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极必衰、新旧的更替似乎是一个亘古不变的循环过程，兴盛百年的晋商王朝终究也没有逃脱命运的轮回。在百年大厦悄然倒塌的背后，标新立异的“建筑群落”也在悄然崛起，直至把旧的给彻底覆盖，在迷乱中清晰地演绎着社会的进化。
清末民初，外国银行在中国不断设立分行以及与清朝户部组建国有银行的过程中，山西票号衰败了。山西票号是晋商最后的辉煌，也是最高的辉煌。
中国社会是一个传统的官本位的社会，士农工商之间在等级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官和商的关系向来就十分微妙，既相互排斥，又有着千丝万缕的依存关系。许多政府官员向来看不起商人，但在贪念心理的驱使下又对商人的财产存有觊觎之心，甚至是对商人高额的财富十分忌妒。当官员们把大笔公款交给山西票号汇兑的时候，就有恩赐的成分融入其中，他们的眼睛只看到票号通过汇兑官银发了大财，对那种大财之后的种种利益也想分一杯羹。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这之后的辛亥革命，对晋商而言可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1914年，日升昌的北京分号倒闭歇业，在社会上引起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了晋商的衰亡。日升昌设在北京的分号，既是第一家中国票号的分号，又是位于中国心脏的分号，因此它的停业在全国的金融领域产生了很大的震动。
在日升昌存有大批银两的各地商人均因分号的关闭而产生恐慌，平遥县商会在1914年11月曾致函各埠的商会，以稳定各地的债权人。然而终归是票号的大势已去，各家票号只剩下了惨淡经营，有的甚至处于虽生犹死、奄奄一息的状态。
辉煌鼎盛了数百年的晋商在清末民初走向了衰落，原因颇多。其中有大清王朝盛极必衰、气数殆尽大环境的影响，也有晋商本身的诸多缺陷，例如缺乏对有效防范和规避金融风险的认知，晋商对于清政府太强的依赖性致使后期为即将灭亡的政府捐输过多，又加上近代兴办实业的力度远远不够，没有及时调整正确的经营方向等。
近代，国外银行在中国的快速崛起，对票号而言是一个极大的威胁，然而大多数票号的股东们缘于对自己的过分自信，当时并没有把这种威胁当回事，待到新式银行如雨后春笋般壮大时，旧式票号仍旧是不能与时俱进，不能改革经营方式，而是止步尘封，选择了坐以待毙。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中国第一家银行通商银行成立之初，就成为了中国旧式票号的强劲对手。通商银行在短短十几年间，逐步发展成了数十家以汇兑为主要业务的专业金融机构，其势头和速度远远超过了在中国兴盛了几百年的票号业的发展。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中央户部银行正式挂牌成立，这是对山西票号最为致命的一次打击。户部银行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势，在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库伦、张家口、恰克图、烟台、青岛等地都建立了分行，其中还明文规定：各省如有解部之款，一律由户部银行总交。这个解款条例出台以后，山西票号的汇兑业务量就呈现出急速下降的趋势。
可以说，银行的兴起和发展，是山西票号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外国银行频频插足，也极力和中国票号、银行争利。仅清末就有英、德、美、俄、荷等二十多家银行在华成立，它们以吸收存款、低利息的方式资助外国在华企业，还举放高利外债。而山西票号放弃改组的大好机会是其败落的一个内在因素。当年户部成立银行时，曾力邀山西票号的财东们参加，却被观念陈旧落后的票号财东一口回绝了，就这样山西票号错失了改组良机。
山西票号的衰落标志着山西商人辉煌历史的最后结束，尽管这样，山西票号在历史上画出的那灿烂的一笔仍旧有着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