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末到18世纪，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业务，包括各种票据、清算制度、商业银行、证券市场逐步发展起来，使得近代金融制度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体系。而事实上，中国的金融体系在这之前，早已稳步发展了。
明朝中期，当铺、钱庄已经开始遍布大江南北。到清代，印局、账局和票号又相继应运而生。当时在中国的各大商帮经营的当铺和钱庄中，尤以山西商人为最。早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仅苏州就出现了山西商人经营的钱庄81家。其中山西商人经营的印局、账局和票号，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特别是遍布全国各地以至于国外的分支机构，更是任何一个商业机构无法与其相媲美的。
当时的山西银行除京城及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以外，在任何一个偏僻的地方，如云南的昆明、蒙自，四川的巴塘、里塘，西藏的拉萨，海南的琼州，新疆的迪化，东北的满洲里、齐齐哈尔；在遥远的国外，如日本的神户、横滨、东京、大阪，朝鲜的仁川，还有恰克图、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新加坡、印度的加尔各答等地，都有山西银行的足迹。而山西的货币商人，包括经营当铺、印局、钱庄、账局和票号等金融企业的商人，在明清时期，都有了很大的金融创新。
晋商的票号、钱庄、当铺、账局等金融企业，起源于商品经济繁荣、资本积累和发展。我们以钱庄为例，来验证山西商人在金融界不可替代的地位。
钱庄又叫钱店、钱铺、钱局或钱号，产生于明代嘉靖年间。随着钱庄的发展，山西商人的业务活动也超出了银钱兑换。由于不同银子的成色不同，钱庄又从事起了银两成色鉴定与熔铸等业务。后来，钱庄开始替商人保管暂时闲置的金银，并受商人委托办理支付事项，成为商家与商家之间的支付中介。钱庄代管的银子大多数处于闲置状态，于是钱庄又把这些闲置的银子借给急需的人。可见，此时钱庄的业务已经扩大到保管银两、发放贷款、代理客户结算的范围。除此之外，钱庄还发行了作为金银流通替代品的银票，这既可以作为客户委托保管货币的凭证，可以随时兑成银两，也可以直接用于流通。
山西人在全国开了多少钱庄没有人能统计得清楚。山西人的钱庄发行六种具有信用货币性质的钱票，这包括由本铺出票并汇兑的“凭帖”、当铺给当铺或钱铺给钱铺的“上帖”、本铺出票到另一铺兑现的“兑帖”、商号用以搪塞债务的“壶瓶帖”、由非钱庄商号所出、钱铺接受的“上票”以及类似于现代早期汇票的“期帖”。这些信用工具在道光年间还在山西商人中普遍使用。
晋商的商业与金融业是互动发展的，一方面商业带动了金融业起步，另一方面金融业又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晋商逐步发展壮大，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