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军51师在上高会战中几乎全歼第20独立混成旅团，而且和58师一起收复了官桥镇。战后，51师获得了第一号武功状。守卫上高的57师获得了第二号武功状。
武功状的全名叫“陆海空军武功状”，抗战时期共颁发过107张，而李天霞的部队就荣获了14张，包括参加上高会战的第一张和参加雪峰山会战的第107张。在上高会战中，李天霞任74军51师师长；在雪峰山会战中，李天霞任100军军长。
李天霞极为珍视他在上高会战中所获得的第一张武功状，他将原件复印了很多张，发给士兵，还邮寄了一张给儿子。在给儿子的那张复印件上面，他写了一行字：“创建最伟大之战绩，获得本一号武功状……”
51师战歌也与第一号武功状有关，51师的战歌是这样的：
听！这气壮山河的吼声，是勇士的呼号。
看！这沸腾的热血，奠下了万世不朽的武功。
51师的同志们，站在民族解放的前哨，担任保卫中华的先锋。
发冲冠，吹起冲锋号，踏平三岛，光我华胄。
我们有钢铁的意志，我们有空前的武功。
挺起胸膛，举起刀枪，不让太阳升到三岛上，
歌颂吧！我们有第一号武功状。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74军51师和57师分别获得第一号武功状和第二号武功状，第一号武功状写进了51师的战歌中，57师还获得了虎贲师的称号。58师呢？
从手头能够找到的《上高会战忠勇官兵表彰表》中，我看到57师有59名官兵受到表彰，而58师只有12名官兵受到表彰，没有找到51师的表彰表，想来也会和57师相当。张灵甫没有获得武功状，原因在于官桥的失守。
上高战役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1941年4月19日，罗卓英向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发了一封电报，电文编号4555号，电文内容是与34师团长大贺茂有关的。
电文内容说，4月14日，大贺茂在南昌市上海酒楼召集34师团的残兵败将开会，讲述了此次上高会战的惨败，讲到动情处，涕泪俱下，痛不欲生，拔出手枪自杀，血洒酒楼，左右急忙抬着大贺茂送往医院，经抢救才活过来。
老兵曹立刚也讲到了这个情节。他当时潜伏在上海酒楼对面的一家茶楼上，看到上海酒楼前戒备森严，任何人不让进入，而一名名老鬼子却鱼贯而入。不久，就听到里面传来一声枪响，几名鬼子抬出了一名老鬼子。那就是自杀未遂的大贺茂。
也许大贺茂是真的自杀，也许是逢场作戏。我怀疑这家伙是演戏，如果你想自杀，何必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自杀的方式有很多种，总有一种适合你。你莫非就这样不中用，连枪都打不准？
大贺茂出院后，就被解职，成了无业游民。这名日军师团长以后是什么结局，不得而知，因为他很早就退出了战争的舞台。
上高会战能够取得胜利，和中共地下党员、上高县县长黄贤度组织的良好后勤供给是分不开的。淮海战役结束后，陈毅在总结这次战役的时候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上高会战的胜利，也是上高百姓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第19集团军总司令部重新规定各部向各县购米数量表》中，写明每日要向驻地购买大米53304斤，每月1599120斤，这么多的大米，仅仅一个上高县是远远无法供应的，表中还列举了上高周边的奉新、靖安、宜丰、丰城、清江、新余等几个县。
在采访上高会战的时候，我在上高县档案馆看到了保存至今的一份《民国政府三十年代案卷一号》，上面有这样的文字：
陆军第74军司令部副官处义民字第85号函开：
……此兹指定代购乡镇分列于后：
一、禾草五万斤指由四乡代购每乡一万二千五百斤
二、黄豆二十五石指由两乡平均代购每乡一十二石五斗
这封信函是上高县县长黄贤度写给74军副官处的回信。74军副官处请求黄贤度帮忙代购战马草料五万斤和黄豆25石，黄贤度回复说交代哪几个乡镇采购。
这份案卷还有一份会议纪要，是《上高县出钱劳军运动会议议程》，里面写到了“第一、二区各募足1750元，三区募足1500元，各机关团体募足1000元。”募足钱干什么？当然是交给中国军队打鬼子。
黄贤度和上高百姓给74军57师老兵尹同道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尹同道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说：“黄县长太好了，上高百姓太好了。”
尹同道年近百岁，很多事情已经忘记了，然而，他还能清楚地记得上高很多地名和当年很多战友的名字。
那一年，我去上高采访，在上高县档案馆找到一份当年的上高地图，对照对尹同道的采访记录，上面的地名，包括村庄名称，全都能对上。尹同道还向我说起过一个名叫孔献庸的炮兵营营长，一个名叫代梅山的连长，我在《上高战役表彰名单》上，也全都找到了。
在整个上高会战中，上高百姓不但出钱，而且出人。上高县政府工作人员王道平的回忆文章说，上高县百姓组成的支前大队，冒着敌人飞机的扫射，冒着敌人的炮火，把粮食和弹药源源不断地运到前线。淮海战役中，支前民工还有小推车，而上高会战中，百姓全部是肩扛手提，因为道路已经全部被日军的飞机炸断了。
这些支前民工去前线的时候背的是弹药和粮食，回来的时候抬的是伤员，“部队打到哪里，运输队和担架队就跟到哪里，他们已经成为作战部队这个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有一天，锦江上的石桥被日军飞机炸断，运输队与前线的联系中断了。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冒着危险，组织人员架起了一座简易的浮桥，然后组织运输队快速通过浮桥。敌机在空中扫射，炸弹在浮桥旁边爆炸，掀起冲天巨浪，但是没有人停下来，“人流滚滚，粮食弹药源源不断地流入前线阵地，一条钢铁运输线飞架锦江两岸。”
在后期对日军34师团的包围中，中国军队迂回穿插，从修水调来了两个师，可是来到凌江口，面对浊浪翻天的江水，束手无策，上高县政府在县长黄贤度的带领下，又紧急动员附近的民众，搜集所有材料，帮助军队过河，于是，木排、竹排甚至门板、棺材板都送来了，一座浮桥很快就搭成了。经过一夜急渡，两个师的中国军队顺利切断了34师团的退路。
战后，罗卓英也盛赞上高百姓：“民众效力，尤其是彻底破坏交通，使敌解除装备优势，达成‘以破坏战保障歼灭战’的成功。”
70年后，我采访当年参加过上高会战的74军58师老兵魏杰，他和尹同道一样深有感慨地说：“上高的百姓太好了，到哪里能够找到这么好的百姓？”
对上高会战很有研究的上高县前博物馆馆长方向老先生曾写有一篇《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胜利》的文章，文章中说：
上高会战大捷，是指挥人员运用战术的巧妙，是抗日将士血肉换来的硕果，是军民协作取得的成就，是国共双方共同抗日的杰作。
上高会战，是抗战以来一场值得大书特书的大胜利，也是国共两党通力合作的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