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子瑜心仪郁达夫的旧体诗词并欲为之辑录诗集，萌生于漳州中学时代。早年他曾读郁作《钓台题壁》后，依韵和诗，但克服其“抑郁之情”，而“愤于当时国政之不纲”，语出“直指咸阳杀暴秦”，［33］颇有儒将风度。1936年岁末，郁氏来厦门，得知郑子瑜正欲为他搜辑诗词，结集出版，自然十分高兴，曾为其出版谋出路。而当郑子瑜将诗集寄给台北帝国大学神田教授后，旋即抗战烽火燃遍神州大地，于是这部诗词集也便无影无踪了。
抗战胜利后，郁达夫在印尼遇害的消息传来，回想当年与他在厦门天仙旅社促膝畅谈之情景，悲痛之余，“深惜旧编之不可得，于是又从旧书报杂志上致力于达夫的遗诗遗词之搜辑”。［34］时郑子瑜在北加里曼丹的古晋，地处僻壤，缺少搜集之便利，又鲜有同道者帮助，但他仍克服困难，以毅力和钻劲重新辑成《达夫诗词集》，于1948年6月初版于广州宇宙风社印行。由于这一版仅印五百册，鲜为人知。词集于1954年2月经改订再交香港现代出版社出版修订再版本。1955年3月又由同一出版社出版增订之版，1987年11月由星洲世界书局印行第四版。
比较这四个版本，可以发现编者在搜集史料上肯下功夫，锲而不舍。初版共收诗词六十一题九十二首，占现存郁氏诗词约六分之一，一些代表作品都已收录。但数量较少，难以窥郁氏诗词之总体面貌，部分诗的字句、写作年代也传抄有讹。在第二版时，郑子瑜又利用本人的有限条件，增收郁作、订正错讹。尤其是一些郁氏在南洋的作品，反映郁氏独到的性格和诗风颇具代表性，如《毁家诗纪》等，所收诗词增加到一百二十首。三版则一改原编按时间编次为按诗词种类编次。至四版时所收诗词已达一百五十余首，可以看出，郑子瑜不懈地努力以广搜郁作，不但为后起研究者奠定基础，也为他本人50年代在新加坡，60年代在日本从事郁诗研究作好资料上的准备。
郑子瑜不但自己广搜郁诗，对所有从事郁达夫研究者，只要有求于他，一定尽力扶掖。如李冰人是郁达夫生前友好，亦是热心搜寻郁达夫遗作之人。郑子瑜认为“若李先生肯出而编辑达夫先生散佚的小说和杂文，当较我的编辑其旧诗词为有意义”。［35］郑子瑜将此议告诉李冰人，李氏经过努力编成《郁达夫集外集》，郑子瑜在序文中高度评价了这辑佚工作对中国新文学的贡献。同样，高晨曦的《郁达夫年谱》告竣后，郑子瑜也给予支持和称赏，并为之作序。
不仅仅是对郁达夫研究中对辑佚的支持，他对研究郁氏的旧诗者也鼎力支持。他为蒋祖怡著《郁达夫旧诗笺注》作序即为一例。《笺注》鉴于郁诗常用典故中青年人一般难以理解，详尽注释后加以赏析，此举深得郑子瑜称道。
值得一提的是，《翦春斋脞语》中有一则记录郁达夫抗战南洋行之事宜，颇有史料价值，也可窥见郑子瑜对郁氏倾慕之情：
韩君槐准享红毛丹于愚趣园，同席有许君云樵，陈君育松，陈君封建锋暨贺君光中尘夫妇诸人。席问，韩君出示达规章先生遗作，云：“卖药庐中始识韩，转从市隐忆”长安。不辞客路三千里，来啖红毛五月丹。身似苏髯羁岭表，心随谢羽哭严滩。新亭大有河山感，莫作寻常宴会看。当时许君与达夫同席，忽忽十有余祀，而达夫早已作左。今予又与许君同席，十祀之后，不知人事变迁，又将若何？昔归有光谓山林朋友之乐，造物不轻与人。良非虚语。爱依达夫旧作原韵，草成一律，奉寄愚趣园主，兼呈许云樵兄，并以纪念达夫，固不计辞之工拙也。诗云：
南渡班荆早识韩，
遥闻春色满长安。
炎荒终老三生愿，
浅醉忘情九转丹。
佳果有须疑着笔，
丽人无箸帐空滩。
天涯聚散寻常事，
留得诗笺仔细看。达夫《毁家诗纪》，谓“若能终老炎荒，更系本愿”，不意已成谶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