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
三线建设是我国经济建设和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三线建设是我国国民经济计划重点确保的项目。当时我担任物资管理部部长，直接参加并领导了物资战线支援三线建设的工作。物资部根据国务院的部署，大力组织物资的生产、供应、调剂、调度，发挥了三线建设总后勤部的作用。从1964年开始，三线建设一直是物资部工作的一个重点，上上下下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为保证这一战略任务的顺利进行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合理组织物资流通积累了经验。我深感有必要对三线建设工作进行总结，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
一、党中央、毛主席决策进行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是在毛主席的提议和指导下开展起来的。1964年上半年，毛泽东多次在谈话中提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到内地去，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要搬家，而且学校（像北京大学）、科学院、设计院都要搬家。成昆、川黔、滇黔这三条铁路要抓紧修好，铁轨不够，可以拆其他线路的。毛主席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强调了三线建设，规划着要把一批沿海工厂搬到三线去，在三线建设一批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1964年6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讲备战时，提出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改变工业布局。并说：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他还说：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这表明了他老人家对三线建设的决心。
就当时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来讲，毛主席和党中央部署抓紧三线建设是合理的。美国在朝鲜打了败仗后对我怀恨在心，亡我之心不死，支持在台湾的国民党武装特务窜犯我东南沿海地区，美国还发动了侵略越南的战争；过去长期侵略我国的日本尚未同我国恢复外交关系；印度不断蚕食我国领土；中苏边境地区的气氛也相当紧张，大有剑拔弩张之势。由于当时正是苏、美争霸的时候，美国长期敌视我们，在各个方面封锁我们。后来我们和苏联发生了争论，中苏关系破裂之后，我们就处于被包围的状态。那个时候我国领导同志出国访问，就剩下一条线了，就是走巴基斯坦、阿富汗领空的一条航线。我国只能面对这样严峻的被包围的国际环境，我国的工业布局却过分集中，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集中于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而且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区，与准备打仗、打大仗的需要很不适应。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一直就想改善我国的工业布局。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特别是“156项工程”的建设，已经在全国形成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而且充实了一些老的工业基地，在工业布局上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例如，我们建立了一批新的工业区，包括太原工业区的建设，西安工业区的建设，兰州工业区的建设，成都工业区的建设，武汉工业区的建设，包头工业区的建设和东北这些工业区的建设，已经有一定的改善。
三线建设是继“一五”之后又一次工业布局调整。只是这次调整的直接原因就是准备打仗，不光是与美国可能要打仗，当时已经和苏联在珍宝岛打起来了。可是当时我们的军事工业大部分集中在东北，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原来有个背靠苏联的设想。中苏关系破裂了以后，这些都靠不住了，就需要把东北的军事工业往西北、西南转移，这就是大三线建设的重点。1965年底，邓小平同志在昆明召开西南三线建设会议，1966年上半年又召开西北三线建设会议，对大三线建设作了全面的部署。例如原来在成都、汉中、西安都已经建有飞机工业了，这时要进一步充实；在西南地区布局了一批电子工业的建设基地；在大三线也搞了兵器工业，布局了一批炮弹厂，原来在齐齐哈尔富拉尔基有三个炮弹厂，这时分别搬到伏牛山去了。还有一批工厂都进山了。毛主席讲这是“靠山近水扎营盘”嘛，建设了一批波恩式的小城市。林彪提出来“山、散、洞”的方针，即靠山、分散、隐蔽，这造成了很大的浪费，最后不得不都从山里边搬出来。最典型的就是第二汽车厂的建设，把这一个汽车厂的车间分散到几条山沟里，脑袋上又顶了一个水库，造成生产上困难，这些流程都不那么顺当。可是就当时来说，这是备战的需要。
国家计划安排中有个大三线，各个省又安排了个小三线，就是在它这个省里山区安排小三线建设。依我看，三线建设主要是进一步改善了工业布局，进一步加强了军事工业的建设和为军事工业服务的工业部门的建设。这些计划都是在周总理直接主持下制定的，党政军民全力以赴，要准备打仗啊。军事工业的部署，军队的同志亲自去抓。国务院有关部委，如第二、三、四、五、六、七机部都在三线建设了基地。
三线建设是国家计委的重头戏，也是国家建委、国家经委和物资部的重头戏。国家计委负责在三线建设新的工厂和扩建部分工厂；国家建委负责把一线的全国仅此一家的重要工厂即“独生子”和配合后方建设所必需的工厂搬迁到三线；国家经委负责组织好全国工厂生产，为三线建设提供设备和材料；物资部负责三线建设的物资供应。为了组织中央有关部门在三线地区新建、扩建、迁建项目的计划协调和物资供应工作，中央还分别成立了西南、西北三线建设指挥部。
西南三线建设是全国内地建设的重点地区，当时西南中央局书记李井泉同志、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程子华同志兼任西南建设委员会主任，具体领导了西南地区的三线建设工作。毛主席对西南三线建设十分重视。1964年，毛主席提出备战战略思想后，在中央书记处的全面筹划下，国家计委组织各有关部门立即在西南地区展开工作，冶金、煤炭、交通、铁路、物资等部门都派了人去。冶金部副部长徐驰同志被任命为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委员、攀枝花建设指挥部的总指挥。物资部副部长邓存伦同志也被任命为西南三线建委委员，负责三线建设的物资供应。
当时邓存伦同志带去的物资部的工作组队伍也相当庞大。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根据三线建设需要，做好生产建设物资的调度和供应工作，同时要与当地物资部门结合起来，规划和组织按经济区划合理地组织物资供应，以提高流通经济效益。工作组与西南三线建设指挥部、四川省党政部门商议，在四川省划了四个经济区，即攀枝花、自贡、重庆、成都，在四个地区分别设立了物资供应机构，以接受和组织来自全国的物资供应。
二、对西南三线地区的考察和西南三线建设会议
毛主席、党中央作出三线建设的决策后，中央书记处抓得很具体。根据毛主席的这些指示，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决定要贯彻备战方针，集中力量加强三线建设，要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决定以后新建的项目都要摆在内地，要立即搞勘察设计，不要耽误时间。沿海所有部门要求增加的投资一律要顶住。等等。1965年12月初，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在昆明召开了西南三线建议会议，对西南三线建设进行检查和进一步部署，中央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都参加了，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我是1965年12月2日到1966年1月13日到西南地区考察并参加西南三线建设会议。在离开北京之前，余秋里同志找我谈话，我到他家里去，我们从夜里11点一直谈到凌晨2点半。第二天早上他就坐飞机到西南去了，他先走，我后走。我是好多年没去云南了，还是1953年去过云南，以后一直没有机会去。这一次到那里去想多看看。12月2日我离开北京到武汉，在武汉听取了物资部工作组在那里进行“四清”的情况汇报。12月3日到昆明，云南省物资局局长向我汇报了云南物资工作的情况，我考察了当地的物资机构，重点参观了一些机电门市部、供应站、仓库。
邓小平同志为了开好这个会议，专门到四川去视察了三线建设的主要项目。小平同志那时腿摔伤了，走路要拄着手杖。这次他到西南开会，首先到了攀枝花考察，他从成都坐飞机到西昌，从西昌坐汽车一路颠簸到攀枝花钢厂视察，到攀枝花听了听，看了看，又从西昌坐飞机到昆明。余秋里同志跟着他一起走。12月7日，西南三线建设会议正式开会，讨论西南三线建设的方案，余秋里同志在会上讲了话，邓小平同志插了话。余秋里同志传达了“三五”计划的安排，阐述了攀枝花矿山和钢厂建成后对保证全国钢生产能力增长的重要意义。他讲到攀枝花矿山20年内可以达到1350万吨钢的生产能力，一旦有事，全国就可生产2000万吨钢，提出要下决心把贵昆、成昆两条铁路搞起来，让西南交通四通八达，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谷牧同志在会上专门讲了矿山、冶炼、机械设备的制造和供应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同志虽说没有长篇讲话，但是他讲得具体、明确、扼要，对一些在三线建设中要解决的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小平同志讲：主席提出“三五”计划产钢1600万吨到1800万吨，始终挂念着两条路，一是修贵昆铁路，一是修成昆铁路。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准备打呀！他提出建设攀枝花首先是开矿，开发攀枝花的矿山，开矿山要集中力量，要落实开采设备，开矿山还要挖洞，挖洞就要靠铁道兵。必须集中力量，抓紧落实开采设备的生产和使用。他指出，1970年西南、西北要形成500万吨钢的生产能力，加上地处二线的武钢、太钢等生产的500万吨，二、三线共为1000万吨，有了这个基础才能应付战争爆发的需要。“三五”计划期间，全国每年要增加200万吨生产能力，这就要钢、煤、铁路、设备制造等部门很好地配合，共同努力来完成。三线的交通总要四通八达，西北投资再增加二三亿元，湖北的当阳铁矿要抓紧建设，还有云贵高原的锡矿。这是一个大方针问题，其他各省搞粮食。他讲：跑了一趟有些感性认识，条件很好，比鞍山好，全国为它服务。
不巧的是，正要开会的这一天，毛主席要在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判罗瑞卿同志。因此，小平同志参加半天会，讲了话，就飞到上海去了。8日，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开会就揭发了罗瑞卿同志的问题。罗瑞卿同志当时还不知道，他还在西双版纳巡视西南边防。昆明的会议结束以后，余秋里同志带着我们乘汽车经曲靖到盘县，考察了盘西煤矿；经曲靖到宣威再到水城，在水城住了三天，考察了水城煤矿、水城铁厂地址、观音山铁矿等；又从水城到六枝、安顺、贵阳。秋里同志从贵阳经遵义去四川。我和徐驰同志坐空军副司令员兼七机部部长王炳章的飞机到了昆明，然后从昆明坐汽车沿着现在的成昆线到攀枝花。那时攀枝花的建设真可谓是艰苦创业，从徐驰同志的指挥部到下边的办公机构，都住在工棚里。那时跨江有一座铁索吊桥，我们去的时候正在雅砻江口上修第二座吊桥。
那时候我们就是准备打仗，没有钢铁怎么行？当时大家仍然认为工业建设要“以钢为纲”。在讨论“三五”计划时，李富春同志的意见是“三五”计划钢要搞到2000万吨，“四五”计划钢能够搞到3000万吨。钢铁企业在西南地区主要是攀枝花钢铁厂。攀枝花位于四川、云南两省交界处，面临金沙江、雅砻江，有丰富的铁矿资源、煤矿资源和水资源。1959年，地质队经过勘察，提出了攀枝花铁矿储量报告，毛主席看后很高兴，就下定了建设攀枝花的伟大决心。那里崇山峻岭、地势隐蔽，虽然当时交通条件差一些，但从长远和全局考虑确是一个建设钢铁工业基地的理想地区。当时攀枝花的规划是要建设起一个在20年时间内达到1350万吨规模的钢铁基地。我是1960年去西昌，没有到攀枝花。李富春和薄一波同志到了攀枝花金沙江的北岸，攀枝花在南岸，因为过不了江，就站在岸边看看矿山的形势。主席不满意，才讲了前面那一段话。这就使攀枝花的建设必须快马加鞭。
当时要开发，必须先建电厂、开煤矿、修公路，在金沙江上架起桥梁，平整地段，解决能源和交通运输问题，任务很重。指挥部建设在北岸，厂址在南岸。我们去的时候浮桥已经修起来了，而且还要修第二条浮桥。那里自然条件十分艰苦，无论干部和工人，都住的是席棚子，白天热、夜里冷，蚊子叮咬，副食供应不上。但几万建设大军和管理人员情绪都很高涨，以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战士为榜样，斗志昂扬，勇敢地接受困难环境的挑战和考验。那才叫艰苦奋斗啊！现在攀枝花钢铁公司已成为我国一个重要的钢铁基地。
在这次西南三线会议召开以后，三线建设工作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了。
三、精心组织，确保三线铁路建设的物资需要
西南三线建设的一个重点就是铁路建设，1966年11月建成贵昆线之后，焦枝、成昆、襄渝、阳安等线相继开工。但是，“文革”开始以后，各部委正常的工作被打乱，许多部委的负责同志都被打成“走资派”，或靠边站，或被关进“牛棚”，无法正常工作。三线铁路建设施工队伍停工打派仗，施工指挥机构因受冲击无法工作。大三线建设总指挥彭德怀同志、铁道兵司令员郭维城同志等被“扫地出门”，住在大水泥管里。造反派还不时地把他们拉出去，沿铁路线边走边斗，简直到了惨无人道的地步。铁路施工基本上陷于停顿。
在这种形势下，周总理顶着压力，审时度势，果断决策要集中力量建设这四条铁路。根据周总理的指示，1969年10月在国务院业务组领导下，组成了以余秋里同志为组长，我为副组长，由国家建委、物资部、冶金部、一机部、铁道部、铁道兵等部门为成员的铁路建设支援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我兼办公室主任，徐良图同志为副主任，主持日常支铁办工作，有关部委派干部参加办公室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以后，立即以中央的名义发出有关西南大三线铁路建设的文件，有关部门迅即作出施工部署。施工队伍不再打派仗，干部群众安心工作，施工较快地步入正轨。这是周总理苦苦支撑国民经济困难局面，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曲折、迂回斗争的重要体现。我的家乡南阳，那时也正是两派打得厉害的时候，中央下了个命令要修焦枝铁路，这就动员民兵来参加。民兵都是精干小伙子，打派仗时候是骨干，把他们推出来干这个事，使他们的力量都能用在铁路建设上，就转移了造反派的视线。这在当时起了很大作用。
旧中国云、贵、川三省基本没有标准轨铁路，在云南省则建有窄轨铁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就开始在西南地区建设铁路。在三年恢复时期，建成成渝线500多公里；“一五”期间，建成宝成线近670公里，初步解决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问题。“二五”时期和五年调整时期，先后建成黔桂、昆一（石咀至一平浪）、内宜（内江至安边）、川黔（赶水至贵阳）等线，共700多公里。到这时候，云、贵、川三省才有铁路相连，并可北通陕西，南连广西，部分解决了大西南交通闭塞问题。
四条干线和枝柳、湘黔线的建设把西南三省和全国连成一体，为大三线建设和扩大西南生产建设规模奠定了基础，同时促进了豫西、鄂西、湘西、桂北老少边穷地区的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许多的贫困县现在都摆脱了贫困，铁路建设到哪里，哪里的经济就会活跃起来。支援铁路领导小组的工作大体上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把支铁物资供应放在第一位，前方需要什么就抓紧解决什么，保证了西南铁路建设的顺利进行。当时，国务院领导同志很关心四条铁路线的建设，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经常向我们了解四条线建设的情况，支铁领导小组及时向国务院领导汇报。四条线建设出现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案，都直接上报国务院领导，并抄送有关部门。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关心和大力支持是确保四条铁路建设物资需要的重要保障。
二是注意做好有关部门的动员与协调工作，竭尽全力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支援西南铁路建设上来。我们除了经常邀集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开会研究支铁工作以外，还主动找有关部门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交换意见、交流情况、研究措施，尽力动员和协调有关部门齐心协力做好支援铁路建设工作。
三是支铁领导小组和支铁办对工作抓得实、抓得紧。那时我们支铁办的同志都是忘我地工作，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建设前方有什么要求，出了什么问题，都马上研究解决。
四是注重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我们经常派出支铁办的同志到铁路建设施工现场，督促施工进度，了解物资供需情况。外出调查的同志回来以后，我们经常是抓紧时间听汇报，了解施工情况和物资供应情况。那个时候，由于我还兼任着国务院生产组副组长，工作十分繁忙，抽不开身下去，所以更是要求支铁办的同志要经常下去了解情况。
积极热情支援铁路建设使支铁领导小组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期间，我与当时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焦枝线建设总指挥孔庆德同志和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副总指挥张树芝同志建立起了很深的友谊，这两个同志都是老红军。在支援焦枝线铁路建设的过程中，我对他们可以说是有求必应。只要是孔庆德、张树芝同志打个电话来，我们马上按照他的要求给他供应物资，而且及时运到。孔庆德同志后来曾对我说：咱们是战斗友谊！“文革”期间那也是个战斗年代啊。他是很直率的人，在建设焦枝线的时候，他亲自组织民工和军队一齐上阵，在几百公里的战线全面铺开，很快把问题解决了，所以半年的时间建设成这一条铁路，那真是一个奇迹。
铁路支援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同铁道部、铁道兵和每条铁路建设指挥机构保持密切的联系，掌握施工进度、安全、质量等情况。但主要是把保证前方物资供应工作放在首位，重点物资作专项安排，组织供应钢材、木材、水泥、机电设备器材以及施工机具，在物资供应方面保证了四条铁路干线建设的需要。例如对制造周期较长的架桥机等机械设备，我们都早作安排。这几条铁路经过的地段大部分都是崇山峻岭、悬崖陡壁、急流险滩，架桥、凿隧、铺轨工程十分艰巨，需要大量的架桥机、凿岩机等重型设备，支铁办的同志总是提前半年到辽宁省等地，安排专用电动机等配套件协作生产。建设急需木材、水泥、钢材和机电器材，我就马上请物资部有关局设法解决。这四条铁路都是解决大三线的运输困难，是三线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因为三线建设的工厂没有运输条件不行。到1970年底，四条铁路差不多都修建完成了，这是“文革”期间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典型事例。
这次铁路建设高潮进展所以较为顺利，可以说是与周总理指示成立铁路支援领导小组以及这个小组同志们出色的工作分不开的。铁路建成后，对铁路沿线的工农业生产起了巨大的带动作用。在我负责支铁工作的一年多时间中，我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其间的许多事情都令我难以忘怀。在“文革”那种动乱环境中，唯有铁路建设一枝独秀，可以说，这是周总理一举数得的成功之策。
——成昆线全长1093.8公里，于1970年末建成。沿线有煤、铁、石棉、有色金属等资源。著名的攀枝花钢厂、西昌卫星发射基地，都位于这条铁路干线的一侧。
——襄渝线全长895.3公里，桥梁、隧道占线路总长度的44%，工程十分艰巨，于1978年6月建成。沿线丰富的煤炭资源，成为四川省的燃料基地。
——阳安线全长353.8公里，桥梁、隧道占线路总长度的25.3%，工程相当艰巨，于1976年9月建成。它是宝成、襄渝两大干线的联络线。沿线陆续建起许多轻重工业企业。
——湘黔线全长820.6公里，株洲至大江口段，由国民党政府于抗日战争期间兴建，后因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而拆除。抗日战争胜利后，田心至板塘铺恢复通车。新中国成立后，于“一五”前期建成湘江大桥，通车到湘潭。“二五”期间铺轨至金竹山，于1974年11月全线贯通，成为沟通西南、中南地区物资、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对云、贵两省的煤炭、磷矿石外运具有重要作用。
同时，焦枝、枝柳线也全线通车，焦枝、枝柳线全长1617.1公里，焦枝线于1970年7月建成，接着向南延伸到广西柳州，于1979年建成。两线对接，成为与京广干线平行的分流线。
成昆、襄渝、阳安、枝柳、湘黔等铁路线的建成，把大西南同全国有机地联成一体，对国家经济、国防建设的重要作用和战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对湘西、桂北、鄂西、豫西老少边穷地区的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矿产资源的开发，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如果说50年代建成宝成、成渝铁路，是新中国第一次铁路建设高潮，这一时期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铁路建设高潮。90年代建设京九、南昆、达成、宝中、兰新（复线）和几条铁路电气化技术改造，应该是第三次铁路建设高潮，我希望这样的铁路建设高潮持续下去。铁路交通建设，资金投入多，施工周期长，然而，一旦建成，它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则是显而易见的。我十分赞成采取国家投资、地方投资、引用外资等多种形式的投入，加快我国的铁路、公路、港口、机场，输油、输煤、输气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尽快形成多种现代化运输方式有机相连的全国综合运输网。
四、三线建设物资供应的经验
在三线建设逐步开展的过程中，在西南局三线建设指挥部的支持下，物资部门按经济区域组织物资供应的规划逐步落实，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当时的具体做法是：
第一，建立精干有力的领导机构和指挥机构，统筹安排和统一管理物资工作。为此，在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内设立了物资局，主要任务是负责西南三线建设物资工作的组织领导，督促检查，总结经验。物资部在西南设立了总指挥部，它作为物资管理部的派出机构与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物资局合署办公，在三线建委和物资部的领导下，统率西南地区各级物资部门，做好西南三线建设的物资供应和调度工作。当时物资机构虽然人员较少，但是很精干，他们的任务主要是组织联络、指挥调度。
第二，按照物资的合理流向设立地区物资局，就地就近组织物资供应。三线建设物资供应的特点是任务重、时间紧、要求高，必须做到准确、及时，并尽量减少损失浪费。为了缩短物资流通时间，避免相向运输、迂回运输和重复运输，节约运力，根据建设项目的分布和交通运输情况，打破了行政区划限制，在西南三省四个经济区的基础上，专门划成为十个物资供应片，相应地设立了十个地区物资局。这些地区物资局是各省物资厅的派出机构，在省厅和当地党委、政府领导下进行工作，主要是：组织物资供应保证三线建设项目的需要；汇总编制三线建设项目物资供应计划，统一负责组织订货，保证各建设部门划转指标的物资能分到订到，订到合用；了解、核实物资需要和使用情况，协助建设单位搞好物资供应。
第三，组织服务队，派遣驻厂员，深入建设第一线，做好物资管理工作。各地区物资局普遍组织了服务队，对所属地区建设项目实行划片包干，服务上门，对一些重要的或规模较大、比较庞杂的项目，还派遣了驻厂员。这些服务队员，既代表物资部门又代表建设单位，任务明确，有职有权，及时解决施工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深受建设单位欢迎。
第四，组织好物资分配指标的划转供应。三线建设重点项目一般是由中央各部直接管理的。国家统一分配的物资都是由国家计委列入计划分配给各主管部门。为了实行物资统一供应，各主管部将安排给各个建设项目的物资分配指标划给物资部，由物资部划转分拨给三线地区各地区物资局，由地区物资局统一负责订货，统一向重点项目组织供应。为了解决物资品种规格的串换，时间上的供垫和临时少量急需，物资部专门拨了一批物资给各地区物资局，作为周转之用，确保物资供应不出大的问题。
实行上述办法，比较科学地为三线建设项目提供了较好的物资供应，地区物资局在落实计划、综合平衡、统一调度、保证需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许多建设工程的物资基本上达到了“不迟不早、不多不少、保证质量、成龙配套”的要求，保证了建设速度，创造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与设计施工等部门一起为三线建设作出了贡献。三线建设的物资供应的这一套方法，为在计划经济实行物资统一计划分配调拨体制下，如何科学地、合理地组织好物资供应，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这套管理方法，得到了西南三线建设指挥部的赞赏，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程子华同志刚刚恢复工作，就写了一个材料，送给国家物资局领导同志，建议对这一经验认真研究、予以重视。这套做法，尤其是按经济区划和合理流向组织物资供应的做法，在20世纪70年代经当时的国家物资局提倡，许多地区又在坚持实行，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
三线建设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三线建设在经济上造成很大的损失，但应该说还是培养出一批干部来，虽然这些厂子从山沟里迁出来又到城市里去了，可是它进一步改善了全国的工业布局，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军事工业的建设和军事工业配套的产业的建设。
三线建设这一段，应该很好地加以总结。例如，一些工厂的厂址选择不当，厂子的布局不当，把车间给分散了，都跑到山沟里边去了，造成生产上很大的困难。另外，工厂一进山，就得自己养活自己，自己为自己服务，一个厂子就是一个小社会，什么都得管，厂子的负担相当重，成本很高。改革开放以后，这些三线企业根本留不住人了，因为这些地方学校的质量不好，工程技术人员们讲，我无非献终身了，我不能再献子孙，无论如何得离开这个地方给孩子的教育找个出路。最后这些工厂大部分都从山里边搬出来了。
那个时候有些大项目之所以能够上马，而且能够搞好，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有很大关系，就是用行政的办法集中国家当时所有的财力、物力去打。因而在那种生产不是很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干了几件大事，而且干得还不错。例如，修建四条铁路，就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维持生产了，实际上是在扩大生产。上大项目，这是周总理和国务院的重大决定，国务院计划组也是功不可没的。
据统计，从1964年到1974年，在将近十年的时间内，国家把全国计划内50%的投资和40%的设计与施工力量，都投入到三线建设，付出了很大代价。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对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和紧迫性作了过分的估计，以致对内地建设要求过急、过快，有些基建项目打乱了必要的建设程序，投入了过多的力量；许多项目选址不当，质量很差，造价过高，留下了不少隐患，造成了一定的浪费。对三线建设的评价长期以来看法很不一致，但是有一点，就是在广大干部、职工的艰苦奋战中，保证了几百个大中型骨干项目和数目众多的小型配套工业项目的建设，从而使三线企业的许多工业产品的生产数量达到全国产量的1/3左右，使许多偏僻落后的地区迅速发展和繁荣起来，改变了我国工业的地区配置和地方经济面貌。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它在当时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防事业所起的推动作用，是应该予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