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子瑜的学术舞台背景除大陆外，又及于南洋、日本、香港等地区，虽然同属或至少接近汉文化圈，但那些地区在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果变化方面更具特色，郑子瑜在传统人文科学精神的熏陶下，又吸收了来自西方的文化特点，铸造出独特的风格和俯拾皆是的创新成果。基于此，我不得不将视野拓展到南洋(另一个视角是投射在他活动过的学术舞台日本），而新加坡的南洋学会则是郑子瑜早年从事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舞台，他的一部分成果是在南洋学会的刊物和它所举办的讲演中发布的。如他在南洋学会发表《郁达夫的南游诗》、《关于黄遵宪诗的笺注及其佚诗》等著名讲演和主编《南洋学报》(1961年)等刊、《黄遵宪研究专号》等。同时，在学术活动中又与南洋学会诸位中坚结下极其深厚的友谊，如与刘士木、黄曼士、连士升、黄笃修、许云樵等人的友谊，表现在郑子瑜的一些序跋、散文之中，真可谓是桃花潭水，深情厚谊，成为中华文化在一个特定时空中的映现。需要说明的是，郑子瑜是1968年才成为新加坡公民的，本章在引征中，凡引1968年之前的文章，“我国”当指中国。
早在1954年元旦，郑子瑜便揭布《南洋大学宜兼设南洋研究所议》于《南洋商报》。该文是他响应新加坡著名侨领陈六使的号召，为沟通中西文化，促进中、英、巫、印文化交流，造就优秀人才而倡办南洋大学。该文充分反映了郑子瑜对南洋学会的关注，他倡议南洋大学宜兼设南洋研究所的目的在于“便利南洋社会”，他说： “虽云南洋大学各院系，将注重南洋学术之研究，但普通大学课程，究须兼顾，如是恐有两俱难精之弊。故欲研究南洋学术，非专设研究所不为功。研究所创办之后，可依南洋学会宗旨，设立社会服务部，使南洋工商学各界及经营农矿事业家，有所质询……”如此，既能造福南洋社会，更可使生活在南洋的一些华人学者摆脱贫困，专心研究，郑子瑜针对当时南洋一些著名学者生存的窘境指出： “目下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南洋各地，并非全无对南洋学术研究著有心得之人，只惜或因迫于生活，微特不能专心研究，并兼顾之余力而不可得；或虽有心研究而生活环境不许可；或因……总之，个人行事，诸多不便。是故南洋学者，能始终固守研究岗位，而不与学术仳离看几希，况南洋社会？重视金钱，而不重视学术，殊不足以鼓励有志学者向前。”他列举了南洋学会中坚刘士木、许云樵为例： “故南洋学会主席刘士木先生，为我国著名之南洋学者，曾主持暨南大学南洋研究所，晚岁居槟，忍‘热’挨饿，贫病交迫，犹孜孜不倦于南洋材料之辑集与整理，南洋学术之研究与著作，又曾得谁之同情？又如《南洋学报》主编许云樵先生，为海内外有数之南洋史家，亦以经营工业，而致尠有著作。南洋研究所一经创立，类此专家，可延为导师，或聘为研究员。”郑子瑜建议，南洋研究所可“与南洋学会合办”，并列举学会中如张礼千、姚楠、陈序经、郑德坤、朱杰勤、何启拔、韩槐准、许云樵、陈育松、李长傅、林惠祥、罗香林等著名学者，研究所若能在他们的努力经营之下，必定可以办得卓有成效。
其时，郑子瑜刚从马来西亚来新加坡定居，借陈六使筹办南洋大学之机遇，为处于生存艰难之中的南洋学会及学会同仁大声疾呼，完全是出于对学术的尊重和对前辈学人的敬仰之情，从中也可看到郑子瑜与南洋学会的血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