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糖厂童工杨秀英女士口述史
【口述者】杨秀英
【访谈/整理者】程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王立上海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生
【访谈时间】2011年11月4日、11月11日，12月2日、12月20日【访谈地点】杨秀英家【整理者按】杨秀英，1930年生于上海。1941年于华记糖果厂做童工，后在多家外国人家中做工。1964年在通用制药厂工作，1979年自上海十七漂染厂退休。
2012年口述者于台湾观光时留影
我的老家在江苏滨海县，从爸爸上数三代都是木匠，爸爸的弟兄五人也都是木匠。父母是在乡下结婚的，那时还有几亩薄田。在乡下太穷困了，听说木匠在上海是很吃香的，又因为我妈有一个亲属在上海造币厂工作，父母把几亩薄田借给亲属，就跟人到上海来了，那年阿拉妈只有十七岁。穷人帮穷人，他们才能在上海住下来。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到农忙时妈妈还会回老家去料理一下。
上海那时分为法租界和英租界应为公共租界，1854年以后原英法美租界联合组建独立的市政机构“上海工部局”，后法国退出，但上海人还是习惯称公共租界为英租界。，福煦路（今延安中路）是英法租界的交界，巡捕各管各的，如果黄包车夫犯点小事，比如在法租界闯闯红灯什么的，这边的巡捕猛吹哨子，车夫仍然猛跑，跑到马路对过的英租界，那边的巡捕就不管了。从我记事起，我家就住在华龙路（今雁荡路）51弄，当时属于法租界的地盘。华龙路走到底有个法国花园，门口有外国人看门，中国人也可以进去，但要买张月卡，而且女的穿旗袍、男的穿长衫或西装才能进去，我们穷人是不能进去的。
我们弄堂蛮大的，没有大门，地上铺着碎石子，一头通到环龙路（今南昌路），一头通到吕班路（今重庆路）。这条弄堂是姓顾的人造的，所以又叫顾家弄，正弄的两边还有支弄，叫东顾家弄和南顾家弄。房子外面看看还挺好，其实里面都是矮平房，当中一个天井，像北京的大杂院一样。房子比较高，里面再搭小阁楼，楼板很薄，楼上一走动或说说话，下面听得清清楚楚。
解放前弄堂里的人都是做小生意的，比如拉黄包车、修皮鞋，等等，大多数人家都很穷，连买十斤米的钱都拿不出，要烧饭了，才拿个小淘箩去买一两升米，买油也是一两一两拷的，这就是所谓吃一顿买一顿。而且，这么穷还要赌博。记得17号有个光棍，就像现在的二房东一样，先顶下一辆黄包车，再转包给两个工人拉，工人就住在他的阁楼上，他没家没室，就喜欢赌。
弄堂里有一家米店，有一家糟坊店，相当于现在的酱油店，还有一家面馆，卖卖阳春面、菜汤面等便宜小吃。弄堂里有很多小脚老太，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要走到弄堂口买点油盐酱醋都蛮不容易的。我小时候很勤劳，总是主动帮她们去买。那时还没通自来水，吃用都靠井水，井水不干净，有点咸味。我家有一个大缸，大概能装两桶水，加入一点明矾，让脏东西沉淀下去之后才能吃。大家都到井边洗衣服、洗碗，夏天赤脚去，或者穿双木头拖鞋所谓木头拖鞋仅是在木头鞋底上面加一根绳子，没有今木屐美观，也简单得多。，冬天要穿套鞋。那时家里没条件烧热水，连热水瓶也没有的，弄堂里还有个老虎灶老虎灶原为江浙一带的古老传统，因有一个翘起的“尾巴”和灶头而得名。上海人一般指弄堂口专门出卖热水的地方。，要喝茶就拿个茶壶去泡开水，要洗澡了就去买半桶热水。我们平时一次买许多筹码，一个筹码能泡一壶开水或大半桶热水。
弄堂里的人家穷到什么程度呢？不但没有钱送终，而且连死人的衣服都要的。当时小孩死掉既不土葬也不火葬，只是给他穿上一身干净衣服，再用席子包一下，就扔在弄堂口的垃圾桶旁边。第二天早晨，席子往往被人打开，尸身上的衣服也被剥光拿走了。有一个小姑娘病死时十四五岁了，家里人当然很伤心，给她穿上干净衣服，再用席子包好放在垃圾桶旁。第二天早上，我亲眼看到衣服还是被人剥光了。有钱人家有人死亡，都送到胶州路的万国殡仪馆做丧事，而穷人家只能靠搞慈善的收尸。在跑马厅一带，就是现在的上海大剧院那里，原来有一个普善山庄普善山庄，民国初由沪商王骏生、李谷卿等捐资设立，初建于闸北，专事收殓马路上无主的尸体，一些上海名人如杜月笙、黄金荣等也曾挂名为山庄的董事。以后成为上海市最大的慈善团体。，专收穷人尸骨，不管有没有棺材，都会来收的。如果小孩尸体碰巧被有钱的好心人看到，打个电话过去，那里的人就会来收的。收尸的人骑着自行车，自行车旁边挂一个又长又扁的帆布袋，把尸体放进去，再把袋子的拉链关上就带走了，收走后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家属也不会过问。
大人过世不会扔在垃圾桶旁边，一般要用棺材装敛一下，再交给普善山庄的人。弄堂里有一家姓杨的人家，比较有钱，也蛮好心的，别人求求他，就会施舍一口薄棺材，死者家属都要跪在地上磕头感谢。那时死人是很平常的事情，死了就死了，家里人既不上坟也不上香。在旧社会，人们生点小病很早就死了，尤其是妇女，比男人更容易生病。和我妈同辈的女人大多数只活到三四十岁。我们邻居家一个妇女，肚子痛得在床上滚，也不去看病，不久就死了。当时女人生小孩根本不进医院，等到肚子痛极了，才有人喊来一个老太婆，她用开水烫一下剪刀就拿来剪胎儿的脐带，所以妇女生产时也很危险。而且平时妇女也没条件讲究生理卫生，生孩子以后，不舍得买大量的草纸，就用旧布做个月经带。它是一个长条形的夹层垫子，里面装上稻草灰，用过以后把稻草灰倒掉，再把月经带洗洗，又拿来反复用。当然，来月经时还是买草纸垫在月经带里，但那时的草纸很硬，常常把大腿磨破。如果在外面时突然来月经了，手边没有月经带，就只能用绳子代替，一根绑在腰里，一根绑草纸，这样就更难受了。那时当然不给小孩打预防针，许多小孩都是出麻疹时死掉的。老人说： 小孩没出过麻疹，就不敢说可以养大，小时候没出过麻疹的人，活到六十岁也要出的。
我家住在19号院内，只有一个十四平方米的小房间。爸爸帮别人修补家具，或做小板凳等小东西去卖，赚不了多少钱。我妈从小裹小脚，根本没法出去工作。听说她五岁时被外婆强迫裹脚，当时皮肉都烂掉了，每天痛得窝在床上哭，从此就不肯多走路了。后来她人长得很高，大概有一米七几，小腿又很细很细，只要被人轻轻一碰，她就会摔倒。我妈算是长寿的，活到七十几，最后还是死于摔跤后的骨折，这双小脚真害苦她一辈子。
在我眼中阿拉妈老作孽的。她一直大肚子生小孩，前后生育了十一个孩子，但小孩总是养不活，只活下来三个，姐姐、弟弟和我。我生于1930年，姐姐比我大三岁，我们改跟干妈姓，姐姐叫刘女，我叫刘英，谐音“留女”、“留婴”，父母相信这样才能养活我们。妈妈告诉我，姐姐小时候也差点死掉，她曾生天花，头肿得像面盆那么大。家里条件不好，姐姐九岁就到工厂做童工，帮人家挑羊毛，赚点钱补贴家用。弟弟后面的几个孩子相继病死，算命的人说弟弟是一只铁脚鸡口述者的弟弟属鸡。，不仅下面的孩子要被他“啄”死，而且他自己命也不好。所以，他一岁那年父母就让他做“和尚”，其实就是在庙里给他挂个名字，人还是在家里养着，但平时他要穿和尚的衣服，要吃素，过年时还要挂一个黄色的袋子，爸爸抱着他敲着木鱼一家家去化缘，再把化缘得来的钱送到庙里。就这样，弟弟在家做了十年小“和尚”。
日本人打到上海，把大米也控制起来。米店常常打烊，老板把米囤起来，使米价飞涨。老百姓连米也买不到了，大家都骂米店老板是米蛀虫，有时米店开门，又会发生哄抢。我曾看到马力斯菜场外发生抢米事件。那时米店一般开个小门，在柜台上放几个木箱盛各种米，客人来了，用升斗量一点米再收钱。好不容易有米卖了，大家都哄过去排队买米，人一多老板吓坏了，就想上门板关门，这时只要有一个人叫“大家抢”，人群就拥上去了，男人拿铅桶，小脚女人拿脸盆，挤上去舀了米就走。老板打电话叫来巡捕，大家便一哄而散，这时店面的米也抢得差不多了，这样老板就更不敢开门了。
有钱人存有许多米，对面洋房买米都是用卡车运来的，家里的米一时吃不完；而穷人是吃一顿买一顿的，就只能买点碎米烧烧粥。而买碎米也不容易，要排很长的队，妈妈是小脚，不能去排队，有时只得让我去买碎米。有一次去买米，排队的人特别多，队列里一个紧贴一个，我人小体弱，一会就被汹涌的人群挤出来了。一个“三道头”上海人对法国巡捕的俗称，因其制服袖子上有三条杠。恶狠狠地冲过来，不问青红皂白，举起手中的棍子就往我头上狠狠地一敲，他的警棍前端包有一块铁皮，敲下去特别痛，头上立刻肿起一个大包。虽然那天我还是买到一升米，但毕竟只有九岁，以后我爸不允许我再去买米了，家里只能每天吃“六角粉”（即玉米粉）。
弄堂里的大人还跑到漕河泾等乡下买米，我妈妈也去过的。如果碰到日本兵，他们会用刺刀把袋子刺穿，让米全流光，所以也不能把米袋公然扛在肩上，要沿着河浜走小路去。他们每人做件夹马甲，上面留有口，买到米灌进马甲，再穿在身上，一次最多也只能背五六斤。和我一块长大的一个小姑娘也去背米，跑了很远路，只装回五升米。南顾家弄有一个妇女去背米，被日本兵拉进据点轮奸，出来时连路也走不动了，是别人把她背回来的。她男人是卖报纸的，对她大骂：“你为啥不去死？回来做啥！你还有面孔进来呀！”邻居看不惯，都打抱不平：“她是为啥这样的？还不是为了家里吗？”她男人这才算了，后来就糊里糊涂过日子。
打仗的时候还最怕被封锁。有一天，我们弄堂有个人发痧，东洋人硬说他生了霍乱，为防传染，就用铁丝网封住两端的弄堂口，还派巡捕把守。一旦封锁，人不能出去，也不能进来，不能出去就没法做工，也不能出去买吃食了，封四五天之后，小米店的米也卖光了，有钱人家里还有米吃，只苦了那些买一顿吃一顿的人家。穷人要自救，只能在晚上从矮平房上翻出去，我爸爸也每天翻出翻进。还好弄堂里有个女人嫁给巡捕，那个巡捕正好管我们这块，有时也会偷偷放我们出去，但是不能让东洋人看见。法租界这一带还算好，听说闸北那边的药水弄，一次被封锁就饿死很多人。后来华龙路小学附近有人扔了一个手榴弹，华龙路马上也被封锁了，说封锁起来捉共产党。反正那个时候一出事情就常常封锁。
我们都想读书，可是家里太穷，一般女孩子不能读书，每天就在弄堂里跳绳、跳房子。大概九岁的一天，我和小伙伴正在弄堂里玩，有人走进来对我们说：“小姑娘，你们快去读书呀！”他说晚上七点以后可以到对面的华龙路小学去读书，还不收学费呢。当天，我们几个女孩就一起去上学了，一开始人比较少，后来人越来越多，一个教室坐得满满的。夜校里小姑娘更多一些，小姑娘学习很认真，小男孩就不太认真。老师发书发练习本，所有的学习用具都是他们提供的，每天读完书，还给每个孩子发一个小碗口那么大的桃酥饼，我们真是开心。老师很好很耐心，先教怎么拿铅笔，又教我们从一写到十，再写到二十，再教大小、上下等等，最后教我们读课文，现在只记得“小猫叫，小狗跳”等等，蛮有趣的。也教过算术，先学阿拉伯数字，再学加减法。但只读了两个学期，我就不能读书了，真是可惜，直到现在我都想读书呢。
我十一岁开始去做童工。有一天，我们三个小姑娘正在玩，一个山东男人骑着自行车进来，他说：“嗨，小姑娘，不要跳了，来来来，我带你们去做工赚钱吧。”我问：“去干吗？”那个男人做着包东西的手势说：“包糖果呀。”我们很想去，但又害怕他是骗人的。其中一个小姑娘的妈妈是苏州人，我们都叫她“妹妹妈”，她是大脚能走路，大人商量下来让她陪我们去。
后来才知道，那个男人是老板的亲戚，秋天以后节日很多，便进入糖果的热销旺季，而且越靠近过年越忙，工作来不及做，就到处招临时工。那个厂名叫华记糖果厂，就设在石库门房子的三层楼上。工作非常辛苦，我们早上5点上班，晚上却没有固定的下班时间，要把机器加工出来的糖全都包完才能走，常常要做到晚上十点以后。早上我带一个多层的搪瓷饭盒子上班，两层装饭，另两层装咸小菜，中饭、晚饭都在厂里吃。那时我还小，对我来说工作台就太高了，别人都坐着做，我只能站着做，晚上回到家脚肿得像馒头，我妈看到很心疼。爸妈都说不要做了，但想到家里困难，我还要去做。后来我妈想了个办法，在椅子上再加个垫子，我才能坐下来做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