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就是“夏”，古音相近，两个字通用。夏指黄河流域一带。雅乐指中原一带王公贵人在正式场合所奏的乐。有乐就有诗。朱熹说，大雅是会朝之乐，小雅是宴飨之乐。歌词多为士大夫所写。这当然只是大体而言，小雅中其实也有类似国风的，反映下层人民心声的诗歌。大概乐调的不同，也是大雅、小雅区别的标准。
“颂”就是“容”，是歌与舞兼有之义。颂包括周颂、鲁颂、商颂三部分，主要是祭祀时歌颂诸神（自然与祖宗神灵）的诗歌，当然也有少量歌颂或阿谀在世君主的。
司马迁说，孔子的时代，古诗尚有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删去重复，取其中可施于礼义者，只剩下三百零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于《韶》、《武》雅颂之音。
这就是所谓孔子删诗之说。唐代孔颖达认为，古代书籍所引之《诗》，存于传世本《诗》中的多，亡佚的很少。今人比较《左传》、《国语》、《礼记》所引《诗》也是这样。孔子自己也说“《诗》三百”。故孔子删诗之说不可信。当然，孔子整理过《诗》是无可置疑的。《论语·子罕》记载：“子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这至少说明孔子调整、校正、修订乐曲、乐调，并编排整理了雅与颂的篇序。
《诗》的体裁或手法，有赋、比、兴。赋是直接叙述、铺陈；比是借喻，讽刺；兴是联想。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这是指诗歌的功用，可以培养联想力，可以提高观察力，可以锻炼合群性，可以抒发怨诽，学得讽刺的方法。按照孔子的说法，通过读《诗》，可以运用其中的道理来孝敬父母，服事君上，也可以获得知识，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
西汉初年讲授《诗》的有三家，史称三家《诗》，他们都是今文家，在文景之世立于学官。三家，即鲁人申培、齐人辕固、燕人韩婴，三人都是诗博士。《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亡于宋，现在只剩《韩诗外传》。宋代以后，只有《毛诗》流传至今，我们现在读到的《诗经》即是《毛诗》。《毛诗》是汉代河间献王博士、鲁人毛亨作的《毛诗故训传》，毛亨授赵人毛苌。此为古文经。
毛亨为大毛公，毛苌为小毛公。东汉郑玄作《毛诗笺》，以《毛诗》为主，兼采三家。
自西汉初年起，《诗》被称为《诗经》。儒家为什么尊称其为“经”呢？《诗》
中所反映的思想与儒家有什么关系呢？
儒家尊重中华文明的经典，《诗》是最宝贵的经典之一。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儒家宗师孔子与《诗》有不解之缘。新出楚简资料——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有《孔子诗论》一篇，其中记载有孔子说的话：“诗无吝志，乐无吝情，文无吝言。”显然，孔子主张，《诗》是表达志向的，人们通过《诗》可以把隐匿着的意志、心意表达出来。同样，通过音乐，可以把隐藏着的情感表达出来，正如撰写文献（文章）不吝惜言语一样。《孔子诗论》涉及《诗经》篇名六十篇，歌颂情爱，又特别强调《诗》之情感抒发及其与初民之性的关系，主张报本反始，导情入礼。“孔子曰：吾以《葛覃》得氏初之诗，民性固然。见其美，必欲反，一本夫葛之见歌也，则《关雎》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褒，《绿衣》之思，《燕燕》之情，曷曰：动而皆贤于其初者也？《关雎》以色喻于礼……好，反纳于礼，不亦能改乎？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民性固然。甚贵其人，必敬其位；悦其人，必好其所为。
恶其人者亦然。”《孔子诗论》与《论语》中保留的孔子关于《诗》的论述相映成趣。
《尚书·舜典》曰：“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诗是用来表达思想感情的，歌则借助语言把情感吟唱出来。言语不足以表达，就用咏唱的方式，配以金石丝管，予以表达。所以说，《诗》也就是《乐》。永言指长言，歌词之声曼长成歌，乐曲曲折反复有缓有急。宫商角徵羽五声与律吕调协。《诗经》的序言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人通过咏物，寄寓自己的情感、志向。
一方面，《诗经》所反映的一些思想成为先声，为儒家所继承；另一方面，儒家通过对《诗经》的创造性诠释，发挥、发展了一些理念。这主要包括：（１）鞭笞、讽谏统治者的荒淫暴虐，巧取豪夺，亲小人远贤臣等。（２）反映老百姓反抗压迫、剥削，反对残酷的战争、徭役、刑罚。（３）体恤老百姓的疾苦，歌颂老百姓对自由生活的向往。（４）歌颂和平安定的生活，歌颂德政，歌颂自由恋爱与美满的婚姻与家庭生活。
与《书经》一样，我们从《诗经》中也可以领略到上古时期中国人对天、上帝的崇敬与信仰。儒家显然继承了这一大传统。儒家的天命论，是继承、发挥《书经》、《诗经》思想的结果。《诗经》中有一些歌咏商、周历史的史诗，从中我们又可以体会天命靡常，以德配天的思想及一些深刻的历史意识。
五、《礼经》
《礼》有“三礼”，即《仪礼》、《周礼》、《礼记》。最初的《礼经》应指今天所谓《仪礼》，汉初曰《礼》，或称《士礼》、《礼经》，也称《礼记》，自晋代始称《仪礼》。汉代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五传至戴德、戴圣、庆普三家，这是今文经。鲁恭王于孔壁中得《礼古经》五十六篇，为古文经。今古文经有十七篇大体相同。郑玄用今古文互校《仪礼》十七篇，流传于今，其他不传。据三礼专家钱玄等先生研究，《仪礼》中所保留的某些礼制，早行于西周，春秋以后，已有人学习及征引其文。先秦典籍述及的礼制、礼器，每多与《仪礼》吻合。故《仪礼》十七篇之单篇成文，应不晚于春秋时期。至于辑合成书，则或较后，但也不会过晚。１９５９年在甘肃武威汉墓中出土了《仪礼》木简，篇次与传世本不同。《仪礼》所记婚、丧、祭祀等礼节，为后世所继承，当然有因革损益。
《周礼》，原名《周官》，又名《周官经》，西汉末改称《周礼》。初见于西汉，为古文经。《周礼》所述名物、职官、礼制，绝大部分与先秦古籍相合，其为先秦之书则无疑。全书详述天子六官及其分属职官（如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及其下属诸职官等）。所述百余职官与两周金文相同或相近。冬官部分于汉初亡佚，后人补以《考工记》，详细记载攻木、攻金、攻皮、设色、刮摩、抟埴之工。《周礼》为先秦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极大影响了后世的政治制度架构，如自北周至清末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制度，即来源于此。
《礼记》亦称《小戴礼记》或《小戴记》，凡四十九篇，乃西汉时期戴圣把先秦至秦汉时期礼学家们若干解释礼的《记》文抄录、纂辑而成。内容有解释“礼”
的，如《曲礼》、《檀弓》、如《内则》、《冠义》、《昏义》等三十余篇；有学问类的，《大学》、《中庸》、《学记》、《儒行》诸篇；有政制类的，如《王制》、《月令》等。东汉末郑玄以《小戴礼记》与《周礼》、《仪礼》并列，称“三礼”，并作注。另有戴德纂辑的八十五篇《礼》，被称为《大戴礼记》或《大戴记》，现仅存三十九篇。《大戴礼记》内容驳杂，有先秦《夏小正》，乃我国最早的月令，还有《投壶》等逸礼，与《仪礼》诸篇相类似。另有汉代学者论礼的诸篇。
中华文明传承过程中，三礼之学随着时代，随着礼器、礼仪、礼乐、礼典、礼俗、礼法、礼治、礼教的因革损益，不断发生变化，到现代则几成绝学，但其中有一些因素仍积淀在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族群的记忆之中。“礼”本起于民间习俗和原始宗教活动。“礼”的涵盖面很广，一般说来，是社会规范、制度、法规与行为方式。传统中国没有今天分科的学问，如社会、政治、法律、伦理、宗教、艺术、哲学等，这些内容其实都在“礼”之中。“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以射、乡：此礼之大体也。”
（《礼记·昏义》）冠、昏（婚）、丧、祭、射、御、乡（乡饮酒）等，原本是民间交往活动，亦含有对自然神灵与祖先神灵的崇拜仪式，在上层统治集团则逐渐有了燕（宴）、飨、田猎、朝觐、聘问等等礼制，亦不断发生变化。复杂的礼仪大致可归为五类：吉、凶、宾、军、嘉。
儒家的礼节，除日常应事接物外，重大的如冠、婚、丧、祭、朝、聘、乡、射等，都有其具体含义。冠礼在明成人之责；婚礼在成男女之别，立夫妇之义；丧礼在慎终追远，明死生之义；祭礼使民诚信忠敬，其中祭天为报本返始，祭祖为追养继孝，祭百神为崇德报功；朝觐之礼，在明君臣之义；聘问之礼，使诸侯相互尊敬；乡饮酒之礼在明长幼之序；射礼可以观察德行。总之，这些古礼综合了宗教、政治、伦理、艺术、美学的价值，对于稳定社会，调治人心，提高生活品质都有积极意义。儒家除了礼教还有诗教，这都是为了使人向善，敦厚庄敬，相互和睦，克服人性负面的东西。而就礼治而言，根本上在使社会有序化。
“礼”发展为“礼制”，其功能主要是确定亲疏、远近、贵贱、上下的等级，确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社会结构，整齐风俗，节制财物之用，理顺社会秩序并节制贵族的生活等等。春秋中期，鲁国曹刿指出：“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左传·庄公二十三年》）这就是说，礼是整饬社会生活秩序，确立上下等级，规定官员职责，节制财物之用，维护长幼之序的。《礼记·曲礼上》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足见“礼”是一定社会的等级规范，“礼”使整个社会生活秩序化。
“礼”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法”，即所谓“礼法”，这里面当然有时代的限制，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在群婚制之后，随着一夫一妻制逐渐确立，父权制家庭与私有制、阶级、国家的形成，这些由男女之别、伦理秩序不断扩展的“礼法”就是所谓“进步”与“文明”的标志与结晶，其等级规范整合了整个社会生活并使之有序化。当然这里不仅仅只具有“法”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其中有宗教信仰信念和道德价值。
按荀子的看法，社会的整合、维系及秩序化，靠社会分工及等级名分制度加以确立。“礼”的作用是“别异”、“定伦”。“礼别异”（《荀子·乐论》），“礼以定伦”（《荀子·致士》）。伦就是序，这里指血缘关系，更指社会属性和等级秩序。“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富国》）“尚贤使能，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此先王之道也。”（《荀子·君子》）“礼也者，贵者敬焉，老者孝焉，长者弟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荀子·大略》）“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措之而人莫之能诬也。”（《荀子·王霸》）一个国家没有礼就没有处理政务的尺度，没有规矩方圆就寸步难行。
就治理家国天下的事务而言，礼的作用，以遇事符合一定的节度，无过无不及，做得恰当为可贵。当然，不是为恰当而恰当，这里有文化价值的内涵。
但以一定的规矩制度来节制人们的（尤其是为政者）利欲、言行，则是礼的主要功用。这其中蕴含的“节度”的观念亦是值得发掘的。
“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礼记·仲尼燕居》）“礼”与我国思想史上的“中庸”、“中和”、“中道”、“适中”的传统有着密切的关联。这其中蕴含的“度”的观念，动态平衡、执两用中的观念亦是值得发掘的“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礼记·曲礼上》）这一交往原理包含如下内容：以德为贵，自谦并尊重别人，讲究施惠与报答，礼尚往来。无论富贵或贫贱，都互相尊重，互利互惠。这里我们尤其重视对于负贩者、贫贱者的尊重。
孔子批评有的为政者对百姓“动之不以礼”，强调爱惜民力，“使民也义”，“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里又提到对负贩、贫贱等弱者的尊重和对等的施报关系。过去我们对“礼不下庶人”的理解有误，据清代人孙希旦的注释，“礼不下庶人”说的是不为庶人制礼，而不是说对庶人不以礼或庶人无礼制可行。
古时制礼，自士以上，如冠礼、婚礼、相见礼等都是士礼，庶人则参照士礼而行，婚丧葬祭的标准可以降低，在节文与仪物诸方面量力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