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致庸生活在封建时代，在他身上同样有着结交官府、抬高身价之追求。乔家所结交的官员，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州府县治。
清光绪以来历任蒙、疆、陕、甘的封疆大吏，山西本省抚、道、县几乎都和乔家有着交往。乔家做法是先由商号经理笼络联系，再渐渐过渡到财东乔致庸。据说大德通票号经理高钰与与赵尔巽、赵尔丰私交甚厚，通过赵氏兄弟又结识了端方、张之洞等封疆大吏，这些高官与乔致庸的关系也是通过高钰建立起来的。
光绪年间，当左宗棠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时，便与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结成密切关系，他所需的军费，多由乔家票号存取汇兑，有时军费急缺时则向乔家票号借支透支。
当西北安定下来，朝廷调左宗棠回京任军机大臣时，路上费用均由乔家票号经管。恰好乔家所在地山西祁县位于川陕通往京城的官道，所以左宗棠在途经祁县时，便特地拜访乔致庸财东。乔致庸自然十分欣喜，做了迎接左宗棠的充分准备。当左宗棠来到乔宅见到乔致庸时，直称：“亮大哥，久仰了。”在乔宅叙话时，左宗棠一再表示，在西北有所作为，均仰仗乔家票号支持，对乔致庸大加夸赞。乔致庸趁机请左宗棠为大门前百寿图题一副对联。左宗棠即兴挥笔，题下一联：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
众所周知，在乔家大德通救了大清政府的帝后之后，乔家与朝廷的命运一下子紧密联系了起来。大德通的大掌柜高钰与李鸿章关系相当不错，李鸿章组建北洋舰队时，乔家就捐银10万两，帮助李鸿章购军舰一艘。而且，高钰还结交了军机大臣庆亲王、广西布政使李闲、陕西巡抚端方、朔州知州徐葆生、平阳知府杜金标、朔平道台恩寿等众多的军机大臣。大德通票号便成了这些大臣们的个人账房，也得到了大量的无息财政存款，于是能以低利放贷，这样做需要付出的利息很低，但是利润却很高。
1906年乔致庸去世前一年，乔家的生意进入最辉煌期。
可能常人看来非常奇怪，因为当时正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国家面临生死存亡，而山西票号的生意却获利甚丰。那是因为朝廷和西太后解除了山西票号的禁令，过去绝对不允许票号进行公款汇兑，但战乱让南方给朝廷的公款无法到达，只好对民间票号解禁令。但是国家的危机一过，朝廷马上又重新禁止。到1900年庚子事件之后，国家再次放开民间公款汇兑，所有山西票号都大获全胜。
当时乔家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年（1884年）每股分红是850两，光绪十四年（1888年）增长到3040两，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每股分红高达17000两！据当时的户部档案记载，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户部有三分之一的银两存在各家山西票号中，其中乔家的票号占了很大一部分。
乔家就是这样，通过与朝廷和官员的交往，获取了最大的利润，铸就了乔氏家族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