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战国时期，齐国还有于陵子仲，他义不食兄禄，逃隐于陵，为人灌园，“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不过，对隐士思想阐述最为精辟的当属《庄子》。该书运用了大量传说中的隐士事例，发扬了隐士不羁绊于名缰利锁的超迈情怀。于此可见，道家式的隐者对时势有着深刻的洞见，奉行“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智者风范。这种做法在本质上是发扬了《易》道“与时偕行”的智慧。老子推崇的“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老子》第六十二章）的精神，体现了上古隐者的重“道”情结。只不过，老子对“道”有着较隐者更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使“隐”与“仕”保持必要的理性张力。老子对孔子所说的“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正是隐士精神的集中体现。而老子则进一步将“身隐”推向“心隐”，前者明确要隐形体于山林，而后者则重在心灵上，即“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老子》第三章）。因此，老子才教育孔子说：“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史记·老庄申韩列传》）隐士的思想风范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其一，奉行“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人生信条。道，是正义、民主、自由的价值统称。“隐”与“不隐”在道家看来并不是绝对和不可转换的。《庄子·缮性》有言：“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在政治黑暗时，要讲究隐退以保存实力。在道家看来，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命都没了，又谈何济世？因此，要懂得“存身之道”这种政治智慧。
其二，具有深刻的历史洞见。隐士多为饱学之士，身处乱世，不得行其道而隐。《庄子·天地》载有一隐士伯成子高，他在尧治天下时，位列诸侯。而到了禹及位时，伯成子高却辞官耕田。大禹询问其中原由，他回答说：“昔者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这一思想正好印证了《老子》第四十三章所崇尚的圣人形象：行“不言之教”，知“无为之益”。换句话说，老子这种观念应当是秉承了上古隐者风度，也说明隐士之隐乃是理性的抉择，高尚节操使然。伯成子高甚至不屑与大禹说话，对大禹说：你赶快走，不要干扰我做事！《黄石公素书·求人之志章》对隐君有深刻的阐述：“贤人君子，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故潜居抱道，以待其时，若时至而行，则能极人臣之位，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如其不遇，没身而已。”这里所谓“没身”也就是隐居不仕。
其三，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以自身之隐表达对世道的抗争，同时也用犀利的言论抨击时政，试图影响统治者，呼吁民众觉醒。于其中可见隐者的政治理想，那就是后世为老子承继发扬的“无为而治”。讲究“不尚贤，而民不争”，试图保持民风纯朴，不教而化。《庄子·让王》有一则传说曰：汤将伐桀时，先后请卞随、瞀光谋划，都被他们拒绝了。战胜后想请卞随来治理。卞随却说：
“后之伐桀也谋乎我，必以我为贼也；胜桀而让我，必以我为贪也。吾生乎乱世，而无道之人再来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数闻也！”想请瞀光来接管，瞀光推辞说：“废上，非义也；杀民，非仁也；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吾闻之曰：
非其义者，不受其禄；无道之世，不践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见也。”他们双双投河自尽，对汤之不义、不仁表达了自己的批判和不合作态度。
其四，具有“保形全真”的价值取向，在他们看来，“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庄子·让王》）。从个人来看，隐士不迷恋权势。
舜要让天下给善卷，善卷却不受。他说：“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在隐士眼中，天下权势虽大、虽重，但有害生命不为，坚决不用宝贵的生命去交换权势。如从统治者角度来看，应坚持民命高于权势原则。比如，当狄人攻豳时，不要布帛、犬马、珠玉，而要土地。大王亶父不愿看到百姓受屠杀，宁可自己放弃王位，拄着拐杖离开豳地。《庄子》称赞他能尊重生命。更有甚者，巢父、许由把听到请其出仕的话语，都当成一种耻辱。许由因此而去洗耳，巢父批评许由让使者找到因而不是真隐，且不让牛犊喝许由洗耳的下游河水，以免受其污染。在庄周自己看来，卿相好比祭祀的牺牲，因此宁可像沼泽地中的水牛自由自在地生活，而不愿接受卿相尊位。
其五，具有高尚的情操，不愿同流合污、尸位素餐，自愿隐于民间，与民同甘共苦，常常也从事农业生产，对民间的科技、医药有相当的了解。我们从后世隐士名医可见一斑。例如，东汉的华佗，“晓养性之术，沛相陈圭举孝廉，太蔚黄琬辟，皆不就”（《后汉书·方术列传》）。唐代的孙思邈善谈老庄及百家学说，兼好释典，“以王室多故，乃隐居太白山。隋文帝辅政，征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起。及太宗即位……将授以爵位，固辞不受。显庆三年，唐太宗召见，拜谏议大夫，又固辞不受”（《旧唐书·孙思邈传》）。
老子曰：“道隐无名”（《老子》第四十一章）。学者常从道体无名角度来解释，其实，我们从紧接着的下句“夫唯道，善贷且成”（《老子》第四十一章，帛书本作“夫唯道，善始且善成。”）和上文“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颣。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的描述应该不难明白这里的“道”内含隐士行事风格的意蕴。《老子》书中许多对圣人之德的歌颂往往暗合隐士之节操。老子在周朝日衰之际，亦出关隐居。庄子拒受卿位。列子归隐，“三年不出，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于事无与亲。雕琢复朴，块然独以其形立”（《庄子·应帝王》）。还有楚之隐者鹖冠子曾为庞援将军之师，“居深山，以鹖为冠”。游学于稷下的道家学者，他们“不治而议论”，“各着书言治乱之事”。黄石公授书张良，教其为王者师。张良辅佐刘邦取天下后，却辞三万户之封，愿从赤松子游，修道学养生之术。传黄老学的盖公虽居胶东，而曹参受其“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之教。这种心怀天下，不惧权贵的传统不绝如缕。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范缜不惧皇权，坚持“合黄老义”的思想旨向；陶弘景虽隐居茅山却有“山中宰相”之美誉；诗仙李白唱吟“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等等。南怀瑾认为“道家渊源于隐士思想，演变为老、庄或黄、老”。陈荣捷亦强调了隐者为道家的先导作用。
他说：“在某种意义上，说隐者是道家的先河，未尝不可。隐士避世俗，自洁全生，或且游于方外，独与天地往来，自古以来都有。”不过，值得关注的是，道家在继承隐者坚决扞卫自身价值观念的传统时，逐步淡化了原来刚性对抗的行为方式，转向深入发扬“柔弱胜刚强”的柔性存身之术。真正隐者的形象或可以这样描述：“体旷容寂，神清气冲；迥同尘表，深观化宗；偃太和之室，泳元古之风；收人之所不宝，弃人之所必崇；以道德为林圃，永逍遥于其中。”他们特立独行，耿介自守，如老子所云，“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老子》第五十三章），对社会具有“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担当意识。他们自我要求甚高：“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容；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浑兮其若浊。”（《老子》第十五章）他们行事必深思熟虑，形如涉川之慎；行不言之教，故有“畏四邻”之念；待人接物如宾客之谦卑；言行举止了无形迹，与世无争，故有冰消雪融之无碍；他们为人敦厚纯朴，一团和气；他们保守本真，与众和同。真正做到了“心隐”，大隐于朝市。于是，他们可以不慕名利，傲视王公贵族，退隐野处，但同时亦可以“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诎诸侯，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为社会和平安宁、人民安居乐业出谋划策。
总之，道家正是继承发展了隐士性情高洁、志存高远、心怀万民的传统，以避世之心做入世的事业。他们外避“世俗”，内隐“自然”。避世方能站得高、看得远，方可对俗世保持一种谨慎的批判姿态。隐退方能“清静”。他们往往表现出“功遂身退”（《老子》第九章）、“功成而不名有”（《老子》第三十四章）的豁达。避是为了远离假、丑、恶，隐是为了求得真、善、美；避的是“取天下而为”之私欲，隐的是真行“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之人格修养；避是“被褐怀玉”，隐是“道法自然”；避是抛弃“自是”、“自见”、“自贵”，隐是实施“和其光，同其尘”（《老子》第五十六章），物我齐同，慈爱苍生。
道家思想不仅蕴含着隐士的风骨，而且表现了史官的智慧。《汉书·艺文志》指出：“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萧萐父认为这并非仅实指道家创始人老子担任过周守藏史官，而是泛指道家思想特质渊源于对以往“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的研究和总结。就道家的起源来说，可以概括表述为出于史官的文化背景而基于隐者的社会实践，前者指其思想理论渊源，后者指其依存的社会基础。老子所说的“言有宗”（《老子》第七十章）应是指他的理论乃传承于上古之“道纪”，即“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老子》第十四章），所谓“事有君”大概是说，他的理论都有事实依据，都是前人实践过的。
从职能来说，史官主要负责记事记言，掌理图书典籍，他们熟悉当时和历代的政治事件与言论，因此史官自然而然成为当时最具学术智慧的群体。江瑔在《读子卮言》中指出，駗{史官当为百官之源，也是百家学术之源。我们认为，此说颇有理据。儒道两家都尊崇“史”，所不同的是，儒家对“史”抱有“述而不作”的神圣情结，而道家则对“史”持有“御今之有”的超越意识。《庄子·天道》曰：“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史记·老子列传》载：“老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史记·张汤传》也说：“老子为柱下史。”老子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史官背景，广泛地接触当时的典籍。因此，我们可以说，以往史官的智慧是道家思想生成的最为直接的资源。比如，史佚为周武王时的太史，他曾说：“无始祸，无怙乱。”（《左传·僖公十五年》引）这与《老子》第六十四章“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思想相通。他还说“无重怒”（同上），这也与《老子》第四章“解其忿”之意吻合。史佚说：“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征莫若让，事莫若咨。”（同上）这与《老子》第六十七章关于“慈”、“俭”、“不敢为天下先”的三宝说相一致。再如伯阳父曰：“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还有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等说法都能够在《老子》中找到蛛丝马迹。
倘若我们考察上古“六经”的形成与流传情况，就可以进一步发现道家的史官智慧特征。《庄子·天下》在评述上古文化的时候说，“六经”皆有所职：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庄子》这样熟悉“六经”绝非偶然，而是有深刻的思想原因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庄子》之前的《老子》是能够找到文化根据的。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老子》一书本来就与“六经”的关系密切。
１．《老子》与《周易》的关系
朱伯崑在分析道家与《周易》的关系时指出，“《周易》这部典籍的编纂，出于西周的史官之手，也是可信的”。如此说来，老子熟悉《周易》是很自然的事了。因此，易与道在精神上融通，这已是历史的共识。汉代桓谭《新论·闵友》认为，“宓羲氏谓之易，老子谓之道”。唐代陆希声在《道德真经传》序中指出：“昔伏羲氏画八卦，本阴阳，象万物，穷性命之理，顺道德之和；老氏亦先天地，本阴阳，推性命之极，原道德之奥，此与伏羲同其原也。文王观大易九六之动，贵刚尚变，而要之以中；老氏亦察大易七八之正，致柔守静，而流之以大，此与文王通其字也。”宋代易学家邵雍说：“老子知《易》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