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凸显了人的存在过程，也因此使人的价值意义得以体现。没有生就没有死；反之，没有死也无所谓生。自然地面对生，坦然地迎接死，是生命应有的态度。道家是尊重生的，但并不厌恶死，因为生死都是自然过程，人不应去违背这种自然。道家认为，只有在具体行动过程中顺应自然，才能尽其天年而长生。道家的生死智慧给世人许多启迪，我们思考生死问题既是把握道家养生思想与方法的需要，也是在天地人系统中正确处理各种关系，从而使人在生态环境、社会环境、身心环境中自由而快乐生活的需要。
一、生死乃“天福”
道家追求人生的逍遥快乐。这种快乐如同花儿自然绽放，恰似鱼儿相忘江湖，又如大鹏扶摇直上九万里那样地具有气魄和雄壮。在道家看来，自由是生命应当如此的状态，一切有碍自由的东西，比如权势财富，都应当舍弃，生死忧虑当然也不例外。道家认为，既然万事万物的产生与灭亡都是自然而然的，人不应当担忧。与其担忧而失去快乐，不如抛开烦恼，笑看生死。只有保持“安时处顺，哀乐不能入”的境界，才合乎自然大道之情；否则，“遁天倍情”（《庄子·养生主》），违背了生存之道，人便不能快乐。不快乐的生活不是道家所追求，而是竭力反对的。因此，道家主张“齐生死”，即不悦生，不恶死。
《庄子·大宗师》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生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像白天黑夜的流转一样。《庄子·田子方》也有类似的说法：“死生终始，将为昼夜而莫之能滑。”这里的“滑”是“乱”的意思。照《田子方》的看法，生死也是一种自然秩序，不应该扰乱它。究其生命流程而言，那就是“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庄子·大宗师》）。人生天地间，造物者赋予五官四肢的形体，为生存而劳作，求安逸以养老，因死亡而休息。所谓“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庄子·达生》）。就是说，出生并非自我能决定，死亡也并非自我能停止。“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庄子·庚桑楚》），一切都是天然。
如此说来，人们不必好生恶死，因为这是徒劳无益的。《列子·天瑞》载荣启期之言曰：“死者，人之终也。”由此可见，道家并不强调不死，而是坦然地承认死亡。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孟孙阳与杨朱的对话中可以得到进一步佐证。《列子·杨朱》载：孟孙阳问杨朱：“有人于此，贵生爱身，以蕲不死，可乎？”杨朱说：“理无不死。”孟氏问杨氏：“以蕲久生，可乎？”杨氏说：“理无久生。生非贵之所能存，身非爱之所能厚。”从杨朱的回答可以看出，早期道家对于死亡问题不仅没有回避，而且具备相当理性的认识。按照杨朱的立场，人的生命并不会因为高贵就能够长存，身体也不会因为特别的爱惜就能厚实，而是有其定数的。那么，这是不是等于教人设法早死呢？杨朱也反对这种求死的思想，他说：“既生，则废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于死。
将死，则废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于尽。”（《列子·杨朱》）意思是说，不论是生还是死，都听之任之。《列子·天命》对此做了进一步发挥，指出：“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罚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罚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无奈何。”生死合乎自然，那是“天福”；如果该生不生、该死不死，那就是“天罚”。所以，面对死亡，人们该做的事就是顺其自然。
《庄子·齐物论》把生死看成做梦一样，认为生是欢的，死也可能是乐的；生与死哪个更快乐，也许只是幻觉。因此，人应当做生命的“觉者”，不要因为生死问题使自己不得尽欢颜。只有生死两忘，方得解脱。《列子》也有类似的思想，该书《天瑞》篇载林类之言曰：“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营营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照林类的思路，生死好比走路时的一往一返，那是无穷无尽的，此时死了，说不定彼时又生了，而今天的“死亡”与昨天的“生”又有什么区别呢？既然是生死往来，前后相续，就不必为之犯愁了。林类的这种看法，代表了早期道家齐同生死的立场。
道家的生死自然观念，其理论基础是气化说。《庄子·知北游》谓：“通天下一气也。”《庄子》所谓“天下”的意义在不同场合有所区别，这里的“天下”与寰宇差不多是同等概念。按照《知北游》的观点，往来于天下之间的就是“一气”；换一句话来讲，天下万物都因“一气”往来而存在，人自然也不例外。所以，该篇紧接着又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这样看来，无论“生”或者“死”都可以通过“气”来解释。这“一气”在道家观念中又是分阴阳的，因此《庄子·秋水》指出，人之“生”是“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天下之间，阴阳相推，一气流行，万物变化，于是有了生死的交替。面对近乎残酷的生死流转现象，凡人常常悲哀不已，而得道的真人则不然：“古人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其出不，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庄子·大宗师》对于“真人”的描述使我们看到了道家对待生死的自然主义态度。
二、“轻物重生”的生命意识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道家以生死为自然过程，并不等于不爱惜生命，更不意味着把生命当作可有可无。就整体上看，道家可以说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他们认为只有热爱生命，才能积德进道。
《吕氏春秋·重己》曰：“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作者明确指出，以身为重，以天下为轻，贵贱当然就更不能同生命相比了。同时，道家深知人立足社会中，名利财色，得失成败，时时伤性害身，只有懂得趋避，才能健康长寿。老子曾警戒世人，“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第四十四章）。照此看来，生命之于人是最为宝贵，最值得珍爱的。
（一）一毛为重，天下为轻
杨朱是道家中持轻物重生论的典型。《列子·杨朱》载杨朱言：“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杨朱认为如果人人都贵身爱生，不以天下之利交换自身的生命，那天下就大治了，个人的生存也可以大安。《韩非子·显学》称杨朱为“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之人，为“轻物重生之士”。《孟子·尽心上》评价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将杨子误解为自私自利的小人。而《淮南子·泛论训》则肯定杨朱思想的立意当是“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
除了杨朱，子华子也是一位知轻物重生的道家学者。韩、魏两国互相争夺土地，韩王忧虑，但子华子以失一臂来换取天下之不可取的轻重说诱导韩王，使之意识到“两臂重于天下”，而忧虑土地将“愁身伤生”，是不必要的。在子华子心目中，生命的价值超越了一切外在利益。子华子的轻重论实质就是以生为贵，而以名利为轻。对此，《庄子·让王》感叹曰：“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而《吕氏春秋·审为》则明确肯定“子华子可谓知轻重矣”。
在道家看来，保全自己的生命，不要让外物伤害它，是立身处世的根本。
懂得珍爱生命的人必然是齐贵贱、不伤身的人。《庄子·让王》说：“能尊生者，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重生的人即便是身处王位，也应当以养生为本。“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庄子·让王》这段话将“生命”与“天下”及“他物”联系起来，认为“生命”比“天下”更重要，所以不能因为“天下”而损害“生命”，至于“他物”与“生命”相比当然也就不在话下了。
（二）全生完身
明嘉靖七年（１５２８）许宗鲁刻本《吕氏春秋·贵生》通过子华子陈述了人的生命的四种状态：“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第一种状态是“全生”，也就是保全生命，使其不受伤害。从某种意义上看，“全生”也可以看作“尊生”，其确切内涵是“六欲皆得其宜也”（《吕氏春秋·贵生》）。第二种状态是“亏生”，也就是生命受到某些伤害，有所亏损。在这种状态中，“六欲分得其宜也”（同上），即人的基本欲望只能得到部分满足并且容易陷于困境，即“尊生”渐薄，亏损越严重。相反，亏损越严重，“尊生”就越淡薄。这样，生命活力受到压抑未能全面舒展。第三种状态即“死”，表明生命的终结，《吕氏春秋》又将之称为“未生”。之所以称作“未生”，是因为这意味着未来可以再生。第四种状态是“迫生”。在这种状态下，“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获其所甚恶者”，不但“六欲”得不到应有的满足，而且所厌恶的东西全部出现，从而人的身心经受最大折磨，受到莫大侮辱。比如耳目“皆知其所甚恶，而必不得免”。还有，“不义”也是一种“迫生”。而“迫生不若死”，从人生价值来看，“迫生”乃是一种痛苦的人生。
从上面的描述看，《吕氏春秋·贵生》是以“全生”为上的。所谓“全生”乃是生命自然状态得到保护；但在社会生活中，这种自然状态一般难以达到，这就需要通过“养生”来实现。除了一般意义上的身心护养之外，道家注重的是在社会中游刃有余，不为世俗所伤。按照此等理念，道家告诫人们应该调控自己的思想意识，使“六欲”保持在“宜”的状态。
道家注重自我生存的质量，警惕沦为物的奴隶。在道家看来，天下虽重，但与生命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关于这一点，老庄早就启发世人思考了，指出生命要活出风采，就不能“丧己于物”、“失性于俗”（《庄子·缮性》），而应当“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庄子·渔父》）。秉持自己的天性，保有活泼天真的心境，不在充满诱惑的世俗生活中迷失自我。《庄子·田子方》曰：“死生亦大矣，而无变乎己，况爵禄乎！”在作者看来，生死是件极大的事，但却不会对真人的心态造成影响，何况爵禄之类的东西呢？
（三）乐生：生命活力的自我提升
如果说“全生”还只是生命的“应然”保持，那么“乐生”则是对生命的“实然”体验。故而子华子谓：“王者乐其所以王，亡者亦乐其所以亡，故烹兽不足以尽兽，嗜其脯则几矣。”（《吕氏春秋·诬徒》）王者为自己深谙治国之道感到快乐；亡国之君为领悟自己败亡的原因感到快乐；至于烹煮野兽不能吃完，只吃肉脯也接近快乐了。
《列子·周穆王》有个故事说，子华子得了健忘症，治好后，他反而“黜妻罚子，操戈逐儒生”。他讲：“曩吾忘也，荡荡然不觉天地之有无。今顿识既往，数十年来存亡、得失、哀乐、好恶，扰扰万绪起矣。吾恐将来之存亡、得失、哀乐、好恶之乱吾心如此也。须臾之忘可复得乎？”他认为现实生活的“存亡、得失、哀乐、好恶”会扰乱人们的心灵，使心态不能平静，因此希望回复到健忘的状态。他的这种希望，其实是在追求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也就是所谓“乐生”，即以快乐为生。
三、终极关怀与合道境界
道家通过独有的话语来表达生命意识的同时，也反映了自己的终极关怀精神，而这种精神又是与合道境界相联系的。因此，我们也就有必要将终极关怀精神与合道境界联通起来探讨。
（一）自然主义的终极关怀
众所周知，终极关怀是哲学与宗教共同关心的理论问题。道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有理论思维的学派，当然也重视终极关怀。
《庄子·大宗师》载有一故事：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因为都能忘却生死而结为朋友。不久，子桑户死了，还没有下葬。孔子闻听后派子贡去助理丧事。子贡看到一个在编歌曲，一个在弹琴，两人合唱道：哎呀，桑户啊！哎呀，桑户啊！你已经返璞归真了，而我们还寄迹于人间啊！子贡赶忙上前说：请问对着尸体歌唱，合乎礼节吗？两人相望而笑说：我们怎么知道礼是什么？