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上海职业妇女口述史:1949年以前就业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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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织工世家小主人(1)

——原私营染织厂童工江惠英女士口述史

【口述者】江惠英

【访谈/整理者】李轶川上海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生程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访谈时间】2012年1月9日、1月15日,2013年1月25日【访谈地点】江惠英家【整理者按】江惠英,1936年生,浙江宁波人。1948年进入时代染织厂做童工,1986年自中棉染织厂退休。

我从小生活在宁波城久安堂弄。久安堂是个有名的中药店,这条弄堂就因此得名。虽说父母都在身边,但印象中父母很少有时间陪我和哥哥,就像现在的留守儿童一样,我们经常看不到自己的父母。懂事以后才知道父亲在蔬菜行工作,每天早上两三点钟就要出门,到深更半夜才回家。母亲在宁波一家纺织厂工作,要经常倒班,做夜班的话就住在工房里。母亲一共生了七个孩子,成年的有五个,两个夭折,一个弟弟生下十几天就因破伤风死去,还有一个妹妹是中暑而亡的。妹妹一岁多时,我只有四五岁,也要负责带小孩了。一天母亲上班去,我和小伙伴在附近“跳房子”,就让小妹妹靠在久安堂的门口坐着,当时夕阳照在水泥地上蛮热的,可我什么也不懂,因此她就中暑生病了,那时也没钱看病,不久就死了。

城市的生活条件要比乡村好得多,所以父亲想去上海找工作。解放前只要有国民身份证,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报户口的。就像现在的农民工一样,父亲一个人先到上海,通过朋友介绍,他到时代染织厂做厨师,当时叫“饭师傅”。工作一段时间后,在上海有了立足之地,他捎信给母亲,让她带孩子们到上海来。母亲赶紧把家里的东西该卖的卖,该送的送,可刚刚处理好,突然又收到父亲的信,叫我们别来上海了。当时社会动荡不安,母亲也了解父亲的脾气,猜想父亲一定是在上海遇到困难了。可这时家里已经空空荡荡,母亲还要抚养两个小孩,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于是找我姨娘商量。我姨娘是个能干人,她对母亲说:“既然这样,你还是去吧。”母亲说:“我在上海有朋友,也能找到工作,但拖着两个孩子实在不方便。”姨娘当即表示:“一个孩子由我照顾,另外一个你带到上海,阿哥也在上海,你可以暂时寄到他家。”母亲答应了,姨娘认为小姑娘乖巧听话,所以选择领养我,那年我九岁。

母亲带着哥哥到上海,一见到父亲,父亲却说:“你们快回去,我没有办法解决你们的住宿问题。”但母亲坚决不肯走,一定要留在上海。和母亲一起工作过的女工有的先到上海谋生了,俗话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很幸运,在她们的帮助下,母亲在一家纺织厂找到了工作,然后把阿哥寄在舅舅家。于是,他们在上海安下家。

姨娘家在宁波东乡,姨娘说,小姑娘也该读点书,以后到上海看得懂路牌,结婚以后能看得懂丈夫写的信,还能划几个字,所以我在那里读了一年多的书。据说一个当地人到上海做生意,发财以后就在老家创办了一个小学,我们去读书都不用付学费,只要交一点书费。那个小学规模不算小,看上去蛮漂亮的,有两进院子,左右两边还有花园,后面有三个教室,还有老师的寝室、办公室和食堂。一二年级共用一个教室,其他两个教室分别由三四年级和五六年级共用,老师在给二年级同学上课时,一年级同学就在一旁做作业,其他班也是这样。除了语文、数学课之外,我们还有音乐、体育课,小学有脚踏风琴,操场是坚硬的泥地,操场边还有大沙坑,我们可以在那里打篮球、撑竿跳高、跳远等。学校还有一个大礼堂,每天早上我们都要聚集在那里,对着孙中山的像大声背《总理遗言》,我只记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虽然姨娘让我读书,但我还是要做点家务的。姨娘还有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如果姨娘不在家,这一天就要我看着小弟弟。虽然姨娘也有自己的孩子,但表姐已经出嫁。姨娘说表哥是男孩子,以后总要出去工作,要好好读书,不能老是请假;而我是小姑娘,只要认识两个字就行了,所以时常要我向老师请假。我的班主任童老师人很好,语文、数学都是他教的,他从来不打我们,还经常奖励一点小小奖品,如铅笔、橡皮之类。班里同学调皮捣蛋,竟然说我是表哥的童养媳,这话也传到童老师耳朵里,他有些担心,还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和表哥是什么关系。我说:“我妈妈和他妈妈是嫡亲姊妹,我父母在上海工作,现在寄养在他们家。”老师又问为什么我经常请假,我把姨娘的一番话告诉老师,老师这才放心。

几年后,工厂领班得知母亲也在纺织厂工作,就对父亲说:“不如让你老婆也到我们厂上班。”于是母亲和父亲就在同一个厂工作了,她仍旧做织布间的挡车工。工作了一段时间,生活渐渐稳定,也有了些许收入,他们在附近租了一间房子,把哥哥领回家,也把我从宁波接到上海。

我在姨娘家生活了三年,虽然姨娘对我很好,但寄人篱下总没有在自己家自由。表姐、表哥总要教训我几句,我就任他们说,不敢回嘴。家里只有姨娘庇护我,当姨娘不在的时候只好忍受他们的欺负。来到上海,我才终于又体会到自己家的温暖。当时我家住在现在万体馆4号门那一带,我们就租本地人的房子住,再走过去一点就是农田了。我记得很清楚,来上海以后第一件事便是和阿哥吵架。阿哥比我大三岁,他知道我不爱吃番茄,因为我总觉得番茄有一股羊臊气,当时番茄刚上市,他硬把番茄塞在我的嘴里,我气得哇哇大叫,阿哥却在一旁哈哈大笑。

父亲所在的时代染织厂是个私营小厂,规模不像国棉工厂那么大,全厂职员、工人加起来也只有七八十个人。整个厂的伙食就交由父亲和一个帮手打理,老板规定一天用多少钱买菜,至于买什么、怎么烧都靠父亲动脑筋安排。他一天要烧三顿饭,吃午饭时人数最多,早晚就少一些。吃饭时八个人一桌,职员和工人是分开坐的,女工坐在车间旁边的走廊里,大概有四五桌,账房间的一桌都是职员,有时老板也会和职员坐在一起吃,会客厅里一桌都是男工。不管坐在哪里,伙食都是一样的。早饭一般有粥、馒头,几碟小菜如花生、油条、腐乳、酱菜,等等。一般午饭和晚饭要保证四菜一汤,菜是两荤两素,那时候吃饭不像现在这么讲究的,两条小黄鱼或几块红烧肉算荤菜,肉片炒素菜也算荤菜。小时候总听到父亲得意地说:“为了让工人吃得好一点,能翻翻花样,我真是动足脑筋啊!”当时别人做这种工作都会揩一些油,而父亲为人正直,从不这么做,因此,花同样的钱,父亲做出来的饭菜更好一些。职员、工人吃得很满意,所以大家都很尊重父亲,看到他就热情地喊“江师傅”。

不久,母亲养了一个妹妹,每天需要给她喂奶,就没办法工作了。当时家里还有一位老阿奶,一家六口全靠父亲一人挣钱,生活就比较拮据。父亲认为男孩子多少得让他读点书,将来好找工作,而女孩子不读书也没关系,于是他和母亲商量,想让我先去工作,这样可以给家里多少补贴一点。说来也巧,我们和染织厂的领班是邻居,分住在前后两栋房子里,两家关系也很好,我一直喊他“王家阿爸”。父亲对他说:“老王啊,孩子娘现在不方便工作,可否让我女儿进厂做做看?这样多少可以挣些钱。”王家阿爸爽快地答应了。1948年5月,我进入时代染织厂,当时只有十二岁,应该算是童工了。进厂以后,就上大桌吃饭,最初母亲还教我吃饭时要想到别人,不能一个人吃太多。到现在老姐妹们还常取笑我说:“你刚进来的时候是个小不点,你妈牵着你进门,你还穿着小女孩的连衫裙,我们都把你当小阿妹。”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这家工厂工作,直到退休都没换过单位。

纺织系统下面分印染厂、白坯厂、色织厂。国棉厂属白坯厂,只织白色布匹,又称坯布,然后再送到印染厂去染色印花。白坯厂工作比较单一,轮盘一上一下,梭子穿来穿去,所以一个挡车工可以负责五六台机器。色织厂工序最复杂,难度最大,织布机的轮盘上有许许多多零件,每织一种布可能用到几十种颜色的纱线,有时每台机器织的布还不一样,一换花样,就得上上下下调纱线。所以在色织厂工作过的工人,转到白坯厂工作是轻而易举的。当时色织厂大都由私人老板经营,规模都不大,最小的只有二十来人,最大的也不过一百人左右。我们厂属于中等规模的色织厂,有十二三台机车,当时厂址就在徐家汇西面一点。

我们厂的主要部门是织造车间,织布的工种叫后道,而为织布作准备的车间都叫前道。我个子矮小,机器开关分量又重,所以先让我做简单的工作,一开始就被分配在前道,先在准备车间摇筒子或圆子。线卷在筒子上便用来作经纱,而圆子是另一种线团,可装在梭子上作为纬线。摇筒子的机器由四人操作,一人负责十个头,筒子摇满之后,我们要取出来,再放空筒进去。后来摇圆子那里缺人,又派我过去帮忙。摇圆子比摇筒子稍微难一些,纱摇满之后,圆子会自动跳出,这时得换上一个空圆子继续摇。工作时工人都站着做,还一直要走来走去,作业时要做到眼快、手快、脚快,还是蛮忙的。纺织厂的车间机器声很响,所以同事之间说话声音都很大。到现在丈夫还老说我说话像吵架一样,但我也没有办法,从小就习惯了,已经改不了啦。

我们厂是股份制,一共有四个老板,其中两个不怎么来的,另外两个老板经常来,一个姓章,另一个姓潘。我们这种小厂也没有拿摩温,职员下面就是工人,车间里以女工为主,但机匠都是男的,车间管理员也都是男的,工人遇到坐办公室的职员要叫“先生”。工厂发给我们一条白色饭单和一顶白帽子,而里面的衣服都是自己的。那时一个月发两次工资,月中一次,月底一次,工人拿计件工资。以前没有加班费,也不按月拿固定工资,做得多工资就多。不是所有的工人都在厂里吃饭的,进厂前会说好是否包饭,包饭的工资和不包饭的工资是不一样的,大家都觉得包饭更合算一点。这个厂还有工人宿舍,有的工人会要求住工房,进厂前也要和老板说清楚。那时工作时间蛮长的,忙起来要做十二个小时,成为熟练工以后就更忙了。遇上淡季,工作量减少,工作时间虽短,工资也就跟着少了。那个年代工人都很贫困,为多赚些钱生活,工作量多一些、工作时间长一点,也不会对老板有多大抱怨。资本家也有好坏之分,有的厂剥削得多,一些工人就会跳槽。而有些工人本身比较调皮,工作时马马虎虎,捣捣糨糊,俗称“偷丝瓜”,那么做出的产品质量不过关,老板也可能解雇他,或者繁忙的时候叫他过来帮帮忙,空闲时就打发他走。

由于母亲曾在这家厂工作,父亲又一直受到大家尊重,别人介绍时总是说:“这个孩子是江师傅的女儿。”所以大家都把我当作小阿妹,蛮照顾我的。无论工友还是职员都对我蛮客气的,我没吃过什么苦。周围的大人要养家糊口,负担很重,所以他们都拼命地干活,想多挣些钱,前道的半成品下来以后,我们车间的人都要冲过去抢,这样自己才能多干活,这叫“抢生活”。而我那时年龄还小,在这方面不是很精明,抢不过人家干脆就不抢,心想没有工作正好可以开开心心地玩。

青年时期的口述者

一些大人看到我无活可做时会说:“哎哟,惠英,没工作做了,我拨点给你。”不是这些大人要管头管脚,而是这些工友挺热心的,她们要我多赚钱。厂门口马路对面有一条小弄堂,我们厂的一个老板就住在里面,冬天,老板的孩子坐在门口玩耍晒太阳。我完成一段工作以后,就马上跑到弄堂里和他们一起聊天、晒太阳,有时会加入他们的跳长绳队伍,七八个孩子一个接一个跳进来跳出去。那个老板看到会大声喊:“你快去干活呀,不干活,钞票就没有啦!”老板喊我快去干活也并不是恶狠狠地责备,有时我装作没听见,直到被叫得难为情了,我才灰溜溜地回去干活。虽然我很贪玩,但工作时还是很认真的。

我比较老实,一拿到工资就交给父母贴补家用,母亲再给我一点零用钱。我不当家,所以不记得赚多少钱,也不知道柴米油盐贵。我小小年纪就外出工作,父母对我要求也不高,能拿多少工资就是多少,母亲常说“惠英这么小就赚钱了”,所以家务活也不要我做。那时我们的衣服都是母亲亲手做的,大家都没什么好衣服,只要不受冻就行。听说那时物价飞涨,一斤绒线要几亿块钱,人们用线把金圆券捆成一堆堆,走在马路上即使被别人抢走也无所谓。大家都换银元保值,马路上“黄牛”把银元放在手上,喊:“大小头要?”记得一般人的工资大概能换五到六块银元。直到解放军进城,金银券才换成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