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致庸，乔贵发的孙子，乔全美的儿子，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出生在祁县乔家堡，为乔家第三代掌门，人称“亮财主”。
乔致庸是乔家甚至晋商中最为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在青年时曾立志走仕途之路，还考中了秀才，但由于其兄乔致广早逝，家族产业无人主持，只得弃儒从商，经营起了莫大的家业。
山西是个商多于官的地方，“学而优则商”是几代人一直恪守的信条。而乔致庸所在的祁县，几乎是家家经商的地方，据不完全统计，在道光年间，北京有三百多家粮店，其中有一多半都是祁县人开的。
这样一个商业气息浓厚的地方就是乔致庸从小生活的地方，不过，与众多山西人不同的是，相比起经商他更喜欢读书。当时，乔家经过了两代人的经营已经富甲一方。乔致庸可以做个闲散的公子哥，他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舞文弄墨之上，希望自己能走仕途之路。然而，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乔家大掌柜、乔致庸的大哥在太平军起义时一病不起，不久就撒手人寰。乔致庸不得不挑起了当家的重任。
就当时的社会状况而言，天下生意有六大类：粮、油、盐、茶、丝、铁。盐和铁都是由朝廷直接掌控的，而粮和油主要是由山西平遥和晋南等地的商人控制着，乔家则完全掌控了经营丝和茶的生意。
乔致庸接手乔家生意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南方的丝茶之路，这是能够提高乔家竞争力的关键，抓住它就能增加与其他商家竞争中获胜的筹码。乔家在丝和茶领域里的作为，可以说影响着成千上万人的生计。也正是在丝和茶运输之路上经历的漫长路途和危险遭遇，让乔致庸创设了票号，这就奠基了乔家“汇通天下”的雏形。
在市场的风起云涌下，乔致庸看准商机，接连开了大德通和大德丰两个票号。在短短几年内，这两个票号在乔致庸的经营下，利润就翻了近六倍，并一举成为全国数一数二的大票号。
乔致庸还特别善于用人，这是他经商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把“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和“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作为乔家的经商原则。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他礼遇聘请阎维藩。
阎维藩原是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的经理，他与武官恩寿交往特别密切，当恩寿为升官需要银两的时候，阎维藩特别仗义，自作主张地为恩寿从分号垫支白银10万两。后来东窗事发，阎维藩被人告发，受到了总号严厉的斥责。不久，恩寿官至汉口将军，有能力归还了借蔚长厚的银两，并且还为票号开拓了业务。但一开始，阎维藩因为这事常受到同伙的排挤，再加上总号的斥责，他决定离开蔚长厚返乡另谋发展。
乔致庸知道这个事情后，发现阎维藩确实是个商界难得的人才，便派他的儿子准备了八抬大轿、两班人马在阎维藩返乡必经路口迎接。众多人在路口一连等了数日，终于等到了阎维藩，乔致庸的儿子说明了来意并传达了其父亲的殷切期盼之情，这让阎维藩大为感动。乔家本是富甲三晋，财势赫赫可想而知，但能放下架子，对阎维藩如此礼遇，实在是让阎维藩感动。
乔致庸的儿子让阎维藩坐八抬大轿，自己骑马相伴左右，反复强调这是乔致庸的意思，这更让阎维藩受宠若惊。二人相持不下，最后只好让八抬大轿抬着阎维藩的衣帽，算是代阎坐轿了事。阎维藩到乔家后，乔致庸更是盛情款待，他见阎维藩稳健精明，精通业务，举止有度，当即聘请阎维藩出任乔家大德恒票号掌柜。
阎维藩对比自己在蔚长厚与现在的情形，深感乔家对他的器重，大有千里马遇到伯乐的心情，决定一定不负众望。事实也证明，阎维藩自掌管大德恒票号以来的二十六年间，使票号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到账期按股分红时，每股均能分到八千到一万两。阎维藩因为乔致庸的知遇之恩，为乔家的商业发展立下了卓越功劳。
在乔致庸的身上还能够看到乔家一贯守信的风格。乔致庸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儒家当中所传达的仁、义、礼、智、信更是让他获益匪浅。乔致庸明白，信誉是商家的根基，是商号的命脉。靠着自己的执着与先进的理念，乔家在他的手上彻底发扬光大、名扬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