至是十分厌恶的，但是他们仍然为这份工作付出了大半生的时间，其中的一个原因很可能就是，这份工作薪水比较高，获得不菲的薪水不会导致他们出现认知失调，由于具备高薪这个诱因，他们便会认为接受自己所厌恶的工作是理所当然的。
合法化效应：为什么人们总是难以承认自己的错误
古人教导我们：“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然而，虽然很多人也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当真正成为当事者后，即使他们明知自己先前的观点是错的，也很难说一句：“我错了。”为什么开口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此困难呢？为什么放弃那些公开表达的观点这么不容易呢？
原来，与在公众面前没有公开讲出来的观点相比，一个公开的观点更难以改变，心理学中把这种现象称为合法化效应，也称公开化效应。阿希是最先对这种现象做出研究的心理学家，他在实验中发现——如果被试在一开始就说出了与团体的观点相对立的意见，即使后来团队对某一个客体作出了正确的评价，他们仍然倾向于捍卫自己的意见。其后的多次实验表明，一种观点在它被公开地说出后，往往就会合法地得到加强，也就很难再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