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上海职业妇女口述史:1949年以前就业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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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家和生计缘为勤(1)

——原糖厂童工杨秀英女士口述史

【口述者】杨秀英

【访谈/整理者】程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王立上海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生

【访谈时间】2011年11月4日、11月11日,12月2日、12月20日【访谈地点】杨秀英家【整理者按】杨秀英,1930年生于上海。1941年于华记糖果厂做童工,后在多家外国人家中做工。1964年在通用制药厂工作,1979年自上海十七漂染厂退休。

2012年口述者于台湾观光时留影

我的老家在江苏滨海县,从爸爸上数三代都是木匠,爸爸的弟兄五人也都是木匠。父母是在乡下结婚的,那时还有几亩薄田。在乡下太穷困了,听说木匠在上海是很吃香的,又因为我妈有一个亲属在上海造币厂工作,父母把几亩薄田借给亲属,就跟人到上海来了,那年阿拉妈只有十七岁。穷人帮穷人,他们才能在上海住下来。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到农忙时妈妈还会回老家去料理一下。

上海那时分为法租界和英租界应为公共租界,1854年以后原英法美租界联合组建独立的市政机构“上海工部局”,后法国退出,但上海人还是习惯称公共租界为英租界。,福煦路(今延安中路)是英法租界的交界,巡捕各管各的,如果黄包车夫犯点小事,比如在法租界闯闯红灯什么的,这边的巡捕猛吹哨子,车夫仍然猛跑,跑到马路对过的英租界,那边的巡捕就不管了。从我记事起,我家就住在华龙路(今雁荡路)51弄,当时属于法租界的地盘。华龙路走到底有个法国花园,门口有外国人看门,中国人也可以进去,但要买张月卡,而且女的穿旗袍、男的穿长衫或西装才能进去,我们穷人是不能进去的。

我们弄堂蛮大的,没有大门,地上铺着碎石子,一头通到环龙路(今南昌路),一头通到吕班路(今重庆路)。这条弄堂是姓顾的人造的,所以又叫顾家弄,正弄的两边还有支弄,叫东顾家弄和南顾家弄。房子外面看看还挺好,其实里面都是矮平房,当中一个天井,像北京的大杂院一样。房子比较高,里面再搭小阁楼,楼板很薄,楼上一走动或说说话,下面听得清清楚楚。

解放前弄堂里的人都是做小生意的,比如拉黄包车、修皮鞋,等等,大多数人家都很穷,连买十斤米的钱都拿不出,要烧饭了,才拿个小淘箩去买一两升米,买油也是一两一两拷的,这就是所谓吃一顿买一顿。而且,这么穷还要赌博。记得17号有个光棍,就像现在的二房东一样,先顶下一辆黄包车,再转包给两个工人拉,工人就住在他的阁楼上,他没家没室,就喜欢赌。

弄堂里有一家米店,有一家糟坊店,相当于现在的酱油店,还有一家面馆,卖卖阳春面、菜汤面等便宜小吃。弄堂里有很多小脚老太,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要走到弄堂口买点油盐酱醋都蛮不容易的。我小时候很勤劳,总是主动帮她们去买。那时还没通自来水,吃用都靠井水,井水不干净,有点咸味。我家有一个大缸,大概能装两桶水,加入一点明矾,让脏东西沉淀下去之后才能吃。大家都到井边洗衣服、洗碗,夏天赤脚去,或者穿双木头拖鞋所谓木头拖鞋仅是在木头鞋底上面加一根绳子,没有今木屐美观,也简单得多。,冬天要穿套鞋。那时家里没条件烧热水,连热水瓶也没有的,弄堂里还有个老虎灶老虎灶原为江浙一带的古老传统,因有一个翘起的“尾巴”和灶头而得名。上海人一般指弄堂口专门出卖热水的地方。,要喝茶就拿个茶壶去泡开水,要洗澡了就去买半桶热水。我们平时一次买许多筹码,一个筹码能泡一壶开水或大半桶热水。

弄堂里的人家穷到什么程度呢?不但没有钱送终,而且连死人的衣服都要的。当时小孩死掉既不土葬也不火葬,只是给他穿上一身干净衣服,再用席子包一下,就扔在弄堂口的垃圾桶旁边。第二天早晨,席子往往被人打开,尸身上的衣服也被剥光拿走了。有一个小姑娘病死时十四五岁了,家里人当然很伤心,给她穿上干净衣服,再用席子包好放在垃圾桶旁。第二天早上,我亲眼看到衣服还是被人剥光了。有钱人家有人死亡,都送到胶州路的万国殡仪馆做丧事,而穷人家只能靠搞慈善的收尸。在跑马厅一带,就是现在的上海大剧院那里,原来有一个普善山庄普善山庄,民国初由沪商王骏生、李谷卿等捐资设立,初建于闸北,专事收殓马路上无主的尸体,一些上海名人如杜月笙、黄金荣等也曾挂名为山庄的董事。以后成为上海市最大的慈善团体。,专收穷人尸骨,不管有没有棺材,都会来收的。如果小孩尸体碰巧被有钱的好心人看到,打个电话过去,那里的人就会来收的。收尸的人骑着自行车,自行车旁边挂一个又长又扁的帆布袋,把尸体放进去,再把袋子的拉链关上就带走了,收走后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家属也不会过问。

大人过世不会扔在垃圾桶旁边,一般要用棺材装敛一下,再交给普善山庄的人。弄堂里有一家姓杨的人家,比较有钱,也蛮好心的,别人求求他,就会施舍一口薄棺材,死者家属都要跪在地上磕头感谢。那时死人是很平常的事情,死了就死了,家里人既不上坟也不上香。在旧社会,人们生点小病很早就死了,尤其是妇女,比男人更容易生病。和我妈同辈的女人大多数只活到三四十岁。我们邻居家一个妇女,肚子痛得在床上滚,也不去看病,不久就死了。当时女人生小孩根本不进医院,等到肚子痛极了,才有人喊来一个老太婆,她用开水烫一下剪刀就拿来剪胎儿的脐带,所以妇女生产时也很危险。而且平时妇女也没条件讲究生理卫生,生孩子以后,不舍得买大量的草纸,就用旧布做个月经带。它是一个长条形的夹层垫子,里面装上稻草灰,用过以后把稻草灰倒掉,再把月经带洗洗,又拿来反复用。当然,来月经时还是买草纸垫在月经带里,但那时的草纸很硬,常常把大腿磨破。如果在外面时突然来月经了,手边没有月经带,就只能用绳子代替,一根绑在腰里,一根绑草纸,这样就更难受了。那时当然不给小孩打预防针,许多小孩都是出麻疹时死掉的。老人说: 小孩没出过麻疹,就不敢说可以养大,小时候没出过麻疹的人,活到六十岁也要出的。

我家住在19号院内,只有一个十四平方米的小房间。爸爸帮别人修补家具,或做小板凳等小东西去卖,赚不了多少钱。我妈从小裹小脚,根本没法出去工作。听说她五岁时被外婆强迫裹脚,当时皮肉都烂掉了,每天痛得窝在床上哭,从此就不肯多走路了。后来她人长得很高,大概有一米七几,小腿又很细很细,只要被人轻轻一碰,她就会摔倒。我妈算是长寿的,活到七十几,最后还是死于摔跤后的骨折,这双小脚真害苦她一辈子。

在我眼中阿拉妈老作孽的。她一直大肚子生小孩,前后生育了十一个孩子,但小孩总是养不活,只活下来三个,姐姐、弟弟和我。我生于1930年,姐姐比我大三岁,我们改跟干妈姓,姐姐叫刘女,我叫刘英,谐音“留女”、“留婴”,父母相信这样才能养活我们。妈妈告诉我,姐姐小时候也差点死掉,她曾生天花,头肿得像面盆那么大。家里条件不好,姐姐九岁就到工厂做童工,帮人家挑羊毛,赚点钱补贴家用。弟弟后面的几个孩子相继病死,算命的人说弟弟是一只铁脚鸡口述者的弟弟属鸡。,不仅下面的孩子要被他“啄”死,而且他自己命也不好。所以,他一岁那年父母就让他做“和尚”,其实就是在庙里给他挂个名字,人还是在家里养着,但平时他要穿和尚的衣服,要吃素,过年时还要挂一个黄色的袋子,爸爸抱着他敲着木鱼一家家去化缘,再把化缘得来的钱送到庙里。就这样,弟弟在家做了十年小“和尚”。

日本人打到上海,把大米也控制起来。米店常常打烊,老板把米囤起来,使米价飞涨。老百姓连米也买不到了,大家都骂米店老板是米蛀虫,有时米店开门,又会发生哄抢。我曾看到马力斯菜场外发生抢米事件。那时米店一般开个小门,在柜台上放几个木箱盛各种米,客人来了,用升斗量一点米再收钱。好不容易有米卖了,大家都哄过去排队买米,人一多老板吓坏了,就想上门板关门,这时只要有一个人叫“大家抢”,人群就拥上去了,男人拿铅桶,小脚女人拿脸盆,挤上去舀了米就走。老板打电话叫来巡捕,大家便一哄而散,这时店面的米也抢得差不多了,这样老板就更不敢开门了。

有钱人存有许多米,对面洋房买米都是用卡车运来的,家里的米一时吃不完;而穷人是吃一顿买一顿的,就只能买点碎米烧烧粥。而买碎米也不容易,要排很长的队,妈妈是小脚,不能去排队,有时只得让我去买碎米。有一次去买米,排队的人特别多,队列里一个紧贴一个,我人小体弱,一会就被汹涌的人群挤出来了。一个“三道头”上海人对法国巡捕的俗称,因其制服袖子上有三条杠。恶狠狠地冲过来,不问青红皂白,举起手中的棍子就往我头上狠狠地一敲,他的警棍前端包有一块铁皮,敲下去特别痛,头上立刻肿起一个大包。虽然那天我还是买到一升米,但毕竟只有九岁,以后我爸不允许我再去买米了,家里只能每天吃“六角粉”(即玉米粉)。

弄堂里的大人还跑到漕河泾等乡下买米,我妈妈也去过的。如果碰到日本兵,他们会用刺刀把袋子刺穿,让米全流光,所以也不能把米袋公然扛在肩上,要沿着河浜走小路去。他们每人做件夹马甲,上面留有口,买到米灌进马甲,再穿在身上,一次最多也只能背五六斤。和我一块长大的一个小姑娘也去背米,跑了很远路,只装回五升米。南顾家弄有一个妇女去背米,被日本兵拉进据点轮奸,出来时连路也走不动了,是别人把她背回来的。她男人是卖报纸的,对她大骂:“你为啥不去死?回来做啥!你还有面孔进来呀!”邻居看不惯,都打抱不平:“她是为啥这样的?还不是为了家里吗?”她男人这才算了,后来就糊里糊涂过日子。

打仗的时候还最怕被封锁。有一天,我们弄堂有个人发痧,东洋人硬说他生了霍乱,为防传染,就用铁丝网封住两端的弄堂口,还派巡捕把守。一旦封锁,人不能出去,也不能进来,不能出去就没法做工,也不能出去买吃食了,封四五天之后,小米店的米也卖光了,有钱人家里还有米吃,只苦了那些买一顿吃一顿的人家。穷人要自救,只能在晚上从矮平房上翻出去,我爸爸也每天翻出翻进。还好弄堂里有个女人嫁给巡捕,那个巡捕正好管我们这块,有时也会偷偷放我们出去,但是不能让东洋人看见。法租界这一带还算好,听说闸北那边的药水弄,一次被封锁就饿死很多人。后来华龙路小学附近有人扔了一个手榴弹,华龙路马上也被封锁了,说封锁起来捉共产党。反正那个时候一出事情就常常封锁。

我们都想读书,可是家里太穷,一般女孩子不能读书,每天就在弄堂里跳绳、跳房子。大概九岁的一天,我和小伙伴正在弄堂里玩,有人走进来对我们说:“小姑娘,你们快去读书呀!”他说晚上七点以后可以到对面的华龙路小学去读书,还不收学费呢。当天,我们几个女孩就一起去上学了,一开始人比较少,后来人越来越多,一个教室坐得满满的。夜校里小姑娘更多一些,小姑娘学习很认真,小男孩就不太认真。老师发书发练习本,所有的学习用具都是他们提供的,每天读完书,还给每个孩子发一个小碗口那么大的桃酥饼,我们真是开心。老师很好很耐心,先教怎么拿铅笔,又教我们从一写到十,再写到二十,再教大小、上下等等,最后教我们读课文,现在只记得“小猫叫,小狗跳”等等,蛮有趣的。也教过算术,先学阿拉伯数字,再学加减法。但只读了两个学期,我就不能读书了,真是可惜,直到现在我都想读书呢。

我十一岁开始去做童工。有一天,我们三个小姑娘正在玩,一个山东男人骑着自行车进来,他说:“嗨,小姑娘,不要跳了,来来来,我带你们去做工赚钱吧。”我问:“去干吗?”那个男人做着包东西的手势说:“包糖果呀。”我们很想去,但又害怕他是骗人的。其中一个小姑娘的妈妈是苏州人,我们都叫她“妹妹妈”,她是大脚能走路,大人商量下来让她陪我们去。

后来才知道,那个男人是老板的亲戚,秋天以后节日很多,便进入糖果的热销旺季,而且越靠近过年越忙,工作来不及做,就到处招临时工。那个厂名叫华记糖果厂,就设在石库门房子的三层楼上。工作非常辛苦,我们早上5点上班,晚上却没有固定的下班时间,要把机器加工出来的糖全都包完才能走,常常要做到晚上十点以后。早上我带一个多层的搪瓷饭盒子上班,两层装饭,另两层装咸小菜,中饭、晚饭都在厂里吃。那时我还小,对我来说工作台就太高了,别人都坐着做,我只能站着做,晚上回到家脚肿得像馒头,我妈看到很心疼。爸妈都说不要做了,但想到家里困难,我还要去做。后来我妈想了个办法,在椅子上再加个垫子,我才能坐下来做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