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辉霄，1900年生于江西省宁冈县白石村。当时的刘家在白石村不仅拥有上百亩的水田、几千亩的山林，而且在当地的生意场上也是春风得意，在白石街上开设了不少店铺，真可谓是富甲一方的富户旺族。在当时物质非常匮乏的年代，童年时的刘辉霄是很多人眼中的幸运儿，不但衣食无忧，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而且还有机会上学，这在很多贫苦人家的孩子眼中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在刘辉霄15岁时，便因其头脑聪颖、成绩优良、长相端正俊逸而得到时任江西省议会议长兼教育厅厅长的龙钦海的赏识，答应与刘家结为亲家，将其三女儿龙起云许配给刘辉霄。
1922年夏末，刘辉霄毕业于白石高小，在其岳父龙钦海的推荐下，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省城南昌高升巷私立法政学校。在法政学校的生活，可以说是刘辉霄思想转折的开始。一向勤奋好学的他，在这里接触到很多进步思想和进步书籍，如饥似渴地吸收、学习，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启迪。而1923年夏初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支部的成立，使他有机会接触到赵醒侬、方志敏、萧国华等一大批进步青年，在他们有意识的带领和培养下，刘辉霄成长很快，于1924年6月在南昌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三年法政学校的读书生活，使刘辉霄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毕业后他放弃了其岳父龙钦海举荐的、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进入南昌法院和江西高等法院的机会，回到家乡办学。此时的他，志在发展更多的进步青年、宣传进步思想，而非高官厚禄。回乡后他迅速成立了“文明小学”并自任校长，他用新文化指导办学，以学校为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联络进步青年。1926年夏，由于工作出色、成绩显著，他由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并担任了之后成立的中共宁冈支部的宣传委员。
在长期的学习、革命实践和斗争中，刘辉霄逐渐意识到掌握武装力量的重要性。他经常与龙超清等人商议必须掌握一支武装力量，而争取“马刀队”和袁文才最具现实可行性。当然这个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首先要解决党内部分人员对“马刀队”和袁文才的错误认识，认为“马刀队”和袁文才是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的“土匪”，是不可能参加革命的。刘辉霄等同志耐心地向大家解释，说：“‘马刀队’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土匪，充其量是打富济贫的山中绿林，只要引导得当，是可以争取这些人革命的。”龙超清也说：“读过中学的袁文才是被豪绅地主逼得走投无路，才上山在绿林中安身立命，这样的人确实是我们的争取对象。”经过几番讲解，逐渐在党内取得了共识。
迫于当时革命党人势力弱小和没有掌握当地政权的现实形势，刘辉霄提出：争取“马刀队”和袁文才，要通过当地政府“招安”的方式进行。而知县沈清源对于招安“马刀队”一事顾虑重重，担心养虎为患。刘辉霄、龙超清等人则从消除土客籍矛盾和“靖安”地方的角度入手，竭力劝说，并请来与刘辉霄私交甚好的北洋军队派驻于宁冈白石的王文德，一同劝说，促成招安。刘辉霄更是自告奋勇，主动承担起斡旋的重任，这才打消了沈清源的顾虑，同意招安“马刀队”。
要想招安“马刀队”成功，必须取得大头领胡亚春的同意。时任 “马刀队”二头领的袁文才，对于历史上官府通过招安，最终却残害绿林的事件也有所了解，加上湘赣边界近代绿林被招安受骗的前例，所以对招安很排斥，并称之为“迂腐酸论”。对此，党支部成员做了大量工作，各自运用自己的方法来劝说袁文才。因为刘辉霄与袁文才早就互相熟悉，袁在感情上对其比较信任，所以他的话对袁文才触动最大。他说：“凡事不可一概而论，时代不同了，处置事物也不可墨守成规。统治阶级惯用‘招安’的手段残害绿林，我们也可以将计就计，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还列举了大量的历史事实，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语重心长地劝道：“袁兄，欲求‘马刀队’的生存和发展，唯有此路最为合适，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要从速拿定主意！”刘辉霄这些情深意切、推心置腹的话，让袁文才打定主意，答应劝说头领胡亚春，促成对“马刀队”的招安。
在成功实现了招安“马刀队”后，党支部加紧了进一步争取袁文才的活动。刘辉霄、刘克犹等人利用同学、朋友的身份，经常到保卫团驻地找袁文才一起聊天，有意识地将其引向特定的话题，比如共产党领导工农闹革命等，针对袁文才思想上的疑虑加以深入浅出的解释。经过他们耐心的引导和讲解，袁文才心中长期存在着的不解谜团，逐渐被一一解开。
1926年6月底，趁孙传芳撤走驻守宁冈的北洋军之机，刘辉霄和龙超清来找袁文才，鼓动他率部起义，并承诺党支部组织农民予以协助。10月初，保卫团在数百农民的配合下，举行起义，打垮了豪绅地主武装——县清乡局，缴枪17支，逮捕了沈清源、谢述庭等反动官绅。在这场 “共产党领导下宁冈的土客籍革命派相结合”的武装起义胜利后，党支部领导成立了宁冈县人民委员会，公开张贴大张石印布告，号召工农群众团结起来，进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的斗争。刘辉霄任县人民委员会农协书记。此时，以袁文才为首的、拥有60多支枪的保卫团改为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成为一支反对反动统治，与共产党友好、一定程度上服从党领导的农民武装。在这之后，刘辉霄经常启发、帮助和鼓励袁文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同意做袁文才的入党介绍人。1927年1月底，威震湘赣边界的绿林头领袁文才，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刘辉霄的种种努力，为1927年毛泽东与袁文才的大苍会见、改编袁文才部队打下了很好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1928年2月，刘辉霄任中共宁冈县委常委、宣传部长，5月被选为湘赣边界特委第一届委员会候补常委。身为宁冈县的领导成员，刘辉霄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湘赣边界长期存在的一个特殊问题，即土客籍矛盾问题。上千年前从北方迁来的土籍人，与近百年中来自广东、福建的客籍人，在田地、山林、租税等问题上产生纠纷，双方长期不和，时常发生区域性械斗。这种矛盾在党内也有所反映，两籍党员也会发生无谓争斗。1928年7月中旬，由于中共湖南省委“左”倾错误领导的干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大队被强行拉往湘南，湘敌趁虚而入，使根据地遭受巨大的“八月失败”，这种矛盾在此时的宁冈表现得尤为激烈。占据新城、古城的赣敌，胁迫大批土籍群众，开到大陇、茅坪一带山地，烧屋抢东西，闹得很凶，使客籍群众蒙受极大的损失。同年10月初，红军大队回师宁冈，客籍群众又组织起来向土籍人报复，赶猪牵牛，烧屋抢粮。刘辉霄家在白石街上的两个店铺也被烧掉。袁文才得知此事后大发雷霆，责令将烧屋人关起来，等候刘辉霄处置。刘辉霄却找到袁文才，要求释放被关的两人，并要求队伍执行阶级路线，要制止盲目报复，防止土客籍矛盾恶性爆发，不可乱来，避免中了敌人的诡计。
不久后，新城巽峰书院失火，烧掉了书院部分楼道甬板，这使得新城一带的土籍民众愤怒不已，扬言进行报复。刘辉霄在得知此事后，迅速赶到新城向广大群众耐心做劝阻，号召大家要以大局为重，平息了这场风波。
同年10月4日至6日，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茅坪步云山召开。这次大会作出的一项重要决议，就是根据各县党组织在“八月失败”期间出现的种种机会主义现象，进行洗党。会后，刘辉霄来到党内情况复杂的柏路乡，按照决议要求，对支部的每个党员进行了审查，清除了包括时任柏路乡党支部组织委员、支部书记在内的7人，使当地党组织得到净化，战斗力得到提升。整顿柏路乡支部后，刘辉霄又来到象山庵，协助毛泽东开办特委党团培训班。根据参加过党训班的谢合斌、蓝文卿回忆，党训班开了两期，都是由毛泽东和刘辉霄主持。刘辉霄每天都要讲课、作报告，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受训党员。为了满足培训班对党内教育材料的需求，刘辉霄在工作之余，学会了使用红军第二次打永新缴获的石印机，用猪油调合锅灰代替油墨，亲手印制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和《共产党纲领》等讲义。两期党训班轮训了边界各县党员200多人，为边界组织更好的发展储备了人才资源。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山后，刘辉霄任前敌委员会秘书长。
由于受立三错误的指导，党中央命令红一方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1930年9月9日，为了掩护正面攻击失利的红军撤退，刘辉霄果断地命令部队冲上去截击尾随其后的敌军。当战势趋于稳定、负责掩护的部队撤出战斗之时，一直在前沿指挥的刘辉霄，突然身中数弹，最终因失血过多身亡。
刘辉霄生于富户旺族，却能毅然地抛弃十分充裕的物质条件，坚定地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在革命中发挥了中坚作用。
（撰稿赵红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