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们这一代也主要从事教育事业。我家一门出了五个校长，遍布大中小学，其余的兄弟姐妹也都事业有成。大姐向颖曾任上海市大通路小学校长、静安区政协常委；大哥向壔是我国著名生理生化学家和教育家，曾任江西农业大学副校长、全国政协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二哥向圮抗战时跟随美国专家到云南治疗疟疾，就留在西南联大医院，后任个旧锡矿医院院长、江河州政协副主席；我也曾任上海市比德小学校长；五妹向顶是江苏省蚕种公司高级农艺师；六妹向颎曾任上海市清风中学校长；七妹向頩曾任国务院轻工业部计划司司长；八妹向颋曾任上海市康乐路小学校长。可以说，父亲的言传身教与家风的潜移默化造就了我们。
三、 从校门到校门
1937年我从武进女师毕业，当时大姐向颖在南京当教师，所以我也到南京应聘。招聘考试很严格，首先是笔试，要考数学、语文、外语等好几门。笔试结束后大家都返回老家，过了一段时间得到通知，我又去南京面试。一个老教师主持面试，问了许多问题，如你为什么来南京找工作，你喜欢什么科目，你原来的学校怎么样之类。我说： 因为姐姐在南京工作，而且南京是首都，对师资要求高，到南京可以有更好的发展。我的回答还算不错，顺利通过了面试，最终拿到了雨花台小学的聘书。这期间，我又碰到一位当时在南京工作的原武进女师老师，得知我来南京找工作，不经考试招聘，她就交给我一份荷花塘小学的聘书。这样，我从南京一下得到两份教师聘书。然而，还没开学，抗日战争就爆发了，南京的工作只能以留职停薪的名义搁置，最后不了了之。
我回到无锡，9月以后，在东门外的东亭小学做了两个月的教师。那个学校的校长是我同学的家长，我们几个同学一块儿过去的。那时每天早晨有十分钟左右的晨会，对学生作些交代，第一天校长陪我们过去作个简单介绍，我们就上课了。我担任中年级的班主任，要教语文、数学等好几门课，那时的学生读书很不容易，上课还是挺认真的，特别顽皮的孩子并不多见。
11月，听说日本军队将进攻无锡，逃难便开始了。我们分成两路，姐姐和一个妹妹跟着姨父逃到苏北，我们一路逃到无锡的乡下。那天家里人先走的，几个男教师拉着黄包车，上面装着各自的行李。我一个人随后到乡下去，大约走了一天左右才到达。我和家人总算没有风餐露宿，付点租金借住在农民家里。那幢房子还挺好的，周围是一片田野。随后日本飞机常来轰炸，那家人挖了地洞，听到飞机轰鸣声大家立刻躲进地洞，直至平静才敢出来。那段日子挺恐惧的。
1938年，形势稍见稳定，我们从乡下回到无锡。家里明显曾被人闯入，已被弄得一塌糊涂，而且无锡沦陷后十分萧条，很难找到工作。10月，我来到上海，暂且在表姐杨淡仙家安身，正值学期中，无法找到正式的教职，只能先做家庭教师。那种家庭教师有点像帮人家看小孩，和现在常见的课后补习家教不同，工资也是按月支付的。那是一个广东人的家庭，有两个学龄前的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们满口的广东话，我也听不大懂。我并不住在那里，每天要走很远的路过去，也不在那里吃饭，陪孩子几个小时就回来。当时也没什么教学计划，就教他们认认简单的字和算术，有时也讲讲故事，陪他们玩玩，家里也挺随便的，小孩学一会儿就跑掉了。
当年寒假过后，经人介绍我在私立的光明小学找到工作。这个学校是无锡人办的，实际是一个弄堂小学，环境很差，生源也来自附近的弄堂，教师连聘书都没有。校长主要为赚钱，基本上不关注教育质量。虽然上课时用普通话，但孩子们大多讲上海话，因此一开始交流不算顺畅，因为我在无锡教过书，所以还是很快适应了。主要还是因为学校不够正规，令我难以安心。
1939年夏，我在报上看到振英模范小学招聘教师的广告，于是赶快去应聘，并很快便得到录用的答复。这个小学虽是私立的，但相当正规，它位于今建国西路襄阳路转角处的花园洋房，当时属法租界地域，透过马路边的篱笆墙，可看到一排紫藤架，老师常在紫藤架下散步会客。因而该校生源很有保障，有十几个班级，还有幼儿园，富人子弟云集，就连“雷允上”药店老板的几个孩子都在这里上学。每天上学放学有好多私家汽车停在校门前，当时汽车还很少，这种景象十分罕见，可在我们学校却并不新奇。有一次，还发生了事故，一名家里有车的女学生，却被别人的车轧死了，好在事故不是在学校门前发生的。那些有钱的家长对老师还是挺尊重的，沿袭旧传统，上海人对女老师也称“先生”。每个学期召开一次家长会，一般几个班联合召开，振英模范小学聘书校长、教导主任都要参加，大部分家长都会前来。如果孩子存在问题，班主任也会把家长叫来，或到他家去访问。
校长叫张振吾，是位四十多岁的单身女性，她所招聘的教师也都是未婚女性，不想谈婚论嫁似乎是我们学校女老师的共识。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年代的女教师许多都不结婚，也许因为女性好不容易独立，就不想再做家庭妇女了。张校长极其能干，极有责任心，非常重视教育质量，也懂得如何办教育，音乐课、图画课、体育课全聘专业的教师担任，还开设英文课。她很注重本校师资的质量，新教师刚上岗，校长亲自来听课，还要检查教案。在得到她的认可之后，我们才能独立任教。忙完一天的工作，校长还到教师宿舍坐坐，和教师谈谈，每天晚上都要忙到九点多钟。这个学校让我十分安心，光明小学自然不能与它相比。我从表姐家搬出来，以后便住在学校。工作半年以后，我得到校长的认可。通过我的介绍，我的大姐和堂姐向柔淑也应聘成功，我们一起在那里教书，度过好长时间。
我们学校不搞循环制，我一直担任二年级的班主任。班主任的工作比较多，责任也比较大。每天晨会时，我将一天的任务交代一下，让孩子们对一天的课程有初步的概念。模仿母校无锡师范附小的做法，我也喜欢组织一些小活动，让孩子们讲讲故事、唱唱歌。学校每个星期都召开表演会，各个年级轮流组织，女校长积极推动，老师和孩子的兴趣也很高，相互之间还会有所竞争，这次你班级表演精彩，我下次会争取更好的效果。有一次我编了一个小话剧《苦孩子》，那个孩子演得特别好，真切地表露感情，大家都被孩子感动了。因为自己常和孩子互动，所以我和学生的关系比较融洽，孩子们也喜欢我，所以不用教训他们就很服我了。我姐姐教三年级，就不喜欢搞活动，她们中级的老师好像都比较古板。那时也有体罚学生的现象，一些孩子做错事情，有的老师用直尺打其手心，听说中级的老师几乎都打过的。
刚开始工作，工资只有二十五元。记得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一双皮鞋，学校提供了宿舍，省了房租，但还要交饭费给食堂，工资的一半就去掉了。后来一年年加工资，每年的聘书都会注明薪水，虽绝对数从四五十元升到两百元，比附近学校略高，但由于货币由国民党的老法币换成汪伪的储备金，钱一再贬值，物价飞涨，教师皆入不敷出，而振英模范小学对学生收费很高，校方大大发财，相较而言给老师的待遇就显得太苛刻了。1944年，要求涨工资的呼声在上海各界越来越高，女校长却迟迟不肯提高工资。教师们无法忍耐，选出几个代表与校长理论，我也是代表之一。进入校长室，我们就开诚布公地讲，教师工作这么多年，都住在学校，生活的唯一来源就是工资，现在物价涨得这么快，我们的待遇却没有增加，大家都觉得应该有所提高。校长先是很惊讶，回答说：“与其他私立小学比，振英已比较高了。”谈判初期，校长的态度还算好，也答应接受一部分要求，但始终不肯松口同意大幅度增加工资，这当然不能使大家满意。后来她的态度却越来越强硬，不同意再次提高待遇，交锋之下我们也无法妥协。久拖不定之时，正巧附近的比华小学比华小学，原名上海市立比德小学，1912年创立，位于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抗战期间去除“市立”名号，迁至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更名为比华小学。今上海市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前身。在招聘教师，特别希望我们这些骨干教师过去。比华小学的前身原是市立比德小学，抗战开始后，国民党的公立学校都停办了，校长等撤退到大后方，一部分老教师到永嘉路另办一个学校，换个名字叫比华小学。结果我们六个骨干教师集体辞职，四位去了比华小学，许多学生也随之退学，一部分转到位育小学，还有一部分跟着老师转到比华小学去了，振英小学当然就十分被动了。在谈判僵持阶段，就听说女校长在香港找到一个男朋友，可能当时她已有意去香港，办学的热情随之衰退，所以绝对不肯让步。我们辞职后不久，女校长又聘了一些教师，一年后她移居香港，振英模范小学就关闭了，真是很可惜。
20世纪40年代的向氏五姐妹，前排中为口述者我们四个人到比华小学，但这时校长却说只有三个教师的名额。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只能表示接受，一段时间四人承担三人的工作量，工资也由四人平分。我担任高年级的英语和自然课，工作量不足，大家再做做家教来补贴。那时的中小学老师大多在课余兼做家庭教师，到人家家里去给人补课，一般都是一对一的。那段日子确实挺苦，可我们没有后悔，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些都是值得的。不久，大姐回无锡去了，就我们三人留在比华小学。比华的校舍比较简陋，学生的课外活动也比振英少多了。
四、 地下工作
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的老校长回来接收，比华小学复名“市立比德小学”，并迁回老校址，而原比华小学校址作为比德分校存在，校舍比原来好多了，我们也自然成为比德小学的正式教员。就在这一年，我开始接受进步思想，思想逐渐向共产党靠拢。当时该校已有地下党员，如教英文的周月英善于联络人，她对国际国内形势似乎很了解，常和我们谈话。
抗战刚结束，日本人撤离后，原来不公开的国民党和三青团也开始活跃。为控制市立学校，上海成立了以国民党为主导的“上海市教师联谊会”。每个公立学校推选两名教师作为代表，我和周月英代表比德小学。后来才知道，联谊会的各校代表中有不少地下党员，他们不仅积极为大家争取福祉，也不时利用该会开展革命活动，这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当时公立校长大多是国民党党员及三青团的成员，我们比德小学校长也是国民党员，他们想重新控制这个组织。联谊会改选时，当局动用所有官方的力量，进行提名及强迫选举。大姐向颖工作的学校投票时，校长在旁监督每个老师，要求他们必须选择事先安排的国民党或三青团成员。于是，改选后的联谊会国民党、三青团的成员占据大半，积极为教师争取权利的进步教师大都被排挤出去，但最为活跃的务本小学教师陈育辛陈育辛，1933年毕业于务本女子高中。上海解放后历任中共上海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中共蓬莱区区委书记、上海市电影局党委副书记、上海教育学院第一副院长、上海师范学院副院长等职。已为大家认识，所以仍以高票当选，留在联谊会内。实际上，陈育辛也是地下党员，后来她和其他同志筹钱办了私立力文小学，以掩护地下工作，里面的教师几乎都是党员。
对于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大家都心怀不满，平时教师在一起也会议论。比德小学图书馆也能借到《共产党宣言》之类的进步书籍，实际上知识分子对于共产党已有所向往，我对身边几位教师也有些猜想，但也不敢确定。由于我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地下党也有意识地接近我。某天周月英终于告诉我，自己是共产党员，问我是否愿意加入，党找到我，自己是非常高兴的。我打了一个报告，过些时就得到批准，基于我在民主运动中表现积极，未经预备期就被直接接纳为正式党员。1946年4月，我在周月英家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月英的丈夫也是地下党员，当时在中越、中缅边境一带做联络工作，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入党仪式就在她家举行。为避免暴露，党旗也未挂，只是跟着介绍人轻声宣誓，誓词和现在差不多。而且也没有任何党员证件，能证明我是党员的，唯有我的介绍人一个人。
进步人士被国民党从“教师联谊会”清除出来之后，1946年5月，我们又创建“上海市校教师福利促进会”，这个组织的中坚都是地下党员。由于陈鹤琴陈鹤琴（1892—1982），著名儿童教育家。曾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1940年2月创办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并开始“活教育”的实验。1945年在上海创办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的支持，福利会的基地设在女师附小。陈鹤琴校长是著名的教育家，抗战胜利后，他将设于江西的师范搬到上海，全称为上海女子师范学校，位于愚园路，就在今市西中学隔壁，该校既有附中、附小，又有幼儿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