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们自己祖国的热爱看来并不是来自于对人类的爱。前一种情感是全然独立于后一种情感的，而且看来有时甚至有意使我们的行为与其相矛盾。也许，法国拥有将近大不列颠三倍的居民，因此在人类这个大的社会中法国的繁荣应该显得是比大不列颠的繁荣更为重要的一个目标。然而，一个不列颠的臣民如果因为那个原因在一切场合都把法国的繁荣看得应优先于英国的繁荣，那么他将不会被认为是一个大不列颠的好公民。我们热爱我们的国家不仅仅是把它当作人类这个大的社会中的一个部分，我们热爱它是为了其自身的原因，它与任何这类考虑无关。设计人类情感体系和天性的其他任何部分的情感体系的那个智慧看来已做出判断，人类大社会的利益最好是由下一方式来促进，那就是把每一个人的主要注意力引导到其能力和理解力最强的那一特殊部分上去。
民族偏见和仇恨不会超越到邻国之外。也许，我们怯懦而愚蠢地把法国称作我们天然的敌人。也许，他们同样怯懦而愚蠢地把我们视作他们天然的敌人。不论是他们，还是我们对中国或日本的繁荣都不会抱任何的妒忌。然而，我们对这样一些遥远国家的友好情感却没有机会产生什么效果。
通常能够取得相当效果的最广泛的公共善行是政治家的善行，他们在相邻的国家或相处不远的国家间设计和组织同盟，以保持所谓的权力的平衡，或者在他们谈判的圈子内的国家间保持和平和平衡。不过，计划和执行这些条约的政治家们考虑的除了他们个别国家的利益外，并没有别的任何东西。有时，诚然他们的目光会更加远大一点。法国在签订蒙斯特条约时的全权大使阿沃伯爵为了通过那个条约恢复欧洲的普遍和平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根据红衣主教雷斯，一个从来不过分相信他人的美德的人的说法）。威廉王似乎对欧洲大部分主权国家的自由和独立曾经有过真正的热忱，他的这种热忱也许很大的一部分是由于对法国所特有的厌恶所激发出来的，因为在他在位的时期法国对他的国家的自由和独立形成了主要的危险。这种精神的某些部分看来传给了安妮女王的首相。
每个独立的国家都划分成了许多不同的阶层和社会团体，它们每一个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权力、特权和豁免权。每个人对其自身的阶层或社会团体当然要比对其他任何的阶层或社会团体更加依附。他自己的利益、他自己的虚荣、他的许多朋友和伙伴的利益和虚荣通常都与它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他热切渴望扩张其特权和豁免权，他热忱地维护它们免遭其他阶层或社会团体的蚕食。
一个国家的所谓政体取决于如何划分该国不同阶层和社会团体的方式，取决于它们个别的权力、特权和豁免权的分配方式。
而政体的稳定性则取决于每个阶层或社会团体维护其自身的权力、特权和豁免权受其他阶层或社会团体蚕食的能力。当政体中的任何一个从属部分上升超出或下降低于其原先的等级和条件时，那个政体就必须或多或少地做一些调整。
所有这些不同的阶层和社会团体都依赖于给予它们安全和保护的国家。它们都从属于那个国家，而且它们是为了国家的繁荣和安全才建立起来的，这是每个阶层或社会团体的最有偏见的成员也都承认的真理。不过，常常可能很难说服他，要他相信国家的繁荣和安全需要缩小他的那个阶层或团体的权力、特权和豁免权。这种偏心，虽然有时可能是不正确的，但是基于那个原因可能并不是没有用的。它妨碍了创新精神，但它却有利于保持这个国家里所划分成的不同阶层和社会团体之间已建立起来的平衡。当它有时显得阻碍了当时可能是时髦而受群众欢迎的某些政府改革时，它可能实际上却为整个体制的稳定和巩固做出了贡献。
在一般的情况下，热爱祖国似乎本身包括两条不同的原则：第一，对实际上已经建立起来的体制或政府的某种尊重和尊敬；第二，真诚地愿意促使其本国同胞的生活尽可能安全、体面和幸福。一个不愿尊重国家的法律和不服从行政长官的人绝不可能是一个愿通过自己力量并用一切方法促进其同胞以及整个社会的福祉的好公民。
在和平和安定的时期，这两个原则通常相一致并导向同一行动。当我们看到那个政府实实在在是维持同胞的安全和幸福时，支持已经建立起来了的政府看来显然就是维持同胞的安全、体面和幸福的环境的最好措施。但是在公众不满，派系斗争和发生动乱的时期，这两个不同原则却可能南辕北辙，甚至一个聪明人都可能倾向于认为对政体或政府形式有进行某种改革的必要，因为在实际情况下它看来已不能维持社会的安定。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常常需要政治智慧做出最大的努力才能判断什么时候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该支持和致力重建旧体制的权威，而什么时候他又应该屈从更大胆，但同时又常是更加危险的革新精神。
对外战争和内部倾轧是能为展示公益精神提供较好机会的两种环境。在对外战争中为国家立功的英雄们满足了全民族的愿望，而且因此也是普遍感激和赞美的对象。在内讧时期，相互竞争的党派的头领，虽然他们可能受到其一半同胞的赞美，通常却又要受另一半同胞的咒骂。他们的品格以及他们的功绩通常也显得更加令人怀疑。因此，通过对外战争所获得的荣誉几乎总是要比在内部斗争中所能获得的荣誉更加纯洁，更加光辉灿烂。
不过，如果一个取得胜利的政党的领袖有足够的权威可以驾驭他的党徒，使他们心气平和行事稳健（不过他通常没有这种威信），有时他对国家的贡献可以比对外战争取得最大的胜利和征服最广大的领土还更加实在和重要。他可以重建和改良政体，可能从政党领袖的那种十分使人产生疑问和暧昧不清的品格转变为具有最伟大和最高尚的品格，一个伟大国家的改革者和立法者的品格。同时，通过他的智慧他可以保证其同胞连续几代的安定和幸福。
在派别斗争的骚乱和混乱中，体制的某种精神很容易与那种建立在对人类的爱，对自己某些同胞可能面临的一些不便和灾难而产生的真实同情感的基础上的公益精神混合在一起。这种体制精神通常是采取向更加文明的公益精神的方向发展，总是激励它，常常为它煽风点火甚至发展到一种狂热的程度。不满足的政党的领袖们则总是提出一些似乎有理的改革计划，他们自称那个计划不仅可以消除那些不便和减轻一直被抱怨的痛苦，而且可以防止类似的不便和痛苦在将来的再度发生。因此，他们常常提议建立一种新的体制，并且在体制的某些最重要部分中对政府的现有体制做些改革；尽管在那个政府体制下大帝国的臣民在几个世纪的时期里也许一直享受着和平、安定，甚至荣誉。政党的大多数群众通常为那个他们并没有经历过，而只是听他们的领袖们用其三寸不烂之舌描绘得光芒四射光彩夺目的理想体制的想象的美丽所陶醉。那些领袖虽然原本只想扩大其自身的影响，其中的许多人很快就变成了被他们自己的诡辩所欺骗的人，并且像他们党徒中最懦弱和最愚蠢的党徒一样渴望这种伟大的改革。即使这些领袖应该保持自己的头脑清醒，像他们通常所做的那样，从狂热中解放出来，但是他们也总是不敢使他们的追随者们失望；常常是不得不违背他们的本性和良心行事，仿佛他们都是被那个共同的妄想所支配的样子。党派的狂热性拒绝一切姑息、一切调和、一切合理的迁就，常常由于要求过多而一无所得；而那些原本只要稍加节制就可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和减轻的不便和痛苦，现在却变得毫无救治的希望了。
一个具有完全是出于人道和仁慈的公益精神的人将尊重建立起来了的权力，甚至个人特权，而且会更加尊重国家划分了的主要阶层和社会团体的那些特权。虽然其中有些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滥用了，但他仍将对那些他不用强大的暴力不能消灭的特权采取克制的态度。当他不能通过理性和说服来克服人们根深蒂固的偏见时，他不会企图用武力去使他们屈服，而会虔诚地遵守西塞罗正确地称作的所谓柏拉图的神圣箴言，决不要用比对待自己的父母还更多的暴力去对待自己的国家。他将尽可能使公共事务的安排适应人们根深蒂固的习惯和偏见，而且竭尽可能缓解由于缺乏人们自愿服从的那些规章可能产生的不便。当他不能建立正确的东西的时候，他不会不屑于改进错误的东西。他将像梭伦那样，当他不能建立最好的法律体系时，他将致力建立人民所最能忍受的法律体系。
相反，一个注重制度的人常很容易自以为非常聪明，常迷恋于其计划中的理想政府的美好，而不能容许对其中任何一个部分有小小的偏离。他坚持要完完全全和全面地推行他的计划，完全不考虑可能出现的反对它的重大利益，或强大的偏见。他仿佛认为他能够如同安排棋盘上的不同棋子一样十分轻松自如地安排好这个社会的所有不同成员，他没有考虑到棋盘上的棋子除了手按在它们的上面以外，没有其他动力，但是在人类这个大棋盘上每一个棋子都有其自己的动力。它完全不同于立法机关可能选来按在它身上的那个动力。如果这两个动力相一致，向同一个方向行动，人类社会这盘棋就能自由自在地和谐地走下去，而且很可能是幸福而圆满。如果两者相互对立或者方向不同，这盘棋就将是悲惨的，而且社会必然将永远处于高度混乱之中。
某种一般的，甚至系统的有关政策和法律完善的概念无疑对于指导一个政治家的观点是必要的。但是不顾一切反对，坚持要建立，立即建立那个概念可能要求的一切必然常常是太傲慢了。这是想把自己的判断作为对正确和错误的最高标准。这是把自己想象成为全国中唯一聪明和高尚的人，他的同胞应当去适应他，而不是他去适应他们。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在所有政治投机家中君主是最危险的人物。这种傲慢对于他们是最熟悉不过的了，他们无疑认为他们的判断具有无限的优越性。因此，当这样一些公正的和皇家的改革者屈尊考虑受其政府管辖的国家的体制时，他们看到的最大的缺点莫过于有时可能阻碍执行其意志的事物。他们鄙视柏拉图的神圣箴言，而且认为国家是为他们而设立的，而不是他们是为国家而存在的。因此，他们改革的伟大目标就是搬走这些障碍，削弱贵族的权威，取消城市和省的特权，要使国家中最伟大的个人和最伟大的阶层不能对抗他们的命令，成为最软弱和最无关轻重的人。
（第三章）论遍及宇宙的仁慈
虽然我们做的有效的善行不可能扩张到比我们自己国家还更为广阔的地方以外，但我们的善良的愿望却没有边界的限制，它可以拥抱整个无限的宇宙。我们想象不了有什么清白无辜的和有知觉的生物，我们不是希望它幸福，或者对它的痛苦——当我们能够明确地想象得到时——不是抱有某种程度的反感。想到有害的东西，哪怕是有知觉的生物，诚然也会自然而然地激起我们的仇恨。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它所抱的恶意实际就是我们遍及宇宙的仁慈的结果。这是我们对其他另外一些无辜的和有知觉的生物当它们的幸福受到了恶毒的干扰时的痛苦和愤恨所抱的同情的结果。不论这种遍及宇宙的仁慈是何等高尚和何等宽宏大量，对于一个不彻底相信宇宙间的所有居民——从最卑贱的到最伟大的——都是在那个伟大、仁慈和大智的上帝的直接关怀和保护之下，那个指导着自然界一切运动的上帝，它通过其自身无比的才能时刻维持着宇宙间最大量的幸福人——它都不能成为其稳固的幸福的源泉。相反，对于这种遍及宇宙的仁慈、这种对无父世界的怀疑必然是所有见解中最令人伤感的了，因为它是从这样一个概念出发：在无限的和不可理解的空间中，所有未被认识的区域里可能除了无边无际的痛苦与悲惨以外，什么也没有。最繁荣兴旺的光辉也绝不可能驱散如此可怕的想法必然在想象力上投射下的阴霾，最折磨人的逆境中的所有悲伤也绝不可能使一个聪明和具有高尚道德的人心灵中的欢乐全部干涸，因为它必然会从与其相反体系所持有的习惯性的和彻底的信念中不断涌出。
一个聪明和具有高尚道德的人随时都愿意为了其阶层或社会团体的公共利益而牺牲其一己之私利，他也随时都愿意为了国家或主权的更大的利益而牺牲阶层或社会团体的利益。因而，他也同样会愿意为了全宇宙的更大的利益，为了上帝本人直接管理和统治的那个所有有知觉和理智的生物的大社会的利益而牺牲所有那些次要的利益。如果习惯性的和彻底的信念——这个仁慈的和大智的上帝不会容许对于遍及宇宙的善行的没有必要的和不公平的邪恶进入它所管辖的体系——给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必然会把可能降临他身上、他的朋友、他的社会或他的国家的所有灾难视为是为了宇宙的繁荣所必需的；因而视为他不仅应该无可奈何地忍受的东西，而且视为他应该真诚地和虔诚地企求的东西，如果他早知道事物间的所有这些联系和依赖关系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