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之前的商人，从未有过职业理念，大多被“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重农轻商”的传统经济伦理观所左右。长此以往的商业发展也会或多或少地受其阻碍，以至于发展到最后不得不把第一商帮的称号拱手相让。
有人说晋商的衰败是和江浙沿海商人的崛起相比较而言的。晋商拥有着以俄罗斯、蒙古为代表的境外市场，市场规模相对较小，而且其中还充满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和欧美市场相比，俄蒙地区属于欠发达市场，民众的购买力很是低下。因此，从两个地域商帮所拥有的市场规模及其发展远景来看，沿海商人也会后来居上，在不久的将来超越晋商。另外，欧美市场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已经结束，大多建立起了稳定的资产阶级政权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而俄蒙等不发达地区正处于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混乱，随时都有爆发战争的可能，是无法与需求增长快、政局稳定的欧美市场相比的。沿海商人的市场大而稳定，而晋商所拥有的市场小而混乱，这样一来，不是晋商不够努力，而是被沿海商人所取代已是一种大势所趋。
西方资本主义把沿海城市强迫变成通商口岸以后，想要按照世界市场的需要把沿海地区改造成为联系中国和世界的窗口以及大举进军内地的跳板，除依法按照所规定的法权对其进行有效的治理外，还派遣强大的武装力量对其进行保护，使其免受战争、动乱的威胁。沿海商人拥有了天时、地利、人和、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丰厚条件，加上水陆交通的便利性，加大了与世界市场的紧密联系，为今后的壮大发展和取代晋商成为全国第一商帮奠定了基础。
沿海地区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也为商品性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形成了全国著名的手工业产品的集中生产区。如沿海地区的顺口溜“湖之丝，嘉之绢，绍之茶酒，处之瓷，衢之橘，金之酒，温之漆器，闻名遐迩天下知。”后来，沿海商人在与西方人接触的过程中，对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及其高效率的进程有了一定的了解，于是就有人蠢蠢欲动地投资起了近代工厂。为了降低投资的风险，他们采取了附股于外资企业和洋务企业的方式，开始了投资兴办近代工业的高潮。随着机器大工业在沿海地区的广泛推广，19世纪末期，越来越多的沿海商人走上了独资或合资创办近代工业的道路，这些行业多集中在船舶与机器修造业、棉纺、火柴、造纸、缫丝等为数不多的行业。
沿海商人多是自觉自愿地把经商当做自己的“天职”，一心一意，兢兢业业，甘愿为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大趋势推波助澜，把赢利投向产业，并努力扩大再生产。例如崇尚实业救国的刘鸿生，他在短短十年间就先后投资经营火柴、毛纺、水泥、煤矿、煤球、码头堆栈、保险、搪瓷、银行和办公大楼等十几个行业，投资总额达740多万元，拥有几十家企业的股份，被人们誉为“企业大王”。
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沿海商人多认为：“金钱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他们发家致富以后多乐善好施、捐款捐物、造福桑梓。叶澄衷父子就曾捐银20万两、地30亩，于1901年建成上海第一所中国人创办的西式学校“澄衷蒙学堂”，培养了许多学者。1907年，旅日巨商吴锦堂捐献巨资，在故乡慈溪创办锦堂学校，被誉为全国办学三贤之一；后又重修了杜湖和白洋湖四浦、十五闸、二十一桥，使当地二十余万亩农田受益。抗战期间，方椒伯、蒉延芳在上海“孤岛”仗义疏财，大义救助了数十万难民。而晋商们在发家致富之后往往更注重个人的享受，不是想着一富带动众富，而是单纯、大规模地进行买地置院等。
沿海商人之所以能在20世纪初期后来居上，成为雄视中国工商业的又一霸主，并在晋商已经发展成为历史陈迹的今天，仍然活跃在世界的舞台上，继续创造着辉煌，其中的原因就不言而喻了。
辉煌了数百年的商业霸主终于让贤，把第一商帮的称号拱手相让，这背后的因果循环值得每一个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