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英国驻宁波领事、1897年成为剑桥大学汉学教授的翟理斯（Herbert A。Giles，1845—1935）所著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1901），曾长期被误认为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或曰第一部以西方语言写成的中国文学史。后来，有学者将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推至俄国汉学家王西里（即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ийПавловичВасильев，1818—1900）的《中国文学史纲要》（ОчеркUсторииKитайскойЛитературы，1880），认为其开拓了该领域研究的视野。然而，“杂文学”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文学史编纂，委实“山外有山”；西人修中国文学史的时间还要早得多，可推至德国汉学家肖特（Wilhelm Schott，1802—1889）的《中国文学论纲》（Entwurf einer beschreibung der chinesischen litteratur，1854）。
就迄今所发现的文献资料而言，该著当为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虽然肖氏《中国文学论纲》标题中不见“史”字，但作者是以史作文的，这类标题的文学史著在西方并不鲜见。早在这部论著出版之前，肖特就在一篇报道中明确称之为“中国文学史论纲”。后来，法国拉鲁斯（Pierre Larousse）的《19世纪大百科全书》（Grand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u XIXe siècle，1869）在“中国”条目之中国文学部分末尾指出，肖特撰《中国文学论纲》尽管还不尽人意，却是中国文学史纂领域迄于斯时的唯一尝试。《中国文学论纲》原为肖特于1850年在柏林皇家科学院的一个专题讲演，至1854年正式出版，拖延了将近5年时间，其主要原因是作者在久久等待科学院出版社从巴黎进口的汉字字模。该著刊行于《柏林皇家科学院1853年文集》（Abhandlungen der K？nig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aus dem Jahre 1853），凡125页。
在新近从事相关研究的中国学者中，肖特似乎不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其《中国文学论纲》亦会偶被提及。作为德国学院派汉学奠基者之一的肖特，人们还可读到他的生平简介，然而所有信息仅此而已，而且多半是“信手拈来”、“人云亦云”之语。中国学界对肖特的认识，还停留于浮光掠影式的素描，给人“闻其声不见其人”之感。从现今对肖氏《中国文学论纲》之片言只语的评论来看，绝大多数论者似乎并未见过这部著作。
人们常会对王西里或翟理斯的文学史之“无所不包”而纳闷，或诟病其舛误；肖特的专著自然更会引起同样的质疑，这显然缘于不完全了解彼时欧洲的“文学”概念。当时的“文学”概念，基本上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学”，而是广义层面上的“文献”、“典籍”或“书卷”。欧洲早期中国文学史纂虽已处于“文学”、“文学史”和“文学史纂”等观念的变迁之时，但在很大程度上套用了典型的西方文学史编写模式，同西方文学史编纂方法没有本质区别。只有了解这一情状之后，我们才能理解肖特、王西里、翟理斯之经史子集一应俱全的杂文学观。肖特和王西里都在其专著的最后部分设有简要的“美文学”章节，其中内容才是今人所理解的“文学”。换言之，“美文学”只是“文学整体”的一部分，这也是早期文学史编纂的普遍特征。以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为例，它几乎涵盖中国文化的主要书籍，不啻一部“中国文化典籍史”。王西里著作之结构，基本上与肖特著作相仿。王氏说其文学史“不转引其他欧洲学者的著作”，这能让人看到时人对文学概念以及文学史编纂体例的“共识”。同样，19世纪末效仿西方文学史纂的诸多日本制中国文学史也大抵如此，这更能见出外国早期中国文学史纂的共有特征。
有学者认为，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是“世界上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以西方语言写成的中国文学史”。是否能作如是观，当然是值得商榷的。视肖特而非翟理斯在西方着人先鞭，在于翟氏论著并未走出欧洲传统的文学史框架，亦未在文学观上完成从文章流别到现代意义之文学概念的转化。这里对肖、王、翟三部文学史的排序，唯著作性质是论，唯先后是论，不在于内容比较，不以深浅程度论之。毫无疑问，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人对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中国“文学”之认识，远远超过肖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在19世纪中期，欧洲人对绝大部分中国文学经典所知无几，要在狭义文学概念的基础上编纂一部中国文学史，自然还不可能。雷乔治的考查极为清楚地表明，“19世纪中期欧洲人对中国文学确实所知甚微。”肖特和王西里著述中作为“文学整体”之一的“美文学”章节，完全是那个时代文学观的产物。而这在19世纪末已经大为改观。
若将肖、王、翟这三部西方早期中国文学史纂加以比较，能够得出如下结论：开山之功当属肖特。其撰述已初显早期中国文学史纂之系统、规范和品格。惟其材料有限，论述简单，书录色彩浓厚；在文献的把握上自信不够、凌乱有余，而且时有讹误。若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该著中的“美文学”部分自然过于简单。然而，我们不能完全用后来的认识来衡量草创之时的成败利钝。此著问世26年后的王西里论著，其“美文学”部分不仅篇幅（共163页）大于肖氏之作中的这一部分，而且章节结构也规整得多。这部俄罗斯最早的中国文学史纂，同样依照广义文学的叙写方式，纵观诸子百家，儒、释、道兼收并蓄，另有《资治通鉴》、《说文解字》、《齐民要术》、《三字经》、《千字文》等各类古籍。并且，王氏著述的“美文学”部分以及对戏曲和小说的胪陈，比肖特之作丰富得多。而在翟理斯那里，讹误依然存在，粗糙已无从说起，甚至连书籍排版已是今非昔比。更为重要的当然是文献基础：19世纪下半叶的中西交往，使得西人对中国传统辞章、历代诗文的了解程度，远远超出西人早先所热衷的四书五经、先秦诸子。翟氏中国文学史的显著特色是其通俗读本性质，即顺应接受者从学者到普通读者的变化而采取的通俗写法。
遵照普鲁士国王谕旨，柯恒儒（亦有音译“克拉普罗特”，Julius Klaproth，1783—1835）编制《柏林皇家图书馆中文、满文书籍索引》（Verzeichniss der Chinesischen und Mandshuischen Bücher der K？niglichen Bibliothek zu Berlin），全书188页，1822年刊行。肖特于1840年发表该作续编，并冠以中文名称《御书房满汉书广录》，全书120页，扉页印有“献给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字样。这两部《索引》，便是肖特撰《中国文学论纲》（1854）的重要资料来源。肖氏《论纲》从内容到编排都能见出《索引》留下的痕迹，甚至直接挪用《索引》中的语句。
创建于1661年的柏林皇家图书馆之中文书籍收藏小史，有助于人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彼时欧洲中文藏书之大概：柯恒儒在其《索引》“卷头语”中指出，普鲁士步英法之后尘远涉重洋，唯以丰富学识为宗旨。“弁言”简要记述了柏林图书馆收藏满汉书籍的历史：普鲁士腓特烈大帝曾敕谕任职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鲁姆夫（Georg Eberhard Rumpf）和克莱耶（Andreas Cleyer）收集书籍，书源主要是东印度群岛的巴达维亚（雅加达）。以此为发端，普鲁士最早从事这项工作的是米勒（Andreas Müller，1630—1694），其后是门采尔（Christian Menzel，1622—1701）。二人先后担任皇家图书馆馆长。
米勒曾让人对早期藏书做过拉丁语“索引”，然而此作难遇，皇家图书馆亦无收藏。1683年，他又编制另一“索引”，这一版本较易见到。门采尔为学汉语而同耶稣会士频繁通信，并努力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书籍。身为医生和植物学家，馆藏所有中国医书和植物学书籍，都得归功于他。他任馆长期间，图书馆还新添一部17世纪40年代多明我会士迪亚兹（Francisco Diaz，1606—1646）编写的汉西字典，对那个时代的汉语学习极有帮助。1685年，门采尔参照迪氏字典编成在欧洲刊行最早的中西双语字典、拉汉字典《字汇》。门氏1702年去世以后，皇家图书馆再无新增汉籍。自1810年起，柯恒儒开始给该馆寄送汉、满、蒙语书籍；另外，他从中俄边境带回不少书籍，其中不乏词典类图书。巴黎藏书而外，该馆还是斯时欧洲收藏满文文献最多的图书馆。后来，肖特在其《索引》“叙文”中说，他的索引包括皇家图书馆在柯氏《索引》（1822）之后收集的所有汉语文献和不多的一些满文文献，其中有些文献此前在欧洲鲜为人知。柯恒儒和肖特两部《索引》卷首的介绍性文字可以让人看到，他们的《索引》囊括1840年之前柏林皇家图书馆（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前身）的全部中国书籍。
如前所述，两部《索引》是肖特《中国文学论纲》的基础材料；柯、肖二人编制的是评点本《索引》，对馆藏原著的钻研，本在情理之中。要了解肖氏文学史论著的大概内容和结构，两部《索引》几乎可以充当目录。现罗列如下：
（一）柯氏《索引》：（1）史地著作；（2）字书和文法书；（3）哲学和伦理著作；（4）小说；（5）自然史籍和医书；（6）医书别裁；（7）耶稣会士在中国编撰的著作；（8）杂集和残书。另附一篇论述维吾尔语言文字的论文，以及满汉词语及用法对照表等。
（二）肖氏《索引》续编：（1）史书和纪传；（2）民族志和地方志；（3）条例和律例；（4）哲学、宗教和伦理著作；（5）语言、文字与古代志；（6）汇编类书籍；（7）类书和杂集；（8）美文学作品；（9）医书；（10）童蒙读物；（11）兵法、武术、营生、工艺、星象等著作；（12）传教士著述和译著；（13）地图和图表。
当然，肖特《中国文学论纲》自有其必要进行取舍，不可能完全依照《索引》，而且另有一些文献并不见于《索引》，即不见于柏林皇家图书馆藏书。从现代文学概念来看，肖特亦即那个时代所能见到的中国文学著作是极为有限的。下面，笔者全文翻译两部《索引》中的相关部分，即柯氏《索引》中的“小说”（Romane）部分与肖氏《索引》续编中的“美文学”（Sch？ne Litteratur）部分（见附录1、附录2）。这不仅为了展示两部《索引》的体例亦即编排方法，更在于呈现肖特及其同时代人对狭义文学概念上的中国文学的接受可能性，这当然不包括此前已经译介到欧洲的《赵氏孤儿》、《玉娇梨》、《今古奇观》、《百美新咏》等书给欧洲读者展现的中国文学。柯氏《索引》只录有四部小说，即《三国志》、《水浒传》、《列国志》、《肉蒲团》。肖氏《索引》之“美文学”部分，下设（1）“诗歌作品”（Lyrische Poesie），（2）“小说化的故事、小说和剧本”（Romanisirte Geschichte，Romane und Bühnenstücke），（3）“美文艺术”（Sch？ne Redekünste）。其中中文书名取自《索引》中原有的汉字，而笔者则在不少书录后面用方括号附上了必要的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