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苏菲娅·安德烈耶芙娜·托尔斯泰娅在自己家里建立了一个文学沙龙，冈察洛夫、屠格涅夫、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常去参加。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她十分尊敬和热情，他在1880年6月13日给苏·安·托尔斯泰娅的信可以说明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4卷，页174）柳·费·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在她所著《女儿塑造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一书（慕尼黑，1920年）中《托尔斯泰娅伯爵夫人的沙龙》这一章里写道：“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前几年参加过的彼得堡的一些文学沙龙中，最有影响的是托尔斯泰娅伯爵夫人，作家阿列克赛·托尔斯泰的遗孀的沙龙。”作家的女儿证实，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过，他认为托尔斯泰娅具有敏锐的智慧，“锐利得像钢一样”。“伯爵夫人迁居彼得堡以后，她开始在自己家里接待她丈夫过去的朋友们，诗人和作家，而且打算结交文学界的新朋友。自从她遇见我父亲以后，她就赶忙邀请他，对他十分亲切。我父亲有时在她家吃午饭，晚上也到她那儿去，同意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出版前在她的沙龙里朗诵其中的某些章节。不久，他就养成了习惯，每天在他散步的时候总要顺便到伯爵夫人家去一下，彼此谈谈当日的新闻。我的母亲虽然有点妒意，但她同意我父亲常去看望伯爵夫人，因为这位夫人当时已经过了具有诱惑力的年龄。伯爵夫人老是穿着黑衣服，银白的头发上戴着带有孀妇面纱的帽子，发型很平常，她所想望的只是以自己的智慧和待人的亲切态度获得大家的喜爱。她很少出门，平时不到四点钟就已经在家，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准备好一杯茶。伯爵夫人知识渊博，读过许多用欧洲各国的文字出版的书籍，常常向我父亲介绍某一篇在欧洲发表的有趣的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许多时间都花在创作长篇小说上，自然不能读这么多书，尽管他很想这样做[……]与其他文学沙龙的庸俗习气相比，充满在伯爵夫人沙龙里的那种温和、亲切的气氛具有令人愉快的特色[……]我父亲[……]特别喜欢托尔斯泰娅沙龙的舒适和优雅。”（《柳·费·陀思妥耶夫斯卡娅谈父亲》，出版者：С。Β。别洛夫，《文学遗产》，第86卷，页303—304）
[11]在《托尔斯泰博物馆》第一卷《列·尼·托尔斯泰和亚·安·托尔斯泰娅一八五七至一九〇三年通信集》（圣彼得堡，1911年）中摘录了亚·安·托尔斯泰娅对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会面的回忆。从这些回忆录来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前不久，亚·安·托尔斯泰娅和他的关系密切起来，她曾向他介绍列夫·托尔斯泰的一些新观点，并让他看托尔斯泰的信。
[12]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的作者们迄今未曾在他生前最后几年的友人中提及拉夫罗夫斯卡娅的名字；而伊丽莎白·安德烈耶芙娜·拉夫罗夫斯卡娅是俄国杰出的歌唱家，在俄国艺术知识界中享有盛誉。她的天才获得屠格涅夫和柴可夫斯基的高度评价，后者认为拉夫罗夫斯卡娅是俄国声乐学派中最大的代表之一（参阅《柴可夫斯基全集》，第2卷，莫斯科，1953年），并把他写的六首浪漫曲和四重唱《夜歌》献给她。在国立列宁图书馆中保存着拉夫罗夫斯卡娅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在信中，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送给她一张肖像，对他在普希金纪念会上的发言和《作家日记》表示感谢。
[13]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安·帕·菲洛索福娃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作她所“敬爱的、听取她忏悔的神甫”（参阅《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卷，页322—324中菲洛索福娃的回忆录），他们之间的友谊引起人们明显的兴趣。在七十年代，菲洛索福娃对政府持十分对立的态度：在她的住所里存放着非法的读物，还有人猜测，薇拉·扎苏利奇薇拉·伊万诺芙娜·扎苏利奇（1849—1919），俄国女革命家，曾参与组织“劳动解放社”，担任过《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后来成为孟什维克。——译者注在受审后就隐藏在她家里。“我憎恨现政府[……]这是一伙抢劫俄国的强盗，”菲洛索福娃在给她的丈夫军事检察长的信中写道。（《纪念菲洛索福娃》，第1卷，彼得格勒，1915年，页326）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尊敬菲洛索福娃，在书信中说她具有一颗“美好、敏感的心”（《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4卷，页66—67），据菲洛索福娃的女儿М。Β。卡梅涅茨卡娅说，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得知菲洛索福娃可能被捕时，他感到十分不安。（参阅《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卷，页326。还可参阅З。Α。特鲁别茨卡娅《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帕·菲洛索福娃》，出版者：С。Β。别洛夫，《俄国文学》，1973年，第3期，页116—118）
[14]在被邀请参加莫斯科普希金纪念会的最著名的作家中，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伊·亚·冈察洛夫、列·尼·托尔斯泰缺席。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1880年5月8日给谢·安·尤里耶夫的信中说明，他之所以不打算去莫斯科是由于害病的缘故，但是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后来对普希金纪念会的意见证明，他不去参加这个会，不单是由于生病。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大概对纪念会的组织工作不是由民主力量主持感到不满。他在1880年6月25日给亚·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普希金纪念会引起我的疑惑。看来，聪明的屠格涅夫和狂妄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持了普希金纪念会，使其为他们所用。”（《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全集》，第19卷，第1册，莫斯科，1976年，页157）屠格涅夫曾特意前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邀请列·托尔斯泰，后者也拒绝参加普希金纪念会。据康·米·斯塔纽科维奇说：“这次拒绝对托尔斯泰伯爵来说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的文学是有钱人惬意的消遣品，而对老百姓来说，有没有普希金与他们无关。”（《行动》，1880年，第7期，页107）
[15]伊·伊·帕纳耶夫在《现代人》（1855年，第12期，页235）上首次谈到这件事，但未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帕·瓦·安年科夫在《欧洲导报》1880年4月号上重提此事。阿·谢·苏沃林在《新时报》上驳斥安年科夫说，《穷人》载于1846年的《彼得堡文集》时并无任何“边饰”。《欧洲导报》编辑部（而并非如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所说，是安年科夫，——他当时在国外）在该杂志1880年5月号上对《新时报》的驳斥答复说，安年科夫的文章中所指的不是《穷人》，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别林斯基出版的《利维坦》利维坦，《圣经》神话中的大海怪。——译者注这个集子而写的《普利斯梅利科夫的故事》。但是实际上，正如《新时报》1880年5月5日登载的短文中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未写过《普利斯梅利科夫的故事》，他打算为《利维坦》写的是《刮掉的连鬓胡子》和《被毁掉的办事员的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80年5月14日给阿·谢·苏沃林的信中要求再次就“边饰”问题发表声明。（《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4卷，页143）1880年5月18日（并非如本书作者所说，是16日），《新时报》上刊载了以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义发表的声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目前在旧鲁萨治病，他要求我们以他的名义声明，帕·瓦·安年科夫在《欧洲导报》上发表的有关‘边饰’等等的说法并非事实，而且也不可能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