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长雨季没来。
那次经历非常可怕，经受过的农夫们都不会忘记它。即使离开非洲好多年，在某个北国潮湿的气候中，他仍会在深夜听到大雨倾注时突然坐起来，大喊：“终于来了，终于来了啊！”
一般的年份，长雨季都从三月最后一周开始，一直持续到六月中旬。接近雨季的时候，整个世界一天天地变热，变干，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欧洲，或者更甚。
住在河对岸的马赛人—我的邻居，那时就会在皮实干燥的平原上放火，让绿油油的新草随着第一阵雨冒出来，供他们的牛群啃食。笼罩在平原上的空气随着有力的火势起舞，带着彩虹色层次的细长灰烟在草场上滚滚前进，燃烧的热度和焦味偶尔也钻进耕地里，像来自熔炉。
巨人般的云层在灰色的草场上堆积，又消散；远处的一阵小雨给地平线抹上蓝色的斜纹。全世界只有一个念想。
日落之前的傍晚，周围的景物朝你靠近，山脉变得亲近，清晰的靛蓝和黛绿色调变得有力，意味深长。几个小时后你走出去，星星都不见了，你觉得夜风轻柔、深沉，孕育着恩典。
急速加快的奔走声越过你的头顶，这是风穿过高大林木的声音—不是雨。这声音扫过地面，是风在穿过灌木和长草—不是雨。它窸窣疾行过土壤，是风穿过玉米田的声音—听起来太像雨了，你一次又一次受骗上当，甚至从中得到一丝满足，至少你好像从舞台上看到了盼望的身影—仍不是雨。
但是，当大地像共鸣响板一样回应，发出深沉而丰富的低吼，你周围上上下下所有维度的世界都跟着歌唱时—那就是雨来了。就像你远离大海很久，然后重新回到海边，像久违的爱人的拥抱。
但是有一年，长雨季没来。整个宇宙似乎都背弃了你。天气转凉，有时甚至会冷，但空气中仍没有湿气。一切都变得更干、更硬，就像世上所有的力量和优雅都抽离了。那无所谓坏天气或好天气，而是没有天气，天气被无限期拖延了。荒凉的风像一阵气流匆匆在你头顶掠过，颜色都褪去了，气味也离开了田野和森林。这种被伟大神力厌弃的感觉让你压抑。一路向南，烧焦的平原黑黢黢地废弃在那里，只剩白色灰烬的斑纹。
随着我们徒劳等雨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农场的未来和希冀都变得黯淡，终于耗尽。过去那几个月的犁地、剪枝和种植都变成了蠢人做的无用功。农场劳作慢了下来，再就是停滞。
平原上和山里的水潭都干了，许多没见过的鸭子和鹅都来到我的池塘。斑马群在清晨和日落时分来农场边界的水塘喝水，它们排成长队，有两三百头。马驹跟着母马，即使我骑马穿过，它们也不会受惊。但为了我们的牛群考虑，必须设法让斑马离农场远点，因为池塘里的水位也在下降。不过到那里去仍是一件乐事，长在泥里的灯芯草给棕褐色的景致打上了一块绿色补丁。
土著面对干旱时变得沉默，我没法从他们那里问出一点看法。因为你本来觉得他们对天象肯定比我们懂得要多，这毕竟与他们生死攸关，又不是一件闻所未闻的事—他们的祖辈都经历过—大旱的年份里他们会失去九成的牲畜。他们的香巴也很干，只剩几棵无精打采枯萎了的红薯和玉米。
一段时间后，我也从他们身上学会了他们的方式，不再像个讨嫌的人那样去讨论世道艰难，也不再抱怨。但我毕竟是个欧洲人，在这个国家生活得还不够久，没有学会像土著那样彻底地认命，这一点，一些在非洲生活了好几十年的欧洲人已经能够做到。那时我还年轻，出于自保的本能，我觉得如果不想被农场路上的沙尘卷走的话，就必须得集中精力做些什么。我开始在晚上写故事、童话和浪漫小说，让我的思绪飘得远远的，飘到其他国家和时代。
每当朋友来农场暂住时，我就把这些故事讲给他听。
我起身走出门外，一阵凛冽的风呼呼地刮着，天空清澈，嵌了上百万颗坚定的星星，一切都很干。
刚开始我只在夜晚写作，后来早上我也坐下来写，通常这个时候是该去农场的。那时很难下决定，是该再犁一遍玉米田，重新播种呢，还是应该把树上干枯的咖啡果都剥掉，只留下树呢？我日复一日地拖延决定。
我常坐在餐厅里写作，面前的餐桌上铺满了纸，因为除了写故事，我还有农场的账目和预算要做，以及农场经理凄凉的便签要回复。我的仆人们问我在干吗，我告诉他们我在尝试写本书时，他们认为这是拯救农场脱离困境的最后一搏，对此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后来他们问我，书的进展怎么样了，他们走进来，站上一会儿看我的进度。在镶了护墙板的房间里，他们的脑袋看上去和镶板的颜色非常接近，晚上他们靠着墙，站着陪我，看起来就像一件件空荡荡的白袍。
我的餐厅朝西，有三扇长窗各向游廊、草坪和森林打开。这里的地势向河倾斜，河是我和马赛人的界限。人从房子里无法看到河流，但能够从沿河生长的暗绿色大合欢树的分布来推断它蜿蜒的流向。河的对岸，满是树木的土地再次升高，森林以外是绿色平原，一直延伸到恩贡山脚。
“如果我的信念强大到可以移山，我只希望把那座山移到我的身旁。”
风从东边吹来。我的餐厅大门背风，常年敞开。也正因为此，我家的西侧很受土著欢迎，他们随意地待在那里，密切关注着屋里的一切风吹草动。出于同样的动机，土著小牧童把他们的山羊也带过来，让它们在草坪上啃草。
这些在农场上活动的小男孩们赶着长辈的羊群四处找草，确实为我在文明建筑里的生活和狂野的原始生活间建立了一条纽带。我家的仆人们不信任他们，也不同意让他们进屋，但那些小孩对文明保有真切的爱与热情。对他们而言，文明一点都不危险，因为只要他们愿意，随时都可以远离它。文明对于他们的核心象征是挂在餐厅里的一座德国布谷鸟老钟。在非洲高地，一座钟完全就是奢侈品。一年到头，你都能从太阳的位置来判断时辰，而且因为你不和铁路打交道，所以完全可以依照个人意愿来安排农场生活，钟变得无关紧要。但这座钟很精致。每到整点，粉色玫瑰丛的中央会有一只布谷鸟推开它的小门，跳出来用清晰而傲慢的声音宣告钟点。这个离奇的玩意儿每次都让农场的孩子们高兴得要命，永远像第一次看到一样惊讶。他们能从太阳的位置精确地判断出快要正午报时了，然后在十一点三刻之前，我眼看他们赶着山羊从四面八方过来—他们可不敢丢下羊。孩子和山羊的脑袋潜过灌木和林间长草，像池塘里的青蛙。
他们把牲畜留在草坪上，悄悄地光脚走进屋来。大些的孩子约莫十岁，最小的只有两岁。他们十分规矩，还自创了一套做客礼节，严格遵守。礼节可归纳如下：不能触碰任何东西，也不坐下，没人问起就不说话，这样就可以在房间里自由走动。当布谷鸟冲出来时，狂喜和一阵压抑的大笑响彻整个孩子群。也有的时候，一个特别小的牧童—他对放羊还没有责任心，会在大清早自己一个人过来，对着钟站上好久。这时的钟是紧闭的，也没声音，他对着钟，用基库尤语低沉地唱一首情歌，然后庄严地走出去。我家的仆人们嘲笑牧童，向我透露说那些无知的孩子以为布谷鸟是真的。
打字机出现后，轮到我的仆人们来好奇地观察它工作了。有时，卡芒提晚上站在墙边，一站就是一个钟头，他的眼睛在睫毛下像黑色的水滴，来来回回，似乎想把机器钻研透彻，好将它拆成零件再重新组装起来。
有一晚，我抬头撞上这双深邃入迷的眼睛。过了一会儿他开腔了。“穆萨布，”他说，“你相信自己能写书么？”
我回答说，我不知道。
想象你和卡芒提的对话，你必须在每个回合前预留好空间，留一个遥遥无期、意味无穷、似乎责任重大的停顿给他。所有土著都是停顿艺术的大师，以此为谈话赋予意义。
现在，卡芒提就做了一个漫长的停顿，然后发话：“我不信。”
没有其他人可以和我讨论我的书，我放下纸张，问他为什么不信。我现在察觉到，他之前一定预谋过这次对话，而且是有备而来；他站在那里，背后藏着《奥德赛》，这时他把它放在桌上。
“你看，穆萨布，”他说，“这是本好书，它两头都粘得紧紧的。即使你把它拎起来拼命地甩，它也不会散开。写这书的人很聪明。但是你写的嘛……”他继续说，既轻蔑又带着一种友善的同情，“这里几张，那里几张。要是有人忘记关门，纸张就飞得到处都是，甚至飞到地板上，然后你就会发火。它不会是本好书。”
我向他解释，在欧洲，有人能把纸张全部装订在一起。
“那你的书会有这么重吗？”卡芒提问，掂量着《奥德赛》。
他发现我在迟疑，就把它递到我手上，让我自己亲自掂掂。
“不会，”我说，“没这么重，但是图书馆里也有其他轻一些的书啊，你知道的。”
“有这么硬？”他问。
我说，要把书做这么硬是很贵的。
他沉默地站了一阵子，捡起地板上散落的纸页，把它们放在桌上，借此对我的书表达稍高一点的期望，也可能是对自己的质疑有所懊悔。但他还是没有走开，而是站在桌边等着，然后严肃地问我：“穆萨布，书里有什么？”
举个例子，我给他讲了《奥德赛》里英雄奥德修斯和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的故事，讲奥德修斯是如何自称为“梅友仁”，掏出波吕斐摩斯的一只眼睛，然后把自己绑在一头公羊的肚子下面逃生。
卡芒提饶有趣味地听着，表达自己的意见：那头公羊一定和住在埃尔曼塔伊塔的朗先生的公羊是同一个品种，他在内罗毕的家畜展览会上见到过；回到波吕斐摩斯的话题，他问我他是不是像基库尤人一样黑。我说不是，之后他又想知道奥德修斯是不是我的部落或家族成员。
“你说，”他问，“他是怎么样用他自己的语言说那个词的？‘梅友仁’？”
“他说‘欧提斯’，”我告诉他，“他自称‘欧提斯’，在他的语言里意思是‘没有人’。”
“你也必须写一样的东西吗？”他问我。
“不，”我说，“人们可以写任何想写的东西。我可能会写你。”
卡芒提挑起这个话头，这时却突然却步了，他低头盯着自己，然后小声地问我，我会写他什么。
“我可能会写你生病的那个时候，偌大的平原，你只有绵羊相依为命。”我说，“你怎么看那个时候？”
他的眼睛骨碌碌地绕着房间转，最后含糊地说：“西久伊。”—我不知道。
“你害怕吗？”我问他。
停顿了一会儿，他坚定地说：“是，平原上所有的男孩都有害怕的时候。”
“你在怕什么？”我说。
卡芒提无声地站了一小会儿，他的脸变得镇定而深沉，他的眼睛凝视着心。然后他带着微微讽刺的怪相看向我。
“害怕‘欧提斯’，”他说，“平原上的男孩们都害怕‘欧提斯’。”
几天后，我听到卡芒提向其他家仆娓娓解释，我的书会被送到欧洲装订，而且花一笔吓人的价钱它就能做得像《奥德赛》那么硬，《奥德赛》又被拿出来展示了一遍。但是，他自己不相信它会被做成蓝色的。
卡芒提有一项天赋，这项天赋在我家很管用。他想哭就能哭出来，对此我深信不疑。
如果我板起脸来斥责他，他就会在我面前站直，盯着我的脸，挂上那种警惕而深沉的哀伤。这种表情，土著一秒钟就能信手拈来。然后他眼眶湿润，溢满沉重的泪滴，它们缓慢地、一颗一颗地，顺着他的脸颊滚下来。我知道那都是鳄鱼的眼泪，换成其他人根本影响不了我。但是卡芒提不一样。此情此景下，他板平的脸会重新堕入无尽孤独的黑暗世界，他曾在那里蜷缩好些年。当他还是个平原上的小男孩，身边围满羊群时，可能也曾落下过这么沉重而笨拙的眼泪。它们让我不自在，让我换一个角度看待自己对他的责怪，那些罪名显得那么渺小，让我不愿再提。某方面看来，他这么做确实不太道德，但我还是相信，我们之间存在一种人类相互理解的真实力量。卡芒提从心底知道我已经看透了他悔悟的眼泪，并不会高估它们—他其实只是把眼泪看作一种更高力量的仪式，而非欺骗的手段。
他常提到自己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他赋予这个概念什么意义，我试探过他一两次，但他跟我解释说，他相信我所相信的，既然我肯定知道我自己相信什么，那我再问他就没什么道理了。我发现这不是个逃避的借口，这确实是他正面的想法，或者说，是他信仰的告白。他把自己交给了白人的神。为了服侍神，他准备好了执行一切命令，但他不会没事找事来解释这一整套运作系统，况且这系统很可能像白人本身的运作系统一样，根本不合理。
有的时候，我的行为与他的苏格兰教会教义相抵触，他就会问我怎样才对。
土著们毫无偏见，这很惊人，因为你原本期待在他们身上发现原始民族中的黑暗禁忌。我相信这归因于他们对各色人种和部落的熟悉，以及东非地区活跃的人类交流，先是古老的象牙和奴隶贩子，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移民和巨兽猎人。几乎每个土著，甚至平原上的小牧童，一生中都和各个国家的人打过照面。这些国家本身大相径庭，对他们来说，就像西西里人碰到爱斯基摩人：包括英国人、犹太人、波尔人、阿拉伯人、索马里印度人、斯瓦西里人、马赛人和卡韦朗多人。提到对思想的接受度，土著比郊区或地方的移民、传教士都更有世界视野，因为这些移居者或传教士在单一的社区环境里长大，背负着一套固有的思想。白人和土著之间的大多数误会都源于这一事实。
但要是你本人在土著眼中就代表基督教，你可得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