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知的造物主以这种方式教导人们尊重其同胞的感情和评价，当他们赞同他的行为时，他就多少感到高兴，当他们不赞同他的行为时，他就多少感到受了伤害。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造物主把人变成了人类的直接的裁判。而且在这方面如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是按照它自己的形象来塑造他的，同时委任它在大地上的代理人以监督其兄弟们的行为。他们天生就被教以承认如此赋予它的权力和裁判权，在他们招致了它的谴责时，他们被教以或多或少感到丢脸和屈辱；在他们获得它的赞许时，他们就被教以多少感到得意。
虽然人以这种方式被变成了人类的直接裁判，但他也只是在最初如此，而最终的判决则有待于较高一级的法庭，他们自己的良心法庭。那个假定的公正的和无所不知的旁观者的法庭，人们内心中的那个人——他们行为的大裁判和大仲裁的法庭。上述两种法庭都是建立在那些虽然在某些方面相似和相近，然而实际上又决然不同和有区别的天性之上的。外部的这个人的裁判权则是全然建立在对实际的赞扬的渴望和对责备的反感之上的。内心的那个人的裁判权是全然建立在对值得赞扬的渴望和对应该责备的反感之上的；是建立在渴望具有旁人身上我们喜爱和赞扬的那些品质和渴望完成旁人完成的我们喜爱和赞颂的那些行为，建立在惧怕旁人身上具有的我们憎恨和鄙视的那些品质和惧怕完成在旁人完成的我们憎恨和鄙视的那些行为之上的。如果外部的那个人为了我们并未做的事或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影响的动机而赞扬我们，内心的那个人可能马上就会告诉我们明明知道我们不值得表扬，我们却接受这种表扬从而使我们变得可鄙，来对这类毫无根据的欢呼所可能造成我们内心的骄傲和得意予以打压。相反，如果外部的那个人为了我们从来未做的行为或者为了对我们可能已做了的行为并未产生的影响而指责我们，那么内心的那个人可能马上就会纠正这个错误，而且让我们相信我们绝不是落在我们头上的如此不公正的指责所应有的对象。不过在这种和某些其他的场合，内心的那个人有时仿佛会被外部那个人的热情和喧嚷弄得震惊和惊慌失措。有时责备伴随着激情和高声喧嚷一股脑儿地泼在我们头上似乎能使我们对值得赞扬和应该责备的天然感觉迟钝和麻木。内心那个人的判断虽然也许没有绝对地被改变或歪曲，然而那些判断的结论的根基却大大地受到了动摇，于是它们在保障内心的平静中的天然效果常常也遭到了极大程度的破坏。当我们所有的弟兄都在大声责备我们时，我们通常不敢宽恕我们自己。当所有的现实的旁观者的看法，当所有用他们自己的眼光和从他们的地位（那个旁观者竭力考虑的一点）出发的意见是一致地和强烈地反对我们时，我们行为的那个假定的公正的旁观者似乎在发表赞成我们的意见时就会带有几分恐惧和犹豫。在这类场合，这个在我们胸中的那个半神半人看来就像诗人所描写的那个半神半人的人一样，虽然部分是神的血统，但部分也是人的血统。当他的判断是在值得表扬感和应该责备感的坚强的指导下做出的时候，那么他的行事看来就符合于神的血统；但是当他自己被无知和软弱的人的判断弄得惊慌失措时，这时他就暴露出他与人的联系，而且他的行为显得符合于血统中人的那一部分，而不是神的那一部分。
在这类场合，对于那个受屈辱和折磨的人唯一有效的安慰就在于向更高一级的法庭求助，向洞察一切的宇宙的裁判者的法庭求助。它的眼睛是绝不可能被蒙骗的，它的判断是绝不可能被误导的。对这个大法庭的判断的绝对正确的坚定信心，坚信在这个法庭的面前他的清白无辜到时会得到昭雪，他的美德到时会最终得到回报，单凭这个信心就足以支持他以抗拒心中的软弱和沮丧，抵制内心那个人的不安和惊讶。天性把他安排为今世伟大的保护者，不仅保护他的清白无辜，而且保护他的平静。这样一来，在许多场合我们就把今世的幸福寄托在对来世的卑微的希望和期待上面，一个深深植根于人性的希望和期待。只有它能支撑人性自身尊严的崇高理想；只有它能照亮人性不断接近死亡的可怕的前景；只有它能在最严重的灾难（由于今世的混乱有时可能面临的）的重压下使其保持愉快。有一个世界将要来临，在那个世界里对每个人都将是绝对公正的，在那个世界里与每个人为伍的将是在道德和智力上都是真正相等的人。在那个世界里有人具有谦卑的才能和美德，只是由于命运的使然那些品质受到了压抑，未曾有过机会展示自己，那些才能和美德不仅未能为公众所知晓，而且连他自己都不能肯定他具有那些才能和美德，甚至连内心的那个人都不敢贸然向他提供任何明确的证据。而那个世界是谦逊的，未被说出和不为人知的功劳将被给予很高的评价，有时它甚至高于对那些在这个世界上曾享有最高名誉以及那些由于他们地位的有利而能够完成最光辉夺目的壮举的人的功劳的评价。这样一个信条对于软弱的人来说在多方面都是如此令人肃然起敬，如此舒畅，对于人性的庄严是那么奉承，以至由于不幸对它表示过怀疑的具有高尚道德的人都免不了最真诚和最急切地希望相信它是真的。如果不是一些极端热心的维护者告诉我们在即将来到的那个世界里奖赏和惩罚的分配常常被弄得同我们全部的道德情感直接相悖的话，那个信条绝不可能遭到嘲笑者的嘲弄。
我们都从一些令人尊敬而又牢骚满腹的年长的官员那里听说过，阿谀奉承的人常常总是比忠诚而积极的侍臣更受青睐。奉承和拍马屁常是一条比功劳或效力更易更快通往攫升的途径。凡尔赛宫或圣詹姆斯宫中的一次献媚常常顶得上同德国或佛兰德斯进行两次战役。这种被视为对尘世君主的软弱的最大的谴责却被作为正义的行为归于神的完美。而尽忠职守，公众的和个人的对神的崇拜甚至被具有高尚道德和才能的人描述为来世能够受到奖赏或免于惩罚的唯一美德。它们也许是与他们的身份最相称的美德，而且它们也是他们主要杰出的地方。我们也都是生性喜欢高估我们自己品质中的卓越之处。善于雄辩而富有哲理的马西隆在为卡蒂耐特军团的军旗祝福而做的一次演说中，他向军官们讲了下面一段话：“绅士们，你们处境中最悲惨的是什么，那就是你们的生活艰难而痛苦，你们的服务和职守有时比最清苦的修道院的生活还更加严酷；你们总是徒劳无益地为来世受苦，而且也常常徒劳无益地为今生受苦。唉！隐居的修道士在他的陋室中必须克制肉体的情欲以屈从于精神的追求，但是他还有一个希望在支撑着他，那就是他肯定可以得到回报和对主减轻他的桎梏的痛苦的崇高的热望。然而，你在死亡的卧榻上敢于向主陈述你们每日的疲乏和每日工作的艰苦吗？你们敢向它恳求任何回报吗？而且在你们所做的全部努力中，在你们对你们自己所做的全部暴力行为之中什么是它应该承担的责任呢？然而，你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已经献给了你们的职业，而且十年的服役也许比整个一生的悔恨和禁欲更加腐蚀了你们的身体。哎呀！我的兄弟，为了主而遭受一天这样的痛苦也许就可为你们获得永世的幸福。一个对本性来说是痛苦的，然而是奉献给主的举动也许就可以使你们获得圣徒的称号。而你们为这个世界所做的一切却都是徒劳无益的。”
以这种方式把在修道院中无益的禁欲与战争中崇高的艰苦和危险相比，认为在大地的伟大裁判的眼中从事一天或一小时的前一项工作其功劳将比整个一生光荣地消磨在后一项事业中的功劳更大，肯定是与我们的所有道德情感相悖的，与生性教导我们用以调整我们的鄙视或钦佩的所有天性相悖的。然而，正是这种精神，当它把天国保留给了僧侣和男修道士们，或言行与僧侣和男修道士们相似的那些人时，它却宣判所有的英雄，所有的政治家和立法者，前几世纪的所有诗人和哲学家，所有那些对生活、对方便生活或装饰人生的艺术做出了卓越贡献、发明或改善的艺人，所有人类伟大的保护者、教育者和造福者，所有我们认为值得表扬具有最高的功劳和最令人赞扬的美德的人都应该下地狱。我们能够对这个最受人尊敬的信条如此被滥用而遭到鄙视和嘲弄不感到迷惑吗？至少是对于那些对虔诚和祈祷的美德缺乏极大的兴趣或要求的人来说不应感到迷惑吗？
（第三章）论良心的影响和权威
虽然在某些特殊场合良心的赞同并不能满足人的软弱性，虽然那个假设的公正的旁观者——心灵中的伟大同居者的证言并不能单独地支撑它，然而在所有的场合这个天性的影响和权威却是很大的。而且只有通过与这个内心的裁判的咨询我们才能看清与我们有关的事物的正确形象和大小，或者说我们才能对我们自己的利益和别人的利益做出任何正确的比较。
对于肉体的眼睛来说事物所表现的大小并不完全是依据它们的真实的大小，而更多的是依据它们所处位置的远近。对于我们可以称之为心灵的天然眼睛，它们同样也是如此。而且我们纠正这两个器官的缺点时采用的也几乎是完全相同的方法。在我现在所处的位置，草地、森林和远山的无限风光看来最多只不过是占据了我书桌旁边的那一扇小窗，而同我所坐的那间小室相比小得不成比例。我要想对那些巨大的事物和我身边的小事物做一个正确的比较，没有别的方法，就只有在想象中移动我自己的位置，把我移到一个不同的位置，从那里我才能从几乎相等的距离去观察两者，从而对它们的实际比例做出某种判断。习惯和经验教会了我十分容易和迅速地就可完成这个工作，以致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它。而且一个人在他能够彻底相信那些能够呈现在他眼前的事物是多么小以前（如果想象力没有根据它们的实际体积的了解对它们加以扩大和膨胀的话），那么他在某种程度上就必须熟悉视觉哲理。
同样，对于人性的自私和原始激情，我们自己极小一点利益的得失都显得比与我们没有特殊联系的人的最大的利益更重要，要激起我们更多的欢乐与悲伤。他的利益只要是从这个位置上来观察就不可能被置放在与我们自己的利益同一个天平上，就绝不可能遏制我们去做一切能促进我们自己的利益的事情，不论那样做对他是如何不利。在我们能对这些对立的利益做出任何正确的比较之前，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位置。我们既不能从我们的位置，也不能从他的位置，既不能用我们的眼光，也不能用他的眼光，我们必须从与两者都没有特殊联系的第三者的位置和眼光，才能在我们与他之间保持公正的裁判的位置和眼光来看待它们。在这方面，习惯和经验也教会了我们能够十分容易和迅速地完成这个工作，甚至我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们在做这件事情。在这种场合也要求我们有某种程度的反思，甚至懂一些哲学以使我们自己相信如果适度感和正义感不能对我们情感的这种相反的天然的不平等予以纠正，我们就会对邻人的最大关切毫不关心，与他有关的东西就会对我们毫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